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1919年5月4日下午，到天安門一帶舉行遊行示威的三千多名學生，憤怒地沖進了曹汝霖的住宅–趙家樓。“學生們在曹宅放了火，並且痛毆了章宗祥。大批軍警趕到曹宅，學生三十二人被逮捕”。（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960頁。）這就是著名的火燒趙家樓事件。由於它是五四運動的一部分，因此，隨著五四運動的勝利而勝利，被逮捕的學生全部被無罪釋放；隨著五四運動的輝煌而輝煌，常被說成是五四運動的閃光點，不僅沒有受到過主流輿論、主流文化的批評，反而受到極高的讚譽。當年火燒趙家樓的參與者,後來登上九三學社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高位的許德衡，在1980年爲《五四群英》一書寫的題詞中無比自豪地說：“泱泱大國，五四群英；心憂天下，身無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趙家樓火，萬衆一心；燒盡腐惡，與民維新。”（《五四群英》，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火燒趙家樓究竟對不對呢？筆者以爲，是不對的，是完全錯誤的。
五四運動的最初定位就是在承認現政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它既不以推翻現行法律制度爲目的，也不以推翻現行政府爲目的。當他們決定走上街頭舉行遊行示威的時候，顯然認爲政府還有希望，還沒有到無可救藥的程度，既然如此，就不應當採取任何暴力方式，尤其是在政府並沒有採取暴力的時候。
歷史上發生過許多次暴力革命。但是，暴力革命的合法性來源有二，一是法律制度自身已經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對於任何改革思想和改革行爲都不能容忍；二是法律雖然沒有僵化，但政府濫用法律，不能兌現法律規定的制度和權利。如果法律體系本身不十分反動，暴力革命的目的可以只以政府爲物件。如果法律和政府都很反動，暴力革命則要同時以法律和政府爲物件。如果法律雖然反動，政府卻願意改革，那麽就沒有進行暴力革命的必要。
政府是不是願意改革，要看它對民衆的態度，如果對於民衆中任何改革的呼聲都置之不理，甚至對任何改革的要求都採取鎮壓的態度，就說明政府不願意進行任何改革，這時的暴力革命就是合理的。否則，就是不合理的。
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們當時顯然認爲，政府是否聽得進民衆的意見，是不是願意改革，還要進行試探，暫時還沒有進行暴力革命的必要，以後要不要進行暴力革命要根據以後形勢的發展來決定。所以，他們首先選擇了遊行示威這樣的和平方式來爭取政治目的。既然如此，毆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就完全是非法的。
後來的事實表明，當時的政府服從了民衆的意志，罷免了有責任的外交官，拒絕在巴黎和會的條約上簽字。更重要的是，在整個五四運動中，北京政府未放一槍，未殺一人。所謂“五四運動中唯一的一位烈士”，被全國各地隆重悼念的北大學生郭欽光並未遭到任何軍警的毆打，不過是過勞死而已。所謂五四運動的偉大勝利，與當時政府的文明和開明是分不開的，實際上也有徐世昌→段祺瑞政府的一份功勞。儘管徐世昌→段祺瑞政府的憲法基礎不足，但是民衆的請願活動以及他們對民衆的服從，已經使他們獲得了足夠的合法性。歷史證明，徐世昌→段祺瑞政府是中國歷史上最尊重民意的政府、最寬容的政府、最文明的政府，至少至少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不壞的政府。既然如此，還有什麽理由不反思反而讚頌針對這個政府的暴力行爲–火燒找家樓？
“趙家樓火”及其對“趙家樓火”的讚美，其結果與讚美者的願望恰恰相反，不僅沒有讓這把火“燒盡腐惡”，反而將腐惡的種子撒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並且使之發芽、生根、開花，最終形成了燒毀文明的燎原之火。當年火燒趙家樓的某些行動者、讚美者和同情者（如瞿秋白、羅章龍、張國燾、周恩來、蔡元培、吳佩孚），在後來的“二七”大屠殺、“四一二”大屠殺、“七一五大屠殺”中，以及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爲了“強迫革命”和“保衛革命”而實施的蘇區大屠殺中，不是元兇就是幫兇。
遊行示威是人類發明的一種和平的、文明的政治活動方式，在這種活動中參入暴力活動是對文明的褻瀆。在遊行示威活動中能不能保持文明和理性，能不能遵守法律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民衆的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尺度。
實際上，不僅遊行示威等非暴力活動需要文明和理性，即使在暴力革命中也需要文明和理性。革命時可以用暴力對付武裝的反革命，可以逮捕關押革命的物件，但沒有必要毆打革命的物件。革命中難免要毀壞一些建築，但沒有必要故意放火燒毀民用建築。因此，就趙家樓來說，即使是起義軍來了，也是只能徵用、沒收，而不能燒毀的。由此看來，五四運動的參加者們火燒趙家樓無論怎麽說都是錯誤的。
中國古代人在評價或處理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時，不僅要看政治功利，還要看政治道義。比如勾踐，在打下吳國之後，馬上就處死了爲他立了大功的吳國太宰伯喜否。曹操殺了袁紹的謀士沮授以後，令厚葬之。在勾踐看來，伯喜否雖然對我有功，但他賣主求財，賣國求榮，是可恥的小人。在曹操看來，沮授雖然反對我，但他忠於自己的君主和國家，精神可嘉。
近代以來，世界普遍開始了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因此，現代社會在評價和處理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時，除了要有政治功利和政治道義的標準以外，更應當有法治的標準。拿遊行示威來說，即使你是反對我的，甚至你的要求是完全錯誤的，但是你沒有違法，沒有殺人、搶劫，沒有打人、放火，甚至也沒有損壞一草一木，那麽我仍然要保護你。如果你是支援我的、擁護我的，但是你在遊行示威的過程中違反了法律，從事了某種暴力行爲，我仍然要依法制裁你。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科學的、法治的態度。
對於火燒趙家樓這樣的行爲，科學的態度應當是：承認你們的行爲是出於義憤而不是出於私憤，是爲了愛國而不是爲了賣國，你們的心情應當受到表揚，你們的主張和要求應當採納；但是，你們的行爲違反了法律，應當受到理性的批評和法律的制裁。如果沒有這種理性的、法治的、科學的態度，我們就很難建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有人可能要問，對火燒趙家樓事件進行理性的批評是不是太苛求前人了？筆者以爲，如果五四運動對今天的社會生活已經不再具有影響力了，或者我們今天的社會生活已經完全理性化了，批評火燒趙家樓就純粹是一種苛求。然而，五四運動中的每一事件，不僅影響了後來的中國革命和建設，而且還會繼續影響中國的今天和明天。五四以來，中國的歷史仍然充斥著太多的非理性主義的東西。因此，當今中國的主流輿論和主流文化對火燒趙家樓事件重新評價，進而對整個五四運動進行必要的反思，就完全是應該的。
2004年5月2日
於南京求稗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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