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近日得讀余傑文章《孤獨的蔡元培》，文中提到一台話劇中，蔡元培先生曾發出浩歎：「誰能理解我呢？」
我讀書不多，孤陋寡聞，不知道「誰能理解我呢？」是劇作家的杜撰，還是蔡元培生前真發過此歎。當今孤獨的蔡元培，並不從來孤獨，還是曾有人理解他的。我因與梁漱溟先生有忘年之交且拜讀過《梁漱溟全集》，確切地知道梁漱溟是理解蔡元培的。
梁漱溟對蔡元培的理解沒有甚麼歌功頌德的話語，也不是對其一生作全面的評價，只是對其入長北京大學後的作為作了論述。這些論述，不是長篇，沒有冗文，是一些簡要的說明，甚至是片言只語，從中卻可讀出梁漱溟對蔡元培的真正理解。
「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學問，不在事功，而只在開出一種風氣，釀成一大潮流，影響到全國，收果於後世。這當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運會來臨，許多人都參與其間的。
然而數起來，卻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寥寥數語，提綱挈領，畫龍點睛，切中肯綮。
梁漱溟與蔡元培初識在民國元年，那時十八歲的梁漱溟是北京《民國報》記者，蔡元培作為辛亥元老級人物，是臨時政府內閣閣員。梁漱溟採訪臨時政府和國會活動見過蔡元培幾面，但因年齡、身份、地位的差異，且機緣未到，梁漱溟與蔡元培未能有真正的交往，用梁漱溟的話來說，就是「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談」。
一九一六年，梁漱溟以所作論印度佛學的《究元決疑論》一文為贄，通過當時教育總長范源廉代為先容，晉謁蔡元培於其寓所。
「不料一見面，先生就說要請我到北大任教的話。」原來蔡元培路經上海時已讀過了梁漱溟發表在上海《東方》雜誌上的《究元決疑論》這篇文章，頗為賞識。以後蔡元培又約梁漱溟和已受聘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相會於校長室，正式提出請梁漱溟擔任印度哲學這門課程。當梁以淺陋不學推辭時，「蔡先生回答說：你說你不懂印度哲學，但又有那一個人真懂得呢？誰亦不過知道一星半點，橫豎都差不多。我們尋不到人，就是你來吧！……你不是喜好哲學嗎？我自己喜好哲學，我們還有一些喜好哲學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來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來呢？你不要是當老師來教人，你當是來共同學習好了。」
蔡元培長梁漱溟二十六歲，這番話，摒棄了延聘者的套語，有的只是真誠、是兄長般的殷殷期待、切切鼓勵、諄諄教誨。誰會不感到溫暖、熨貼而從命呢！
梁漱溟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大前後共七年，其間因病求去兩次，皆得蔡元培懇切挽留，批假養病，病癒繼續任教。
梁漱溟認為如果沒有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之，尤其是陳獨秀，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帥是不可能發揮這麼大的作用的。請看梁漱溟細述蔡元培如何兼收、包容、支持新文化運動的這兩位主帥及諸位大將。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當時發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數陳獨秀先生，次則胡適之先生。且不論他們兩位學問深淺如何，但都有一種本領，就是能以自己把握的一點意思度與眾人。胡先生頭腦明爽，凡所發揮，人人易曉，當時的新文化運動自不能不歸功於他。然未若陳先生之精闢廉悍，每發一論，辟易千人。實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瀾。兩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卻是胡先生為人平正和易，原不須蔡先生怎樣費力支持。陳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內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應更多。而且細行不檢，予人口實。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問蔡先生何以能這般出大力氣支持他呢？就為蔡先生雖知他有種種短處，而終究對他的為人抱有真愛好，對他的言論主張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換任何一人都不會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愛他、真同情他，亦不會支持他的。
