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
第十八天
1989年6月18日，星期日。第三版國際新聞多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新聞，如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政府經濟和計劃部長奧弗恰羅夫號召人民「維護國家安定團結」，他強調，保加利亞同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一樣，絕不允許存在任何染指社會安定和國家安全的行為，絕不允許破壞憲法和法律，絕不允許破壞全民族的統一和團結。這位部長是在保共中央和各社會團體聯名舉行的隆重紀念季米特洛夫107週年誕辰的盛大紀念會上講這番話的。他號召全國人民從季米特洛夫的理論和思想中吸取力量，掀起愛國主義的高潮
，維護民族統一，堅決反對任何人利用保加利亞採取增進國際信任和諒解的新決定進行投機。保加利亞正在動員全體人民的力量，努力完成對全社會進行革命性改革的任務。因此，需要是嚴謹的組織工作、紀律和忘我的獻身精神。保加利亞人民正在建設自己的和平生活，沒有任何力量能夠使它偏離已經確定的道路。
另一條是南斯拉夫共產黨聯盟的消息，中央新任主席潘切夫斯基說南擺脫目前危機的惟一出路在於推行已經宣佈的經濟、政治和共盟三大改革，經濟是指建立基於尊重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之上的新的社會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推行真正的民主化，保證建立完整的自治社會關係和工人階級的社會基礎。徹底實行非集權化和非官僚主義化，並消除文牘主義和衙門作風。而共盟的目的最終是真正成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思想先鋒隊」。
回到國內，一則消息說「劫難後的天安門廣場迎來第一批小客人，萬名少先隊員舉行主題為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隊會」，還配發了圖片。如今，當年的少先隊員該走上工作崗位了吧，不知道你們是否還記憶起當年的飄著血紅色的紅領巾的少先隊員時代？
第一版的主要消息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記者採訪，指出「絕大多數人民擁護共產黨領導和國家不希望發生顛覆是基本事實」。袁木在北京國際俱樂部接受了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的採訪。進行了45分鐘，一些中外記者旁聽了採訪。布問：是鄧小平主席下令進軍的嗎？袁答：解放軍進駐天安門廣場是執行戒嚴任務，為了維護首都的秩序。在對天安門廣場的清理中，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解放軍的軍車也沒有軋死一個人。現在國外輿論中有所謂血洗天安門，軋死多少多少人這樣的設法，這是不正確的。當時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是排著隊、打著旗和平撤離的，或者說自動撤離的。
布問：我在您所講的這番話中發現一些令我震驚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幾百尺長的膠片，可以表明：工人、學生被槍殺，無辜的旁觀者也遭到槍殺，而且不但是來自我們西方國家的記者，還有一些中立國家的觀察家，真個世界的人民包括中國人都看到人們站在很近的距離被解放軍槍殺了。您怎麼能夠說，您和中央領導人卻不相信有人受傷呢？
袁答：我沒有說在整個鎮壓反革命暴亂事件中沒有發生傷亡。我剛才只是說，解放軍在清理天安門廣場過程中沒有發生打死人的事情。至於在整個鎮壓反革命暴亂過程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也有一部份看熱鬧、圍觀的群眾遭到誤傷，解放軍本身也遭到很大傷亡。關於這個傷亡的情況，我已經在前不久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代表國務院宣佈過了。在這個事件中，解放軍有5000多人受傷，圍觀的群眾和歹徒受傷的有2000多人。死亡的數字大體上200人，包括解放軍，以及歹徒和少數圍觀的群眾。
布羅考最後又重複自己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幾百尺錄像帶表明學生和圍觀者被槍殺。他把幾百英尺錄像帶一句「改為」（《人民日報》原文）有幾英里長的錄像帶，袁木回答說：「現代技術的發展，為有的人提供了這樣的可能，他們可以搞出比你說的更長的錄像帶來歪曲事實。謝謝你對我的採訪！」
