【大紀元6月26日訊】四丶《格庵遺錄》問世與及其遭遇
《格庵遺錄》問世至今，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一九八六年至一九九六年，屬熱點時期；第二階段是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格庵遺錄》遭受冷落時期；第三階段是二○○○年開始有所回升時期。
關於《格庵遺錄》的問世，應以一九八六年柳慶桓先生的破解（《韓國預言文學神話的解釋》）爲起點。當然，一九八七年辛侑承先生破解《格庵遺錄》的上、中、下三冊也可稱大作。雖然，《格庵遺錄》曾在民間極個別人士中傳過，柳慶桓先生、辛侑承先生破解《格庵遺錄》出版之前，對於韓國整個社會和國民來講，《格庵遺錄》是從未聽說過的新鮮事。繼柳、辛兩位先生之後，以易學家爲主掀起了破解《格庵遺錄》的熱潮，《格庵遺錄》席捲了整個南韓，可謂家喻戶曉，於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初成爲整個社會的熱門話題，其餘波延至九十年代中期。
隨著《格庵遺錄》的問世，珠目相混，魚龍混雜，在一次次《格庵遺錄》浪潮中，鰍兵蝦將一湧而起，霎時間，韓國到處是“大聖人”，一些宗教頭目、一些功派的頭頭，紛紛出來亮相，自封爲《格庵遺錄》所指的聖人，而這些人中以此招牌籠絡人心者有之，招兵買馬者有之，收刮民財者有之；更有甚者，以此招牌公開姦淫數十名女信徒而稱己爲聖人，大言不慚道“順天意行事”者有之…… 可見，一部神聖而偉大的神人之預言竟被一群醜惡的靈魂們惡用到何等地步！
《格庵遺錄》一問世，的確引起了韓國各階層的強烈反響，不少人嚮往著能夠得到“十勝真理”，幸遇大聖人。然而，《格庵遺錄》破解久負衆望，始終未能點破究竟是什麽樣的大法大道，究竟何人是大聖人，以致這些企盼已久的期望破滅，一些自封爲“大聖人”的作態達到令人髮指的地步，一些別有用心之人更是興風作浪，企圖將一切歸罪於《格庵遺錄》，趁機將《格庵遺錄》打入冷宮。
在這種浪潮的衝擊下，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有一家電視臺以現存在中央國立圖書館的《格庵遺錄》是寫本爲由發難，在此之前有位金先生著書否定《格庵遺錄》，這是兩起向《格庵遺錄》發難的事件。但是那家電視臺也只播一次便草草收場，那位金先生的書也隨即被研究《格庵遺錄》的洪流所淹沒，似乎人們忘卻了那家電視臺的專題節目，也忘了那位金先生的搖旗呐喊，似乎不屑一顧。
因而，欲否定《格庵遺錄》或進而推翻《格庵遺錄》的企圖也沒得到多少反響而短命。那麽爲什麽如此短命呢？ 第一，金先生之所以否定《格庵遺錄》是假的最主要的論證就是論其“末世聖人朴泰善”，並以此發難《格庵遺錄》。那麽朴泰善是如何成爲“大聖人”的？《格庵遺錄》明確指出大聖人出自於“三八以北”即韓半島三八線以北，樸泰善正是三八以北的北韓出生這是其一；《格庵遺錄》多指大聖人爲“木”、“朴”、“樸氏”（當然代以“鄭”“鄭氏”時更多），樸泰善姓樸，這是其二；《格庵遺錄》講大聖人時談到“桂樹范朴”、“蘇萊”等地名（顯然是隱語），而樸泰善正處於“范樸”、 “蘇萊”等地，這是其三；《格庵遺錄》多談長生不死的“信天村”，而樸泰善這個教主搞了個封閉式的“信仰村”並說教，這是其四。而金先生正列舉朴泰善的婚姻等問題，以否定樸泰善爲基點定論《格庵遺錄》是假的。這種所作所爲實在令筆者不敢苟同。因爲論樸泰善爲大聖人的基點本身就是荒唐的。
