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放逐」之於人生，乃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情，古往今來，獲罪於統治者，不見容於當世而遭受「放逐」厄運的忠臣義士，騷人墨客可謂多矣！「放逐」幾乎成了文人的宿命。身遭「放逐」而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文化名人當數屈原。《史記．太自公自序》「屈原放逐，著離騷……」另據《史記．屈原列傳》載，楚懷王聽信佞臣上官大夫靳尚讒言「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放逐」對於屈原個人來說是極大的不幸，但卻促使他寫成了光芒四射的不朽名篇《離騷》。司馬遷在為屈原作傳時已遭受腐刑，他的悲憤心情可見於《報任安書》中：「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慾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此時的司馬遷內心深處早已自我「放逐」，而同「偉大統帥」漢武帝徹底決裂了。他之所以忍辱負重地活在世上完全是為了要竭盡全力去完成一部歷史鉅著，他說：「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司馬遷更以被紂王拘於羑裡而演《周易》的文王；厄於陳蔡而作〈春秋〉的孔子；遭遇放逐而著《離騷》的屈原；晚年雙目失明而著《國語》的左丘明；慘遭酷刑，被砍斷雙腳而完成《孫子兵法》一書的孫臏；遭遇秦始皇放逐遷蜀而寫成《呂氏春秋》的呂不韋；囚禁於秦，而寫下《說難》、《孤憤》的韓非子以及發憤寫作歌詠而成《詩三百篇》的古先聖賢自期。他最後對這位叫任安的朋友說道：「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迄於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慾以究天人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太史公司馬遷在這裡和盤道出了自己忍一時之辱而重萬世之名，待知已於千載之後的遠大抱負及高尚情操，讀來催人淚下。司馬遷同屈原有著相同的遭遇，窮愁著書，實有同心，他為屈原作傳，其文便似離騷，悽愴婉雅，令人唏噓慾絕。
西漢的賈誼，洛陽人，十八歲時，以能誦讀詩書，善文章，為郡人所稱譽，時稱賈生。廷尉吳公將他推薦給文帝，文帝將他任為博士，後遷太中大夫，但卻遭到老資格的先朝故臣周勃、灌嬰等人的排斥，被貶謫任命為遠離京師的長沙王太傅，後又遷任為梁懷王太傅。賈誼是天才的文學家，更是卓越的政論家，他曾多次上疏，批評時政，建議朝廷運用「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辦法，削弱地方諸侯勢力，鞏固中央集權，主張重農抑商「驅民而歸之農」，力主抗拒匈奴。當其貶為長沙王太傅時，嚐渡湘水，作賦以吊屈原，蓋亦以自諭也。賈誼之被貶謫，對他來說，就是「放逐」。賈誼因梁王墮馬薨逝，悲傷哭泣，僅活了33歲便跨鶴西去，真是可惜得很！倘不因遭遇「放逐」，賈誼未必會早逝，其後來的成就，不知更會達到怎樣的高度呢？
西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堪稱是一個「自我放逐」的群體，「竹林七賢」身處司馬氏專制極權的高壓統治之下，為了躲避政治迫害，佯狂裝瘋，息影林泉，常於竹林下酣歌縱酒，借酒澆愁，以酒避禍……即使如此，七賢中的嵇康還是被聽信讒言的獨裁者司馬昭殺害了，嵇康臨刑前彈奏的那一曲慷慨激昂的《廣陵散》在中國上空和文人心中迴響了將近兩千年。據《世說新語．雅量》載：「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曲終，曰：『袁孝尼嚐請學此散，吾靳固（靳固：吝惜固執意）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因了嵇康臨刑索彈《廣陵散》，才使這首古典琴曲名聲大振，可以說《廣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來的。
在中國文化史上，實行「自我放逐」，自我解放最有名的人物恐怕要數西晉時期的大詩人陶淵明。據史書記載：「淵明為彭澤令，郡守遣督郵至，吏白當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乃自解印綬，掛冠而去，作歸去來辭以明志。」「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段精彩文字是作者的人格寫照及心靈獨白，故被後世的評論家點評為「高風逸調，晉宋罕有其比。蓋心無一累，萬象俱空……」如此高超的人生境界，古今少有人能夠達到。陶淵明的名篇佳作，大多完成於他辭官歸里自我「放逐」之後，如「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勿違。」