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8日訊】只要能保住獨裁特權和掠奪更多的財富，怎么干都行。
江澤民時代的三個代表也罷，胡錦濤的“新三民主義”也好，大力張揚親民路線也罷，高懸于民眾眼前的玫瑰色小康也好，現在的中共政權仍然是万變不离其宗，在不惜動用一切資源保持政治穩定的絕對前提下，變得更加机會主義和實用主義，只要能保住獨裁特權和掠奪更多的財富，怎么干都行。
比如，新上台的胡溫體制，在遭遇SARS危机時，先是為了權力分贓大會的順利進行而隱瞞，導致廣東一地疫情迅速向全國和世界擴散，而在真相被老軍醫蔣彥永披露之后，當局在內外壓力之下不得不做出有限的開明姿態，高調抗炎便成為又一項杰出的“親民工程”。然而，一旦危机暫時過去，一切積習又迅速恢复，從7月下旬開始播出的多集專題片《癸末之戰》，与歷次抗災之后的宣傳毫無區別。第一集將SARS的迅速傳播，歸結為對病因及其危害性一時難以弄清，顯然是在推卸政權隱瞞真相和應對不當之責，剩下四集無一例外地歌功頌德，歌頌胡溫的英明偉大，歌頌“白衣天使”的獻身精神，歌頌科研人員的公關成果……而對在SARS危机中起到關鍵作用的真話英雄蔣彥永醫生則“不著一字”。只有這樣，現政權本身才能把所有的罪責卸掉，而把所有政績据為己有，落個“盡得風流”。
后極權的獨裁統治策略分解為二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一方面，向帝制時代回歸，大動亂之后的發展經濟是休息養生，對未來的小康承諾是溫飽知足，新時代也就是傳統的太平盛世的翻版，甚至在“依法治國”之外又提出“以德治國”，也讓人想起儒家的一貫治國信條；另一方面，向“一切向錢看”的原始資本主義的突進，中共鼓勵發財致富，整體性的政党之利益分化為派別利益，國家利益分化為特權集團利益，集團利益又最終量化為權貴家族利益和個人利益。中共不再諱言牟利私利和代表特權，不再逃避對大資本的貪婪，利益驅動代替意識形態動員而成為社會整合的紐帶，也成為衡量官員的政治效忠、施政政績和統治效力的標准。
中共政治局就是“中共無限公司”的董事會
于是，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終于被寫進中共党代會的決議、進而寫進《憲法》之時，市場早已被權力化了；當推進國企的改革使產權問題浮出水面之時，私有化早已成為權貴們瓜分全民資產的特權了；當“三個代表”向私營老板敞開大門之時，中共官員及其家族成員早已成了大資本家了。允許私營老板入党，与其說是對民營企業家的政治承認，不如說是把一直在暗中進行的實際過程公開化，即對中共權貴們的資本家化進行事后加封，使權貴們所掠奪的社會財產變成合法的私人財富。已經有中共高級智囊公開宣布：“三個代表”標志著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的結盟的完成，而江澤民就是這一結盟的核心，其權力之鞏固是任何人無力挑戰的。
對于現在的中共集團來說，“錢，就是最大的政治。”因為，有錢，才能确保政權的穩定和權貴們的利益，才能穩定中心城市和收買精英，才能滿足人們一夜暴富的貪婪和平息弱勢群體的反抗；有錢，才能在外交上与西方國家討价還价，才能收買無賴小國以便換取其政治上的支持。中共政治局不僅是党國的最高決策机构，也是“中共無限公司”的董事會，江澤民不僅是党魁也是董事長，朱鎔基不僅是總理也是職業經理人——朱老板，其他政治局委員是大小董事。依次類推，各級党政机构不僅是權力部門，更是一個個有著自身特殊利益的牟利集團。權貴家族和党政部門之間的相互勾結相互利用，形成了以權力為核心、以牟利為目標的龐大腐敗斂財网絡，甚至出現大量官商匪一家的黑社會性質的牟利集團。也使私營企業家的財富帶上了資本原罪的肮臟，稍不留神就被繩之以法、人財兩空，在“依法治國”國策之下卻是潛規則泛濫的社會現實，在利益至上的誘惑下几乎達到人人違法、個個不講誠信的程度。
