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毛澤東主義與人間天堂(六)

王力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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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31日訊】
十二、“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時候應該是中共“九大”。當時看“九大”影片,毛談笑風生、躊躇滿志,真是意氣風發。30個政治局委員打倒了27個,17個書記處書記打倒了13個,新一屆279 名中央委員,上一屆留下的只有53名。全國75% 的高級幹部被立案審查,普通幹部也有17.5% 被立案審查「61」……那時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實現,他贏了那場史無前例的豪賭,大滿貫。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麽回事。他的理想實現了嗎?人民“靈魂深處”真地爆發了革命,從此變得無私、成爲新人了嗎?官僚集團被看住了嗎?他和人民的上下夾擊確實解決了馬克思留下的難題嗎?路線鬥爭沒有隨“文革” 勝利而結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給他的打擊非常之大。不錯,舊的官僚集團打碎了,但是另一個集團又出現了。那不是一個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還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贏了還是落得滿盤皆輸?他那時一定會産生種種痛苦的疑問。
  
林彪死後,很多事又得從頭來。剛建立不久的行政體系需要重新整肅,把林系人員清除出去。原來最可靠的軍隊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啓用已經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舊官僚集團,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後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務實派重新獲得權力,並且在整頓文革爛攤子的過程中步步爲營地開始收復地盤。那一段時間,毛的政治選擇一度顯得模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使他難以確定位置。他肯定是不會放棄理想的,他也不會甘心在歷史上留下一個敗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對現實,他也從來都有善於退卻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讓“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複出擔任副總理,表現出他的靈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讓鄧擔任了軍隊總參謀長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歷史表明,毛一旦處於反思就開始務實,至少允許他的左右務實。務實得到的穩定不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爲他的下一步進擊積累物質基礎。一待他心理上緩過勁來,問題也想明白了,務實派和務實路線就會被抛在一邊,他又會義無返顧地重新投入到他的烏托邦中去。
  
所以,儘管他在七四年說了這樣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爲好,全黨全軍要團結。”「62」並且被周恩來和鄧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圖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團結”路線,但決非說明他從此就心灰意懶,不打算再折騰了。
  
那時候,毛的身體已經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頭伏櫪的老驥,仍然夢想著往昔一日千里的時光,壯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後來對他的人品多有非議,說他“遠賢人,近小人,喜歡奉承,聽不得批評……出爾反爾,言行不一”「63」,然而如果把他後來的舉動全歸於性格缺陷與老婆的挑唆是不夠的。完整地觀其一生,不難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廢,也不會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離開人世的下場。
  
“批儒揚法”、“批水滸”、“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點去的不同階段。他放不下他的擔憂。他在八十一歲生日那天跟周恩來談心,又一次老話重提——“我們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很容易”。他在談話中把解決的辦法歸結爲一點,就是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64」很明顯,他並沒有從他的怪圈裏轉出來。
  
他同周恩來說這些話也許是一種刻意安排。他與周終生保持一種奇妙的關係。沒有周給他收拾爛攤子,他那些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過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會馬上終結他的革命,重返務實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發孤獨,雖然一般黨員和普通人民對他崇拜得無以復加,高官也無不對他畏懼仰望,可是有誰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訪過他的法國作家馬爾羅斯曾聽過他這樣低語: “我是獨自和群衆在一起的……”「65」從這個角度考慮,讓周早於自己死掉,會使他感到心安。
  
不過還有一個鄧小平,難以置信地結實和強悍。事實表明,“走資派”是不會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給了鄧那麽多“教育”,一讓他上臺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義。毛在垂危時清楚地意識到,不能讓鄧繼續留在臺上,而且要在他活著的時候就解決。他又一次發起攻擊,重新打倒了鄧。他當時所說“走資派還在走”,今天證明是沒錯的。他最終得出的結論——“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讓人不能不感到是一個莫大的諷刺,以至成了荒誕。他一生立志消滅資產階級,最後發現資產階級就在他組建和領導的共產黨內。這種荒誕遠遠超過那些荒誕派戲劇大師的想象。說出這個結論是需要相當勇氣的,只有那種把自己視爲上帝的人才能無視這種話可能引起的後果。
  
毛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已經沒有時間解決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嘗試,耗盡了他所有的精力,結果是失敗的。他在有生最後一個元旦發表的兩首詩詞——《重上井岡山》和《鳥兒問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劃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結尾一句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後一首結尾一句是“試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經不再是“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鼈”的當年,他讓八億人民掀起學習這兩首詞的全國性熱潮,不過是滿足他心靈中最後一抹回光返照的憧憬罷了。讓他夢牽魂繞的理想遠遠沒有實現,原來無比崇拜他的群衆卻站到了對立一邊。一九七六年春,全國多處發生了以悼念周恩來爲名的群衆抗議運動。四月五日清明節那天,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大規模的群衆抗議和騷亂。
  
