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1日訊】 “張良”來稿：從1989到2004年，“六四”已經走過整整十五年了。在這第十五個“六四”忌日，我看不到任何有別於前十四個年頭的景象：新一代中共最高決策層至今對“六四”事件避而不談，“政治敏感期”（“六四”後，江澤民李鵬將每年的四五六三個月定為“政治敏感期”，全國特別是北京的警力得以加強）依然沒有被解除，政治異已人士依然被以非人道手段蠻橫對待，“六四死難者”家屬的訴求依然無法獲得回聲。十五年裡，中國經濟儘管以驚人的速度與國際接軌，但是，對政治民主化的漠視、對新聞輿論的控制並沒有從根本上得以改善。這個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國家，仍然被一個不到100人的現有的和曾經的進入最高權力階層的既得利益集團共同統治著，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早已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在沒有外來勢力威脅時，他們命哲保身，唯利是圖，甚至勾心鬥角，但是，一旦感覺到某種外來威脅，則會暫時放下內部分歧，一致對外。自彭德懷、劉少奇到胡耀幫、趙紫陽，當中共最高利益集團將他們排 擠出權力核心後，沒有一位懷有良知的領導人敢於為他們仗義執言，敢於公開集合黨內正義力量向這個最高既得利益集團挑戰！充其量只是拐彎抹角、委婉含蓄地替他們打打抱不平而已。正是那種苟且偷生、唯唯諾諾的作為，進一步助長了中共最高既得利益集團的囂張氣焰。也正是這種強大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體，構築了自上而下超穩定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結構，從而可以使這個不足百人的中共最高既得利益集團為所慾為，從江澤民到李鵬到羅干，他們在“六四”事件上的作為莫不如此。就是在這樣一種政治氛圍下，作為新一代領導人的胡錦濤、溫家寶，儘管以自己的言行被中國老百姓賦予“親民”形象，但是，在盤根錯節的北京官場，胡溫的作為仍然受到最高既得利益集團的強烈牽制，即使在現有9名政治局常委中，胡溫也難以強勢作為。在“集體領導”的原則下，作為中國政法系統的最高領導人羅干牢牢地控制著國家安全事務。羅干的存在，清楚地表明中共最高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考慮重新評價“六四”事件。在這第十五個“六四”忌日，我並不想揣測胡溫是否有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意願，只 想談談我所知道的作為國家安全首腦的羅干以及他今年以來處理與“六四”有關的幾件事。
眾所周知，羅干是李鵬的頭號親信，也是李鵬為了保全自己離開政壇後不被“秋後算賬”而蓄意安插在中共最高決策層的耳目。早在2001年最初醞釀中共十六大班子時，羅干就被李鵬提議進入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會。2002年秋，在李鵬、江澤民的合力推薦下，羅以67歲高齡進入中共十六屆政治局常委會，並且在常委中分管全國政法系統，從而扮演起李鵬政治生命中的守護神角色。必須指出，在所謂的中共第三代與第四代領導人之間，沒有一對人的關係能夠像李鵬與羅幹那樣緊密。而使李鵬與羅干建立“刎頸之交”的基礎，則是1989年舉世震驚的“六四事件”。這一事件，將李羅完全捆綁在一起。羅干是中國第四代領導層中唯一參與六四決策全過程的人，他幾乎掌握關於“六四事件”中共高層決策的全部內幕。整個“六四”期間，羅始終不離李鵬，李鵬的很多命令都是通過羅干傳達、執行的。戒嚴前，羅親自為李鵬、朱琳夫婦找房子，最終將毛澤東生前的最後一個住地──游泳池──騰出來給李鵬家住。6月3日整個通宵，羅干根據李鵬的命令，親自坐鎮中南海與武裝警察總部、公安部、 安全部、新華社、廣播電影電視部負責人聯繫，下達命令，並隨時掌握戒嚴部隊進城情況、進駐天安門廣場情況等。“六四”屠殺後，為了通緝、清查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分子、反革命動亂分子”，羅向李鵬建議命令中國駐美歐各大使領館以及新華社香港分社全部錄製那些國家和香港每日播放的關於“六四”事件的節目，並將錄像帶送北京。這一建議為李鵬所採納。最後，一些省市和地方公安部門就是通過那些從國外送回的錄像來辨認人、抓捕人的。一句話，羅干不只是李鵬在“六四”事件中的主要幫兇，他本身在“六四”事件中的作為也難辭其咎。
