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5日訊】1958年，我們人民日報社十多個右派分子來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分到第4分場場部和各小隊。1959年，報社派郭沫林、成坊、馮寶等到農場看我們。分場人民武裝部部長王振山召集我們到場部開會，各小隊的右派分子都來了，分場的有關領導幹部也來參加。我們圍著大桌子坐著。
我看見從小隊趕來的、正在找座位的張恩銘臉色突變，差點暈倒。趕忙向王振山示意，他立刻叫張去休息。其他的右派按照坐的位置一個個輪流彙報自己的改造成績，大家對報社領導的看望抱著很大的希望，都希望這次彙報能給自己的命運帶來轉機。這種彙報我已聽得太多太多了，除了時間有些變動外，其餘都是大同小異、老生常談。
剛來農場時，他們說:“原先我在結論上簽名時，並沒有想通，來農場後，我服罪了。”
年終總結時，他們說:“剛來農場，我沒有想通，經過半年多的改造，我服罪了。”
現在郭沫林等來了，他們又說:“我回報社過新年時，並沒有真正服罪，回農場後，經過幾個月的改造，我現在已經真正認識自己的罪惡。”
像這樣自打嘴巴的檢查顯而易見是在應付、迎合，現在想通了，可見以前說的所謂想通是言不由衷。同時，勞動與服罪有什麽關係?怎麽通過勞動就能認清自己的罪惡呢?對這一問題誰也不去提及，都在打馬虎眼。難道這樣明顯的破綻王振山看不出來?爲什麽他從來不指出呢?
劉時平的發言與衆不同。他沈痛地說:“給我戴右派帽子，我還想得通。來農場後，報紙上說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他提高嗓門:“怎麽？我、我竟變成反革命分子了?”我忍不住，“噗”的一聲，笑了起來。在這種嚴肅、沈重的場合，笑是不合時宜的，是要受到大夥兒責駡的。我趕忙趴在桌子上，用雙手遮住我的笑臉，用耳朵繼續在聽他的演說:“經過一年多的勞動改造，我明白了:右派分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他又提高嗓門，激昂慷慨起來:”反黨、反社會主義，不是反革命，那是什麽?怎麽會不是反革命呢?”
毛主席原先說人群中有左、中、右，右派分子在人民內部，說我是右派分子，比較能夠接受。以後說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人民的敵人，我就知道把自己搞錯了。現在又說右派分子是反革命分子，我更知道把我搞錯了。右派分子的罪名越大，我越有把握知道自己不是右派分子，別人也不是。看見劉時平在這問題上困惑，不懷疑黨組織，竟懷疑起自己來了，我不能不笑。好的是我能很快趴在桌上，沒有讓人發覺我在笑。若干年後，我和劉時平談起這事，他說，他只看見我突然趴在桌上，他不知道我在笑他，以爲我頭疼，不舒服哩。
輪到我了，我說:“我認爲我是思想認識問題，不是真的右派分子。經過一年多的改造，我仍然找不出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狀，不是我不肯找。”
王振山、郭沫林等雖然早知道我在報社不肯在政治結論上簽名，不肯在開除我黨籍的支部大會上舉手，在農場填表時公開表示不同意對我的處分，以至加重處分等等，但我在大庭廣衆的場合明目張膽地說出這些話，是他們預料不到的。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不知如何是好。主持人說了一聲“現在休息”，就散會了。
休會期間，領導們緊急碰頭，對口徑。會議繼續時，大家一個接一個地把我教訓了一大頓。教訓的那些話打不進我的心，我實在找不出我錯在哪里。散會後，我問郭沫林:“是不是我這不服罪的思想只能跟黨組織坦白，不應在群衆中散佈，以免影響他們?”（對黨一套、對群衆又是一套，我早就有過這種懷疑。當我看見王振山十分重用蔣元椿、和他有說有笑時，我就懷疑蔣元椿已經向王振山亮明瞭自己的真正身份，不然王振山怎麽會相信一個對他說假話的人呢?）郭沫林回答：“你不要玩花樣，對黨和群衆都是一樣的。”我更坦然，知道自己毫無錯誤，也知道王振山心甘情願地喜歡人們哄他。
以後聽說農場領導認爲我死不服罪，不好辦，要我回報社。但報社不同意，他們不願背我這個包袱。
我把王振山當成黨的化身，對他無話不談，就無法不做《皇帝的新衣》中的小孩。我對他說，大家不是真右派，是假服罪，這是逼供信造成的結果。可是，我的遭遇比那個小孩要慘，王振山在小組會上揭發我，大夥兒並不像童話寫的那樣幡然醒悟，反而認爲我打了他們的小報告，義憤填膺地責駡我:
“我們都是真右派、真服罪，你幹嗎說我們是假的?”