這一天的報導還有：「北京大學學生自治會主席楊濤在蘭州被抓獲」、「『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頭頭賀力力的聯絡員賀群印、尤建齊二犯在西安被抓獲」、「北京『高自聯』頭頭、北京電影學院夜大班學生馬少方在廣州見到報紙上有他被通緝的消息，便到派出所頭投案自首」、「北京已有109人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公安部長王芳要求公安干警再接再厲乘勝追擊，15位公安系統的有功人員受到表彰」等等。
第二版還有一條涉及軍用槍支彈藥等軍用物品的消息，「北京收繳一批散失軍用品」。新華社北京6月17日電，記者從公安部門獲悉，連日來，北京市公安機關清查收繳被搶劫或散失在社會上的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品，取得了初步成果。據戒嚴區內8個公安分局的統計，截止6月17日，已收繳各類軍用槍支181支，其中衝鋒鎗135支，步槍2支，手槍25支，機槍19挺（包括高射機槍4挺）；子彈28287發。此外，還有電台、警棍、鋼盔、催淚彈、匕首、盾牌等軍警用品232件。北京市公安局有關負責人指出：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者，必須將槍支彈藥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槍支彈藥罪論處。
第十九天
1989年6月19日，星期一。這一天，第三版國際新聞的頭條和第一版國內新聞的頭條都是關於「動亂」的。前者是「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說『烏茲別克動亂有預謀』」，後者是「崔國政劉國庚李國瑞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英勇犧牲，楊尚昆會見三位烈士親屬說我們的軍隊不愧為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民主專政的柱石」。新華社莫斯科6月16日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指出，蘇聯烏茲別克費爾干納州發生的動亂是一場經過仔細策劃的、有預謀的行動。這場動亂是一些極端分子頭目一手製造的，現在要採取一切措施，消除衝突的根源。一方面要對群眾進行解釋說服工作，另一方面要發揮法律的威力，動員群眾和治安機關一起儘快使該地區生活正常化。據報導，6月3日該地區發生了一場動亂，這位蘇聯政府首腦從6月12日起一直在該共和國處理這場動亂。
第三版，匈牙利的「劉少奇」、前政府總理納吉重新安葬。報導稱「匈牙利黨和政府發表聲明納吉是傑出的國家領導人和社會主義改革政策的代表者」，1956年匈牙利事件平息後於1958年6月16日被判處死刑的。33年後的6月16的，黨和政府在首都布達佩斯的英雄廣場舉行隆重葬禮，重新安葬，有25萬人參加，國會主席和政府總理參加葬禮。葬禮是在政府認可和協助下，由匈牙利歷史平反委員會等群眾團體獨立組織的。
在哥倫比亞，一位被稱為「四.一九」運動的游擊隊領導人卡洛斯.皮薩羅（總司令）提出一項新的和平建議，表示在一項政治協議和公民投票的基礎上解除武裝、交出武器，成為一個政治組織。6月13日晚，哥倫比亞總統府新聞秘書處散發了這位游擊隊總司令致巴爾科總統和兩大主要政黨領導人的一封信，信中提出了實現這支游擊隊非武裝化的4點意見：1、政府應將由當局、各政黨和「四.一九」運動在和平談判中一致達成的政治協議提交國會，使之形成具有法律效應的文件；2、進行選舉改革，確保各政黨在競選中平等地享有政府的選舉經費和新聞傳播渠道；3、國會中的的各政黨承擔義務，使政治協商在立法院中得到通過；4、就和平與民主問題進行公民投票，讓全國人民就和平進程中達成的各種改革協議進行表決。這些法製程序完成後，「四.一九」運動將全部放下武器，變成一個政治組織。「四.一九」運動是哥倫比亞6支游擊隊中的一支，1989年3月，這支游擊隊與政府達成了停火協議，如皮薩羅的建議能夠得到當局和執政的自由黨和主要反對黨、保守黨的支持，哥倫比亞的和平進程將出現一個新的局面。
看了這個報導，進一步證實了「槍桿子出政權」是個強權者的真理，因為有武器，游擊隊才敢於與政府提建議，如果能夠成為得到法制保障下的政治組織，地下變成公開，非法成為合法，才能放下武器。不過，人類畢竟在走向和平，採取政治談判、對話和公民投票的方式當是上策，任何政府都應當盡最大可能避免採取暴力或使用武力，才能最終走向和平。
