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脖子樹:在正定一中的日子

歪脖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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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10日訊】你見過干旱季節的禾苗嗎﹖它的葉子枯黃萎縮﹐曲卷成一條條繩索。一陣干熱風掠過﹐它被迫無可奈何地搖曳着﹐發出悉悉嗦嗦的嘆息——

但是﹐禾苗畢竟是有生命力的。它帶着求生的亢奮﹐緊緊抱定了心中的一點綠﹐拼命把自己的根須向土壤深處扎去。

那在土地上勞碌的農夫﹐用脊背對抗着烈日﹐不停地耕耘﹐他們從未放棄收獲的希望﹐他們和禾苗一樣焦急盼望雨水的降臨。

這禾苗就是60年代初正定一中的學子﹐這農夫就是我們的老師。

1﹑飢餓中的學生

我的中學時代﹐正遇到國家經濟困難。國家窮到連一天三餐也供應不上。只好關閉工廠﹐下放工人﹔收縮教育規模﹐減少招生人數。即使被錄取的學生﹐也多數將糧食供應關系遷回農村﹐從自己家裡帶糧入伙。要知道﹐那時候農村裡的人也在搞”低指標﹐瓜菜代”﹐吃”代食品”度日子。

每到星期日﹐同學們會從家裡背來一口袋一口袋的糧食——通常是紅薯干﹐把它們擺放到宿舍鋪板下。每次飯後﹐抓一把紅薯干﹐捏一小撮鹼面放入茶缸裡﹐全班的茶缸都擺放在一只蒸籠上﹐由值日生抬到伙房裡﹐再注滿清水。下一頓就又有香甜的蒸紅薯干吃了。老是吃這東西會燒心﹐打個嗝也會從胃裡冒酸水﹐大家倒是盼着吃上玉米面餅子換換口味。

幾個連紅薯干也背不來的同學﹐只好放棄讀書的機會﹐象李培照﹐一個很有繪畫才能的青年﹐在新生入學報到後就對我說﹕”我一家糠菜和在一起還不夠吃﹐怎麼能再分出一份糧食?這個學實在上不起﹐還是回鄉顧生活要緊—–“李培照一去不復返﹐他只上了三天高中。

丁文華同學堅持了一年多﹐也是因為家庭困難被迫停學。臨走我們都不知道對他說什麼告別話好。周成群說﹕“你要紀念這段日子的話﹐以後有了兒子﹐就取名叫‘背糧’吧﹗”

我們班的文娛委員張茂琴﹐喜歡唱歌跳舞﹐是個機靈活潑的姑娘。因為長期營養不良﹐變得面黃肌瘦﹐一陣風會把她吹倒似的。到了64年冬天﹐身體弱的好像連她的那件厚棉衣都扛不動了。她一直堅持學習﹐但不到畢業就病倒死了。到過她家的同學說﹕“她家挺慘的﹐要吃沒吃﹐要用沒用的﹐張茂琴被耗干了。”

在那些年﹐成天在腦子裡揮斥不去的念頭就是“想吃東西”。甚至打賭也與吃分不開。“我能把這個餅子三口吞下去﹐你敢不敢賭﹖”

初中班的兩位小同學吵架。也是在分餅子的時候﹐一個餅子把旁邊的一個黏去了大棗子那麼大一塊﹐拿到缺角餅子的同學正要說個長短﹐對方早把那多出的一塊吞到肚子裡﹐消滅了物證。兩人吵到生活委員那裡要求公斷。

如果有同學私下塞給你一點什麼吃的﹐那肯定說明你們之間友情不薄。記得王書進同學在宿舍請我吃一塊紅薯﹐我說﹕“不要”。他把那塊紅薯舉到我面前﹐我第二聲“不要”還沒說完﹐口水奪口而出﹐在嘴角拖成一條線悠然墜地﹐當場出丑。既然裝斯文裝不成﹐索性一把搶過來﹐一口吞下一大截——

盡管飢餓很普遍。我還真沒見過那一個被餓死。被撐死的事的確在正定師范發生過。一位學生的親戚來校探望﹐臨走留下不少花生﹑黑棗一類好東西。這位同學失去控制﹐吃下去太多﹐肚子脹起象只鼓﹐抬到醫院裡胃已被撐破﹐醫生急救都來不及了。鄭培和同學敘說得活龍活現﹐好象他當時在現場一樣﹕“——-那肚皮脹的呀﹐象吹起來的氣球﹐薄的透明。大夫看着怎麼也救不活了﹐試着在肚皮上扎了一針。那氣從針眼滋滋往外冒﹐這時候那學生從昏迷中清醒了﹐覺得疼痛減輕不少﹐就呻吟着說﹕‘大夫﹐再﹑再給扎一個孔吧﹗’”

