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1日訊】86．聯邦制
聯邦的自由要求人們結成夥伴關係（partnership）。聯邦的自由意味著任何單邊強加的規則和義務的做法都違背憲約精神，不具備充分的合法性。真正的聯邦自由要求人們以夥伴關係結成憲約、獲得自由，這種關係完全不同於君臣關係或上下關係結成的政治秩序。聯邦的自由可以防止無政府的災難和個人自由的泛濫。
（劉軍寧：《聯邦主義――自由主義的大國方案》）
87．公共空間。市民社會
從理論上談理論“建設”，與其建設“國家”，不如建設“社會”，與其設計方案然後教導統治者，不如發出民間的呐喊鼓勵人們自我保護和為自己爭取權利。希望永遠寄託在民間與社會，有沒有希望也寄託在民間與社會。哈維爾說：“我向來都是對‘下面’所發生的一切更感興趣，對寄於‘下面’的期望，對那裏所能贏得的和所能保護的更感興趣。”（陳愚：《讀哈維爾自傳》）
市民社會的萎縮不但使公民的利益無法保障，且最大的受害者是政府，許許多多的社會問題出現了，比如：重大疫情的發生，公民素質和公德教育，社會弱勢群體的援助等等，政府並非不管，而是想管管不了，牽涉社會的方面，大大小小的個人和社會主體，如果每件事情都管的話，根本也管不過來。要管的話只能是使管理機構更加龐大，成本更加高昂，最後，全部都要落到老百姓自己頭上。納稅人的稅款最終無法換取最合理和最經濟的公共產品，政府和公民都是受害者。
七、非暴力、和平原則
88．妥協、合作、寬容、保守、非暴力
暴力是一種非常強大的物質力量，但是來自人性的力量可能比暴力的力量更加強大。在課堂上，一個美國黑人老師給大家播放了一段影片，一些儀錶端莊，穿戴整潔的黑人學生坐在咖啡館裏，白人把咖啡潑到他們臉上，擡他們走，打他們走，他們不走，他們跑到公共汽車上去，人家把他們往下趕，他們也不走，他們只是忍受殘忍的毒打。老師問學生的感受。學生們一致說這些黑人學生太傻了，另一個說是我絕對不幹的，誰敢把咖啡潑到我臉上，我一定揍他。但是黑人老師說：不，他們不會動手的。怎麼能這樣呢。他們太無能了，面對這種屈辱，居然不動手。黑人老師說：可是他們最後贏得了勝利。這就是馬丁•路德•金在50年代在美國所領導的這一次針對種族隔離法律的非暴力入座運動。你打我，我不還手，我是高尚的、文明的，你是野蠻、粗魯、愚昧無知的。這是美國的運動，當時在美國把它叫“消極抵抗”。
美國法學家丹尼爾•韋伯斯特更權威地論述了美國憲法的原則：“他們決意保障他們為了抵制多數的突發性衝動而建立起了種種制度。美國所有的制度都包含有這樣的因素。在建構政體的時候，他們確保了他們為了反對簡單多數的盲目且急迫的變革而建立起來的各種制度，這就是他們所持有的偉大的保守原則。”
只有當少數人也參與規則的建立，他們才會遵守而不至於使自己失敗。也就是說，國家是根據少數人和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而建立的，我們注意到，這句話的重點是放在“一致”，而不是放在“什麼意見”上。這就是尊重歷史局限性和妥協的原則。
由此我們發現民主是軟弱的，被動的。它解決不了人本身的問題，當我們想要權利的時候，民主是強大的，當我們抛棄它的時候，它就一文不值。它是對國家基礎的考驗，也是對人權本身的挑戰。
只要人們還堅持認為國家的主權是無限的，多數人擁有統治的絕對權力，無需以民主的方式同少數派達成一致，那麼為主權而進行的殘酷鬥爭就會不停止地進行下去，而解決衝突的辦法是難以預見的。
妥協原則就是，如果你真是想支援人權，你不會首先去譴責對方，而是首先優先關注受害者，會象特裏薩和甘地那樣，不分各族、宗教和民族，努力幫助受害人。相反，那些把侵犯人權作為奪取權力的人，則會變本加厲、更加瘋狂地侵犯人權。
（《人權是什麼？》）
互進理論是一種事實上的協作理論。能夠協調好各種利益關係的政府比僅靠喚起道德義務的政府更能得到持久的支援。互進的前提是使個人的自由和秩序得到起碼的保護，政府的權力受到有效的限制，並無法踐踏個人的自由。否則，互進就沒有希望，人與人、人與政府之間的衝突的就在所難免。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秩序的關鍵是協調。人們的看法不一樣，追求不一樣，但是相互之間都可能、而且只能協作，從而讓每個人能夠實現自己的目的，而不必你死我活，互相毀滅。其性質，就像繁忙路段的交通秩序一樣。在沒有規則與交通信號的情況下，互不相讓，導致堵死，誰也不能到達目的地。借助公平的交通規則與信號，人人都有可能到達自己的目的地。為了一些人的特權地位去壓制或消滅另一些人是不合憲政精神的。（劉軍寧：《憲法是契約嗎？》）
甘地主義