回頭再議那一家電視臺“格庵遺錄，偉大的假預言書”專題報道（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真陽先生在“格庵遺錄的正確譯解”後半部詳細記載了那一家電視臺的報道。記者質疑兩點，第一，現在流傳的《格庵遺錄》並不是格庵南師古先生所寫的文稿；第二，此書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之間被誰篡改其中特定的部分或增補的可能性很高。而之所以提出上述兩點的理由是，一、現在的《格庵遺錄》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收藏於中央國立圖書館的收藏本而非是四百五十餘年前南師古先生所寫，明明寫道是寫本；二、寫者李桃隱先生雖然落筆寫的時間爲一九四四年潤四月，但收藏於圖書館的時間是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之所以記下一九四四年四月很可能是隨便所寫；三、從語言規範化來看，有些韓文用法顯然是一九三三年之後的，也就是說，此寫本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七七年之間的産物，再說，筆體是兩個人的筆迹。因此，所下結論是對其中某些部分進行篡改或增補的可能性較大，或許是假的。
當然，該電視臺所採訪的也不外乎證明上述幾點，但論其根本拿不出一點證據證明《格庵遺錄》是假的。它的論點是現在的收藏本不是原本，因而篡改或增補的可能性較大。那麽，這種可能性說一千道一萬終歸是主觀意斷的可能，而並非是事實。而以此可能性加之他們所議論的“聖人”朴泰善，便匆匆忙忙宣稱《格庵遺錄》是“偉大的假預言書”，對此，恭敬地說也不免有失身份。那麽，無論是那位原作者還是這位元原記者，他們都犯兩個致命的通病–一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格庵遺錄》是假的；二是，所掌握的資料太少，加上談不上有深度的研究與探討。因爲他們提出來是否原來真有什麽《格庵遺錄》的預言書？
然而，當他們非常輕率地給《格庵遺錄》蓋棺定論並送葬的時候，殊不知南師古先生的預言書《馬上錄》、《紅袖志》早有詳盡的記載，此外，大約三百二十年前的《蕉窗錄》也明明白白地記有《格庵遺錄》，“三大易經”、“東經大典”等幾十篇（部）都記載著《格庵遺錄》，談到了“弓弓乙乙”即法輪，道：“形似太極，又形弓弓”，“不意四月心寒身戰”之詞語，有的甚至點到了《格庵遺錄》…… 當然，這位元記者在尚未入虎穴的情況下，隨便摸到了一個的話，也許是什麽其他小動物，而非是虎子吧。那麽《格庵遺錄》收藏本的來歷究竟如何，它告訴人們什麽呢？
在此，筆者概括地引用具成謨先生所著“韓國的秘書解說”（架橋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版）一書之末尾，詳查《格庵遺錄》的遭遇（該書四百一十八頁至四百二十三頁）的經過： ①《格庵遺錄》寫者李氏原名爲李龍世（音譯），號桃隱，寫本落款爲李桃隱，權門勢家後裔，忠南瑞山、瑞泰一帶稱其家爲積德之家，該人擁有九千坪田地，曾聘爲該地區農場場長。當地稱其爲文人，日政時期硬推舉其爲該區區長。 ②一九四四年初，漢城李榮富帶來古書說，自己看不懂是何意，讓李龍世解其意。李龍世見此書已陳舊得破爛不堪，閱罷也難懂其意，但覺得此書非同一般，便購一卷韓紙開始寫，寫畢之日就是一九四四甲申年閏四月丙申日。
