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4日訊】不久前，中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陸德明因嫖娼而被抓獲，並最終辭去了院長的職務。在中國這樣的高等學府發生這樣的醜聞事件,這不僅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名牌大學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它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正逐漸地走向墮落，而且陸德明事件只是近年來所發生的很多不良事件中的一件。在這樣一個極權體制下，在這樣一個被專制政府的奴化教育和腐朽沒落的中國當代文化思想毒化下，中國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淪為了專制統治集團的附庸,是專制集團用來維護其腐敗墮落的政權的意識形態領域的工具。
作為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在人類高尚的道德基礎上，毫不動搖地堅持學術良知並保持自由的理念，他們的責任就是要用進步思想去喚醒那些麻木不仁的人們，敢於向傳統挑戰、向專制文化挑戰，並在此基礎上把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引向人類普適價值的世界。知識分子相對於社會領域中其它階層的人來說，應該負有更大的社會責任感。當一個國家或民族由於受專制統治階級的奴役或外來掠奪而顯得搖搖欲墜的時候，只要知識分子的力量還沒有被消滅並保持其覺醒的狀態，那麼這個民族就還有一線希望，否則，這個民族就會因為最後的、最徹底的麻木與墮落而走向毀滅。
從中共建國以來，在半個多世紀裡，只有兩個時期是知識分子相對活躍的時期。其中之一，是在中共「反右」前的一段時期，那時的知識分子是「解放」以來在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下顯現出來的，但是由於毛澤東是一個徹底的極權主義者，他對思想文化的絕對控制，知識分子受到「反右」的影響而被下壓下去，特別是在「文革」中更是被徹底的清理。這時期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出於對一種社會主義的狂熱和迷信而在幾乎「閉關自守」的狀態下所產生的一種純「學術上的自由」，根本談不上是在民主、自由的理念上所產生的自由，知識分子是為獨裁體制效力，向統治階級獻媚，他們的思想是相當狹隘的，是一種民族主義的極端的表現。
其中之二，這個時期是胡耀邦、趙紫陽主政，鄧小平幕後操縱時期。「文革」的浩劫過後，鄧小平等已經意識到了毛的「閉關自守」政策是極其錯誤的，特別是在毛的「極左」路線的影響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基本上到了崩潰的邊緣。所以，鄧不得不進行「改革開放」。到現在為止，有很多人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僅僅歸功於鄧，這是錯誤和片面的。實際上，胡、趙的功勞也不小，他們都有功勞，而且，趙還具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思想，他主張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而鄧沒有這一個思想，鄧是專制政權的強硬捍衛者。一個社會的變革是各方面的，如果只是對經濟進行改革，不對政治進行改革，那麼，社會矛盾就會隨經濟的
發展而加劇，加上中共一向「我行我素」，非要搞個「中國特色」出來，所以，最後導致了貪贓枉法盛行、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貧富差不斷拉大等等,學校開始發生學潮運動。在此時期，作為總書紀的胡耀邦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顯得開明，知識分子的氣氛活躍。同樣也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孕育了一批獨特的、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他們大多數在後來的民主運動中成為了骨幹力量。由於鄧小平竭力地維護中共一黨專制體制，中搞經濟改革的同時，又來了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至後來竟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把胡耀邦趕下台。其實，胡當時只是在學潮問題上採取了比較寬鬆、理性的處理方式罷了。最後，當胡去世以後，中國的知識分子並隆重地悼念他，以此為導火線點燃了中國社會的八九愛民主運動。