四五事件對毛的打擊不亞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認爲代表人民,人民也從來都對他山呼萬歲,然而到了臨終時刻,就在離他住處幾百米的廣場(是他當年宣佈“新中國”成立的地方)竟會有成千上萬的群衆鬧事,爲的是支援被他打倒的“走資派”!他此生最後一次看電影,當出現他的部隊四九年被人民夾道歡呼進城的鏡頭時,他竟失聲痛哭,不能自已。那時,他的內心是怎樣感慨歷史輪回和人心變遷呢?沒有證據說明他的死亡與四五事件有確切聯繫,但只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就離開了人世。
  
臨死前,他對身邊人說: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y句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y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y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y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y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y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都沒有完,這筆遺産得交給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66」
  
在這段話中,再也看不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氣,也不見了“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的霸氣。他已經實在太老了,即使還有心,也沒有力了。他幾乎沒有對身後之事做什麽安排,儘管他擔心可能出現政變,也憂慮親近之人的下場,但是卻把權力傳給了一個注定站不住腳的華國鋒。他給華的合法性只是一句“你辦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遺囑是“按既定方針辦”。他奮鬥一生,結果是越走發現離目標越遠。他不再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留給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實得有些令人傷感的開導——“不要著急,慢慢來。”
  
既然連他自己都難以堅持住“既定方針”,還能指望誰呢?整個中國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行將崩潰的邊緣。他的死給一個新時代讓出了空間。他活著,沒有人敢於和能夠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風消散,以至屍骨未寒就發生宮廷政變,老婆被關進監獄,近臣被一網打盡,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則全面復辟。中國航船的舵輪,從此落入與他恩怨難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手中。
  
十三、未解的矛盾
  
現在回頭看,更令人感興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爲什麽能在那麽長的時間裏迷倒數億中國人,並在地球的東西方同時刮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風暴?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後的所作所爲只看作他個人的瘋狂,我寧願相信那其中有一種必然——那是沿著共産主義的體系深挖下去,最終一定會出現的一口井。
  
人類自古就有消滅貧富差別的平等理想,共産主義可以說是這一理想的頂峰;同時人類又有人人都爲自身追求個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間形成的張力,導致在以物質爲崇拜的現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産主義必須要有“物質極大豐富”做爲前提和號召。何況世界體系中還存在著另一個物質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進行參照。如果不能在物質上超過資本主義,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便無法戰勝資本主義。因此共産主義的成敗,最終的關鍵就歸結爲是否能在經濟發展上實現“超英趕美”。
  
而這也就引出一個悖論:實現“物質極大豐富”離不開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而如果承認人的本性自私,調動勞動者的生産積極性就只能對“私”進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結果會是實現共産主義嗎?要知道,共産主義的目的並不在發展經濟,而是要消滅剝削,實現平等呀!迎合“私”的結果只能與這樣的目的背道而馳——因爲歸根結底調動“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擴大差距,而在那樣一個過程中,就一定會産生兩極分化和新的剝削,最終不可避免地回到資本主義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誠地堅持共産主義目標,就不能對“私”有任何妥協。那麽就只剩下兩種可能,一種是堅持不迎合“私”,寧願勞動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産積極性,大家一塊窮,然而那最終仍然無法戰勝資本主義;另一種就是除了不迎合“私”,還要去改造人,消滅人性中的“私”,最終把全體社會成員改造成無私“新人”,讓他們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無私奉獻——那不恰恰就是毛澤東的追求和所作所爲嗎?因此,只要是沿著共産主義的邏輯往下走,最終結果只有此路一條,別無他途。從這種共産主義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其實一點也不荒謬,他只是比其他共産主義者都走得遠和徹底而已。
  
有這樣一句話——“三十歲以前不信共産主義是沒有心,三十歲以後還信共産主義是沒有腦”,典型地反映了人類的困惑。一方面,消滅剝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無數人類優秀分子前仆後繼;另一方面,毛澤東、史達林、波爾布特一類的共産帝王又給人們留下了那麽多不可思議的殘暴和恐怖。難道在人類的良心之上,長出的結果只能是魔鬼?難道挺進天堂的征途,最終到達的必定是地獄?而我們的理性之腦,是不是一定就得抛棄我們的審美之心呢?那麽多天才頭腦的思考,人類的千年之夢,百年來激蕩全球犧牲了千萬英烈與剝削、壓迫、不公正和貪婪進行的鬥爭,到頭來難道全然是一個誤會,一次可恥的自我蒙蔽,一場白白捉弄人的鬧劇和徒勞嗎?