与此同時，高度組織化的單位制逐漸解體，為個人提供了有限的半吊子自由（經商、人口流動、戶籍遷移和私生活領域的有限自由），但是，中共在政治上嚴禁任何有組織的民間挑戰——哪怕僅僅是中共党魁主觀認定的挑戰（如法輪功、新青年學會等）。在中共對民間自治組織的嚴酷打壓下，脫离党組織和國家單位的個人，雖然有了一定的私人空間，但在公共領域并沒有形成組織化自治化的民間社會，而是再次變成了分散的原子化分子，根本無法形成獨立的組織化民間力量，也就談不上与高度組織化的執政党和國家政權相抗衡。“三個代表”壟斷了對一切的代表權，首先是統治者的自我加封，接著是強制全社會必須接受其獨斷代表權，不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當代翻版。
同時，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小康承諾的合法性的保護下，權力市場化為個人經商和私營經濟提供了發展空間，權貴私有化為私營老板提供了灰色的牟利空間，特別是那些敢于踐踏道德底線的厚黑個人，可以通過依附權貴而進入富有階層。行賄手段成為私營老板們謀取財富的終南捷徑，不擇手段的欺詐成為一夜爆富的主要手段，對員工進行敲骨吸髓的榨取、偷漏稅、制造假冒偽劣……等違法行為，成為私企降低成本的主要辦法；高消費和攀權附貴成為私營老板們炫耀財富和地位的標志，有點名望的私人老板的辦公室中，大都在顯要位置懸挂著主人与某些高官們的合影，官員的職務高低往往与主人的財產規模的大小以及社會地位的高低相匹配，遠華集團的腐敗紅樓中懸挂的賴昌星与諸多高官的合影，正是私營老板階層牟利訣竅的典型例證。
知識階層的出賣良知
正是在這种一夜暴富之動力的推動下，在人治秩序提供的潛規則空間里，經濟活躍了，權貴們瞬間發了大財，私營老板也緊隨其后揀几粒大小不等的芝麻。知識界也不甘落后，利用占有稀缺的文化資源的优勢，迅速加入到發財致富的行列之中。思想激情在被學術化規范化的同時，也被權力化資本化了，知識分子在經濟學的顯貴中也不再喊“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蛋的”了。八十年代，官方對知識界主要以政治高壓為主，所以才有“清污”和“反自由化”；九十年代，官方轉而主要用利益收買來降服知識界，是以知識界的“告別革命”、“告別激進主義”、“擁抱歷史缺席權”為前提。在經過八九運動之后，知識分子的主體作為跛足改革的受益階層，被全面整合到政府机构、官辦的教育及科研机构、主流媒體、房地產、證券、商業、高技術、大眾文化等產業之中，這些机构和產業皆是高回報領域。知識精英在意識形態上拒絕現政權，在內心深處甚至鄙視現政權，但在現實利益上又必須依附于現政權，在公開表態中又要承認和擁護現政權。知識階層的出賣良知，由毛時代基于政治恐怖的被動說謊，轉變為鄧江時代基于利益至上的主動說謊。他們積極向權力和資本靠攏，不放過任何攀權附貴的机會，也不再諱言公開為權貴集團辯護，不再羞于自覺地充當資本化政權的意識形態化裝師，知識与權力与資本已經結成三位一體的利益同盟，即便是大多數在觀念上認同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在面對現實政治時就變成了“新權威主義者”，而且找出“政改的主動權不在民間手中”的理由，來為這种觀念和行為的分裂做自我辯護。甚至，一些靠吃六四人血饅頭而得到外國身份的知識精英，也經不住繁榮泡沫和三個代表的誘惑，紛紛宣布放棄國外优裕生活，滿腔海外赤子之心地回來尋找發財成名的机會；一些成名于八十年代的流亡文化人和曾經上了中共禁止入境黑名單的人中，也不乏通過向當局做出某种承諾而得以歸國者。与此同時，文化活躍了，被浸滿虛幻的繁榮和真善美所包裝的意識形態灌輸的平庸化大眾化，成為回報甚丰的產業，主宰了文化市場，它的小品化的調笑和輕松，与主旋律的聲嘶力竭默契配合，營造出由專制制度刻意縱容的享樂主義，散發著喪心病狂的惡俗、冷酷和野蠻。
國內精英把胡溫當作新的救主，大談“胡溫新政的魅力”、“以民為先的總書記”、“雷厲風行的政府總理”、“良性危机帶來契机”、“放下分歧，支持政府”、“胡錦濤出訪顯示大國外交”；最過分的力挺“胡溫新政”的言論，當數中共高級智囊們的昏話，他們從政權利益所要求的“政治正确”出發，無視SARS危机完全是由體制性弊端和官僚作風造成，對危机所造成的重大損失也采取避重就輕的態度，而是近于狡辯地美化現行政權，為經濟优先和增長率崇拜的發展策略辯護。
