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9日訊】”歷史機遇期”這個概念是中共領導人常講的，但在西藏問題上似乎沒有反映出這樣一種”歷史機遇期”的意識。這個機遇期就是在中國的國際環境相對穩定的時候，在達賴在世的時候，合理解決西藏問題。此時不爲，更待何時？在達賴生前不解決西藏問題，錯失了這個機會，中國將會受到歷史的報復。西藏問題還會進一步發展，北京不應低估西藏民族主義的深厚力量。故一味高壓，只能助長這種力量的反彈。土耳其的庫爾德族，俄國的車臣都是前車之鑒。
長遠而言，只有同達賴達成政治解決，保持西藏的文化與歷史傳統，才是一個化解西藏民族主義的根本辦法。這是一個唯一的雙贏可能，沒有達賴參與，西藏的民族矛盾將會不斷惡化，而一旦惡化到一定的程度，這就是一條無休止的暴力不歸路。中共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是正確的，但其最終成功必須以西藏問題的真正解決爲基礎。就此而言，達賴是未來西藏和平與穩定的最後防線，是抗拒暴力主義的防護堤，故北京有求于達賴，事實上超過達賴有求於北京。我不明白爲什麽北京總是對達賴進行惡言攻擊。這一條應該立即停止。
此外，西藏不但是一個政治問題，也是一個關係到中華文明未來發展的戰略問題。保護西藏文化是維護中華文明多元生態的一個重要部分。中華文明必須在這種包容與兼收並蓄中才能保持進一步發展的活力。在文化與宗教思想方面，漢民族有太多要向西藏人民學習的地方。不要再說什麽達賴是落後的奴隸制殘餘，相反，達賴完全可以作爲中國人民的精神導師之一。孔子講三人行，必有我師。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那種有容乃大的精神氣魄，現在蕩然無存，令人遺憾。從文明發展的戰略高度看，穩妥地解決西藏問題，保護西藏文化遺産，這是百年大計的事情。因此，北京有些人把達賴作爲一種政治障礙，千方百計，去之後快。這不但是一種政治上的短視，也是文明發展戰略上不負責任的表現。
第三，未來數年，激進台獨的壓力會越來越大，而中國爭取和平統一，一要靠國際社會的理解與支援，二要靠臺灣人民的理解與支援。換句話說，國際社會與臺灣人民多一份對和平統一的理解與支援，激進台獨就會少一點市場。在國際社會與臺灣民心中，這個統與獨的天平究竟往哪個方向倒，我看西藏問題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特別在國際社會的認知上，西藏問題的妥善政治解決，將使激進台獨更沒有國際市場。當然，它也將增加臺灣民衆支援和平統一的心理預期，這在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時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先內後外，先西後東，這個順序應該是清楚的，而其中的指導原則更應該是一致的。
其實，就北京而言，解決西藏問題無非三條。一是北京的領導人要有足夠的自信，相信正確的政策會得到漢藏人民的認同，並使之成爲解決當今民族紛爭問題的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典範。二是北京領導人要有足夠的魄力，不要怕達賴回來以後形勢可能難以控制，也不要怕國際社會的關注眼光。當然，政策調整總會傷害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總會有一定的風險，甚至一些暫時的困難，包括政治上的不確定因素。在處理西藏問題上，希望北京起碼達到清朝早期統治者的那種格局與氣度，亦即著眼于長遠發展，著眼於大格局的開創。三是北京要拿出足夠的靈活性與耐心，不要意識形態挂帥，不要學慈禧太后。可以說，達賴的有生之年是北京解決西藏問題的重要歷史機遇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不能沒有緊迫感。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