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政治

書摘:袁紅冰小說體自傳《文殤》(三)

袁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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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八月中旬,在離開九個月之後,袁紅冰又重返呼和浩特市。他的新的工作單位是內蒙古汽車修配廠。這是一個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大廠。由於廠長同袁紅冰的父親有很深的私人情誼,袁紅冰被分配到機修車間,當維修工——這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工種。袁紅冰所在的工段絕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對政治毫無興趣,關注的只是提級升職,以及如何在工作中偷懶一類的瑣事。工段長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儘管處於炎熱的夏季,他頭上總戴著一頂黑色的皮革帽子。不久,別的工人就偷偷地告訴袁紅冰,這是因為工段長不僅禿頂,而且頭皮上布滿了膿瘡病後留下的疤痕。這個工段長並沒有表現出馬克思理論所斷言的、工人階級天然擁有的高尚情操,相反,他最濃厚的情趣,就是在傷感的沉思的微笑中,自言自語地說出諸如「大姑娘撅屁股——漂亮的肉蛋蛋」之類淫穢的話,然後,便色瞇瞇地竊笑一下。似乎他的鬍子雖然灰白了,可是,性欲卻仍舊像年輕的公驢一樣旺盛,這使袁紅冰有些作嘔的感覺。

九月九日午後,車間的共產黨支部書記來到工段,通知工人們下午四點都到車間外面試車場中間的草坪上去,收聽高音喇叭的廣播。沒有其他原因,僅僅從支部書記臉上兩道明顯的污濁的淚痕中,袁紅冰就直覺地確信,毛澤東一定死了。

下午四時,廠區的高音喇叭準時傳出了北京中央電台播音員沉痛的男低音。播音員宣讀了「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澤東」的訃告。坐在草坪間的工人一片沉默,臉上覆蓋著陰雲般的鉛灰色的悲哀,而且都垂下頭顱,避免互相對視,彷彿怕目光會洩露出某種需要極力隱藏起來的東西。在一千多個低垂的面容中,只有袁紅冰的頭顱怵目地高高揚起。他覺得天空中滲出了陰鬱、濃重的血紅色,並且緩慢地垂落向大地,而血色的天空沉落之後,宇宙間無聲地湧現出一片蔚藍的空虛。

收聽完廣播後,工廠提前下班了。想要瘋狂奔跑的衝動,使袁紅冰騎著自行車飛馳在街道中間,甚至一輛輛汽車都被他超越過去。一時之間,他還無法思索清楚毛澤東之死的政治含義,他只覺得自己的靈魂猶如一縷在黑暗洞穴中禁錮了千年的疾風,突然衝出洞穴,放縱無羈地在陽光和藍天上飛翔。

被某種下意識引導著,袁紅冰向王慎失的住所馳去。來到王慎失那窗戶被厚厚的布簾遮住的房間前,袁紅冰躍下自行車。他在門前停了片刻,等急促的呼吸平靜了一些之後,才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王慎失伸長枯瘦的脖頸,坐在窗下的書桌前,彷彿正在焦灼地等什麼人。茫然的激動和破碎的悲涼交織在一起,使這位年老哲人臉上的皺紋,顯得更加深刻了。他面前的書桌上擺著一瓶酒和兩隻斟滿烈酒的高腳瓷杯。

「我想你今天會來。你看,我已經斟好了酒,在等你。」王慎失聲音枯澀地對袁紅冰說。袁紅冰在書桌旁坐下後,王慎失舉起酒杯,語調如同一聲蒼涼的悲歎般地說:「乾杯——不是為了慶賀毛澤東的死,為一個人的死喝歡樂之酒是庸人的事,但是,今天我們應當為祭奠在毛澤東暴政下死去的無數冤魂而沉醉一次!」