羅干自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來，對外十分低調，對內卻牢牢控制著自己的權力，不容
任何人插足。儘管羅在9名常委中排名最後，但他年齡最大、資格最老，在中南海時間除溫家寶外最長，實權遠比吳邦國、賈慶林、黃菊、吳官正、李長春大得多。曾慶紅曾想染指羅的地盤，至今效果不大，胡溫對羅則持“客客氣氣”態度，頗有“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尤其在對待“六四”的態度上，今日的中共最高決策層決不敢越江李時代的雷池一步，完全沿襲舊法。所以，對於四五六“敏感期”的嚴防，對於政治異已人士的布控，對於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監視，完全由羅干一人說了算。羅干已經建立起不亞於期大林時代克格勃頭子貝利亞的國家安全“王國”，其中，最令羅干滿意的是他對國家安全部的絕對控制，許永躍──這位原中共領袖陳雲的秘書──既是李鵬的親信，也是羅干的親信，長得像老農民一樣的許永躍是心甘情願為李鵬、羅干肝腦塗地的。正是有了這一層可以稱之為銅牆鐵壁的防線，不要說對“六四事件”進行重新評價，即使要對國家安全系統進行小範圍的改革，也是困難重重。相反，李鵬們卻可以放心睡大覺，至少用不著擔心胡溫等會在羅干任上重新評價“六四”事件。
儘管新一屆中共領導人對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諱莫如深，儘管羅干牢牢控制著國家安全系統，但是，來自民間的良知仍不時地被喚起。今年2月24日，在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召開10天之際，曾以無私無畏勇氣揭露SARS真相而享譽海內外的中國人民解放軍301醫院外科醫生蔣彥永，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全國人大、國務院和全國政協，要求公開為“六四”事件正名。蔣醫生的這封信，可謂石破天驚，再次觸動了中共最高決策層的敏感神經，在中南海引起強烈衝擊。蔣的這封信，不僅胡錦濤、溫家寶看到了，江澤民、李鵬也看到了。羅干在獲得蔣的信後，當天即親自登門向李鵬匯報，李鵬隨即要求羅干捎話給胡錦濤，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司局級以上官員於三、四、五月份重新秘密收看2001年春江澤民李鵬為針對《中國六四真相》而製作的歷時三個半小時的關於1989年“六四”決策過程的錄像（註：此錄像單方面甚至是段章取義地摘錄了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等中共元老，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五位政治局常委，以及江澤民、李瑞環等政治局委員在元老會議、常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以文字配圖像的方式進行介紹。製作這個錄 像的目的在於告訴人們：關於“六四”的全部決策是由當時的中共最高決策層這一領導集體共同決定的。在很多重大問題上，當時的趙紫陽與鄧小平、李鵬的觀點是一致的；決定戒嚴並最終對天安門廣場實施清場，是萬不得已之舉；關於“六四”清場的決定，不是某一個人說了算，而是當時中共最高層的共識。言下之意非常明顯：誰也不能動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念頭。如果“六四”最終得以重新評價，那末，當時在位的所有決策層成員都應對此承擔責任，誰也跑不了）。在羅干向胡錦濤捎話後，三月初，李鵬再親自打電話給胡錦濤、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李長春，要求進一步加強對中高級官員關於“六四”事件的教育，統一認識。此後，根據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專門向中央各部委發出通知，要求各部門組織司局級以上官員再次集中收看長達三個半小時的關於1989年中共最高層參與六四決策的錄像，並要求表態。這是李鵬退出政治舞台後，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向新一代領導人提出關於“六四”的政治訴求，由於江澤民壓陣，以及羅干對國家安全系統的主導，新一代領導人可謂給足了李鵬面子。