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臺灣大選與一國兩制

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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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7日訊】3月20日的臺灣大選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目前雖然塵埃尚未最後落定,但大選高潮已過,可以對有關問題作一些思考了。

根據大選前的民衆調查,人們普遍認爲連宋得票會超過陳呂。但計票結果,陳呂卻以0.22%、不足三萬張選票的微弱多數獲勝。爲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改變預料結果的因素大概有三:一是陳呂在選舉前一天遭到槍擊。儘管槍擊的真相尚未查清,但它影響大選卻是十分明顯的。根據中國人的傳統,人們同情總在受害的一方,這一槍使很多中間選民投向陳呂。加上陳水扁藉此啓動國家安全機制,使多數支援連宋的20萬軍警無法投票,這樣,就把連宋應得的票數壓下來了。這是主要原因。二是李遠哲在最後表示支援陳水扁,這次表態雖然不可能産生四年前他的“臨門一腳”那樣大的效應,但多少也發揮了一定的助選作用。三是關於“愛國者治港”的喧嚷,進一步敗壞了“一國兩制”的聲譽,又一次起到了“爲淵驅魚,爲叢驅雀”的作用,使在統獨之間、藍綠之間猶豫不決的老百姓倒向台獨,選舉陳呂。

臺灣民衆對於“一國兩制”本來就心存疑懼,主張台獨者竭力反對固不待言,就是贊成統一或主張維持現狀的民衆,也擔心統一後的一國兩制會把他們引向何方。這次關於“愛國者治港”的鼓噪,還擡出鄧小平的講話,攻擊主張提前實現特首和立法會直選的民主要求,把要求擴大民主者劃出愛國者的行列,威脅要剝奪他們參與治港的民主權利,一些報刊甚至攻擊應邀赴美國參加關於香港問題的會議的幾個人爲“漢奸”、“賣國賊”、“吳三桂”,使人不禁産生文革遺風再現之感。。這些反民主的叫囂在國際上産生極壞的影響,對臺灣大選無疑也發生一定的指向作用。在臺灣民衆的眼裏,“一國兩制”竟然意味著不民主的制度可以壓制民主的制度,並且對要求民主的民衆進行排擠打擊,這樣的“一國兩制”還有什麽吸引力呢?

自從鄧小平在1984年提出“一國兩制”以來,已經二十多年了,作爲“一國兩制”的樣板的香港回歸也已接近七年。現在,很有必要對這個概念進行反思,作出科學的解釋。

“一國”是“兩制”的前提,但“一國兩制”的關鍵在“兩制”。當然,怎樣解釋“一國”,可以各述己見,即所謂“一中各表。至於怎樣實現“一國”,也可以充分討論,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還是聯邦共和國,像蘇聯時期的白俄羅斯、烏克蘭那樣,允許臺灣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享有席?這些都可以交換意見,取得共識。但“一國”的原則是不容討論的。陳水扁及台獨勢力反對“一國”,就沒有討論的基礎。而對大多數主張維持現狀和心向祖國的臺灣同胞來說,他們關心的是“兩制”。因此,科學地解釋“兩制”,對於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實現臺灣和祖國的統一,以至中華民族的發展前景,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所謂“兩制”,按照鄧小平的講話和香港基本法,指的是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臺灣保持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說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意味著五十年以後還是要變。怎樣變?按照鄧小平的觀點,當然是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變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觀念無形中帶來兩種傾向:在大陸官員的思想上,認爲反正你早晚要變過來,那就一步一步變吧!所以總想把大陸的政治制度延伸到香港去。香港居民的思想則充滿著矛盾,他們不希望在香港變相地推行大陸的政治制度,但又無可奈何。在這種矛盾心情下,出現兩種不同態度,有時順從接受,有時起而抗爭。去年“七一”的大遊行,就是抗爭的突出表現。中央政府接受香港民意,無限期地推遲爲基本法第23條立法,表現了民主的明智的政治風格,全世界輿論都給以肯定和讚賞。今年元旦,香港市民五萬人舉行遊行,要求2007年直選特首,2008年直選立法會,卻遭到中央政府的壓制,官方和媒體把要求民主的社會力量,從愛國者治港者的行列裏排擠出去,人爲地分裂香港社會,受到國際輿論的批評。

這兩次結果不同的衝突,本質上反映了“兩制”的矛盾。從官方的視覺來分析,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衝突。按照脫離實際的抽象理論,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民主千百倍的民主制度,那麽,用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去改變低度民主的資本主義,自然是一個進步。但是,實際上問題並非如此。爲23條立法,是要在香港推行以“危害國家”、“顛覆政府”入罪的制度。這個制度近幾年在大陸曾不斷付之實行,它並沒有體現比資本主義民主千百倍的高度民主,恰恰相反,它體現的是專制和極權,理所當然地遭到香港市民的反對和抗拒。無限地推遲爲23條立法,不是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讓步,而是民主的勝利,正義的勝利。至於所謂“愛國者治港”的叫囂,則是粗暴地踐踏香港的民主制度,赤裸裸地暴露了“一國兩制”在某些人思想深處的虛僞性。

香港市民的兩次大遊行及其結果,充分暴露出兩制矛盾的實質,不是什麽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而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我在《民主與愛國》一文中曾指出:一國兩制的兩制之間,應當是相互學習、相互吸取對方長處,這是一個動態過程。目前,香港和大陸的經濟制度正在日益接近,政治制度則還有相當遠的距離。香港沒有黨禁報禁,市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回顧自身,我們的民主程度卻遠不如香港。兩制的互動過程,主要應該是我們吸取香港政制的優點,加快政治民主化的的步伐;對於香港的進一步民主化,應採取歡迎支援的態度。兩制共同前進,在實現高度民主的基礎上,自然就會趨同融合。

這個原則也適用於臺灣。在臺灣實行“一國兩制”,當然也有一個“兩制”互相滲透、互相吸取的過程。臺灣自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以來,已經逐漸擺脫了蔣家王朝所建立的專制極權制度,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而我們的政治制度則仍然帶著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因此,兩制的互動過程,主要的方面不是要把大陸的政制強加於臺灣,而是要學習臺灣的長處。例如,開放黨禁報禁,實現憲法所規定的各種公民權利,使兩制相互接近,最終趨於一致。

所以,要推行“一國兩制”的原則,關鍵在於政治民主化。官方長期認爲,我們是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你們最終將實行我們的制度。這種錯誤心態是極爲有害的,極不利於一國兩制的推行。只有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們的政制缺乏民主,因而必須加快政治民主化,在政治制度上趕上以至超過香港、臺灣,才能取得推行“一國兩制”的主動權。這既是香港人民、臺灣人民願意接受的趨勢,也是大陸人民所期盼的前景。

2004.3.24

--轉載自《新世紀》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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