盡管這個故事經過傳播有加油添醋的地方。卻使同學們得到有益的警告﹕再餓也不能一下子吃得太多﹐否則有生命危險。

中學期間我創造了一生的吃飯記錄。在石家莊火車站大橋街飯店﹐和陳文凱一起吃面條。二兩糧票一碗的湯面﹐我一氣吃了七碗。陳文凱比我個頭小﹐肚皮卻不小﹐也吃了七碗。十四只碗排滿了一張桌子﹐惹得服務員直翻白眼。

2﹑懷念老師

當時的正定一中﹐也是名師薈萃的地方。他們學問精深﹐誨人不倦﹐深得同學敬重。這裡有經驗豐富﹑授業有方的馮平﹑高耀榮老師執物理化學教鞭。也有英氣勃勃的年輕數學教師張宗魁﹑田庚老師。當年張﹑田二位是師范大學數學系的皎皎者﹐大學剛畢業﹐就被正定一中搶來﹐年齡比我們大不了幾歲﹐與他們相處﹐有一種亦師亦友的感覺。

語文老師陳守東剛參加工作就做我的班主任。我們50多人的學習生活﹐他都要操心。我的語文成績還不壞﹐高中二年級還弄過全校征文比賽第一名。我向陳老師咨詢未來我的專業方向時﹐陳老師推心置腹地說﹕“你的理工成績也不錯﹐你要選擇理工專業﹐搞文沒什麼前途。”若干年後﹐我才明白陳老師的深意﹕在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屬于上層建筑領域﹐歷來是政治運動的重災區﹐他並不想在那是非之秋﹐讓我進入是非之地﹐招惹一番是非。

張家書老師才氣橫溢。他在講臺上﹐尤如歌舞明星在舞臺﹐一舉手一投足都韻味十足。他的語言幽默﹐經常令人捧腹大笑。記得他模仿宇航員在太空中失重狀態﹐索性在講臺上翩翩起舞﹐姿態優美飄逸﹐不亞于黃梅劇天仙配的七仙女下凡——聽張家書老師的課﹐是一種藝術享受﹐求知在輕松娛樂中。他教授的生物課﹐並不是我的專業﹐可我總是饒有興味地聽完他的全部課程。

張老師的才能還是多方面的﹐他的書法高超﹐他的作品參加過書法展覽﹔他的組織能力強﹐頭腦機敏﹐語言犀利﹐分析問題一針見血。他的家庭負擔重﹐困難時期﹐全部工資拿來吃飯﹐多年買不起自行車﹐買不上手表。同學問他﹕“張老師﹐你的自行車呢﹖”“都在肚子裡﹐都在肚子裡呀﹗”張老師坦然地拍拍肚皮﹐大大方方地回答。

文化大革命中﹐一伙紅衛兵蜂擁而至﹐來抄老師的家。張老師以一介文人﹐竟敢武力反抗﹐表現了張老師維護尊嚴﹑不畏強暴﹑寧折不彎的性格。結果他的腿當場被打斷﹐並被用大抬筐送入監獄﹐隨後被折磨而死——我得知張老師的這一悲慘下場﹐已是文化革命以後﹐一時驚愕竟讓我說不出話來。今天我要想說的是﹕“張老師啊﹐象你這樣具有剛強性格和多才遺傳基因的人﹐卻被社會淘汰﹐長此以往﹐中華民族的基因組合裡﹐不是只剩下懦弱和無能了麼﹖為改善中華民族的素質﹐你也應該活着﹗”

3﹑得失盡在其中

正定一中學習空氣濃厚﹐老師敬業﹐學生好學﹐教學質量在河北省名列榜首。學校升學率高。我們那時代﹐歷年不低于80%﹐而石家莊市內的重點高中﹐最高才達40%左右。據我的觀察﹐這裡也並沒有什麼密不可宣的秘方﹐而在于學校堅持一些實實在在的治學方略﹕校領導注重提高師資水平﹐求賢若渴﹐廣納人才。那時候﹐整個社會講階級斗爭﹐查家庭出身﹐左傾氣氛日益嚴重。但是校領導還是能避免偏激﹐量才使用﹐組織了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這是學校能保持高教學質量的關鍵。