令人可笑的是，既然是弘揚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六四”的正確決策，為甚麼在事隔 將近十五年之際，還不敢將這個錄像帶光明正大地拿到中央電視台向全國人民播放？反而要偷偷摸摸地組織中高級官員到會議室（其中，兩個大部甚至在地下室的會議室）播放？可見，時至今日，江澤民李鵬包括新一代領導人在“六四”問題上仍然是心虛的，他們只能動用現有的政治資源控制、強迫現有的中高級官員接受既定的意旨，生怕黨內思想統一不起來，最終釀成類似“文化大革命”、“1976年天安門事件”那樣被徹底否定的結局。但是，歷史將記錄，2001年和2004年，中共最高決策層為了壓制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的強烈呼聲，已經兩次大規模地、有系統地、偷偷摸摸地組織黨內中高級官員觀看所謂的“六四真相”錄像，這也將成為李鵬們螳臂當車以確保“六四永不翻案”的一個小插曲。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事件必將得以重新評價。重新評價“六四”，將成為中國終結一黨專制、走向政治民主化的標誌。
繼2月24日蔣彥永醫生的信之後，3月25日，香港首次公開了以丁子霖、張先玲為代表的六位“天安門母親”向聯合國人權會議提供的證詞錄影片段。丁子霖在證詞中說，她從兒子喪生那一刻起，那種“生不如死”的感覺一直伴隨著她。最後，她“選擇了生。選擇了生後，又選擇了打破沉默。打破沉默後，受中共的監控”。在經受喪子之痛、中共對她的監控、尋找其他死難者家庭的坎坷遭遇後，丁子霖終於“認清了共產黨的真面目，認清了制度的罪惡”，公開呼籲國際社會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這份提供給聯合國和國際人權組織的證詞被完整地送到中南海，送到羅干桌上。羅干對此惱羞成怒，寫了足有半頁紙的批示給許永躍要求國家安全系統對丁子霖們“予以監控”。3月28日下午，正值聯合國人權會議在日內瓦召開之際，國家安全系統分別在無錫、北京拘捕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三位“六四”難屬，拘捕她們的理由是“違法從香港偷運文化衫”。丁子霖等三人被捕後，立即引起國內外強烈抗議。新華社等渠道終於帶著一點良知以內參形式向中共最高層作了通報，面對強大的國內外輿論，胡錦濤親自向羅幹過問事件經過，並要求安全系統放人。終於，在被關押五天後，丁子霖等獲釋。丁子霖等人的獲釋有違羅干初衷，獲釋後的丁子霖們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安 全部仍然沿用過去的手段對付她們。因此，五月下旬以來，丁子霖等人又被國家安全系統嚴格“保護”起來，連出入家門的自由都被剝奪。但是，不管怎樣，“天安門母親”作為一個英雄群體已經為全世界爭取民主、人權的人們所熟知。同樣，儘管“天安門母親”自1995年起每年致信中共最高決策層，要求重新調查“六四”的訴求得不到回復，但她們畢竟已經在中南海留下“極深刻印象”，以至於羅幹不得不親自出面如何應對“天安門母親”這一令他心煩的群體，同時在對待她們時，又不得不有所收斂。
比起對付手無寸鐵的丁子霖們容易的，是羅干對待一批享譽國際的海外中國問題專家。這批學者因為對“六四”事件以及對中國人權的高度關注，被列入國家安全部禁止進入中國的“黑名單”，這是一份經過羅干親自審定的“黑名單”。國家安全系統採取分化、瓦解、利誘的策略，對那批被禁止進入中國的外國學者各個擊破，目前列入“黑名單”的外國學者儘管分佈在美國、歐洲、澳大利亞等世界各地，但只剩下18人。他們中影響最大的、被羅干和國家安全系統視為眼中釘的當數參與了《THE TIANANMEN PAPERS》的三位美國學者：Andrew J.Nathan（黎安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政治系主任，原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Perry Link（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系教授，原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北京辦公室主任）and Orville Schell（夏偉，加州柏克萊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教授），這三人被定性為“妖魔化中國”的頭面人物。任何瞭解這三位學者的人都知道，他們其實並不是最激烈批評中國的學者。