詩中的這個「願」字，表達出作者終生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理想與追求的崇高意願。陶淵明的另一首被王國維讚譽為達到「無我」境界的名作「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慾辯已忘言。」陶淵明詩歌以「似樸而實華，無意超妙而自然超妙，不事雕繢而自然精煉」（以上數語見《馬一浮集．詩學篇》）的藝術境界高踞中國詩歌藝術頂峰位置，他的最上乘的作品全系「自我放逐」，遠離名利場，貼近大自然後創作出來的，假如陶淵明是一位樂於仕進，汲汲於鑽營干祿，長年被名韁利鎖羈絆著的「利益集團」圈內的活躍份子，那他絕對寫不出那麼多超今邁古的優秀作品，後世便不知道中國有一位陶淵明，中國文學史上便少掉了一顆亮星。「自我放逐」讓陶淵源明失去所有撈錢爭名的機會，卻讓他創造出一大筆可與日月爭光的精神財富。千載而還，與陶淵明同時代的許多達官貴人早就「與草木同腐」，無人知曉了，而陶淵明的音容笑貌，精神氣韻卻一直存活在後世讀者的心中……「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唐代大詩人李白亦未能逃脫「放逐」厄運，「安史」亂起，兩京陷落，玄宗逃往蜀中，永王李璘受命為江陵大都督，經略南方軍事。當永王水師東下到達潯陽時，三次徵召李白。李白在國家危難時刻，認為「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抱著「誓慾清幽燕」的平叛志願，參加了永王幕府。他天真地認為這是「安社稷」、「濟蒼生」，報效祖國的好機會。正當他自比謝安，高唱「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時候，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了。此時肅宗李亨已在靈武即位，尊玄宗為太上皇，並下令李璘回蜀中。李璘剛愎自用，不從命，肅宗即派兵討伐。李白尚未弄清事情真相，永王部下已成鳥獸散。李璘被殺，李白也被系潯陽獄中。經御史中丞宋若思等營救，才得以出獄，但不久又被判流放夜郎。慾報國而反獲罪，故令李白痛心疾首。幸於乾元二年（七五九年）遇朝廷大赦，李白行至白帝城獲釋。此後，直到謝世，李白便再也沒有報效祖國和進入主流社會的機會了。
與李白同時代，但卻比李白晚出生十一年的唐代另一位大詩人杜甫也是在長期的「放逐」生涯中停止了歌唱的。李白比杜甫早逝8年，同為「放逐」，由於所處時代不同，杜甫蒙受的人生苦難遠遠超過李白，李杜作品的差異點應該多從這方面去進行比較研究才是。杜甫第一次遭受「放逐」是在肅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上書救房琯，引起肅宗震怒，差點被投入大牢，幸遇「宰相張鎬救之獲免。」乾元元年（758年），杜甫以左拾遺官職出任華州司功，由中央官吏貶為地方官吏，這說明他已經退出政治中心，實際上是「放逐」生涯的開始。據《杜工部年譜》載：乾元二年，春，杜甫「自東都回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卜西枝村置草堂，未成。十月往同谷。寓同谷不盈月。十二月，入蜀至成都。」杜甫從棄官度隴到入蜀出峽長達10餘年的歲月裡，身經喪亂，目擊時艱，過的完全是一種飄泊動盪、衣食無著、寄人籬下的生活，對於詩人來說，這其實是實質意義上的「放逐」。其間，杜甫曾經有過一次返朝為官的機會，據《杜工部生譜》載：「廣德之年，公在梓州。春，間往漢州。秋，往閬州。冬晚，復回梓州。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不是杜甫不赴官，而是吐蕃入侵，道路未靖，拖著家小，無法前往，「草木變衰行劍外，兵戈阻絕老江邊」，「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慾迷。」杜甫只好抱著「此身那老蜀，不死會歸秦」的願望在成都住了下來。戰亂使國家民族遭受空前浩劫，詩人個人也蒙受了難以想像的苦難，「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這可不是任何詩人能夠吟唱出來的句子。「國家不幸詩人幸，賦到滄桑句便工。」杜甫曾經深刻地進入政治生活，「放逐」生涯使他更加深刻地進入群眾生活，在充滿艱辛顛沛流離的境遇中，杜甫找到了發揮創作天才的道路，入蜀以後，杜甫的詩歌創作在原有的成就上逐漸進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王安石語）的最高境界，最終被尊為中國的「詩聖」。杜甫身經「安史之亂」，遭遇了「放逐」生活的種種磨難，這是他個人的不幸，但是卻成就了他的詩歌藝術，這又是杜甫最大的幸運，也是中國詩壇永久的驕傲。
唐代遭受「放逐」厄運的著名人物還有提倡「古文運動」的文學大師韓愈和柳宗元，韓柳二人同在朝中為官，他們既是摯友，又是知音。韓愈性秉直，居官不改其性，故屢遭貶謫，他的那首有名的《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詩便寫於「放逐」途中。
