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3日訊】網絡時代的詩歌寫作發展到今天，我們是該提出革命或進一步深入革命的時候了。
作為社會範疇的實用哲學來講，革命的時代已經過去，社會的進步再不能僅僅依靠革命的方式或唯革命論來實現了，並且最好不再提倡革命或盡量避免革命的發生。
這是因為，革命的同義詞是暴力，而靠暴力更替的政權或奪取建立的制度，其往往都還是專制極權統治的週而復始，再或者它即便是取得了民主的暫時結果，其民主的進程也不容易得到完善和鞏固，甚至導致新的假民主而真專制的結果。這是從主觀上看；而從客觀上看呢，任何暴力奪權的無論出心是多麼的好，其結果都必然劇烈震盪社會而大規模破壞現有生產力，並使之社會生產力遭受大規模的破壞而難以恢復。同時，最為殘忍的是，它肯定要犧牲千百萬無辜老百姓的生命為代價的。而且，即便不顧這些代價，也由於現在整個世界格局的變化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與進步，那種大面積的革命的土壤和機會幾乎微乎其微（這不包括局部的小規模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政變在內），任何武裝的革命也不再為國際的主流社會所支持。所以，社會的進步依靠革命的時代，已經基本過去和不復存在了，或者不能再為先進的知識分子所主倡了。
雖然如此社會革命不易提倡了，革命時代已經過時了，但文學（包括思想、藝術和文化界的）革命必須亟待提倡，並且永遠沒有也不會過時的。
因為文學革命不同於社會革命，文學革命是屬於非實用哲學範疇的領域，它即使是革命的工具，那也是用來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社會實用哲學領域的工具——即是用來武器的批判的。因此說，文學的革命是以文化作為對象的革命，它不同於社會革命，是必須以人的生命作為革命對像或對象的革命的。
雖然文學文化也是一種大生命，但它是無機的大生命體，而社會革命是必須要革有機生命（人）的命的。這也就是說，文學革命是不流血的和平文明革命，是置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抽像革命——革抽像的人的無機生命的命，而不是像社會革命那樣，是必然導致對上層建築領域及其一切領域的具體的革命——革人的有機生命的命。
可以進一步形象地說，文學革命再怎麼（如果不是出心引發和蓄意煽起具體的社會暴力）革命，也都是天鵝絨式的溫柔之鄉的革命，而社會革命除非不發動革命，一旦發動革命，也不管以任何目的為主旨的革命，都要發生鬥牛式的流血之邦的革命，其不是你死就是他傷。
並且，文學革命不僅是其他傳統社會變革的先導，而且也是現代社會變革的的直接結果。一旦文學革命成功，社會變革就會自然到來，而自然到來的社會變革，將會比社會革命的流血結果還要完美、還要進步、還要充實和鞏固，是流血革命想要達到而永遠無法達到的比較盡善盡美的革命。
況且，以往暴力革命的成功後，都要二度進行文學文化的革命，以其鞏固暴力革命的成果。如果文學革命的成功了，隨後而來的社會變革，就是一步到位的變革了，就用不著二次革命或二度還原了，如此順理成章的社會變革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為，現代專制社會變革的根本問題，是爭奪和解放話語權的問題。一旦以自由知識分子為主體領銜的廣大人民群眾的自由話語權得到根本的解放；一旦專制權力話語被人民民主的話語權力所奪得；也就是一旦取得了全社會的各種言論自由，那麼，其他自由就會福降人間。言論自由是中國和其他專制國家的人民取得一切自由的先決條件和關鍵一結，而言論自由的先鋒啟動，則必須由文學革命和文化啟蒙來開動實現，不然，由暴力革命等非常激進的手段來開動取得，其不是半途而廢的，就是得不償失的，或者就是前功盡棄的。而且，即使是成功的，也是要付出慘重代價和極其危險的，並且在能夠取得溫柔革命的條件下，則絕對沒必要進行畢竟要免不了傷天害理的暴力革命。孫中山的辛亥革命其主流是值得肯定的，但從結果與當時是否還有歷史其他機遇等方面來看，和從我們今天的發展變化了的現實條件來說，我們應該做出我們事實求是的科學分析與結論，這樣我們才能與時俱進。
一般把社會革命時代稱為槍桿子裡面出專制政權的時代，而把文學革命時代稱為筆桿子裡面出民主政權的時代。