王慎失把杯中的烈酒倒進嘴裏後,向空中揚起頭顱,他那因思想和痛苦而變成憔悴的灰白色頭髮,隨著身體的急劇顫抖而飄動起來。突然,王慎失發出了瘋狂的笑聲,片刻之後,那笑聲又破碎為苦悶的長號,最後,悲愴的話語從那哭嚎血紅的裂縫中湧出:「我是為一個企圖『萬壽無疆』的獨裁者的死而笑,為一個血腥的權力意志的崩潰而笑;我哭,因為獨裁的權力意志並非死於真理的勝利,而是死於自然規律——十億中國人墮落到只能靠自然規律來擺脫獨裁者意志的程度,這難道不值得放聲痛哭嗎!」

袁紅冰沉默地陪伴這位年老的哲人狂飲起來。最初聽到毛澤東死訊後的那種蔚藍色的空虛感和無名的激動,似乎被烈酒燒成了灰燼,而冷靜的理性開始在袁紅冰的意識中刻出了一個個稜角分明的思緒。

「一個嗜血的獨裁意志被虛無埋葬了,他給現實留下一片空白——不是權力的空白,而且是精神的空白。因為他曾既攫住了絕對的權力,又用這種權力使他個人的意志成為所有中國人的意志。

「毛澤東,這個從悶熱、潮濕的南方農村中走出的小知識分子,他具有超群的實用主義靈感,卻又缺乏精神創造的能力。古代農民起義領袖對王位的嚮往、記載在中國史書中的權術陰謀意識、馬克思的物性宿命論哲學和階級仇恨理論,以及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理想,重疊在一起,構成了他的意識形態。

「他曾以民主的名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政治,並因此贏得了人民的擁戴,可是,他又親自鑄造起歷史上最兇殘、最偽善、最嚴密的專制權力體系;他最初是為了同巨大的社會不公正抗爭而走上政治舞台的,可是,他卻又通過馬克思的階級等級論,形成了以血統和物性存在樣式這種最本能的標準為依據的新的社會不公正;他要求中國人都必須具有苦行僧似的道德純潔性,可是,他自己卻津津有味地品嚐權力之手奉獻給他的荒淫生活;他曾偽善地提倡在文化藝術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可是,卻又用冷酷無情的方式摧殘了無數勇敢的思想者;基於農民式的狹隘視野對生命意義的理解,他曾在中國以『人民公社』的模式推行共產主義烏托邦,可是這種烏托邦理論卻結出了苦澀的現實之果;他有時表現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可是,為了專制政治存在的現實需要,他又專斷而慷慨地放棄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這種實質上不是與金錢相關,而是同民族尊嚴相連的權利;他曾許諾給中國人以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可是,為了維護專制政治和個人的絕對權力,他一次又一次把中國人的命運投入血海之中;他把『為人民服務』作為理論上的座右銘,可是,現實中他卻用專制的火鞭驅使中國人成為沒有思想權利,只有服從義務的奴隸——為專制政治服苦役的奴隸;他曾溫情脈脈地說,共產黨黨內鬥爭要以『治病救人』為目的,可是,他卻用鐵血手段摧殘權力鬥爭的對手;他是聰慧的,這種聰慧使他在同共產黨內外的對手的搏戰中,取得了無可置疑的勝利,但是,他又極端愚昧,愚昧到了仇恨知識、毀滅文化的程度;他的生命欲望中確實有使國家強盛的衝動,但是,高於一切的對絕對權力的私欲又是他生命的主調,為了滿足這種私欲,他可以把國家的命運毫無顧忌地踩在腳下。

「由於缺乏創造屬於中國命運的高貴思想的能力,毛澤東只能選擇從西方乞討來的馬克思主義,這種最少精神魅力的、低俗的理論,實用主義的靈感又使毛澤東有能力把這種乞討來的理論同中國文化中最陰鬱的部分——對權力的崇拜,結合在一起,而專制權力又迫使中國的命運無可抗拒地走入了這種專斷的理論的深淵。

「由低俗的實用主義所充實的高尚;被殘忍支撐起來的善意;附著在虛偽上的真誠——這是毛澤東意志的特性,這種特性既是專制政治之子,又是專制政治之母。唯一能夠原諒毛澤東的理由只在於,在共產黨官僚集團權力鬥爭的血腥叢林中,只有最偽善、詭詐、兇殘的獸性,才能保持生存,才能成為王者。