我們在談論甘地運用“非暴力”技術，成功地達到了印度獨立的目的時，可能忽略了一個前提，那就是英國殖民政府的制度演變。這個曾經號稱“日不落帝國”的國家，無論它在統治印度以及其他殖民地時犯下多少錯誤，但有一點你得承認，那就是，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的國家，儘管當時它的民主制度、憲政體系還很不完善，但它畢竟是民主制度，它的建國理念是在西方一大批啟蒙思想家的人道、人權、人性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
也就是說，這個龐大的帝國不管對殖民地在多大程度上貫徹它的“自由、平等”理念，但它畢竟是有規則可循的。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甘地可能會被拘捕，但拘捕他的一定是司法機構允許的國家警察，而不是幾個來路不明的克格勃和大內高手；他可能會被坐牢，但坐牢以後，他照樣可以讀書、寫作、會見親友，而不是一進牢門就被悄悄幹掉；他也可能遭到審判，但審判時他可以找律師為他公開辯護。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實際上倒是殖民政府的司法部門越來越不希望甘地被收監，因為多一次收監，就意味著多一次審判；多一次審判，就意味著甘地的“非暴力”技術多一次宣傳。“非暴力”運動能在英國治下的印度取得成功，並由這位熟悉英美憲政體制，而且在英國的大學裏讀出法學博士的甘地來領導，絕對不是偶然。因此，我們經常不假思索地對此加以評價說：甘地領導的非暴力運動沈重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這樣說是不確切的，強調了對抗，忽略了規則，如果沒有英國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基本規則，甘地領導的非暴力運動是不可能取得勝利的。甘地曾天真地要求納粹鐵蹄下的猶太人也進行非暴力鬥爭，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你知道奧斯維辛集中營有多少種殺人武器，就不會有這種可笑的想法了。
羅爾斯對於公民不服從的非暴力運動使用範圍和主體資格都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他認為公民不服從這種行為必須在一個正義接近實現的社會才可以行駛。什麼叫正義接近實現？就是說這個社會整個的方向就是向正義的方向，具體說就是一個法制的、民主的社會。法制、它的整個政治體制的設計就是朝向正義的實現或者接近實現的目標發展，法律的最終訴求目標是正義，追求正義的實現，但是法律不一定總是至始至終朝向正義的目標，法律也可能偏離，而這個時候呢，公民可以不服從使他變好。羅爾斯也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不是一個民主的、法制的社會，公民不服從不可以實行。甘地在印度、馬丁•路德•金在美國南方，都是一個正義接近實現的社會，是一個民主的、法制的社會。實行公民不服從這種行為的人的資格必須是公民，他首先享有公民權利、承擔公民義務，這樣的人才可以實行這樣的行為。那麼在一個集權社會下、專制社會下，你本來就不具備公民資格，你是一個奴才，你永遠沒有權利去實現，當然也無所謂你的權力暫時被剝奪的現象，也不存在說你的權利大部分被保障。
尤其是二戰以後，西方整個知識界開始反思極權政治給人類帶來的巨大威脅，上層社會的有識之士也開始考慮如何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種更為公正和人道的制度，國內一浪高過一浪的民主呼聲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放棄它在殖民地的鐵腕統治，這些條件都在某種程度上成全了甘地。
“非暴力”是一種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宗教運動，實質是以吃苦隱忍的精神、以道義的力量邀請對方共同遵守人類的文明準則。它的真正難度在於對手也必須是一個講究基本遊戲規則的人，否則，你對他“非暴力”，他卻總是對你“暴力”，結果不要說甘地在對方的體制內尋找合法的鬥爭手段，就是性命能不能保住也得看英國軍隊的心情。所幸甘地碰到的對手儘管有它自己的“歷史局限性”，但近代社會的文明規則畢竟是建立起來了，這就為甘地戰勝它提供了根本的依據。
