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听加拿大廣播電台播放中國傳統音樂。主持人介紹一首“古老的二胡曲”，他在說明該曲流行于中國南方等簡要情況后說：各位一定不會想到，這支古曲有一個相當現代的名子：Farewell to the Red Army。正困惑這是哪一首中國古曲的時候，琴聲響了。原來是《十送紅軍》。不是古曲本來有一個現代名稱，而是古曲被現代政權“征用”后失去了本來的曲名。其他國家的人不太熟悉這种事情。但我們中國人都知道，這不過是成千上万個优秀民族藝術遺產被權力強行占有的案例中的一個。
《東方紅》是更加著名的另一例。根据戴晴女士寫的《東方紅始末》一文，這首流傳不知多少世紀的信天游曲子在被共產党占有之前的民間版本是《芝麻油》：“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儿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它先是被八路軍征用：“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的糧。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喲，打日本我顧不上。” 以后還被用于其它的軍事或政治工作上。自從被獻給最高領袖以后，“妾身即分明”。其他版本從此無疾而終。
共產党強行把民間藝術占為己用的實踐有兩個特點：
一是獨占性。民歌曲調优美動听，膾炙人口。填上自己的詞唱唱是很正常的。你可以利用我也可以利用。但共產党的做法卻是尋求獨占。被自己利用后就要廢除民間原來的唱詞和曲名。久而久之古曲就成了共產党的專用“革命歷史歌曲”。例如《十送紅軍》的曲子，究竟原來叫什么，已經不容易知道了。獨占性還分次序，領袖必須优先。好歌好曲一旦被用于歌頌領袖，其他版本包括“革命”的版本也要廢止。《芝麻油》被唱成《東方紅》后，《騎白馬》就不再唱了。《瀏陽河》目前是老毛獨占，而《繡金匾》則是由若干領袖“集體所有”。毛周那一代里，領袖們不但占用現有民歌古曲，還動用專業隊伍編制很多革命“民歌”以供己用。有些不夠領袖級別的高級干部有時也沾點光。比如《南泥灣》唱了八路軍三五九旅，就成了該旅旅長王震的保留節目。后來這位“震親王”出巡時總有地方官員專門組織演唱這首歌以討他的歡心。
這种獨占性和權力有關，權力不穩會導致獨占失敗。1976年華國鋒成為“英明領袖”期間，著名民歌手郭蘭英改了山西民歌《交城山》里的詞，把它唱給華主席：“交城的大山里出了游擊隊EiEiEi，游擊隊里有咱們底華政委…”。幸而華主席執政不順，提早下去了。《交城山》得免遭獨占，复員回到了民間。如果華主席一直英明到今天的話，大家就別想從《交城山》里听到山藥蛋了。
二是多變性。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有什么任務編什么曲。因為政治斗爭多變，導致歌曲也有多种唱法。今天用的唱詞在今天的政治上是正确的。明天就要按明天的標准改詞重來。革命“民”歌和布爾什維克党史一樣，誰也搞不清有多少种自相矛盾的版本。我听過八路軍編的歌頌蔣介石的歌曲。用的是如今仍然在唱的陝北“民”歌《鬧新春》那個曲。該曲目前官准的詞是：“正月里來是新春，赶著那豬羊出了村。豬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給咱英勇的八呀路軍。”而我在抗日根据地鄉下听到有老太太這樣唱：“抗一（日）點將頭一名呀，蔣委員長銀銀（人人）敬…”。村里眾大媽證實這是當年八路教唱的。還不止老蔣，那歌接著往下“點將”時還歌頌了頗多党國要人，比如閻錫山什么的，當然也有朱德、聶榮臻等。只是沒提毛澤東。這和當年八路的政策有關。那時的八路并不愿意說：“我們是共產党毛主席領導的八路軍”。他們更強調“我們是蔣主席統帥的國軍”。因為“蔣主席”和“國軍”的牌子能幫助八路從各地政府和民眾那里取得給養。而老毛的牌子不行。多提“共党毛主席”反倒會使八路被人“打入另冊”從而影響到餉銀糧草的收入。延安的文藝戰士們是否編演過“敬祝蔣主席万壽無疆”或者“重慶的金山上”等革命“民”歌。尚不得而知。如果有，當不屬意外。毛主席還親自到重慶喊過兩嗓子“蔣主席万歲！”呢。