世紀末寫下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沈重的。這一個千年顯然已經沒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來的下一千年,人類不會最終依然迷茫。
  
公平與效率至今仍然是人類一對不解的矛盾。資本主義的立身基礎在於效率,共産主義的立身基礎在於公平。公平雖然總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産主義終究敵不過資本主義,原因就在資本主義已經找到了效率的“無形之手”,共産主義卻一直沒有找到公平的“無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實現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産生形形色色的毛澤東,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殘酷故事。
  
把毛澤東說成一個內心陰暗、專事弄權的暴君,無疑可以使在毛時代受過迫害的人得到比較暢快的發泄。然而那樣一個毛能夠使我們得到的啓示,遠不如把他視爲一個追求至善天國的理想主義者。因爲我們迫切地需要明白這一點:人類不僅需要畏懼和防範暴君,更需要畏懼和防範這樣的理想主義者。一旦讓自以爲代表絕對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義者掌握了人類命運,他們就將以發自真心的美好動機——類似解放全人類或實現共産主義——去命令人類無條件地服從他們的理想,並把一切都交由他們安排。那時,所有的苦難和犧牲都會被他們視爲“必要代價”,而任何反抗與不滿,也會被他們“以革命的名義”毫不留情地鎮壓。
  
問題是,他們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們憑什麽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說“中國人好鬥”或當今中共說 “中國人有不同的人權”?人民難道給過他們授權嗎?他們又有什麽權力把國家機器據爲己有,強加全社會接受他們個人的理想和價值呢?然而,這就是迄今爲止所有社會理想降臨到人間的通常途徑。理想先於一切追逐的是權力,因爲只有牢牢抓住權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實現“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強扶弱、純潔亞力安人種、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或是再造人間、實現共産主義天堂等等的“遠大目標”。不往遠說,即便今日社會僅剩的一點呼聲微弱、苟延殘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權力才能勉強維持嗎?
  
這就給我們展示出一個扭曲的現實:因爲有“無形之手”,産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爲沒有 “無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強加。而這樣的結果,就把效率與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轉變成了自由與控制、民主與專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與民主的對立面。
  
這就是許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歲後寧願只要腦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義者”常常對“左派”心存疑懼的根據所在。但是,我們能因爲懼怕控制就犧牲公平和正義嗎?我們又能因爲貪圖利潤就放棄大同理想和社會良心嗎?在我看來,以一句“世上沒有最好,只有最不壞”就推脫該做的努力是不負責任的。公平和效率並非能夠只選擇一個而不要另一個。它們二者的矛盾只在表像,深層卻有共進共退的關係。一旦社會只有自由沒有控制,只有效率沒有公平,最終的結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懼怕的毛澤東,就會在自由的舞臺上高舉著公正大旗而崛起,並用強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會。那時效率就會自嘗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償還對公平所欠的陳債。
  
在生態問題日益突出、資源逐步匱乏、全球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人類對總體控制的需求只能加強。僅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決新時代擺到人類面前的新問題。自私是人的本性——這在毛澤東改造人性的革命失敗之後已經成爲無可爭議的公論。而若沒有控制,自私的人難道可能從貪婪與瘋狂的物欲軌道上自行退出嗎?當我們意識到人類社會不能沒有控制、並且還需要加強控制時,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慘痛記憶就應該成爲一種強烈提醒:未來社會的控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還是“無形之手”,實在是意義重大。我們必須解決這個難題,爲公平(也就是爲控制)找到一隻“無形之手”,並讓它與效率的“無形之手”和諧共存。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人類勢必難逃以往的輪回,只有找到那只“無形之手”,我們才會有可靠無憂的未來——那未來也許不再有讓人熱血沸騰的理想本身,卻將永遠保持在寧靜而安全的理想境界。
  
(全文完)

二十世紀末寫於北京
  
注釋:
「61」馬立誠等,《交鋒》,今日中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九一頁。
「62」高臯、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三○頁。
「63」李銳,《關於毛澤東功過是非的一些看法》,《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一九二頁。
「64」《人民日報》,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65」R ·特裏爾,《毛澤東傳》,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三五五頁。
「66」李銳,《毛澤東的功過是非》,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三一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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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博訊》www.peacehall.com(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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