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6日訊】我的家鄉，陝北銅川陳家山煤礦瓦斯大爆炸奪走了近兩百個鮮活的生命，沈痛和悲哀是窒息般的。儘管有許多人說，面對礦難事故奪人性命的消息已變得麻木啦。“死者長已唉！”那些爲了自己及自己親人的生存，長年牛馬般冒著現實的生命危險在地下幾百米深處勞作的同胞走啦，留給他們親人的是人世間最沈重的、終生不能擺脫的悲情、痛苦。在當今這種特殊社會情勢下，在不斷發生的悲情面前，不麻木者又能有何作爲呢？但無論如何要有不麻木者，更要有有所作爲的不麻木者，諸如那些親臨災難現場指揮善後工作的官員及主流媒體，他們是清醒的。正是由於他們的不麻木且異常的清醒，才能在災難已實在發生且已實在不得不報道的情況下，製造出對地方首長是如何親臨現場展示執政力（尤其是提高後的執政能力）予巨細無遺地報道。死人後的地方黨政首長是如何親臨事故現場調兵遣將、周密按排，如何冒著嚴寒或酷熱，忘我地在事故現場作指示，這都成了一起起令人悚然的事故後的鐵定規律。
由於這幾年令人悚然的災難性事故頻頻，故而報道官員在事故後的展示善後處理的執政能力的“精品新聞”更是不絕於耳目。一次次災難性的事故中，必要有多次對死人事故所在地的地方黨政首長在人死後的善後問題處理方面表現出的負責精神及能力進行報道，時間一長，讓人感覺到，中國地方的黨政首長個個都是人死亡後的善後問題處理專家。
無疑，從製作者的角度看，這樣製作是有相當正面意義的，當然可以樹地方首長“立党爲公，執政爲民的良好（非系惡劣）形象，密切黨群、幹群關係、增強黨的凝聚力”，這讓人想起，在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絕後的災難“文革”中的“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時期的媒體表現，共同的是念念不忘“正面”報道。中國的媒體發掘並無限放大“正面價值”的能量也是人類文明史上空前絕後的存在，即便是死了人以後，有些甚至就是由於地方黨政首長的無知、無恥、無道而致人死亡的事件中，媒體都能超文明社會想像地“發掘” 出這些平時讓公民憎惡不已的地方官員的“正面形象”，中國媒體這種超文明人類的本領也並非空穴來風，這個世界上至今未發現有無因之果。中國媒體這種超文明人類的本領也是得益於長期由被他們念念不忘的官家精心培育之功。
中國社會幾十年來幾乎成了扭曲存在的大容器，扭曲的權力授予機制、扭曲的司法現狀、權者扭曲的跋扈及張狂不羈，幾十年毫無進展的扭曲的新聞發展觀現狀，扭曲導致的結果是變態，即新聞媒體價值張揚的公然變態及新聞從業人員價值認識變態，變態的結果，導致了報紙及報人變態的認識價值。
每天打開報紙、電視，甚至是舉目即會看到令你不可思議的現象，去年冬季的一天，我早晨駕車送上小學的小女赴學校，街旁的一條醒目標語引發了這個十歲孩子的譏諷，標語曰：“冬季要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孩子的原話是“老爸，這些寫標語的人是大豬頭呀，冬季要嚴厲打擊刑事犯罪，那秋季、夏季、春季怎麽辦，這些人大腦有病吧”。可惜一個小孩子能發現的病態，這可是我們的政府官員往臉上貼金之舉。
前年在瀋陽一個賓館無意中看了一段報道（央視新聞聯播我被迫已三年不看了），報道了北京地鐵公司實踐“三個代表”的“感人”事迹（記者顯然在被感動之列），說地鐵建成並運營了近四十年，由於未設立明顯的指示標誌，給廣大乘客造成了幾十年的不便，現在，地鐵公司終於設立了地鐵名稱指示標誌（十米外休想看清這些地鐵站名），央視記者激動地問地鐵公司老總，爲什麽四十年來未設立地鐵站名標誌，而現在全部落實了呢？那位總經理默契地回答：是因爲有了“三個代表”，故而設立之。看完之後發現，那是央視特別設立的實踐“三個代表”的特別欄目。第二天，我特地在同一時間又看了這一特別欄目，該天報道的是南方某城市有一條粽子街，長年經營不佳，門可羅雀。該街道基層部門幹部在實踐“三個代表”的過程中一舉扭轉了這條粽子街的頹勢，街上粽子銷量大增，美中不足的是，央視記者沒有給出那些神奇的幹部在實踐“三個代表”時，是如何讓原來不去吃或者少去吃粽子的消費者胃口大開，踴躍去吃粽子的。這種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之下全無遮攔的造假及宣揚赤裸裸的無恥的“新聞”可謂舉目、府拾即是，諸如《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每年年初宣佈北京市政府準備在新的一年爲人民辦××件實事，年底還要規律性地再刊載政府實踐這些實事的情況，各地報紙這幾年如出一轍，紛紛刊載當地政府年內將決心要爲人民辦若干實事的情況。人們不禁要問，政府憑什麽就能確定人民全年就只有這個數位的實事需要你辦，如果人民需辦的實事超過你確定的這個數位怎麽辦？如此龐大的政府機構，一年裏除了辦這個數位的實事外，剩餘時間在幹什麽？權者對媒體控制的自信到了毫無理智的地步。
