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1989年5月15日，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來到北京，當時中共黨章上的最高領導人趙紫陽會見他時，公開表示鄧小平仍是中國政治舞臺上的重要決策人物，凡是重要的事情都要向鄧請示。當時學生在廣場上安營紮寨，戈氏未能在天安門東門外廣場踏上紅地毯–歡迎儀式改在南苑機場，沒有紅地毯。6月25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公佈結果，趙紫陽告別政治舞臺，至今已經15年，公開報導未再見他的名字。今天，偶見有關退職後的領導人回憶錄上會提到“向中央領導同志彙報”這樣的字句，但都沒有提中央領導同志姓名，趙於1980年接替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1987年接替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此前辭總理職。現在，趙仍然活著，10月17日剛過85歲生日，但已經成為一個在公眾場所消失了的人。相比之下，戈巴契夫的日子也不怎麼好過，他雖然提出了“改革新思維”，但後來蘇聯的劇烈變革使他再也不能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1991年8月蘇聯發生叛亂，用葉利欽的話說就是“8月19日，我們還置身在一個國家裏；而8月21日，竟完全處於另外一個國家裏。這三天成為過去和將來的分水嶺”（1995年東方出版社《總統筆記》葉利欽著），蘇聯已不復存在，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業已辭職。下臺是最好的結局，畢竟沒有被砍頭，而且也不會在公眾場所消失。
如果說，蘇聯是葬送在戈巴契夫手裏，那麼我認為他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或者說是關鍵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正如冰山一角是由冰山決定的，而不是冰山是由冰山一角決定的一樣，在史書上他還會贏得更加廣泛的讚譽，雖然他在變革中沒有謀到什麼好處。同樣，歷史評價不會因個人命運的改變而改變，今後的歷史也將會對趙紫陽作出準確的歷史評價。
針對戈氏所起的作用，中國歷史上的例子大有人在。如果說中國的“戈巴契夫”，秦代時陳勝吳廣應該算是一個。西元前209年7-8月，農民出身的陳勝因不能按時將900多名囚徒在暴雨中趕到目的地，與吳廣公開宣稱“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不能不承認，陳勝吳廣是當時最愛國的愛國青年，他的意思是說，現在逃亡被捉到也是死，起義若失敗了也是死，既然同樣是死，那死於國家大事不是好些嗎？於是，在他這些話的刺激下，覺醒的囚徒和農民造反者開始叛亂了，舉國四處烽火。當然前面提到了，陳勝吳廣所起的作用只是冰山一角的作用，而起決定性的因素是“天下人受秦始皇暴政的苦已經很久了”。後來，到了西元前208年，農民軍不敵職業軍，“起事失敗”，兩人雖然被另外一些謀取權力和利益的同夥殺害了，但因為兩人首先發難，加快了秦亡的速度，其歷史貢獻就在於此。不久漢劉邦取勝，陳勝吳廣的發難事蹟得到了官方的的承認和稱讚。西元前195年，漢高祖規定了永遠紀念他們的哀悼儀式，據說100年以後司馬遷撰寫《史記》時這些儀式仍在舉行。《史記》卷四十八專門寫“陳涉世家第十八”，對其評價甚高，如陳勝年少時就有“燕雀焉知鴻鵠之志”的遠大志向。賈誼評論說，一介匹夫發難起義，竟連他（秦始皇）歷代的祖廟都遭到毀滅，自己也死在敵人的手裏，讓天下人笑話，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秦始皇及其二世不實行“仁義”的政治……
亡秦者胡也。其實，陳勝吳廣能夠稱得上當時中國的“戈巴契夫”，他們的最大支持者應該說是胡亥。當年陰曆七月陳勝起義，胡亥知道後非常生氣，還把通報消息者關進監獄，後來又有使者到，胡亥詢問便得到了“一群土匪而已，已經全部抓到了”的答復，自然十分高興。其實，當時全國已經開始星火燎原了，連劉邦這樣的小官僚也開始政變了，可見整個國家有多危險，有多混亂。這個胡亥，身居皇帝之位，卻討厭聽到真實的資訊反映，四處堵塞言路，讓大臣和百姓都成為聾子和啞巴。誰說盜賊太多，那裏發生起義，他都要殺誰的頭，連身邊的宦官都不敢說實話。等死到臨頭的時候，胡亥這才驚慌失措，連連求饒，要求降為郡王得不到答應，要求作個萬戶侯，也得不到答應，要求作個平常百姓也得不到答應，最後只得自殺。胡亥之死其實是死在自己手裏，他只知道自己是皇帝，而不知道自己是在禍國殃民，遂後秦亡驗證了“凡禍國殃民者，總是不能長久”的道理。
陳勝吳廣這兩個中國歷史上的“戈巴契夫”，在無奈之下被迫起事革命，摧毀暴政，但其結局多半是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不能指望革命成功後成為既得利益者，分一杯羹。時勢造英雄，歷史上的先行者是他們，而不是那些所謂的王侯將相，他們惟有犧牲自己，才能獲得後人的稱讚。
－－轉載自《議報》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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