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2日訊】各位朋友下午好！
很榮幸有機會在這里貢獻我本人關於評論中共文化的心得。我想當年中共九評蘇修的時候，一定沒有想到，今天，自己也被送上了審判席。不過我在這里希望能夠給《大紀元》媒體提供一點建議，我希望你們每次主持這類會議的時候，都能給中國政府發一份正式的邀請函，希望他們也能出席會議，要給他們辯護、反駁的機會。這就叫“反方在場”。當然，我知道他們不太會來的，但那是他們的問題，這個程序公正還是需要強調的。你們也可以把邀請信同時送到網絡上。
我今天主要跟諸位討論兩個問題，第一，對九評的簡要評價。第二、說說“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說說“偉大、光榮、正確”這種意識形態的文化本質，特別是說說說它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聯系。
《大紀元》推出九評系列文章，其政治上的意義和文化上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是一個開端，它表明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反思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可以把中國人對中共的看法劃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黨也可能犯錯誤，但黨自己能改正錯誤，因此黨更偉大”。搞不清楚，這個邏輯我現在也搞不清楚。第二個階段，叫“第二種忠誠”，就是改革，黨和毛主席都是好的，問題是個別的，要幫助黨改正錯誤，以便使黨更好地統治我們。從反右到后來的改革開放，都基本上是在這種思路上搞的。第三階段，就是在整體上反思和否定黨文化。我不認為這個起點是今天開始的，事實上在中國民間一直有這種清醒的思想。特別是六四之后，中國人開始走上了這種政治轉折。從張志新到胡石根代表了這種進步。張志新、吳?在死亡的時候都呼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但到了胡石根，他在法庭上坦率地告訴法官：我就是要反對共產黨。這是一個了不起的聲音，他說出了一個了不起的常識。我想也許未來的人們不會明白，為什麼“反對共產黨”就是最嚴重的犯罪。當然，大紀元的系列評論仍有開創性價值，它的反思把胡石根的宣言提高到了一個理論的高度。一種公共輿論的廣度。當然，象中共這樣一個巨大的項目，不是幾篇文章就能說清楚的。因此我開玩笑說自己的評論是十評。我的意思是，這應該是一個起點，以后應該有十評、十一評，一直到一萬評——當然，我不希望真搞那麼久，那對中國人太不公平了。
我今天重點想談一談中共“偉大光榮正確”這一經典政治口號。我們知道，如果一個人總是自己誇自己“偉大光榮正確”，這是應該羞愧的。但是，中共幾十年如一日地這樣自誇，卻絲毫沒有反省，這幾乎是駭人聽聞的。我覺得這種意識形態自負為它各種反人類暴行提供了思想根據，它使罪惡行也成為偉大的內在組成部分。
這種意識形態的瘋狂至少存在三個方面的理論根源。第一，就是西方18、19世紀以來，在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膨脹起來的理性瘋狂，它認為依靠人的力量可以在這世界上建立人間天堂。而人類的某些精英分子，有智慧、有能力統治人民完成這一使命。第二、人性的自負。驕傲是人根深蒂固的罪性，共產主義運動把人的驕傲和人性中各種惡的部分充分動員起來，並放大到全社會。問題在於，由於沒有人是偉光正的，因此，這種驕傲必須通過強迫其他人謙卑來實現。換句話說，一個人、一個組織如果要證明自己“偉大光榮正確”，就必須把別人、別的組織妖魔化，才能證明自己，並且肆無忌憚地為自己的利益謀財害命、踐踏他人的尊嚴。第三、就是傳統文化的影響。首先是圣人君子說。中國文化相信在我們這些兩足動物里存在一些完美無缺的動物標本，他們德配天地，御風而行、神機妙算、奉天承運。用今天的話說，有一批人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人，由於他們偉大光榮正確，因此他們有義務和能力統治我們，而且據說本來人家還不愿意，人家統治我們是不得以的—— 不跟我們玩，我們得多可憐啊。其次就是善惡二元論，即把好人說得跟神似的，壞人壞得讓人食肉寢皮。如果說“所以要執政”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政治動機的話，善惡二元論戳穿了圣人君子說的心理動機。有圣人就必須有百姓對應，而有君子必須有小人對應。由於人的普遍局限性，每個人都自認為自己是君子，而別人是小人。從邏輯上說，因根本沒有圣人君子，因此，為了成為圣人君子，就只能進行否定性的努力，就把別人論證為小人。我們看到，把別人糟蹋為小人是圣人君子存在唯一的道路，這就是黨文化的實質，也是中國文化對黨文化的重大貢獻。
有朋友不同意我的觀點，我能理解。這些朋友認為共產主義是邪惡的，是外來敵人，而中國文化是好的。這話是我不能同意的，就象今天中共總把自己的事情歸因於外部勢力的陰謀和影響一樣，這種反應也是一種驕傲。我們必須看到中共文化在中國本土上的精神資源，同時看到我們每個人的內在精神結構對中共文化的認同。我們不能僅僅把自己心中的那個毛澤東說成是毒害的結果，這是一個不能找到終點的循環論證。負責任的想法是正視自己的心中之賊，同時重視中國文化與中共統治的巨大相關性。
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說，一個幽靈在歐洲大陸徘徊。這個幽靈游蕩了整個世界，為什麼只在你這個地方，只在中國扎下根來。你得反省。它怎麼沒在美國和加拿大找到毛澤東？為什麼在上個世紀世紀蘇聯東歐紛紛走出共產統治的時候，江澤民主義卻成功地“與時俱進”了呢？我們不能僅僅把中共的野蠻統治作為唯一的原因（蘇共不野蠻嗎），當然我認為這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我們的的傳統文化、我們自己的心靈結構、特別是人對人是狼這種普遍的心靈狀態，都從語言和行動上表露無疑。因此我主張中共批判必須同時是文化批判和法律批判，否則，這種批判會讓我們產生同樣一種“偉大光榮正確”的感覺。只不過是用我們的偉大光榮正確否定另外一種偉大光榮正確。這是必須警惕的。
有記者問我，你第一眼看到九評有什麼感想。我說，第一，這是一件好事，早就該有人做這個工作了。第二，我希望不要用中共的方法反對中共，因此我希望新的九評在話語方式上徹底告別舊的九評。我很高興我看見了這種努力。
什麼是中國文化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我對基督教信仰的重視，也跟我對中國當代歷史的反思有關。當毛澤東搞大躍進的時候，中國教會首先站出來反對，因為教會當然認為：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有局限性的人不可能在此岸世界建立人間天堂——人建天堂的結果就是造就一個地獄。我們都是從那個地獄里逃出來的。
2004年即將過去了，“九評”應該是一個有價值的年終總結。讓我們一起努力，爭取早日把這樣的討論會開到中國大陸去。我仍然希望我能活到那一天。
謝謝大家！
2004年12月5日星期日
－－原載《議報》第17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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