歌頌老毛的曲子，還要根据他的生命狀態改詞。在老毛死后，所有包含“敬祝毛主席万壽無疆”句子的歌曲都面臨了這樣的尷尬。
使民間藝術淪為專伺權貴的奴婢，把本屬于全民族的优秀文化遺產占為己有，這是共產制度下“党文化”的一大特色。它的實質上是掌權者的一种竊國肥己行為。共產制度是一种特權獨占制度。強者掌權以后，要把其統治區域內的一切資源占為己用，包括有形的人力、人命和物質財富，也包括無形的文化財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世間万物，為王所用。觀察中外其他政党，只有個別全球公認的丑類喜歡這樣搞。目前類似的造神運動仍然在朝鮮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看看眼前小金，就知道老毛是什么玩意儿了。
借著政權的強制力量和手通國庫的便利，這种搞法可以造成非常顯赫效果。毛的光輝形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類大規模的強權加公款的造神實踐。毛威望登峰造極的文革時期，不會唱《東方紅》屬于“對毛主席的感情問題”，是很嚴重的事情。那時的啞巴也要設法唱這首歌。官方有种統一的說法：說新中國出生的孩子“會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毛主席万歲’，會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東方紅’。”實際上當局通過反复宣傳這個說法以促成民間遵守這個“慣例”。那時很多父母的确認認真真地這樣做了，以示自己對老毛的“三忠于四無限”。
但老毛有句話說得很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他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他的幼稚可笑在于用區區的政治權威去挑戰歷史。挑戰的結果證明《東方紅》無可避免地屬于愚蠢之舉。老毛是共產党的基石，他的權威依然受到現政權的全力保護。但是現在還有几人愿意對著嬰儿唱《東方紅》？文革中登峰造極的“語錄歌”很快成為大眾戲謔開心的對象。唱頌歌的歌手几年來越發不受民眾的尊重。當年郭蘭英唱《繡金匾》時還得了個滿堂彩。后來的《交城山》就變成了倒彩。她本人聲望亦受打擊，有一回在天津演唱時遭到起哄，气得罷場而去。宋祖英則是最近的受害者。以江戲那90多公斤肥肉，宋小姐絕不可能和他“有一腿”。這類离奇惡毒的謠言實際上反映了民眾對“以曲頌君主”現象的鄙棄。《東方紅》現象已經划上休止符。今后不可能再有別的領袖去干此等蠢事。
毛澤東呢？別看他曾經鬧得惊天動地。在歷史長河中他那點動靜只是一碟小菜。他并不是歷史上第一個企圖通過這种方式達到不朽的人。听說秦始皇當年東巡探仙途中，所過之處也是丰碑如林頌歌如潮，動靜不可謂不大。單從阿房宮里“管弦嘔啞，多于市人之言語”的記錄來看，那時吃皇糧而專心為皇上創作的“文藝工作者”陣容一定很可觀，作品也一定很輝煌。但是后來這些作品留傳下來了嗎？沒有。廉价的阿諛品總是短命的。歷史留下來的只是對暴君的嘲諷和鞭撻。“黔首不愚爾獨愚”。毛澤東不過是另一個愚夫。他的《東方紅》能熬過《芝麻油》嗎？這問題的答案是：如果癩蛤蟆能吃上天鵝肉。
戴晴說得極是：唱歸唱，政壇人物，特別以個人功業為目標的政客，總難以永恒。無論經過怎樣的窮竭心計、金戈鐵馬，真正活在人們心里的，還是那活潑潑、熱辣辣的真情：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儿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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