央視前兩天的一個報道說，一個老太的一件本應由政府辦的事，老太艱辛地奔走了10年後得以解決，無恥的是，央視報道的選擇並非是爲了揭拖延10年不辦的無賴之惡，而是爲了大肆宣揚這些無賴在10年後在“立黨爲公、執政爲民”的學習高潮中爲民辦實事的典型事迹。
1997年夏季，我應邀到烏魯木齊市某區黨校講演，中間休息時，我拿著的一張當地的報紙上有一條“新聞”說，某某區公安局決心在百日嚴打階段破獲一百起重大經濟犯罪案件，我與來聽演講的當地公、檢、法負責人閒聊，問及他們對此標題及口號的看法，另人失望的是，他們爭先談的是其正面意義而無一人考慮到它的問題，一百日內破獲一百起嚴重的經濟犯罪案件，技術層面的荒唐且不講，關鍵是這個數位是憑什麽定的，如果嚴重的經濟犯罪案件是二百起或者是二十起怎麽辦。
去年一次坐火車到河北出差，在火車上看到一張某市晚報，頭版有“河北抓了李真，國稅系統從此弊絕風清”的標題，這種無知及公開的無恥簡直讓人窒息。拿下了貪官李真是有其正面價值的，至少這個叫李真的貪官是再也貪不成了。但作者和報紙怎麽會無恥地認爲河北國稅系統醜惡的官勢就是緣貪官李真而産生及存在的呢？其根本的罪惡是必出李真及類李真這種貪官的官員選任機制，抓李真此舉，唯一肯定的是結束了李真之貪行，能産生類李真貪官及能使貪官貪行無阻的條件並未有任何改變。從此弊絕風清的結論除報紙、記者及掌控它的權者相信外（其實他們也未必），誰信這個。
有意思的是，當我沮喪地扔下這份報紙後，車窗外顯然是當地政府傑作的牆頭標語又讓人不寒而慄：“必須堅決、嚴厲打擊群體上訪、越級上訪的犯罪行爲”。這裏的政府部門完全無知地將公民依憲法而享有的上訪權利明目張膽地宣佈爲犯罪，這種赤裸裸地無視公民權、恐怖的人身恐嚇公開上牆宣示，對依法本應堅決打擊的導致群體上訪、越級上訪行爲發生的因素卻是只字不提。
寫到這裏，讓我又想起了去年“非典”期間我路經山西太原市，晚間在電視裏看到中央政治局主管政法的領導同志羅幹在某地視察時指示，要嚴厲打擊利用“非典”惡毒攻擊黨和政府的犯罪行爲。第二天，當地一些報紙頭版以此爲標題報道了這種指示精神，我們感到痛心的是，電視臺及報紙的無知不僅傷害了媒體及社會價值，有時它也公然傷及“領導同志”，諸如主管政法的羅幹同志說“要嚴厲打擊利用‘非典’惡毒攻擊黨和政府的犯罪行爲”，因爲中國刑法沒有將惡毒攻擊黨和政府的行爲規定爲犯罪行爲，主抓全國政法的中央領導同志因日理萬機不瞭解法律精神情有可原，令人們（應包括領導同志）絕望的是，沒有任何媒體及記者發現並思考過這個問題。
以上僅爲我看到的公開媒體的一些存在，由於我們長期以來採取的對媒體的絕對控制政策，以官場規則來管理媒體及其從業者，對新聞的利用、扭曲、控制以致毒害，動轍往死裏整治新聞單位及新聞工作者（最露骨的兩次是“文革”“六四”開槍後至今），動轍將簡單的業務錯誤政治化。主流媒體均由一些無知的宣傳官僚來掌管，公然移植官場習以爲常的大話、假話、空話、廢話惡習，要求媒體及從業者必須歌功頌德，且歌頌的是虛功假德，長期完全扼殺記者的人性、個性，扼殺報紙的新聞屬性，只要編輯、記者聽話，馴服地去說假話，就不必爲自己的職業行爲負責，記者的職業道德被賦予特殊的內容，那就是聽話和被動地說假話。終致大部分編輯記者不以投機取巧、助紂爲虐爲恥，蠅營狗苟無惡不作，但有獨立思想、不願說假話者則必然被清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又一位元叫王光澤的記者好友被清理，他具有獨立的思想及人格，在境外發表了一些說真話的文章）。這些行爲及價值的選擇，誰都明白是對現代社會的反動，但持有這種價值者未有任何改變的迹象。
一切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都明白，宣傳部門多年來在管理、控制媒體方面所持有的價值，完全成了所有罪惡及醜聞的天然同盟軍，這是執政黨的威信及價值的最不知疲倦的斷送者，這是值得思考的。
@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