“你自己不服罪、反改造，還要拉上我們!”
“你破壞反右派運動，是現行反革命……”
我感到，大家口裏講的不是心裏想的，但聲淚交加的懺悔、橫七豎八的質問、……嘴、眼、臉和諧、統一的表情，演得就像是真的一樣。
有一天，小組批判呂建中。批著、批著，呂建中突然說:“我很同情劉衡。我覺得我也不是右派分子。”真是“良心發現”，我算是找到知音，聽到人們的真心話了!可是這一下，不得了了!大家群起而攻之，說他改造走了回頭路，要和劉衡同歸於盡等等。你轟我嗡，弄得呂建中滿臉通紅，表示要收回他的發言，今後不要受頑固右派劉衡的影響，要繼續聽黨的話，不再翻悔。大家這才把他放過。
高壓之下，唯有金剛石碎而不彎，此外萬物都要變形。右派分子要否定本來正確的自己，只有向左、向左、再向左，而左的特點就是整人、打擊人，以對別人的殘暴來表示自己對黨的忠誠。因此，大家像發瘋的野獸一樣互相廝咬。要想自己不被廝咬，就要先去廝咬別人;就要去做原先自己反對過的“打手”，人類的生存本能戰勝了理智與良知。西方人把社會比作“蛇阱”，一條條的蛇互相擠壓，你上我下，你死我活，拼命想鑽出腦袋，擠出身子。右派分子要想出人頭地、早摘帽子，就要參加這番搏鬥廝殺。你如果不想被狼吃掉，你自己就要變成一隻狼。荀子“人性惡”在這種環境中得到了驗證。
孫乃是個才子，文弱書生，他不“先下手爲強”，去鬥別人。每次鬥我時，他都插不上嘴，露出著急、無奈的眼色。有次竟偷偷對我說:“算了算了，不要吃眼前虧。”這樣，他就自然也變成小組被鬥的重點。大家不說他身體不好，所以才勞動不好，而是說他思想不好、抗拒改造。這樣，在打擊別人的同時，擡高了自己:我勞動之所以好，是因爲我思想好、改造得好，當然應該比孫乃先摘帽子了。有的人和他一塊擡土，不管孫乃是不是擡得動，故意裝得多多的，好襯托出自己的先進。孫乃常常提出一些提高工作效率的巧幹辦法，大家不說他愛動腦筋，卻說他愛出花花點子，是因爲他自己“怕苦怕累、偷懶耍滑。”我們常常說，“苦幹加巧幹”，實際上，強調的是前者，表揚的是那些出死力、幹笨活的老黃牛。似乎苦累就是目的本身，似乎只有通過苦累，才能脫胎換骨。
王兆祥原先是中央機關的一位小領導，一被劃成右派，他的妻子就提出離婚。有一天，他照看水渠，趁著周圍沒人，用頭撞石頭，準備自殺，被一位工人發現，救了回來。他額頭上撞了一個洞，血流滿臉，連農場的工人們都動了惻隱之心，說他太老實、太死心眼。可是，我們這些“同爲天涯淪落人”的右派分子，卻在鬥爭會上，對著他的傷口撒鹽:“你自絕於人民，畏罪自殺……”
左淵明身體好，飯量大，分配給他的糧食不夠吃。有次，他在伙房幫廚時，偷吃了窩窩頭。大家又找到鬥爭目標，給他這種小偷小摸行爲無限上綱，扣上“破壞黨的糧食供應政策”的大帽子——我們正是被革命群衆無限上綱成爲右派分子的，現在大家要改造自己，向革命群衆看齊，也學會了這一套。
我是小組的鬥爭重點，一舉一動都在大家嚴密的監視之下，更是處在動輒得咎的地位。大家一個個以党自居、以接受改造的先進分子自居，把我訓斥、責駡得一塌糊塗。連比較溫和、講理、向我談過<巧克力>的蔣元椿在裴達摘帽之後，也變得粗野、兇狠起來。有一次，當大家逼我承認右派帽子時，胡平竟裝腔作勢地動手打我。(反右派時期，打人比較少見，這是我碰見的唯一一次，也是打我的唯一一人。)