回到國內，第一版的消息，有「外貿出口保持好勢頭，出口下降局面基本扭轉」、「《美國之音》繼續造謠」等。6月17日，新華社電文這樣說，「此間有關人士指出，《美國之音》今天偷梁換柱，繼續散佈所謂解放軍『血洗』天安門廣場的謊言，攻擊中國。《美國之音》還公然對上海判處3名縱火焚燒列車的歹徒死刑橫加指責。《美國之音》在廣播中是這樣說的：『中國政府企圖使人相信，在軍隊6月3日晚上開進北京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被打死。』有關人士指出，《美國之音》又在製造謊言，中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在平息6月3日至4日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沒有死一個人。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早在6月4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就已公佈了平息暴亂中的傷亡情況，並說經過核實，在死亡的近300人中包括解放軍官兵、罪有應得的一小撮歹徒和少數誤傷的市民和學生。至於天安門廣場的情況，出席記者招待會的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張工曾介紹說，在清理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沒有一人被打死，學生是比較有組織打著旗從廣場的東南角離開了廣場。」
不知道《人民日報》的記者和三審為甚麼那麼不仔細，第一版標題居然出錯：「水利部抓緊防汛抗洪淮河首次洪峰安全下瀉」中的淮河變成了「黃河」，是不是當時的編輯人心不穩，差錯就多了呢？
第二十天
1989年6月20日，星期二。國際新聞版面顯要位置就是「華盛頓的鼓噪可休矣」，作者是「詹之乾」，他說，美國政府和政界的一些人職責中國政府的平息暴亂是「大規模屠殺平民」。中國政府解決平息了這場暴亂，避免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和建設成果遭受更大的損失，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的事。試問美國政府，是否能允許類似的暴亂在劃時代發生和蔓延，並聽之任之？美國國會一些議員和白宮的某些先生，儼然以「人權救世主」自居，無所顧及地對中國境內發生的事情頤指氣使、橫加指責，甚至還通過這個、那個決議，對中國攻擊一番，好像他們就是那樣地「講仁政」。可是，歷史的記錄，早把他們自己釘在恥辱的十字架上。華盛頓那些言必稱人權的先生們應該記得，當年阿肯色州小石城的黑人群眾為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支持黑人女孩去公立學校就讀而進行示威，當局竟動用全副武裝的國民警衛隊進行阻撓，造成震驚世界的小石城事件。還應該記得，60年代美國黑人反對種族隔離而掀起的「自由入校」、「自由進餐」、「自由乘車」運動此伏彼起，但是，幾乎每一次抗議浪潮都遭到美國當局的鎮壓。特別是當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槍殺之後，為了鎮壓參加抗議的黑人氣候子，美國政府調動大批正規軍和裝備精良的第82空降師，釀成了戰後美國歷史上空前的流血事件。更令人記憶猶新的是，在遍及全國的反對越南戰爭浪潮中，美國政府曾多次動用武力對付抗議群眾，這些事件的後果，至今仍對美國政治產生影響。試問，華盛頓的先生們還有甚麼資格在那裏侈談甚麼「人權」和「自由」？！有甚麼權利指責中國政府鎮壓反革命暴亂的正義行為？
人民日報記者發自開羅的消息，蘇丹軍事總指揮部宣佈，蘇丹政府6月18日挫敗了一起旨在恢復前尼邁裡政權的軍事政變，所有參與政變的陰謀者已全部在押，但未提供這些被捕者的名字和人數。反動政變的主謀是駐紮在首都喀土穆市的裝甲兵司令官。目前蘇丹局勢平靜。
第三版還刊登一幅傳真照片，6月18日，西南非洲人民組織領導人哈格.根哥布度過27年流放生活後重新回到納米比亞，他跪下親吻自己國家的土地。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將參加定於11月份進行的大選。流亡者能夠在27年後回來，多麼不容易；更不容易的是，回來就可以參加大選，27年的流亡等待政治變革後的這個結果，是值得的，難得的。
第一版國內新聞，多是學習鄧小平講話的報導，多是以「認真學習」、「全面深刻領會」、「澄清是非統一認識」為標題。還有一條是李鵬、喬石、姚依林會見烈士親屬，李鵬說，要把平息暴亂進行到底，決不放過壞人。同時要認真執行政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李鵬會見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這三「國」字輩解放軍的親屬。李鵬還說：「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們的黨個政府對動亂一直採取了克制忍讓的態度。這在世界上是沒有的。我們的解放軍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進行了自衛。如果不這樣，我們的損失會更大。」