專制政權的前提，是必須靠封鎖言論自由來加以鞏固的；而民主政權的前提，是必須靠言論自由的充分開放來實現的。那麼，文學革命說到底就是文化等一切思想新聞言論領域的自由開放的革命。西方的民主體制之所以完善和鞏固，就是因為他們有文藝復興和文學啟蒙的革命運動在先。我們的五四運動的文化啟蒙革命，其剛剛興起或根本沒有進行下去，就被社會革命運動所悲劇性地代替了，從而在近代的言論自由革命，就一直夭折下來，所以就一直沒有堅固的言論自由基礎，而任何打著為民主自由而戰的各種晃子的暴力革命（無論是蔣介石的假借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還是延安時期的論三民主義的聯合政府，都是沒有根基傳統的暫緩之計，而無實心之實），最終還是像歷次農民起義一樣，反了皇帝還做皇帝，反了專制還搞專制。
因此，歷史這樣嚴肅地告訴我們，我們中華民族的從古至今的文化占主流地位的傳統裡面，尤其缺少的正是這種以言論自由為主旨的文學文化啟蒙運動。所以，我們的當務之急，不是先要社會革命，爾後才是文學革命；而是先要文學革命，爾後才是社會變革。有了文學革命（文化啟蒙），也就不再愁社會變革了。沒有文學革命的前提，社會的多次民主變革，甚至包括各種革命，最終不是失敗，就是專制的勝利，再不就是初期民主的難以鞏固，或被假借民主的招牌而葬送了初期的民主（如蔣介石徹底葬送了孫中山的三民民主革命）的結果。為此，我們要想我們的社會取得進步和體制變革，我們就必須首先運用我們的知識分子文人掌握的文學文化的天然話語權力，進行一場扎扎實實的文學革命。作為我們詩人，作為我們詩歌寫作者，我們要想形成我們對社會進步能有所較大的貢獻和歷史影響，我們就必須在關鍵的時刻，便能提出詩歌革命運動的主張，以迎接並加入必將興起的整個中華民族的文藝復興與文學啟蒙運動的到來。
就「文學革命三原則」的操作實施層面來講，「文學革命三原則」之一，是「批判」原則。這是必須的，是必須繼承下來的文學革命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則。沒有「批判」，就沒有民主自由革命文學統一戰線的形成，而沒有「批判」的基本精神，也不會有未來的文學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批判是人類社會認識事物和辨別是非的最高級思維功能，它的直接對像方式，就是以審丑為主的審美，而單調的普通審美，是一般動物都能基本具備的。因此，「批判」應是「文學革命三原則」的寫作方式，是文學革命的大本營和母體出發點。我們有了這種方式，也就有了這種「怎麼寫」的方法，我們才能革命運動起來，我們才有我們的基本方式即寫作模式，我們才能寫作那些與之腐朽與黑暗的寫作相區別的批判主義詩篇，並從中找到我們自己的根據地。
第二原則就是「運動」，這是非常形像和動詞化了的中心軸的原則。因為我們為自由而寫作、而形成了這種以批判主義流向或流派為主體的民主自由文學本身，那麼這個流向或流派就必須是「運動」的和永不停息的。所謂流派，即流派流派，不流就不派，換句話說，不運動怎麼流派，「運動」即為「流派」的同義詞，又為這個「批判」流派的動力詞。因此，它不僅是量上的，也是質上的。它向前批判運動一步，它就更加向下運動兩步甚至十步，而向下運動的結果，就是向下大地現實運動的直接因素，以此反覆不止地運動，就是動量和動質的不停運動。運動的目的，也就必然導致對上和對崇高的即意識形態的直接反抗與批判。所以說，流派是運動的，而文學流派的革命運動，更是一場偉大的革命運動。運動是變化不居的，運動是承認無止境的，而批判派革命也就是無止境的；運動是包容性的，是海納百川，而不是小家璧玉，是承認派外的挑戰，也承認派內的獨立運動；運動作為動詞意義的本身，是證明這種流派的開放性、發展性和無限前景性；只有運動，才能不斷審丑、不斷解構和不斷批判，才能不斷地運用我們批判派詩人的話語權力，去審丑、揭露和解構一切以政治中心為主導的專制極權話語；有了運動，才能解放思想、擁抱不同聲音和參與多元的民主大文化的到來與實現；有了運動，才能敞開偉大胸襟和博大胸懷，才能一路另類、永遠先鋒。
第三原則是「後政治」。後政治是作為「文學革命三原則」的總目的，也是作為文學革命最高綱領的綱領。我們寫作幹什麼，我們批判幹什麼？這個問題首先不搞清楚，我們就沒法寫作，也就沒法繼續文學革命。這也就是說，我們在解決了向下的形式，即「怎麼寫」之後，我們的向下的內容——即「寫什麼」，這就成為了我們的寫作革命的共同需要解決的目的問題了。沒有目的的寫作，是盲目的寫作；同樣，沒有目標的文學革命運動，也肯定是沒有最終成果的假革命運動或偽革命運動。