右派和右派，雖是“同病”，但不“相憐”。右派整起右派來，比知識份子之間的鬥爭、傾軋，還要殘酷、露骨十倍。
原先在我眼裏，沒有壞人。反右派給了我鼻子、眼睛，我看見了形形色色的壞人。特別在我被孤立、鬥爭的情況下，周圍許多人的本來面目、反動本性在我面前毫無顧慮地原形畢露了。我變得十分敏感，常常透過一些冠冕堂皇的外衣看見一些卑鄙齷齪的內心，因此，我也就格外吃驚，格外痛苦。
石頭烘久了，也會爆炸；小雞逼急了，也會咬人。我忍無可忍，有時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憤而反擊。例如有一次，有人問我:“想到什麽你的心快要炸裂?”我除了繼續給自己潑髒水外，還寫了一段: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組，生活得十分孤獨，不管我說什麽，人們就是不懂.而且要作可怕的曲解。這些我都可以並不在意，因爲我知道，我是到了牛鬼蛇神的世界。語言不同正好說明我們不在一個隊伍，對我個人來說，不是真的不幸。
“可是我仍然感到痛苦。
“我痛苦有的人是在販賣反動貨色，卻要打著黨的招牌。有的人是在發泄個人的仇恨、不滿，卻要假裝是出自對頑固右派的真實憤怒。有的人口口聲聲喊叫服罪，可是，一觸動他反動的過去，並未改造的缺點，就要暴跳如雷。
“我們的瘋子同志(注)即使是在神經錯亂的時候，也知道愛護黨、愛護領袖，難道右派分子在進行鬥爭、批判的會上、會下，就應該暴露自己的反動本性?電影《無名島》中，我軍和敵軍對待俘虜、敵人是有本質的不同。真正站在黨的立場，按黨的政策、原則辦事的人，對待鬥爭物件，應該又是怎樣?
“我們原諒因爲經驗缺乏所造成的缺點，不能原諒因爲品質惡劣給黨造成損害。
“我希望我的材料儘快送交黨委，因爲在那兒，我們的語言能夠相通。”
材料交上去後，大家對我的態度有所收斂，我有時能看見別人含笑的目光，溫和的臉色。甚至聽見了謝松生的悄悄話:“我原先在北京，夏天一天洗兩回澡，現在，唉……”蔣元椿對我說:“你把我們罵得太厲害，我們不再管你了。”
王振山對大家說:“你們只能動口，不能動手。你們是犯了錯誤的人，不能再犯錯誤了。再犯錯誤，後果不堪設想……”
我清楚，在高壓下，人性的扭曲、人心的變形，是可以理解、應該原諒的。問題在於要有黨的正確領導，同時黨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原則。我也知道，這一切也是由於黨的摘帽政策造成。表現有“好壞”，摘帽有先後，這就把大家推到矛盾的尖端、你死我活的境地。我之所以沒有參加這番廝殺，除了我已被孤立、壓在最低層、沒法參加外，還因爲我從來不曉得整人、總是站在挨整人那一邊的緣故（人們批判我，是一個一貫的右派）。我還知道我們不是摘帽，而是甄別問題，我們右派分子之間並沒有利害衝突，應該團結一致，用不著勾心鬥角，踩著別人爬。
我寫的材料變得溫和起來。我寫:
“我不知道…..
