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大陸媒體最近報導了一系列考試作弊的醜聞。其中，河南濮陽高考舞弊，涉案的監考教師竟多達80餘人。但是，大陸普通百姓，尤其是各地學校的師生對這些醜聞的反應是見怪不驚，十分平淡。當大陸中央電視臺的記者採訪濮陽舞弊案的一些當事人時，這些本當為人師表的涉案者，面無愧色，給人留下深刻印象。正是這種若無其事的平淡，比舞弊的醜聞更讓人感到可怕。 大陸考場舞弊之盛行，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在大陸的高等學府中，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性大學中，學校當局早就發現，為數不少的學生總是跟不上教學，其實際知識水平之低，與高考成績明顯不符。因此，這些學生能夠被錄取，顯然有不正常的因素。事實上，從近年來披露的案件可以看出，在比較偏遠的內地縣份，高考舞弊的規模之大，地方當局不可能全不知情。也就是說，大陸高考的舞弊，許多是在地方當局默許下發生的集體行為。
除了高考，現在大陸各種學校、各種考試舞弊之風也非常熾烈，以至於協助考生作弊，已經成為教師一個巨大的收入來源。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重慶一個年輕的外語教師，就利用監考之便，獲得了二十萬元的非法收入。
眾所周知，與科舉制共生的考試舞弊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但今日大陸考試舞弊之盛行，恐怕為歷代所不及。這種普遍的，大規模的考場作弊，根源何在呢？一個比較簡單的答案，就是社會道德淪喪。不錯，沒有社會道德的普遍淪喪，不可能發生如此普遍的、大規模的舞弊，但這種解釋未免過於籠統。
大陸考試舞弊成風的直接根源之一，是教育資源的分配太不公平。在現代社會，教育資源無論在公共支出還是家庭支出中，都占很大比重，因為個人在社會的地位與教育的相關程度越來越大。一個社會，教育資源的分配能給越多的社會成員創造教育機會，這個社會也就更容易實現公平。大陸多年的現實是，越是城市，越是富裕的地方，國家投入的公共教育資源越多，而越是農村，越是貧窮的地方則越少。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貧窮地方的考生尤其是農村的考生與發達地區的考生按照同一標準競爭，本身就極不公平。貧困地區的人強烈地感到了這種不公平，與數量如此之多，規模如此之大的高考集體作弊案不無關系。
大陸考試舞弊成風的另外一個根源，是職業機會分配極不公平。目前大陸社會多數令人羡慕的職業崗位，都被政府部門所控制。由此導致了大陸重要職業機會分配的兩大特點。第一，選人看重學歷，看重名銜而不看重真才實學。這個特點是一般政府機構所共有。大家都清楚，什麼是真才實學，很難有客觀標準。私人機構可以自行判斷，自己承擔後果，政府部門則不能如此。為了避免爭議，政府機構往往只能借助於學歷、學位這些外在的標準。但是，大陸的政府權力，並不是通過公平的過程獲得的。因此，大陸職業分配的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公權私用。在滿足了外在條件的前提下，是否有私人關係，成為決定性的因素。
與這個大背景相一致的，是大陸具體的制度安排，尤其是目前大陸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考試舞弊成風的制度之源。大陸的高等學府，基本上是政府壟斷，即使是民辦學校，也必須按照國家的統一標準來教學。在重學歷，不重真才實學，靠關係不靠本事的大環境下，大陸高等教育重視的是頭銜和牌子。在發達國家，進入一般大學並不難，然而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拿到學位。但是，大陸高等教育的規則，則是嚴進寬出。學生一旦進了校門，就不容易被淘汰。這樣一種安排，為高考舞弊提供了很大的誘惑力。一個人，不管用什麼手段進了大學，就有更多的機會繼續向上爬。但如果沒有大學的文憑，則希望渺茫。真正是”一考定終身”！
大陸考場的舞弊之風將繼續強勁，而不管當局採取多麼嚴厲和嚴密的防範措施，因為那些導致舞弊行為的社會根源不可能在段時間內被剷除。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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