柳宗元在文學和政治上均屬改良派，他在順宗時，積極參預以王叔文為首的改革派，入內政與議事。憲宗即位，廢除新政，打擊革新派，叔文敗，柳宗元亦受牽連，坐貶永州司馬，放浪山水間，以詩文自娛，寫下了享譽文壇的「永州八記」等系列精品詩文。十年後，柳宗元被召還長安，旋即復出為柳州刺史，這一次的「放逐」竟讓柳宗元客死他鄉，僅享壽四十七歲。宗元先生才高壽短，殊堪歎息！他在柳州推行善政，留下光照千秋的政績，州人感其德，以神事之。宗元先生在詩文方面的成就，尤以「放逐」期中所作為高。
與韓、柳同時被白居易稱為「詩豪」的著名詩人劉禹錫也同韓、柳一樣，一度成為「盛世逐臣」。劉禹錫同柳宗元一起參加了中唐永貞年間那場夭折了的政治改革，結果一同被「放逐」到遠離京師的蠻荒之地，但他卻能頑強地活了過來，晚年回到洛陽，仍有「馬思邊草拳毛動」的豪氣。他的那首膾炙人口的名作《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懷舊空吟笛賦，到鄉翻作爛柯人。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杯酒長精神。」正是詩人晚年的心靈寫照。在流放巴楚間長達二十餘年的「放逐」生涯中，劉禹錫有機會深入民間瞭解基層群眾的喜怒哀樂，學習民歌俚語，發而音為詩，便成絕調。劉禹錫在此間創作的大量的《竹枝詞》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一株奇葩，給中國詩界吹來一股清新的空氣，清代學者胡震亨對於劉禹錫倣傚民歌所作的樂府小章是這樣評價的「開朗流暢，含思宛轉……運用似無甚過人，卻都愜人意，語語可歌。」清代另一位詩評家吳喬在其所著〈圍爐詩話〉引賀黃公（裳）的話說：「夢得佳詩，多在朗、連、夔、各州時，作主客（郎中）後，始自疏放。」詩人在仕途上的不幸，卻造就了他在詩歌創作上的有幸。假使劉禹錫是一位在宦場上一帆風順「無災無難到公卿」的人，那麼，他即使能詩，亦不過是一位極其一般的詩作者而已，決不可能成為中國詩壇上的一顆亮星。
劉禹錫的好友，可與李杜並名的中唐大詩人白居易也與「放逐」結下不解之緣。白居易是繼杜甫之後的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對文學史上的重大貢獻為首倡「新樂府運動」。「新樂府辭」為白居易提出，所謂新樂府，就是採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式詩歌。新樂府專門「刺美見（現）事」屬於針砭時弊的「諷諭詩」範疇，即所謂「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宗旨。早期的白居易在仕途上可謂春風得意，元和十年（815年），盜殺宰相武元衡，白居易認為這是一樁「國恥」，於是，上書請捕賊，當朝權貴怒其越職奏事，造謠中傷，群起而攻，遂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得罪當局的真正原因，還是他寫的那些諷諭詩深切地擊中了權貴者的要害。白居易亦自謂：「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被貶謫到江州的白居易唱出了《琵琶行》這樣的千古絕唱，流傳之廣，幾近家喻戶曉。為了避開「牛李」權力爭鬥的漩窩，白居易力求外任，不做京官而做地方官，在做過、杭州、蘇州刺史之後，復求「置身散地」，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這其實乃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自我放逐」。
與白居易齊名，積極參預「新樂府運動」的大詩人元稹亦難逃「放逐」厄運，元稹雖官至宰相，然其仕途，卻是坎坷不平的，他一生中曾先後被貶為同州、越州、鄂州刺史，最後卒於武昌節度史住所。
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北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先是因直言論事貶知夷陵，後來被朝庭召還。慶歷中，歐陽修任諫官，又因支持范仲俺，要求改良政治，惹惱了皇帝老倌兒，再次被貶知滁州，他的那篇有名的《醉翁亭記》，便是被貶謫到滁州任太守時期所作。
具有多方面藝術才能的北宋大文豪蘇軾（東坡），稱得上是一位「放逐專業戶」了。他在神宗時任祠部員外郎，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自求外放，與汲汲於跑官求陞遷輩作風迥異。他於是改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蘇軾後又因作詩」謗訕朝庭「而罪貶黃州，他的名作《前赤壁賦》、《後赤壁賦》便是在此間作的。哲宗時，蘇軾曾任翰林學士，這期間又曾出知杭州、穎州等，他最高官階做到禮部尚書。然而，終是命途多舛，難逃「放逐」宿命，而且是一次比一次遙遠，最後被貶謫到廣東的惠州、海南島的儋州、真正是被流放到「天涯海角」了。東坡先生晚年有幸北還，可惜次年便病死於常州，這一次的「放逐」，使他再也沒有重回京師和返回故鄉的機會了。