第二版的消息是：為「美國之音」提供謊言，浙江美術學院國畫系學生張偉平被緝拿歸案。新華社杭州6月19日電（記者胡宏偉）據杭州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在杭州眼、動亂期間，製造所謂「浙江省政府為北京死難學生下半旗誌哀」這一謊言並提供給「美國之音」廣播的不法份子，已於18日下午在浙江省嘉善縣被公安部門緝拿歸案。據有關部門介紹，6月日上午11時許，浙江美術學院一些學生遊行來到浙江省政府前大門。為了勸阻遊行學生進入省政府大樓，保證機關正常的工作秩序，有關工作人員暫時關閉了鐵柵大門。學生們聚集在大門前起鬨。這時，人群中有人叫喊：「下半旗。下半旗！」一個身穿白色短袖體恤杉的學生翻爬到門樓頂部旗桿旁，動手解開升旗繩索。因一時拉不下，這個學生就用力搖晃旗桿，猛力將國旗扯下一截，斜歪在旗桿上。當時在場的省政府工作人員和一些群眾對此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張偉平通過電話將這則謊言報送給了「美國之音」記者。6月6日，「美國之音」播出。據悉，此案正在審理中。時隔15年後，不知道當年這位向「美國之音」記者通電話的國畫系學生受到怎麼樣的法律制裁？
第二十一天
1989年6月21日，星期三。當年有兩個德國、兩個朝鮮：一北朝鮮一南朝鮮，現在德國已經統一多年了，只剩下韓國和朝鮮仍舊處於敵對狀態。《人民日報》駐平壤的記者徐寶康6月19日報導，6月23日起將對南朝鮮開放板門店北方一側的大門，便於南朝鮮青年參加在平壤舉行的第13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世界青年聯歡節國際籌委會的代表離開平壤，為了去漢城，只得取道香港。由於社會制度不同，導致同為朝鮮族血統的青年分別在被禁止的分界線內，國際代表要想從平壤到漢城，還需要經過香港，雖然是一界之隔，但比千山萬水還要遙遠。不知道何時才能打破這一「界限」，兩者合一，共享世界文明？
回到國內，新華社石家莊6月20日電，記者劉英茹報導，「北京『高自聯』又一頭頭落網」：「6月19日晚7時，河北保定市公安局人民公園派出所治安積極份子在公園巡邏時，發現一名形跡可疑的人，當即帶回派出所審查。該人自稱張順，裝卸工。干警看他皮膚較白，與職業不相稱，進一步審查。該人供認是北京『高自聯』頭頭劉剛，吉林省遼源市人。1878年3月考入中國科技大學，1982年畢業分配到瀋陽六零一所，1984年7月被北京大學物理系錄取為研究生，1987年在寧波經濟技術開發公司任職，同年辭職，1988年新年回到北京，在耐磨材料開發公司等單位任職，現無業。經與北京市公安局聯繫，保定市公安局於20日上午將劉剛押送北京。」
拉薩戒嚴後迎來首批外國遊客。該報拉薩6月20日電，空寂達3個月之久的拉薩假日酒店，10日以藏式禮節迎來首批客人。當時的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是胡錦濤（1988－1992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第一版頭條是「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級法院，及時審判動亂暴亂中的犯罪，嚴肅執法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重大典型案件通過新聞媒體宣傳」，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是任建新。還有一條新聞是「首都部份法學家孫國華（中國政法大學法理學教授）、王叔文（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陳光中（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刑訴法教授）、高銘暄（中國人民大學刑法學教授）、巫昌禎（中國政法大學民法學教授）、吳傑（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憲法學教授）、蘭明良（法律出版社社長、國際法專家）等座談鄧小平講話時指出，平息暴亂為維護憲法建設民主須加強法制」。
第二版，用幾乎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兩篇文章：一是「暴亂平息後的沉思-試論事態的發展為甚麼走向青年學生良好願望的反面」，作者是鄭言實，文中有一句是「民族的災難只有靠全民族的反思才能真正加以遏制。」二是「北京市外事辦公室發言人發表談話，駁斥美聯社一則歪曲報導，指出戒嚴部隊軍官李之雲向外國記者介紹情況時，從未講過『戰士向廣場開了槍』」。