SARS危机，無論怎么講也是災難，起碼對生命健康、經濟發展和公共衛生造成嚴峻的威脅。但是，在大陸的御用經濟學家的辯護中，SARS成為緩解經濟過熱的天賜減速器，進而成為有利于現政權的良性危机。比如，在大陸很走紅的兩位主流經濟學家樊綱和胡鞍鋼，前者發明了“SARS宏觀調控”，把SARS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解釋為“對過熱的降溫”（樊鋼）；后者發明了“SARS良性危机”，將危机解讀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領導人的威望的良机。
樊綱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和“鳳凰衛視”采訪時說：SARS危机使大陸經濟受到負面沖擊，但這未必就是坏事。因為，大陸經濟第一季度增長9.9％，已經過熱。他說：“如果沒有非典，我們搞經濟的會建議政府采取一點反通脹、反過熱的措施，而非典的出現，成了一個反過熱的措施。”樊綱的言外之意是：現在的SARS危机正好起到了為“過熱”經濟“降溫”的作用，真是老天有眼，及時做出的“宏觀調控”，不必再勞經濟智囊們“上折子”，中央也不必進行宏觀的反通脹調節，實在省去了諸多麻煩。
胡鞍鋼在接受北京電視台的采訪時說：SARS不是“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惡性危机，而僅僅是一种社會恐慌造成的心理危机。因為這場危机基本上不涉及顛覆國家政權、變更核心价值觀、危及政治穩定、破坏社會秩序，所以，中國政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政治优勢和組織优勢，動員和整合社會力量、社會資源，有效控制危机、處理危机、化解危机；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這一過程，將SARS“危害”轉化為“机遇”，大幅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領導人的威望。一句話，不僅不會出現政府与民眾之間的矛盾、對立、沖突和對抗，而且會形成繼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災后第二次空前的全民大團結局面。
由此可見，只有這些自我標榜為“不講道德”而“只講科學”的經濟學家，才能夠利用“實證性分析”的學術包裝和更巧妙的說辭來粉飾太平，才會用人命和公眾健康來調控經濟，才會論證出“良性危机”。也只有輕蔑人的价值的制度，才會喂養出如此沒有人性底線的經濟學家。在他們眼中：“人命關天的天條”遠不如“增長第一的党條”珍貴，SARS對百姓是禍，而對政府卻是福；只要是政府之福，就不必管百姓之禍，再大的災難也是“良性危机”。
所謂“東方的經濟奇跡”
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之下到處是腦滿肥腸之徒，而懸殊的貧富差异所導致的社會不公正在急遽擴張。當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宣布提前進入現代化之時，以西北為代表的廣大貧困地區的溫飽問題遠沒有解決；當中心城市的市民在個人電腦前享受著信息時代的丰富多彩之時，廣大農民還處在前工業社會的極為單調的農耕時代；當大城市的私人轎車迅猛發展之時，大多數底層民眾還只能擠公車和徒步赶路；當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斷提高時，農民的收入水平卻在敲骨吸髓式的層層盤剝下停滯不前甚至相對下降；當企業白領、公務員和軍人的薪金不斷上漲時，當國有企業通過大規模重組進行剝离不良資產的改革時，几千万失業職工在沒有得到公平補償的前提下，就被作為不良資產剝离出去，淪為城市中朝不保夕的弱勢群體；當御用經濟學家頭頭是道地論證美妙的現代化前景時，原始而野蠻的制度暴行每天都在發生，即便排除對异己人士和法輪功的大規模迫害，僅就中國的死刑犯處決和惡性事故的死亡人數而言，其在世界上的獨占熬頭，也決不遜色于中國經濟一支獨秀。