1894年，甘地決定在南非定居，向最高法院申請註冊時，卻遭到律師協會的反對，理由是他們不願意看到有色人種加入他們的協會。但是法院卻依照白人律師和有色人種律師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則裁定，甘地有權加入律師協會，這就使得甘地在南非從事抵抗運動有了一個合法的身份。同年，他又在南非創建納塔爾印度國民大會，從而為一個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機構打下了基礎。這說明英國在殖民地的憲法並不干涉印度人的結社自由，以後他們多次募捐、集會，政府也沒有找理由取締。
1896年，為了讓家鄉人民瞭解南非印僑的生活和鬥爭，甘地撰寫了兩本抨擊南非政府的小冊子，在印度公開出版。這引起了南非白人的強烈不滿，當甘地在印度短暫停留回到德班時，立即遭到當地群眾的大規模圍攻。他們向他扔石頭、飛磚塊和摔爛雞蛋，而最後竟然是警察局長的夫人撐開雨傘，擋住了瘋狂的人群，警察局長本人親自將甘地化裝成警察，又派兩個便衣負責保護他逃走。在倫敦的殖民地國務大臣張伯倫接到報告後，指示南非政府一定要將肇事者繩之以法，而最後竟是甘地自己拒絕指證任何人，也不要求懲罰白人暴民。
這就是近代社會的遊戲規則。在這個規則的制約下，你可以為印度人劃出一片隔離區，但平等的原則沒有打破；你可以將組織遊行的甘地逮捕入獄，但遊行自由本身並沒有被否決；你可以說甘地的言論超出了民眾的容忍度，但出版自由本身必須得到保護；你可以從心裏歧視有色人種，但當他們的生命財產受到威脅時，作為社會契約的組織形式，政府必須制止這種非理性的蓄意圍攻。（狄馬：《甘地的限度》）
在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期間，馬丁•路德稟承了甘地非暴力思想，領導了美國聲勢浩大的黑人爭取民權運動，馬丁•路德作過無數次講演。他的演說不僅打動了黑人，而且在以後的歲月裏，也打動了無數的美國人。其中一段針對白人恐怖組織kkk的暴民說：
“我們將以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來較量你們製造苦難的能力。我們將用我們靈魂的力量，來抵禦你們物質的暴力。我們不會對你們訴諸仇恨，但是我們也不會屈服於你們不公正的法律，你們可以繼續幹你們想對我們於的暴行，然而我們仍然愛你們。你們在我們的家裏放置炸彈，恐嚇我們的孩子，你們讓戴著kkk尖頂帽的暴徒進入我們的社區，你們在一些路邊毆打我們，把我們打得半死，奄奄一息。可是，我們仍然愛你們。不久以後，我們忍受苦難的能力就會耗盡你們的仇恨。在我們獲取自由的時候，我們將喚醒你們的良知，把你們贏過來。
這段講話非常清楚地表達了當時馬丁•路德•金的理念，也使我們理解，為什麼南方的黑人能夠接受這樣一個理念。對於他們，這裏並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東西，這是南方黑人幾百年來根深蒂固的宗教道德力量，過去，他們汲取這樣的力量，使自己能夠承受生活的重壓，今天，他們以同樣的力量，爭取自己的自由。當這裏面融合了宗教的寬容、博愛和殉教的獻身精神之後，數量如此之大的一個群體，才會在暴民面前表現得如此克制和堅韌，基本上不失控。
馬丁路德的講話更多的是與宗教信仰同步的對於人性的醒悟。相信人會經歷從猿到人的進化。非暴力以把自己放入不利的地位，請對方回到理性的討論上來。
中國在殖民地苦難的屈辱的歷史上，歷來不缺少鬥爭的勇氣和獻身精神，也不缺少正確的戰略方針和政策，也有被視為根本的理論思想武器，但是恰恰最缺少的就是人道精神和人性原則。而這才是所有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
在對待西方的問題上，我們反對西方武力侵略別國，武力侵略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但是沒有理由反對西方。對於歷史上由於仇恨、盲目無知而掀起的反帝運動，並沒有對此加以嚴格區分，這種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是十分危險的。西方是犯了許多的錯。但是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反帝運動”所憎恨的不是西方的殘暴對人性的踐踏，如不尊重當地人的權利，而反對的恰恰是西方規則與傳統，反對的是西方的民主自由，仇恨一切現代事物。因此非暴力思想在中國難以生長，正因為困難重重，才有必要重申甘地主義的人道意義。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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