在八九愛國民主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這場運動的主要參與者，他們強烈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自由、法制。此時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行動了起來，向專制政府發起挑戰並且始終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從胡耀邦1989年4月15日去世到1989年6月3日，中國社會在愛國民主動中戲劇性地變化著。狼改不了吃羊的本性，中共專制政權不會輕易地放棄權力，最後用血腥的方式對民運進行了鎮壓。就這樣，1989年6月3日晚到1989年6月四日，在北京這個全國人民嚮往的地方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慘無人道的「六四大屠殺」。「民主戰士」們在中共的機槍和坦克下倒下了，中國社會向民主社會過渡的希望徹底破滅。在這場運動中，有數千人
被打殺、若干人受傷，還有很多人被捕及流亡。儘管民主運動以失敗而告終，但是這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八九學運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自發的、也是一種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因各種因素而產生的運動。「六四事件」與「八九學運」是密切聯繫在一起的，因為有了學運才有了中共的屠殺行徑。「六四」是中華民族的悲哀，是中共的罪惡，是中共的恥辱。
「六四」改寫了中國的歷史，也改寫了中共的歷史。當「六四」槍響以後，趙紫陽這個被視為改革派的開明領袖被軟禁，被剝奪了人身自由權利，上海流氓江賊民踩著「六四」遇難者的鮮血登上了總書紀的寶座。江賊民上台之後，在太上皇鄧小平的指揮下，通過了一系列的手段，使江的權力得以鞏固,為江後面全面掌權作好了政治基礎。經過「清理」，中國民主運動的力量基本上被鎮壓完了，專制政府採取了空前高壓的政策用來維護其統治。「穩定壓倒一切」，這是江賊民時代的特徵和基本方針，它力圖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包括對宗教的鎮壓，同時，江還主張「政治問題與非政治化處理」。中共通過暴力
與謊言這兩種罪惡的工具來維護其統治。這就使得這些年來各種力量不能聯合在一起對統治階級進行抗爭。
是由於統治階級採取這樣高壓的政策把知識分子嚇倒了？還是由於其它原因使得知識分子如此地沉默？15年來，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吶喊聲去哪兒了？
中國當代的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還在堅持自由的理念之外，絕大多數已經不斷地走向墮落了。他們的自由精神在中共恐怖的淫威下和錢財的收買下，已經蕩然無存了。「六四」過後，統治階級一面採取高壓的政策，一面採取收買的政策，從而使得很多知識分子放棄良知投向中共，他們為了自私的物慾，為了不再「流血犧牲」，甘願淪為了專制政權的支持者。特別是北大、清華這樣的歷來孕育自由精神的地方，素以產生各類知識名人而著稱的地方，現在已經成為了埋葬自由、民主的墳墓了。昔日的思想搖籃，現在成了墮落的天堂。學生們深邃的思想沒有了，他們對關係到國計民生的政治熱情沒有了。他們現在所關注的是如何賺
錢，如何與獨裁政府搞好關係以並將來也加入這樣的一個腐敗的利益集團。他們已經完全淪為了這種專制文化的奴隸。更讓人可悲的是學生們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不平等的事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九月份，中共當局把「一塌糊塗」BBS關閉之後，只有法學院教授貨衛方和其它的已經離開學校的校友勇敢地站出來寫信給北大校長及中共高官，對非法關閉論壇鳴不平。而其它人呢？完全沉默了！
還有因為不滿中共謊言滿天飛，而寫《討伐中宣佈》一文的北大教授焦國標被學校停課，北大學子及社會上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保持沉默，這真是太可悲了。在中國現行的體制下，能出現個別的知識分子向專制當局表達真實的心聲，是極其可貴的，但是他們的精神卻得不到大數人的響應。
當然，在當今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中，還是有少數人如劉曉波等現仍在堅持自由的理念，堅持其學術良知。其中，一個較典型的要算著名的自由派法學家袁紅冰了。特別是他在中共的嚴密監控下以頑強的毅力並冒生命寫作的精神震撼國人們的心靈，他的著作猶如一把把鋒利的劍刺向專制統治的心臟。在這中國這樣一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已經走向墮落的時代，能有袁紅冰這種精神的人真是太少了，而且很多類似的人無法在大陸立足，只能遠走異國他鄉。好在他們可以借助互聯網把自由的、民主的思想火花進行傳播，儘管這種傳播只能局限於一定的范圍，但這也是永恆的。
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走向了墮落，這是不可爭議的事實。這種墮落的根源除了有其自身的原因之外，還受這種腐朽專制體制的影響。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最絕望的墮落還不是官僚的墮落，而是知識分子的墮落。官僚集團的墮落是一個黨派（中共獨裁）、一個朝代（紅色王朝），而知識分子的墮落卻影響到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因為知識分子的墮落，是我們整個文化、思想、道德的墮落，是這個社會最後的也是最徹底的墮落！(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