「自然是說起當時人物，並不止陳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釗）、顧孟余、陶孟和、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高一涵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陳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們諸位若沒有蔡先生，卻不得聚攏在北大，更不得機會發抒。聚攏起來而且使其各得發抒，這畢竟是蔡先生獨有的偉大。從而近二三十年中國的新機運亦就不能不說蔡先生實開之了。」
蔡元培對梁漱溟有知遇之恩，梁漱溟卻更感歎、揄揚蔡元培的兼容並包之量。蔡、梁二公之相得相彰，君子氣度、大儒風範，千古流芳。
蔡元培卓然豐碑，梁漱溟慧眼獨到，觀察精當、剖析深刻，入木三分。請再讀梁漱溟片論：
「而況蔡先生以前清翰林為革命鉅子，新舊資望備於一身。此時慾從擴演近代潮流中，更進而輸入最新潮流，使許多新意識在中國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舊勢力於無形，實在除蔡先生能肩負此任務外，更無他人具有這氣力的了。」
「……更要緊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識見，恰能勝任愉快。從世界大交通密接以來，國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實用的一面，而忽於其無形的超實用的地方。雖然關涉政治制度社會禮俗的，像是『自由』、『民主』、『平等』一類觀念，後來亦經輸入，仍不夠深刻，仍沒有深刻到文化的根本處。唯獨蔡先生賦予哲學興趣，恰是游心乎無形的超實用的所在。講到他的器局，他的識見，為人所不及，便從這裡可見。因其器局大，識見遠，所以對於主張不同、才品不同的種種人物，都能兼容並包，右援左引，盛極一時。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若問蔡先生何以能有這種種成功——他能羅致人才，能造成學風，能影響到全國大局，使後之言歷史者不能不看作劃時代的大節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訴你：此無他，他只有他的真好惡。……他不要籠絡天下人，他更不想強制天下人聽他的。一切威迫利誘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卻自為他所帶動。……這也就是儒書上『不誠無物』一句話了。」
「總之，我所瞭解的蔡先生，其偉大在於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進一層說：坦率真誠，休休有容，亦或者是偉大人物之所以為偉大人物吧。」
所謂梁觀蔡、論蔡之真知灼見、入木三分，於此昭然！僅有資望、才具不夠，還須器識；加上器識，還是不夠，更須率真；才能做到：坦率真誠，休休有容！才能兼收並包，釀成潮流！
當今之世，有誰思此、明此、行此！？扼腕長歎，能不愴然而涕下乎？諸子皆以遷蔡元培靈柩安厝北大為念。然時下即能行此，柩縱安而靈亦棄也。君不見，北大百年校慶，德賽二先生已只余其一矣。遷葬之議，不論也罷。余傑說得好，口碑，心碑，文碑，遠勝墓碑！
行文至此，我想起梁漱溟關於自己與蔡元培的一段話和一件事：「這時我個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攏包容之中，然論這運會卻數不到我。因我不是屬於這新派的一夥。同時舊派學者中亦數不到我。那時自有辜湯生（鴻銘）、劉申叔（師培）、黃季剛（侃）、陳伯弢（漢章）、馬夷初（敘倫）等等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當時北京大學內得到培養的一個人，而不是在當時的北大得到發抒的一個人。於此，我們又可以說，蔡先生的偉大非止能聚攏許多人，更且能培養許多人。除了許多學生不說，如我這樣雖非學生而實受培養者，蓋亦不少也。」
梁漱溟在北大七年，凡同蔡元培的書信往還，蔡總稱梁為「漱溟先生」，梁「未嚐辭，亦未嚐自稱晚生後學。蓋在校內原為校長教員的關係，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謙德。後來離校，我每次寫信，便自稱晚學了。」
在禮義廢弛的當今中國大陸，願先賢的美德有以教化沉淪中的教授、學者、作家、名人們。
恂恂大儒，謙謙學者。蔡、梁二公相得相彰，亦相承相續。薪火相傳，方是正道。
【本文所引梁漱溟先生原話均錄自《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2004年1月12日 於地中海畔。時聞友人辭職風波，感而作此。
作者為旅居歐洲的中國學人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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