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瘟疫和其它天災，旱、水、虫、風、地震等一樣往往對人類和人類的歷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人間的社會、秩序、社會變動與重大事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觀歷史，是人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還是蒼天主宰著人類的命運？這裡我們選登一些歷史上的瘟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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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年，司馬炎廢掉魏主，建立西晉，又滅蜀、吳，統一了國家。以後西晉統治爆發了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匈奴貴族劉淵乘亂起兵，建立漢國，於316年滅西晉。在此後的120多年中，入居黃河流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族以及部分晉人在北方相繼建立了19個政權，史稱“五胡十六國”。在南方，司馬睿在西晉滅亡後建立東晉。在這個亂世的時代，疫病流行異常頻繁，在中國曆史上也是比較特殊的。
西晉立國五十年左右，但有確切年份記述的疫病流行共有12次之多。東晉的疫病比起西晉來，總次數略有增加，標明年份的疫病流行共有130次。
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大疫，就連南方的吳國也被波及到。咸寧元年(275年)十二月發生大疫，京都共死了約十萬人，《晉書﹒武帝紀》形容“洛陽死者大半”。這場疫病一直流行到咸寧二年才漸漸消退。太康三年(283年)，又有疫病出現。
晉元帝元康年間，八王之亂開始爆發，西晉統治出現危機，社會生活條件惡化，疫病接二連三，出現了一個流行高峰。元康元年(291年)，雍州疾疫。元康二年冬十月，大疫。元康六年，關中大疫。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疾疫。
晉懷帝永嘉年間，西晉統治危機日益嚴重，政亂朝危，持續了16年之久的八王之亂終告結束。 “魏晉以來積蓄，掃地無遺。”這一時期，天災人禍交織在一起，疫病也不時流行。永嘉元年(307年)，關中出現疾病。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飢疫至秋。十一月，襄陽大疫，死者達三千余人，永嘉五年，石勒向江漢地區進攻，遭到王導的抵抗，石勒軍隊接連出現疫情。永嘉六年春季，石勒軍隊在汝南出現大疫。
西晉末年和東晉初年，由於晉朝政權不穩及北方少數民族的入侵，戰爭四起，疫病更多。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320年)，晉軍在澠池發生大疫，本想和石勒主力決一雌雄，但因為疫病只能不戰而退。永昌元年(322年)，前趙劉曜親征氐羌，部隊流行疫疾。劉曜為父和妻修陵墓，人民勞作辛苦，關中“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這時的石勒“境內大疫，死有─十二三”。河朔地區的情況也是相差不多。永昌二年，江淮地區又流行寄生虫病。
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夏五月，發生嚴重旱災，引起飢荒和疫病。明帝時期，“兵兇歲飢，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盡管疫病沒有具體的系年，但可知流行的範圍較廣，次數較多。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發生大疫，具體地點不詳。永和七年，中原地區發生飢疫。這年四月，劉顯殺石祗及諸將帥，“山東大亂，疾疫死亡。”永和九年五月，再次發生大疫。
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冬，大疫。孝武帝太元四年(380年)三月，大疫。這年冬天，又發生疫情，一直延續到太元五年的五月，“多絕戶者”，造成了嚴重的後果。
東晉末年安帝時期，戰亂加劇，疫病也多。義熙元年(405年)十月，流行斑疹傷寒，疫情較重。義熙四年，劉敬宣伐蜀，部隊大疫。義熙七年(411年)春，又出現大疫。
兩晉時期疫情嚴重空前，主要與當時社會秩序比較混亂有關。西晉初年，統一全國後，疫病就比較少，但自八王之亂以後，統治渙散，疫病增多。東晉在政權相對穩定後，疫病減少，但東晉末年，疫病出現的次數就明顯增加，可見社會動亂對疫病的流行影響非常大。
不斷的疫病流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大量人口死亡，這是疫病之後最明顯的後果。東晉初年，京兆韋泓的親屬“遇飢疫並盡”，全部沒有能逃過災疫的侵擾。晉孝武帝時的疫病，史書記載為“多絕戶者”，即有很多人是全家死絕。疫病的另一後果是造成飢荒。西晉惠帝元康元年(291年)七月，雍州先是大旱，接著“殞霜疾疫”，於是飢荒出現，“關中飢，半斛萬錢“。疫病的一再出現，必會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江統在《徙戎論》中談到北方的社會混亂時說：“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勞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飢累荒，疫癘之軍，禮瘥夭昏。”《晉書﹒食貨志》對西晉時期疫病的流傳分布和產生的後果進行了總體評價：“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譏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並、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飢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屍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
社會黑暗，疫病接踵而至。疫病頻頻流傳，又把社會更推向黑暗的深淵，社會的混亂破敗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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