第二十二天
1989年6月22日，星期四。當天的國際新聞報導了來自科倫坡的消息，斯里蘭卡總統普雷馬達薩發表公告，再次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斯里蘭卡國防部長說，自1989年1月份總統宣佈在全國解除已實施5年的緊急狀態以來，暴力活動從未停止。暴徒們屠殺無辜，焚燒公共汽車，強迫工人罷工，企圖破壞經濟和顛覆政府。為了維持治安，使全國恢復正常秩序，政府被迫宣佈全國處於緊急狀態。
在波蘭，議會議員460名和參議院參議員100名已經選出，以波蘭統一工人黨為首的聯盟派在議會擁有299個席位，以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為核心的反對派擁有161個席位；在參議院，反對派占99個席位，聯盟派未獲1席，餘下1席被無黨派人士和私人企業家奪走。不久，他們將舉行議會和參議院聯席會議-國民大會，將選出共和國總統–走向共和，走向民主，走向自由。
回到國內，第四版一條消息這樣說：蘇州書畫家近日特地創作一批書畫作品，委託總政宣傳部轉贈北京戒嚴部隊。著名書畫家沙曼翁說，我活了70多歲，從來沒有看到過用製造動亂、暴亂的方法要求所謂民主、自由、人權。「文革」把我們折騰得夠慘了。對付這幫暴徒就是要實行專政，否則國無寧日。他揮毫書寫了「堅守崗位、衛國愛民」的條幅獻給北京戒嚴部隊。
上海消息，在上海光新路鐵路道口嚴重騷亂中犯有破壞交通工具罪和破壞交通設備罪的徐國明、卞漢武和嚴雪榮，6月22日被依法處決（死刑）。另外參與的六名犯罪，有兩人無期徒刑，四人十二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另外有一工人因盜竊被收容勞動教養二年，一工人因偷盜被行政拘留。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澤民、市長是朱鎔基。
新華社貴陽的消息，台灣一派遣特務20日晨在貴陽落網。這名被稱為「長期潛伏在貴陽的台灣國防部軍事情報局派遣特務」的歐宗佑，20日凌晨被大陸公安機關抓獲。報導稱：「歐宗佑在大陸一些地方發生動亂和暴亂期間，接受台灣特務機關『從事學運，配合區內形勢，秘密策動學潮』，『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的指令，散佈『這次共產黨真要垮臺了』的惡毒謠言，蠱惑人心，並千方百計為境外收集我刊有動亂情況的內部報刊資料，拍攝遊行、靜坐、演講的照片。歐宗佑還向國民黨軍事情報局多次書面和口頭表示：『誓為結束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貢獻一份力量』。」46歲的歐宗佑，是貴陽市以開辦畫室為業的文化個體戶，「騙取了貴陽市中山西路個體勞動者協會主任等社會職務」。由於醉心財物，迷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1984年11月他去香港探親期間，即被台灣特務機關策反並派遣回貴陽，其主要任務是長期潛伏，發展組織，為敵特機關提供、傳遞情報。之後，他又數次專程赴香港接受特務訓練，並在香港及廣州、深圳、桂林等地多次與台灣派遣特務秘密接頭，傳遞經濟、政治及人事資料情報，接受任務和活動經費，還發展了組織成員。
第一版，李鵬會見巴基斯坦客人時強調「中國不會屈服於外來壓力，將繼續在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上同各國發展關係」，姚依林會見世界銀行官員時說「現在中國局勢是穩定的」。
第二十三天
1989年6月23日，星期五。匈牙利再次進行政治協商圓桌會議，表現合作的願望和對民族事業的責任感。6月21日來自布達佩斯的新華社報導稱，參加談判的各方派出的專家已就具體談判內容和方式達成一致意見。國會主席宣佈：在政治方面，各方將就修改憲法、共和國總統制、憲法法庭、制訂選舉法、修改懲治法、制訂新的新聞法和建立免除武力解決辦法的保障等問題進行協商。所謂圓桌，就是平等、民主，只有先實現程序上的正義才有可能實現實質正義。圓桌比主席台上的核心更能體現民主的重要性。可喜的是，匈牙利不但要建立憲法法庭，還要制訂新的新聞法。政治協商，建立民主國家。
6月21日，新任蘇聯最高蘇維埃建設和建築藝術委員會主席葉利欽主張把蘇聯的工業基建投資削減30%-40%，騰出資金用於社會福利。1989年6月3日《參考消息》援引美聯社二日報導，蘇共政治局委員梅德韋傑夫說葉利欽提出要黨放棄對最高蘇維埃權力的要求是不能接受的。梅德韋傑夫說，黨的領袖兼任國家元首在世界上並不奇怪，蘇共有權選擇國家和政府首腦。6月21日，蘇聯另外一位副總理職位的經濟學家對蘇聯中央電視台發表談話說，蘇聯必須在2年內擺脫經濟危機，再用5年時間對整個經濟體制實施深刻改革。他還說，目前不存在即刻改善經濟狀況的靈丹妙藥，必須綜合解決經濟問題，重新建立完整的經營體系。這位經濟學家名叫阿巴爾金。