同被稱作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一生中也是屢遭「放逐」，淪落天涯。黃庭堅是一位在散文、詩詞、書法等方面均取得很高成就的大家，他開創的「江西詩派」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黃庭堅在宋哲宗舊黨執政時期，擢作國史編修官。其後新黨復起，他便屢遭貶謫，最後客死於廣西宜山的住所。
秦觀是婉約詞派的代表人物，他在貶官「放逐」期中的作品，風格與李後主相近。「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鈄陽暮」表現出在政治上失意後的無可奈何的心情，此二句詞被王國維讚譽為「自成高格」「有我之境」的名句。秦觀亦因紹聖初年，新黨執政，連遭貶斥，被「放逐」到十分偏遠的雷州去了。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秦觀得以召還京師，是年7月他從海康啟行，輾轉月餘，始達廣西籐縣。時天氣燠熱，秦觀因中暑染疾而卒，終年53歲，不因「放逐」，秦觀享年或不止此，又因「放逐」，成就了他千秋的令名，他在「放逐」途中所作的那些哀感纏綿的詞章，不知打動了多少讀者的心弦！秦觀同蘇東坡的關係在師友之間，當蘇東坡從海南放歸行至廣東鬱林地界，忽聞秦觀死訊，當即仰天大哭道：「少游死了！世間還能找到這樣的人嗎？」這真是斯文同骨肉，惺惺惜惺惺。誰知次年東坡先生也同秦觀一樣，客死於「放逐途中，秦觀兩年前與東坡話別時填寫的《江城子》詞，遂成絕唱：「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小樽春酒滴珠紅。莫匆匆，滿金鐘。飲散落花流水各西東。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遠，暮雲重。」
有明一代遭受「放逐「的士子亦復不少，最值得一提的人物有兩位，即作為政治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的王陽明（守仁）先生。王陽明雖然功業蓋世，學問包天，仍免不了遭受「放逐」的命運，他的那篇有名的《瘞旅文》，便作於罪貶貴州龍場驛丞時期。
大學問家、詩人楊慎是古今文人遭遇「放逐」時間最長的一位。明世宗嘉慶3年（公元1524年）37歲的楊慎因參預群臣「議大禮」並成為其中的首要人物而觸怒了十分專橫的世宗，兩次遭受「廷杖」酷刑且被投入大牢，險些喪命。世宗最後將楊慎貶謫到雲南永昌衛，終身不許返朝。嘉慶38年（公元1559年）楊慎以72歲之壽，卒於戌所。他的「放逐」生涯長達35年，去時尚屬丁壯，歿時已逾古稀，有生之日，終不見返，悲夫！現在我們讀到楊慎先生的《星回節》詩「忽見庭花拆刺桐，故園珍樹幾燃紅。年年六月星回節，長在天涯客路中。」以及他臨死前不久寫的《感懷詩》「七十餘生已白頭，明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為滇海囚。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癡兒女，泉下傷心也淚流。」這些詩句，感人肺腑！我們相信，定是作者蘸著血淚寫成的。楊慎先生著述宏富，雄視有明一代，其主要著作均是在「放逐」期間完成的。先生長期廢居邊隅，奔走旅途，使他有機會接觸窮鄉僻壤勞苦大眾的生活，為他的作品注入了新鮮血液，邊疆風物和西南山川的雄奇瑰麗，前人足跡及歌詠所不至者，吾國詩史之缺頁，正待他的如椽大筆去填寫。「放逐」使楊慎先生遭受了無窮的磨難，卻成就了他的名山事業，使他的名聲「不廢江河萬古流」，這便是歷史給予楊慎先生的報償。
清季以外族入主中國，依靠的是武力征服。清初三先生，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均曾參加過反清復明的愛國活動，失敗後，拒絕同滿清權貴合作，表現出崇高的民族氣節。三先生分別實現了徹底的「自我放逐」，或息交絕游，閉門著書，或隱居山中，筆耕不輟，清初三先生給後世留下一大筆精神財富，他們的名字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滿清貴族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防止漢民族反抗，從順治九年（公元1652年）始，便不斷頒布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始，更是「定例究查」，用今之語言解釋就叫「嚴密追查反革命案例」。於是，震鑠古今的「文字獄」作矣！其間構陷入獄，株連受刑，流亡放逐者不可勝計，給中國文化史抹上一層濃濃的陰霾。文字獄當系另一重大題目，茲故略而不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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