學生全部住宿﹐從早6﹕30起床﹐到晚上10﹕00熄燈﹐作息時間安排緊張有序。這雖然有點軍事化味道﹐初入校新生還有點不大習慣。卻能夠有效利用時間。對于自制能力還不大強的中學生﹐無疑有很大益處。比起一般中學﹐正中的師生平均每天要多用功一個小時﹐長久積累下來﹐日久見功夫。笨鳥先飛﹐尚能爭得先機﹐何況能進入正定一中的鳥兒﹐個個都多少帶點靈氣的。

不能說正定一中的教學就沒有失敗的地方了。我認為最大的失敗在于政治課和哲學課的教學失敗。60年代初﹐中共對外正展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慷慨激昂的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接二連三地發表。每當中央電視臺預告有重要文章發表時﹐全體同學聚集操場收聽﹐鄭重而莊嚴。在政治課上﹐老師的重頭戲就是痛批赫魯曉夫﹐比如赫魯曉夫訪美緩解東西方冷戰狀態是投降美帝﹕蘇聯工農業生產計算利潤是復闢資本主義﹔對工人發獎金是腐蝕工人階級等等。政治老師還有新鮮的東西﹕比如中國的經濟困難也是蘇修逼債造成的等等。老師們一付正氣凜然的樣子﹐批判得鏗鏘有力。一時間我們許多人都信服了。不幸的是我們中間一些信得真誠的人﹐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變成了阻力。問題在于當時的政治老師們把一些雖然被資本家採用﹑但又是政治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的措施﹐一律貼上了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標簽﹐當成毒蛇猛獸加以撻伐﹐使人望而生畏。老師﹐你們誤人子弟呀﹗

哲學的課程﹐也常令我感到陷入污泥而不能自拔﹐自相矛盾而難于圓其說。譬如唯物主義認識論講人的認識來源于實踐。經過由表及裡﹑由淺入深﹑由現象到本質不斷地去偽存真的過程﹐才能達到從感性到理性的飛躍。認識從實踐開始﹐又回到實踐接收檢驗。如是循環﹐才能得到真理。但是當談到毛澤東思想時﹐就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那架式就是對毛說過的話﹐正說得話﹐和將來要說的話一概當作金科玉律﹐只有認真學習﹐堅決執行的義務﹔又如講唯物史觀﹐說群眾創造歷史。國際歌也宣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但是革命歌曲“東方紅”卻贊頌“他是人民大救星”。

教授我們辯證唯物主義的老師﹐從來沒有實事求是地分析一下造成當時經濟困難的客觀原因。反倒支支吾吾為本來已被實踐證明行不通的政策辯護﹐例如說﹕大煉鋼鐵雖然砸碎了燒飯的鐵鍋﹐毀了一些山林樹木﹐這只是現象﹐調動了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取得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這才是本質﹔經濟暫時困難是現象﹐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是本質﹔大躍進出現了局部比例失調是現象﹐但是揭露了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使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更健康地發展是本質——-馬克思批判中世紀的哲學淪為神學的侍婢﹐那些唯心論哲學家一天到晚在用哲學證明上帝的存在和偉大﹐他們喋喋不休地爭論天國的玫瑰花是什麼顏色——我們的哲學在當時的作用﹐是用哲學名詞﹐遮蓋弊端﹐為尊者諱。其實﹐不管是錦上添花﹐還是遮羞蓋丑﹐都不是哲學和政治學的本來功能。它們既然是一種世界觀和方法論﹐應該有前後一致的邏輯概念和思辯規律。“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這才稱得起是一門科學。

60年代初期﹐借着學毛著﹐掀起個人崇拜浪潮﹐鼓吹階級斗爭日益激烈化尖銳化﹐反對修正主義等等﹐只不過是文化革命的一個預熱活動。正定一中的政治哲學課程﹐給學生灌輸了個人崇拜和錯誤的認識論。為未來文化大革命准備了一批缺乏科學判斷﹐只知道“誓死捍衛”的紅衛兵。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胡耀邦為了打破兩個“凡是”對人民的思想禁錮﹐重新討論判別真理的標准問題﹐批判了當時的糊涂老實人華國鋒。我以為﹐包括老華在內﹐他的糊涂認識來由不止追溯到文化大革命﹐早在這之前﹐就已經讓全國自上而下的造神運動和個人崇拜宣傳搞暈了。參加這個宣傳造勢運動的﹐除了報刊雜志電臺﹐還有很權威的人士就是你們這些傳道授業解惑的師尊。

四十年過去了﹐在今天評論過去﹐好處是有了後見之明。實際上﹐能認真接收後見之明的﹐仍然不失為聰明人。人們有時會重復地犯過去的錯誤。就是因為
沒有後見之明。

以此作為慶祝母校誕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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