再看看15年前的6月23日《人民日報》第一版，頭條就是被海內外評論人士經常提及的大名鼎鼎的社論《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句就是「取得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之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在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重要講話。通過結合這場鬥爭實際的學習、討論，大家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何等的重要」。社論還提到：「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的鬥爭還提醒了我們，決不可以放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有力的武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階級鬥爭還沒有停息，我們還不能高枕無憂。」
既然階級鬥爭還沒有停息，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一條「堅持」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最早這條堅持叫「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就是要與資產階級作鬥爭，所以就出現了流血與犧牲，出現了不可避免的大量的鬥爭：新華社北京6月22日電，插手動亂、造謠煽動，一批台灣國民黨特務落網，有些特務向國家安全機關自首。5月19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於5月19日、5月27日依法拘留了台灣國民黨特務、北京市某工廠幹部王長洪、錢榮勉和梁強，特務到天安門廣場散佈謠言，煽動動亂，並混入絕食的學生中挑唆說「政府真沒有人性，這樣的政府還要他幹甚麼！」造謠說「西安民警打死了幾十個學生」。王長洪還向台灣特務機關報告說「當前要向工作之重點放在工運上」。
在第二版，階級鬥爭正在升級，形勢看來很嚴峻，如「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北京七名罪犯被處決」，這七罪犯由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的，6月17日，他們向北京市高級法院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並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依法授權高級人民法院核准部份死刑案件通知的規定，核准林昭榮、張文奎、陳堅、祖建軍、王漢武、羅紅軍、班會傑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6月22日上午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通過這個報導，可以知道，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高級人民法院是從1983年9月7日–也就是全中國第一次實行最嚴厲的「嚴打」政策的同一年，開始實行「部份死刑案件」可以不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可以由當地的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執行死刑」。現在，有法學界和新聞界人士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收回這個「授權」，這個權力不宜下放到地方。同時，不知道最高法院如何為「部份死刑案件」制定標準，符合怎樣的標準才是最高法院需要核准的死刑，符合怎樣的標準才是地方高級人民法院需要核准的死刑？像6月22日被處決的在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的7名罪犯，是不是符合可以不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就可以由當地的高級人民法院決定「執行死刑」的「部份死刑案件」？
6月22日，在長沙，參與驚駭全國的長沙「4.22」事件的27名犯罪份子受到了法律的嚴厲懲處，犯罪份子、湖南省消防器材總廠工人李衛紅因尋釁滋事，煽動焚燒摩托車，毆打民警，打砸行為等，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其餘26名犯罪份子被分別判處1至15年有期徒刑。其中，工人6人，個體戶4人，停薪留職人員1人，還有農民、無業者。