「後政治寫作」是由我具體提出來的，其主要是在我的《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思想，到了《關於政治寫作之我見》等一系列文章中，我再一次地加以了具體化的論述。在我以前，也有「後政治寫作」這個提法，但沒有具體像我這樣明確過，一般也都是大體指文革後的涉及干預或批判政治的寫作。我在《關於後政治寫作之我見》一文中，是這樣對「後政治」基本界定的：「後政治寫作的提法是相對於前政治寫作而言的。前政治寫作，是指毛時代的歌功頌德的服務政治寫作，是來自蘇聯的所謂現實主義寫作模式的；而後政治寫作，主要是指批判、反諷和解構以平面（即現行的）政治為主的反政治寫作，其寫作模式，主要是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相結合的寫作潮流裡。服務政治的寫作和後政治寫作，是風馬牛不想及的。有些人說的那種主旋律寫作，就是服務政治的寫作，是屬於御用文人的寫作，是犬儒主義的，是前政治寫作，而我主張的是批判和解構政治的後政治寫作，是反政治的，是決不投降的寫作，兩者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具體運用到批判潮流的詩歌革命運動的實踐中來，那就是要對社會生活中的最大也是最後政治禁區，進行最終清除、揭露、曝光與不停地沖決和毫不妥協地批判，進而從文學（詩歌）寫作入手，在對文化垃圾和社會垃圾全面清掃的同時，必須對社會文化生活垃圾的最關鍵組成部分，即政治垃圾的最後突破禁區的清掃、揭露和徹底批判。如果我們批判派不對政治垃圾禁區進行最終宣戰、衝破和無情批判，那麼在這以前的對於一切垃圾的揭露與批判，都將是不徹底的和虛於委蛇的。因為，一切現存社會文化垃圾都是根源於政治垃圾的卵翼下、庇護下和繁衍下生存與氾濫起來的。有什麼樣的垃圾文化，就直接反映什麼樣的垃圾政治；而有什麼樣的垃圾政治，則必然決定了什麼樣的垃圾文化。垃圾政治就是垃圾體制，而垃圾文化就是垃圾體之下的大社會。一言以蔽之，有什麼樣的垃圾體制，就必然有什麼樣的垃圾社會。
為此，「後政治」，也就是相對於歌功頌德政治的批判政治的後政治，而批判了垃圾政治，也就批判了垃圾文化的總根源。我們真正進行了後政治文學寫作，我們也就真正標明了我們文學詩歌革命的真正開始，我們的詩歌寫作，也就走向了徹底的向下性、徹底的審丑性、徹底的解構性、徹底的另類性、徹底的批判性和徹底的破壞即建設性。
為了保障我們的文學革命寫作的最終成功，我們在運動策略層面上，必須同時強調，在我們把文學寫作的戰略轉移到後政治這一文學運動的根本上來的同時，我們必須十分注意戰略轉移之後的戰術上的、亦即策略與技術層面上的相應轉移、調整和特別強調。
如果光有戰略轉移而沒有策略轉移與特別強調，那麼我們的戰略轉移就將走向前功盡棄和半途而廢的失敗。
所以，我們在文學寫作的戰略轉移之後的寫作策略，應該是這樣的：要使後政治話語在戰略寫作中循序漸進或盡量隱藏在其他文化話語中逐步推進，防止整體上（個別的急先鋒不可避免）的全盤冒進和暴露無疑；要使後政治寫作在技術上的盡量用形象話語而避免用抽像理性話語，這樣既可保證、保障了後政治寫作的藝術表達的文學價值的前提性，也同時避免了所謂敏感話題的限制與封鎖；要使後政治寫作在戰術上，既藐視我們的革命對像而又要重視他，那我們就要避實就虛（即避開對時政的正面糾纏，而採取文學寫作的虛構即真實的力量，以文學虛構代替新聞實寫）、避理就情（即避開對平面政治的評理說教，而採取詩歌寫作的敘事即抒情的功能，以詩歌寫作的主情原則代替主智的傳統寫法）、避簡就陋（即避開現政的新聞式的簡單批評，而採取文藝批評的長於藝術表達的審丑批判）；要使後政治寫作在策略上，能既有進又有退，那我們就要一面主要對平面政治（也就是現時政治）的進行全面解構的同時，也決不放棄對深層政治（也就是歷史政治）的徹底審判與深入批判。這就是政治批判要堅決進行，為此必要的付出代價，也是完全值得的和無上光榮的，但文化批判也要同時進行，使之文化批判在烘托著政治批判的同步進行中一脈相承、互動互促、互進互補、互利互惠和互贏互勝，使之前後呼應、首尾相接、內外配合、有進有出、有起有落、前後搭檔，就像文武之道乃一張一弛一樣，游刃有餘、進退自如和有攻有守，如其才能利於不敗之地，並無往而不勝之！
如果我們都能把我們的後政治寫作的戰略轉移，看作是我們文學革命詩歌寫作的生命線，那麼，同樣也必須把我們的後政治寫作的戰術轉移，更要一併看作是我們文學革命運動寫作的生命線（而如何掌握、如何運用、如何平衡和如何發揮創造，這將根據每個具體成員的寫作實踐和寫作智慧與膽量而定）！！
總之，以上這種文學革命寫作運動的總原則的三個主要方面，即「批判」是方式、「運動」是手段、「後政治」是目的。這三個方面是由最低綱領「批判」的向下方向，再經過「運動」這個動詞結構的毫不停頓的革命手段的運轉或中轉，最後達到「後政治」寫作的最高綱領的輝煌目的。
這是非常偉大而又異常艱巨的宏偉邊緣歷史工程，和終將會指日可待的、現實可及的盛大終極目標！我們完全可以用這樣的簡單公式來表明我們的「文學革命三原則」的總體趨勢和走向＝「批判→運動≌後政治」。
2004年1月21日－２月２９日改於盤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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