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28日訊】在歲尾的改革雜誌座談會上杜潤生回憶胡趙時代農村改革，說明胡耀邦、趙紫陽才是真正的執政為民。
九十年代，政治高壓和經濟贖買，使得知識份子向政府靠攏，失去批判精神。這是一個不爭事實，但是新世紀面對盤根錯節，不斷激化的社會矛盾，深度失衡的社會公平，權貴資本主義的基本確立，民主仍然是一個壓制不下去的話題。
去年歲尾，官方的《改革》雜誌，邀請一批著名學者就民主問題舉行座談會，會上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尖銳對立。多數學者認為中國民主的發展動力在基層。如今「三農問題」促使農民權利的覺醒，抗爭比原來更激烈，基層政府跟群眾基本處於對立狀態，而城市拆遷，把廣大居民推到矛盾尖上，比下崗問題還嚴重，對抗手段更激烈，使得一些老百姓更加貧困化。而大量就業問題，積聚到兩三年也會爆發。社會矛盾加劇反映在新政府一年上訪激增，群體抗議事件激增，惡性犯罪激增。這些問題的暴露，實質上是社會權利沒有得到保護而構成對制度的挑戰。
何家棟孫立平要求憲法權利兌現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說，孫志剛之死引起強大的社會輿論，最終導致實行了幾十年的收容審查制度廢除，劉涌黑社會案在強大社會輿論壓力下重審，拆遷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促成改革拆遷辦法都說明政府和民意之間可以形成一種良性互動關係。當前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社會結構和利益明顯分化的社會，但現行社會制度和結構卻不能容納利益表達，政府應為各種利益表達，尤其是下層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設立相應的制度安排。孫立平期望權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觀制度框架上體現為一種合作主義的憲政體制。
杜潤生回憶胡趙時代農村改革
八十歲的何家棟讚成孫立平的意見，他更改為「憲政條件下的合作主義」，他說無論知識份子，還是社會上各個弱勢群體都有與政府合作的願望，但是合作有一個前提，就是憲法保障人民權利，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必須兌現，依法行政首先要依據憲法，在憲法條件下實行法制。當年希特勒、蔣介石也都實行法制，但那是違憲的檢查制度，如果憲法不落實，不起作用，形同虛設，那政府在社會上就會失去信用，而社會矛盾激烈，社會犯罪上升就是動亂，是失序。
二○○三年歲尾，中共老資格農業專家，改革家杜潤生老人發表長篇《中國農村改革漫憶》，回顧了中共中央五個「一號文件」形成經過，這就是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六年關於農村工作的五個中央文件。回憶錄中提到兩個自六四之後，從中共文件和傳媒上就公然消失的名字胡耀邦、趙紫陽，這五個「一號文件」都是當年的總書記和總理深入農村，了解農村農民和農業的實際問題，傾聽農民的要求，確立中央農村改革的一系列決策。一九八一年冬趙紫陽到東北考察，寫回一封信，建議「不要再強調不同地區不同形式了，群眾自願選擇，選上啥就算啥，領導不要硬堵了。」
杜潤生他們就根據這個精神起草了一九八二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農民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包產到戶三十年的非法存在結束了，從此成為中央決策。群眾幹部反映良好。胡耀邦說：「農村工作的文件，下次還要掛『一號』，以後五年，每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談農業問題，在年初佈置調查題目，到秋季總結，冬天起草文件，次年初發出。胡趙親自過問五個「一號文件」，帶來中國農村農業生產超常規發展。農業結構調整，取消統購統銷，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
杜的回憶讀後引人深思的是胡趙當年確實是從人民利益出發，傾聽人民的呼聲和願望來解決農村問題的。胡趙作為改革者是為人民服務，領導人民前進的一代中共領導人，正因此才能讓人民得到好處。
如今中共的各級領導人口頭高唱「三個代表」，實際為甚麼呢？為G.D.P.，為形象工程。神五就是中央的形象工程，為政績，根本不考慮老百姓的死活。姑且隨手抄錄中共傳媒的兩個標題：《為拆房，竟把房主堵嘴捆綁抬出門》（新華社每月電訊，一月五日頭版）。《呼和浩特政府大樓欠賬三千萬││另有五千萬用地皮沖抵難兌現，數千民工拿不到工錢無法回家》（北京青年報，一月十日國內焦點版）。
自六四之後胡耀邦、趙紫陽功過不論，從中國社會蒸發，但是經濟高速發展，改革卻發生大倒退。從江澤民始與人民的關係不再是服務，而是統治，各級的官僚機構就是構成中共的統治基礎，現在為了不要農民和下崗工人及拆遷戶造反，僅用低醫保，減稅等手段，就像康曉光說的「有節制地壓榨，可持續性地盤剝」是不行的，唯一的辦法是給予人民憲法保障的權利。
轉自2004年2月開放雜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