第一版的消息傳出，美國「悍然宣佈對我實行新『制裁』措施」，是由美國總統布什宣佈的，包括採取5項對中國的「制裁」：暫停武器出售和中、美軍事領導人互訪、停止高層接觸、尋求國際金融機構推遲考慮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等。同時發佈的另一條新聞是「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美干涉我內政，希望美方不要做不利於雙方關係的事」。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代表政府鄭重聲明：中國政府對港澳方針不變。姬鵬飛說：「中國政府按照『一國兩制』構想所制定的關於香港、澳門問題的一系列方針政策是不會改變的。」北京6月25日的《參考消息》援引澳門《華僑報》6月23日評論稱「北京這一安排，顯然是看到了港澳人心的嚴重不安以及已經對中國（例如投資）或將會對中國（例如開放政策和四化建設）造成的負面影響，因此由姬鵬飛出面安撫一番，叫大家放心。姬鵬飛這一番說話，應該說，對於港澳同胞近來心中的牽掛和疑惑，甚至是恐慌，起了一些緩解作用的，但問題沒有根本解決，大家並沒有因此放心。姬鵬飛談話的一些內容，也會被接受，但是還有一些內容是港澳大多數人很難接受的。例如對這次北京學生運動的定性逐步升級的問題。」
本日的其他消息還有：田紀雲會見英國客人–一企業總裁說，中國將進一步發展對外貿易，一些國家在貸款上卡中國是短視之舉。外交部發言人說中外經濟合作將會繼續發展，外交公寓槍擊事件中公寓裡無人傷亡。這是指外國記者問6月7日戒嚴部隊向建國門外外交公寓開槍損失傢俱和其他設備，中國方面是否準備為此表示歉意？發言人李金華答道：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是在受到來自外交公寓的槍彈襲擊時進行還擊的。對這一事件，中國政府做了迅速的處理。在這一過程中，公寓裡無人傷亡。
第二十四天
1989年6月24日，星期六。第三版國際新聞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事情比較多，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赫爾曼22日在德黨11屆8中全會上就黨的工作重點、當前形勢和國際局勢作了報告。他說今後各級黨組織要更重視人民群眾的批評意見，認真考慮群眾的建議，同時要耐心而有原則地向群眾解釋黨的政策，加強政治思想工作的說服力，採取有效措施，進一步加強黨與人民之間的信任關係。民德將繼續肩併肩和兄弟國家站在一起，發展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民德堅持與西德保持和平共處的關係，奉行同西柏林做好鄰居的政策，但對聯邦德國的新納粹勢力影響增大表示憂慮。他強調，柏林牆不能拆除，因為民德不能放棄自己的安全，不能不防止經濟掠奪、搞心理戰的犯罪份子的滲入和毒品交易。赫爾曼還號召全黨和全國人民努力以新的成就來迎接建國40週年和黨的十二大。
不過，今天再看這條老新聞，總覺得歷史車輪滾滾，誰也擋不住，雖然說柏林牆不能拆除，但最後他們自己早早把這個障礙拆除了，免得看著難受。
6月份，朝鮮繼續反美，在「6月25日-7月27日反美共同鬥爭月」前夕，朝鮮各政黨、社會團體於6月23日發表聯合呼籲書，呼籲世界各國人民支持朝鮮的和平統一，並強烈要求美國政府徹底改變分裂朝鮮的政策，以適應對話和緩和的潮流，使朝鮮早日實現和平統一。呼籲書還說，朝鮮目前繼續存在的這種充滿戰爭的危險狀態，是與時代的緩和潮流相違背的。當時的朝鮮最高領導人是金日成，還沒有死。
國內新聞主要是鄧小平的10段話，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論述，這個四堅持早在1979年就由他論述了，當時他並還不是形式上的最高領導人，他只是中央副主席。鄧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1980年取消憲法中的關於「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文革』期間的群眾性運動性質的言論自由）」就是防自由化。他還說，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