當時，李龍世尚未搞清何種書的情況下，因爲抄寫了古書便將此放進了自家箱子裏。光復後，幾位朋友到李氏家說道，將來有難必須先覓避難之處方可獲生，說罷遞過來一本古書正是《蕉窗錄》。《蕉窗錄》父柳磻溪與子蕉窗之間問答記錄，其子問其父，將來某日三災八難並起時，如何保其命，其父曰：詳在於格庵公遺錄。李龍世幾位朋友道：若尋到《格庵遺錄》，照此做來，何愁不成？李氏贊成其計並示隨之。 ③李氏賣掉一部分農田，爲尋到一本《格庵遺錄》跑遍全國，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與朋友金吉煥一道去全羅道的“一心教”，見其教主其貌不揚而歸之。
而金吉煥在那教主之家呆一個月餘，一日在書堆中抽出一本看似最古老的書，不辭而回。可誰能曾想，金氏帶來的古書正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格庵遺錄》！他們見《格庵遺錄》中有素沙、范朴、蘇萊山、老姑山之名，覺得應去有此地名之處去尋覓“十勝真理”，因而落腳於設立“信仰村”的教主朴泰善那裏。 ④金氏先去樸泰善那裏入教，李氏後去“信仰村”。李龍世於一九六○年秋搬家之中見箱子裏有一本筆寫古本。這才回想起此本是一九四四年漢城李榮富（光復後去北韓）帶來而自己寫的那本古書，此書正是《格庵遺錄》！李氏爲尋此書賣掉近一半的農田走遍南韓，而不知在其箱子裏的那本寫的古書正是《格庵遺錄》！
李龍世將自己曾在一九四四年寫的古書與金吉煥從“一心教”那裏抽來的《格庵遺錄》逐一對照發現，一個字不差！ ⑤李龍世在“信仰村”之中，原先對《格庵遺錄》深信不疑的朴泰善向李龍世下令燒掉《格庵遺錄》。李龍世覺得燒掉其書實在可惜，便背著樸泰善偷偷地寫一份《格庵遺錄》，其中也請他人幫忙。（有一說，他人就是李先生之子）原於一九四四年寫的那本《格庵遺錄》只好燒掉，而見一九七七年與他人重新寫的《格庵遺錄》無法永久保留下來，苦心之餘便贈送給中央國立圖書館，時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七日。 ⑥一九九六年八月六日至七日，具成謨先生兩度去富川市李龍世老人家拜訪。時值金先生“偉大的假預言書格庵遺錄”剛剛上市，稱“格庵遺錄是二十年前朴泰善長老教會爲證明其朴長老是救世主而編造的假預言書”。李氏笑答，一派胡言。…… 具成謨先生所證，對於我們搞清幾個疑點問題甚有幫助。
歸納起來有幾點：
Ａ、約四百七十年前，格庵南師古先生代筆的《格庵遺錄》確有此書，此事以其他預言書所載爲證。
Ｂ、現收藏于中央國立圖書館的《格庵遺錄》是以一九四四年那一寫本爲母本，於一九七七年寫的寫本。
Ｃ、此《格庵遺錄》自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七七年間無篡改或增補。
Ｄ、此《格庵遺錄》是爲了捧樸泰善爲大聖人而編造出來的假的預言書一說根本不成立。 Ｅ、現《格庵遺錄》在流傳中，或許對某些特定部分進行篡改或增補的可能性很大之說，沒有充分的事實根據。
Ｆ、事實證明，《格庵遺錄》並未傾向於哪黨、哪派、哪教，它是一個超黨、超派、超宗教、超民族、超國度、未被世間任何觀念、世間任何勢力所用，就連寫者本人也搞不清楚此預言書何意，再者，實際上現收藏于中央國立圖書館的《格庵遺錄》沒有一句爲哪一王朝、哪一宗教“效勞”。在此情況下，有意篡改、增補可能性很大的推斷，只是一種猜測而已。
Ｇ、至於說，抄寫過程中是否有些掉字或是否個別處將筆劃較多的漢字以筆劃較少的朝鮮文字所代替，對此不作肯定或否定。 Ｈ、《格庵遺錄》對大聖人出世傳法，在傳法過程中遭到鎮壓，一一預言並提示，歷史證明這一切千真萬確，故敢下結論：現今流傳的《格庵遺錄》南師古先生所代寫的《格庵遺錄》爲母本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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