「無論如何,這個獨裁意志已經消失了,雖然他留下的濃重的血腥氣也許還要很久才能散去。那麼,中國將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噢,王慎失說的對,獨裁權力意志並非死於真理的勝利——不願意用鮮血為真理沐浴淨身的中國人,怎麼能得到真理的垂愛……。」

那天,袁紅冰無言地同王慎失對飲時產生的這種種思緒,最後凝成了一個如同巨大的黑色淚珠般的疑問:「中國的歷史在跨過毛澤東的屍骸之後,是否能走入民主的天地?」為了弄清這個問題,袁紅冰離開王慎失後,連夜來到柴治國家中。

柴治國仍然住在平民區的那間土坯房中。那天,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到郊區她的母親家去了。袁紅冰走進那間土坯房時,只有柴治國、黎月和呂克新圍坐在炕上的一張矮腿桌旁,桌子上擺著兩瓶高度白酒和一個盛滿羊肉的大瓷盆。

柴治國黝黑的面容覆蓋著凝重而蒼涼的、嚴肅的激情,那暗紫色的激情猶如冬日荒野黑沉沉的平線上泛起的晨光,飄落在巨大的歷史廢墟間。顯然是由於聽到毛澤東的死訊,黎月的眼睛裏閃爍起難以抑制的興奮,那種興奮儘管生機勃勃,但不知為什麼卻有一種淺薄感。呂克新的神情還是像往常一樣平靜而真實,袁紅冰就因為這種神情而相信了他,可是此時,袁紅冰又突然覺得,呂克新的神情深沉得令人難以相信那種平靜的真實。下意識中,他希望能有某種銳利的東西刺穿呂克新彷彿永遠不變的平靜神情。

柴治國沒有同袁紅冰打招呼,而是繼續談論什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已經親密到了無須任何客套的程度。袁紅冰在矮桌邊坐下,為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啜飲著,開始注意地聽柴治國的談話。

「……毛澤東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權力黑洞,狗官們又要為爭奪權力而互相呲牙了——這是專制政治權力交替的規律。這場即將爆發的權力鬥爭將在江青、張春橋這些通過『文化大革命』崛起的權力新貴們,和以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舊權力貴族集團之間展開。鬥爭可能有兩種前途。第一種前途是,宮廷的範圍無法容納鬥爭的能量,而使鬥爭擴展到整個社會,甚至激化為公開的武裝衝突,從而給專制政治造成致命的裂痕。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們就應當利用專制政治派系分裂的機會,明確樹起民主的戰旗,使民主運動走出陰影,走進陽光。為此,需要立即秘密進行人員的和思想的準備。第二種前途是,這次權力鬥爭又通過政變的方式在宮廷之內解決。這樣雖然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動盪,但卻不會給專制政治權力體系造成致命傷,因而也不能滿足民主運動公開化所必須的政治條件——如果出現第二種局面,我們前面的路就還長著呢。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只能盡人事以聽天命。哎——,有時候,你即使有劈裂宇宙的雄心,卻找不到利刀和長斧……。」柴治國深長地悲歎了一聲,結束了自己的話,那長歎像冷卻的深紅色的熔岩一樣堅硬。

袁紅冰一直沒有說話,因為,他認為柴治國對面臨的局勢的分析是正確的。於是,他開始迅速地思索,應當如何為柴治國所說的第一種情況出現時發動民主運動作準備。他決定盡快把以前曾定期進行民主思想交流的青年工人和知識分子重新聚集起來,並以這些人作為可能的民主運動的核心。同時,他還準備從法國人權宣言、美國獨立宣言、聯合國憲章、中國古代造反者提出的一些原始民主意識,以及王慎失的政治思想中,抽出某些思想的金線,編織成民主運動的精神旗幟。儘管他意識到,這面精神旗幟的色調還缺乏屬於中國命運的凝重而燦爛的血色,但是,由於時間緊迫,他無法從容地進行政治思想的創造。另外,他還想到,在民主運動崛起之初,要以工人的權力保障和權力腐敗問題,作為最先擊向專制政治的兩隻思想之拳。

(節自《文殤》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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