與中共第三代、第四代領導層關係良好的哈佛大學教授、著名中國問題專家Ezra F.Vogel(傅高義)對三位學者被禁入中國表示不解，並有意以林培瑞為例。他說，“PERRY與一般的美國學者不一樣，他是真正將自己的生活植根於中國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中，對中國非常有感情。他愛中國。”黎安友曾自嘲，為甚麼不讓他去中國？難道他比赫爾姆斯參議員還可怕？中國政府既然能邀請最反中共的赫爾姆斯，為甚麼卻要阻止毫無政治資源的中國問題學 者？在對待三人申請中國簽證的問題上，中國駐洛杉磯和紐約總領館表現出了一種“奉命行事”又無可奈何的情緒。夏偉是三人中最早提出申請的，一家人申請，最後只有他一人不被批准。鑒於洛杉磯總領館有關官員與夏偉認識，因此，在處理夏偉的簽證申請時，既要例行公事，同時又委婉地向夏偉建議：寫一封關於今後不再“捲入與六四事件有關活動”的“說明性文字”給總領館，總領館收到這封信後將給他簽證。顯然，這一“招安”動作是任何一位有骨氣的學者所無法接受的，夏偉斷然拒絕；林培瑞是普林斯頓大學與北京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暑期項目”的美方創始者，為了林培瑞去北京，普林斯頓大學校長親自致信北京師範大學校長，林培瑞要求去中國的申請還曾直達中共最高層，但林的這一訴求最後被羅干卡住，羅要國家安全部專門提出林培瑞不適合進入中國的理由。林培瑞最近一次申請簽證是二個月前，紐約總領館在將林的申請擱置一段時間後，禮貌地給林培瑞打電話，告訴林獲得簽證有困難，請他方便的時候去取或請人代取；黎安友於2月底提出去上海參加一個會議的申請，紐約總領館在會議召開後一天通知黎安友，說“會議已經召開，您就別去了”。黎安友說，紐約總領館看起來對他還友善，因為他的護照上沒有被打上“拒絕”的印記。從黎安友、林培瑞、夏偉三位學者的簽證情況可以發現，中國國家安全系統與外交系統的區別，安全系統炮製 “黑名單”，外交系統只是“奉命行事”而已。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拒絕讓黎林夏等入境的同時，國家安全部卻派出多批人員以專家、學者身份到美國與他們見面。僅以黎安友為例，北京的一個專家代表團來紐約參加美中關係委員會的一個會議，見到黎安友後紛紛與他套近乎，每個人都主動要求與黎單獨合影，有幾位還主動提出到黎的辦公室去。在黎的辦公室，那些人有意無意向他談一些關於中國的敏感政治話題，並希望獲得黎安友簽名的《THE TIANANMEN PAPERS》、《中國六四真相》。黎問，此書在中國是禁書，帶得進去嗎？對方神秘地笑著告訴他，“我們有辦法，沒問題。”兩個星期後，一份關於黎安友近況的簡報被國家安全部發出。看起來，中國國家安全部對黎安友們愛恨交加，既要拒絕他們入境，又要與他們套近乎。由此看來，安全部人員也不是清一色的羅干、許永躍鐵桿，多數情況下，那些人也像洛杉磯和紐約總領館的人員那樣，只是“奉命行事”，誰知道他們內心到底作何想呢？可以斷定，這份“黑名單”也會像李鵬要求中共中高級官員看錄像一樣，成為一則令人啼笑皆非的歷史花絮。
比起對付國外中國問題專家來更惡劣的，是羅干對待被流放到海外的民運人士。十五年來，放逐海外的政治流亡人士一直被剝奪著回國的權利，似乎中國不是他們的中國，中國也不是每一位中國公民的中國，只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中國，只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既得利益集團的中國！一些政治流亡人士正是因為被剝奪了回國的權利，只能鋌而走險闖國境。同時，中國國家安全系統更以經商、講學等名義派遣一批批安全人員奔赴港澳、美歐，並伺機滲透進入海外民運組織。迄今為止，中國國家安全部仍不定期地將海外民運的信息不間斷地報告中南海，這也是作為國家安全系統首腦的羅干十五年來苦心經營的傑作之一。對羅干來說，最新的傑作莫過於巧妙地將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與台灣間諜網掛鉤，這大概是他最有力的一把殺向“民運人士”的利器。讓我實話實說，其實，這種伎倆早在2001年初就已經上演，當時，隨著《中國六四真相》的面世，江澤民李鵬羅干們慌神到了一下子找不到方向的感覺，倉促之中只好以“間諜罪”之名抓了李少民等海外學人，以起殺一儆百的效果。當然，這一次，羅干的策略顯然比三年前高明了些。國家安全系統經過對海外民運長時期的觀察、分析，認定將鬥爭重點聚焦到海外民運中具有良好聲望的王丹、王軍濤身上，通過毀壞他們的名譽以使他們在未來的民主運動中不再發揮影響力。