這种由權力和本的邪惡結合所拉動的經濟高增長，被國際社會視為東方的經濟奇跡，被國內主流的經濟學稱之為成本低廉的“交易選擇”式的漸進改革的奇跡（不同于蘇東的成本高昂的“公共選擇”式的激進改革），而在實際上，這既不是經濟奇跡、更不是成本低廉的漸進改革的奇跡，而是制度腐敗的奇跡、社會不公的奇跡、道德淪喪的奇跡、揮霍未來的奇跡，不僅是經濟成本，更是社會綜合成本難以估量的高昂的奇跡。在產權制度沒有進行實質性改革之前的市場化，不過是利用權力市場化進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大概只有等到權貴們把所有的社會資產都瓜分完畢為止。為加入WTO而即將出台的所謂深化國企改革的舉措，無非是在WTO規則正式生效之前的保護期內，為權貴家族的瘋狂瓜分提供合法保護而已。
弱勢百姓為了保住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甚至不惜以絕決的自焚來伸張冤屈；農民們窮的只能靠賣血掙得一點可怜的現金，卻因此而染上艾滋病；失業工人為了拿到足額救濟金，就要冒著巨大的個人風險走上街頭；民工為了要回被拖欠的工資，甚至以自己年輕的生命為賭注……然而，中國的御用經濟學家卻在描繪著大都市的富足，紅頂經濟學家厲以宁給出的小康標准是：知識分子們各個都有私家轎車和兩套房子。另一位叫做魏杰的次紅頂經濟學家，結合自己開私家車的體驗說：私家轎車的迅速增長造成北京交通擁擠，許多人對此多有抱怨，而我看這是令人欣喜之事，車多路擠恰好證明我們的經濟繁榮。
再看看大陸媒體對中國入世后的經濟前景的煽情展示，何等誘人！發行量很大的《上海壹周》，2001年11月15日刊出了壹周特稿版，題為《享受WTO的七個理由》的長文，以消費者的口吻將人們引入虛擬的WTO享受之中。這七個理由分別是：一、電話手机出奇便宜，二、大奔寶馬輕松拿下，三、時尚生活任我遨游，四、保險新品价廉物美，五、金融投資五花八門，六、信息家電玩不過來，七：人才期待身价更高。該文的展開描述更為具體，一系列數字讓人產生真切的期待：“等看完了世界杯，再換他一輛大奔或者寶馬棗不就是六七十万人民幣，按照中國的GDP增速，到那時還不是一筆小錢嗎？”而事實上，就是這樣的小錢，又有多少國人出得起呢？正如厲以宁把私家車和兩套住房作為小康標准，從來沒有考慮過多少人能夠達標。以經濟發達的上海為例，2000年人均GDP達到4500美元（折合成人民幣為36000元人民幣左右），一個普通上海人要想一擲六七十万小錢買一輛大奔或寶馬，也要在家庭不出意外的情況下，不吃不喝地積攢二十年。提供如此玫瑰色的小康幻覺的所謂精英們，其知識誠實和道義良知何在！
最坏的裙帶式和強盜式資本主義
与這种泡沫式的繁華和穩定、与金錢的嘹亮吶喊和中產情調的幸福低吟同步萎縮、流失甚至漸趨死亡的，是揭示真實現狀和潛在危机的誠實，是推動政治改革的激情，是追求自由民主的勇气，是道義關切的高貴和社會公正的提升。在強制壓迫、利誘收買和整體麻木之下，農民的困境、失業者的窘迫、六四難屬的孤獨、法輪功學員的無助、民運人士的無奈、自由知識界的失語……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跡象，被逼無奈的弱勢群體，只能以群體示威、甚至自殺的極端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抗議。曾經被毛澤東剝奪得一無所有的中國人，似乎在改革之初終于看到的一線爭回自己應得權利（首先私人財產所有權）的希望，卻在“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口號下，再一次被權貴家族這一中國特色的利益集團搶先据為己有的暴富所愚弄所出賣。權貴們几乎是肆無忌憚地瓜分著由所謂的國有資產轉化而來的党產，精英們几乎是毫無廉恥地為權力和資本辯護。
總之，鄧小平開創的跛足改革，在江朱時代加速畸形化，胡溫的平衡發展戰略也只能停留在口惠而實不至的虛擬之中，那种最坏的裙帶式和強盜式資本主義，几乎將社會精英一网收盡，正拖著中國向兩極分化的深淵狂奔。如果不用政治改革來提供最缺乏的社會公正，無論胡溫多么親民，也阻擋不住這种向人性墮落和社會毀滅的狂奔。
摘自＜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