——這裏寫的好像是些笑話，其實是些沒有解開的疙瘩。
我不知道究竟我是頑固的右派，還是忠誠的同志。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交代反動的政治思想，還是某些反動的政治思想藏在什麽並不存在的角落，無法被我找到。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檢查對黨的仇恨，還是我身上並無仇恨的種子，只有愛的萌芽。每當有人勸我交代對黨的仇恨時，我就感到這好像勸一個熱愛生活的人不要自殺一樣。
我不知道是我不肯講，還是我講不出。
我要爲黨寫讚美歌，我不知道是我喜歡假裝、肉麻，還是由於我是歌德派。
我要交代我的歷史，我不知道是我喜歡擦粉，還是由於我本來就歷史清白。”
又有一次，有人問我:“今天下午，你在地裏勞動，一個人笑什麽?”我寫:
“我想到我在右派小組，生活得倒也有趣。小組的每個成員，叫你討厭、生氣、高興、歡喜，使你感到可怕、可恨，甚至有點可愛。
我想到蘇聯安東諾夫《在工地上》(又名《第一個職務》)的安全員，她和工人不斷吵嘴、慪氣，她的職務甚至影響了她的戀愛，她想離開那裏。誰知調令一來，她忽然發現，她已愛上了這個討厭的工作，捨不得和工人分開。
我想，有天要叫我們分別，或者，我會像她那樣?
我想，以後如有機會，我要給每人作副畫像，而且已經想好畫像前的四行:
‘這裏，記下我的右派夥伴，
爲了我們改造生活的永遠紀念。
他們，有的想一想就要使你微笑。
有的提起名字，卻是一陣難過。’
許多印象藏在我的心裏，使我感到十分歡喜。有時不免笑出聲來，惹起大家一番猜疑。”
1961年，我們在農場勞動3年多，領導要把我們全部調回原單位元了。我陸續存了30多元，交給農場會計，由他代爲存在銀行。我們快要走時，農場會計只把存款給我，不給我一分利錢。我不好向他討要，但覺得他手腳不乾淨，我有責任讓農場領導知道，以免將來出大問題。就私下對王振山說:“這個會計值得農場注意，他手續不清。”
臨走的頭天晚上開告別會，大家一股勁把王振山恭維一番，說他水平高、改造右派有辦法、大家獲得新生、永遠感謝他等等。王振山在會上把大家一個個表揚，卻把我大罵一通，說我這個頑固的敵人竟然懷疑起農場會計、國家的幹部來了，臨走還要放一次毒。有個右派趕忙出來幫腔，跟著罵起我來。罵著、罵著，王振山感到這與依依惜別的氣氛不合，就把我趕出會場。
我一人被關在門外，腦子裏不斷浮現右派夥伴討好、奉承上級的嘴臉、聲音，感到十分悲涼:“我不是因爲反對國民黨、舊社會的黑暗腐敗才投奔共產黨、解放區的嗎?怎麽現在竟回到舊社會來了?”我想起林沫責備我的話:“你幸虧是到了解放區，才有口飯吃。像你這樣的人要是在國統區，早就餓死了!”可是現在，新社會與舊社會又有什麽區別呢?在新社會，一切披著美麗的外衣，“以革命的名義”、“以黨的名義”，比舊社會還要叫人悲憤、傷心。
(注)《瘋子同志》是女作家草明抗戰時期在延安寫的一篇報告文學，是記延安幾位瘋子同志。他們與一般的瘋子不同，是革命的瘋子。例如有一位瘋子亂打亂鬧，護士對他說:”毛主席叫你不要打鬧!”他立刻安靜下來。
（作者爲中國大陸退休新聞工作者，不銹鋼老鼠——劉荻之祖母）
──轉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