據我所知，至少從1998年起，由於海外民運內部自身的分化，國家安全部認定海外民運組織已經“沒有戰鬥力”，從而不再對整個海外民運組織產生興趣，而是將重點放在對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構成重大威脅的重點民運人士上，在國家安全部重點“關照”的海外流亡人士名單中，據說王軍濤、王丹的名字赫然排在前五位之列。為了對王丹、王軍濤構成致命政治殺傷力，國家安全系統藉“破獲台灣間諜組織”獲得的“絕密文件”之口，將“二王”打成被台灣收買的“間諜”，想以此毀壞“二王”聲譽，從而迫使他們遠離甚至放棄中國的民主運動之路。任何有識之士都應該洞悉羅干、許永躍們的這險惡一招。我無法否認，台灣情報系統有意在海外民運中進行滲透、收買、拉攏的事實；我也無法排除，台灣情報系統試圖以迂迴曲折的方式收買王丹、王軍濤的企圖；但是，鑒於對大量事實的掌握和瞭解，我不認為王丹、王軍濤是能夠輕易被台灣情報機構所收買的。我深信，像許多真正願意為中國的民主政治事業獻身的有識之士一樣，王丹、王軍濤不可能為了幾個金錢而出賣自己的靈魂。在這裡，我必須強調指出，羅干、許永躍在“六四”十五週年前夕這個節骨眼上拋出“二王”與台灣情報系統的關係，並不僅僅只是為了阻止王軍濤的護照延期，也不只是針對王丹正在發起的海外流亡人士回國行動，而是鑒於為了削弱王丹、王軍濤等人對中國國內民運力量的影響而精心設計的，羅干們希望藉此斬斷海外民運在祖國大陸的根，以此威懾國內民運人士不要與“二王”走得太近，不然，當局隨時可以“間諜”罪之名批捕他們。我認定，這個由羅干、許永躍們精心炮製的將海外民運與台灣情報系統相互掛鉤的傑作，同樣也將成為中國現代民主運動史上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案例。
當然，對羅干來說，比起蔣彥永的信、“天安門母親”、“黑名單”、“二王被台諜組織收買”來更為敏感的是關於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近況”，這已經成為羅干日常工作中的一個重要部份。隨著趙紫陽年事增高，國家安全系統越來越專注於趙的身體狀況。江澤民李鵬羅干都認為，趙紫陽的政治生命已經終結，趙再也不能站到中國政治的前台，而只能成為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歷史的一部份。但是，他們對84歲的趙紫陽現有的社會影響力仍然存在巨大的恐懼心理，害怕這位中國改革開放和民主政治先驅的象徵有一天會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去世。這種情況一旦發生，正在急劇分化的中國有可能再次面臨比1989年更加難以控制的社會失序局面，人民群眾強烈要求重新評價“六四”事件、要求政治民主化、終結一黨專制的壯觀一頁可能因此而催生。為此，退休以後的李鵬不時透露出這方面的焦慮，李鵬甚至現在已經開始對人們放風說，他與趙紫陽共事“總的說還是愉快的”，他在很多方面是“尊重趙”的，他與趙紫陽“只在六四事件的一些原則性問題上存在不同意見”，並強調自己“從來沒有（對趙紫陽）打擊報復行為”。儘管如此，江澤民李鵬還是要求羅干牢牢地看住趙紫陽。對江澤民李鵬來說，要在他們的有生之年讓趙紫陽重獲自由是不可想像的。在內心深處，江澤民李鵬已經有意識地將趙紫陽劃入他們個人歷史的對立面，他們的自由只能建立在趙紫陽被剝奪自由的基礎上，一旦趙紫陽重獲自由，他們將失去自由。歷史將證明，江李羅這種有意要與趙紫陽劃清界限的對立，最終將成為終結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導致中國共產黨分化撕裂的導火索。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之時，就是趙紫陽重獲自由之始，就是經過浴火重生的中國真正走向政治民主化的起點。
不管是胡錦濤、溫家寶新一屆領導人，還是江澤民、李鵬、羅干們，都應該切記：重新評價“六四”事件既不是以中國共產黨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更不是以中國共產黨最高決策層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車輪從來不以預定的設想前進，每一次歷史的進步也從來不以主客觀條件的成熟為前提。任何一位有良知的領導人，都應該有正視歷史的胸懷和勇氣，自覺地主動地承擔起歷史的責任。誰能以超常的智慧和非凡的勇氣將“六四”事件擺上抬面，誰就有資格真正成為民主中國的領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