接下來的第一版國內新聞有一條標題是：劉曉波參與動亂被拘留。同日國務院所屬的《經濟日報》是第一版新聞標題是：從美國回北京煽動動亂，劉曉波被拘留審查。文章正文是:新華社北京6月23日電據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劉曉波去年11月去美國訪問講學，在美期間與反動組織「中國民聯」頭目胡平等人關係密切，曾為「中國民聯」起草《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支持煽動學潮。1989年4月27日，劉曉波從美國回北京直接參與並煽動動亂，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審查。1990年1月6日，在王丹等人被宣判有罪的當天，劉曉波被判免於刑事處罰。
別的消息還有：解放軍總政主任楊白冰（國家主席楊尚昆之弟）會見十位烈士親屬，說要把平息暴亂進行到底以告慰烈士英靈。126名非法組織頭頭成員等到上海公安機關登記或自首。錯誤估計大陸形勢，派遣特務插手動亂，台灣當局掀起一股反共浪潮。鄧小平兒子鄧樸方率中國殘疾人藝術團慰問首都戒嚴部隊。人大法委黨員委員學習鄧小平講話時指出，平息反革命暴亂完全正確，人大應加強民主法制建設，「集會遊行示威法」、「戒嚴法」、「新聞法」等要加緊制訂。
後來的消息我看到，新聞法並沒有生出來，估計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今15年了，當蘇聯、秘魯、印度等國家陸續有新聞法的時候，我們國家現在還沒有。
24日人民日報第四版消息，製造「浙江省政府為北京四難學生下半旗誌哀」事件的26歲浙江美術學院85級工藝美術系學生崔建昌在南昌被捕。「外高聯」頭頭、山東大學外文系學生潘強在濟南山東大學被捕。截至6月20日，濟南收容審查了108名打砸搶燒犯罪份子，並依法逮捕了其中40名。這108人，是不是可以稱呼「108將」呢，是否有水滸傳裡的人的行為呢？報導沒有解釋。
第二十五天
1989年6月25日，星期日。這一天的人民日報是這個月惟一套紅的報紙，大標題是：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審議通過李鵬代表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增補李瑞環丁關根（前鐵道部長，因為上海鐵路列車相撞事件人員死傷並包括外國人而引咎辭職）為書記處書記，撤消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免去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職務，免去芮杏文（前上海市委書記）閻明復的書記處書記職務。全會召開之前，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準備。通過播發的照片，鄧小平與江澤民並列，一左一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照片上面有一些人在鼓掌，多為老同志，是楊尚昆的親屬楊紹明攝影，可見他能夠進入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場攝影。新聞資料顯示：6月19日-21日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23日-24日四中全會舉行，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170人。筆者查了一下資料，1987年11月2日公佈的中共十三大中央委員名單，當時的中央委員有175人，1年多以後的四中全會，少了5個人參加，不知道是否是趙紫陽、胡啟立、鮑彤等人參加，其中的一位委員胡耀邦已於4月不幸去世。資料還顯示：華國鋒、胡錦濤、溫家寶、王蒙、萬里、喬石等都是中央委員。
第二版刊登了調整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照片，及他們與國家主席楊尚昆的合影，沒有發佈個人簡歷。以及社論：堅持立國之本，走好強國之路。還有本報啟事：北京發生發革命暴亂給本報印刷發行造成許多困難，從6月7日起，本報不得不改出四塊版。現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本日起恢復出八塊版。
第四版全文刊登王昭的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原載6月24日《北京日報》。6月24日國務院辦的報紙《經濟日報》在第二版也刊登此文。文章這樣寫道：
人們都還記得，在首都部份地區宣佈戒嚴12天之後，經過大量的宣傳解釋工作，戒嚴日益取得人們的理解和支持，而天安門廣場靜坐的學生則日漸減少，難以為繼的時候，6月2日，天安門廣場卻又演出了一出4人絕食48─72小時的鬧劇。這次絕食的發起人，就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動亂之初特意從美國匆忙趕回來的劉曉波。
6月1日晚，劉曉波其人在北師大校門通過大喇叭做了一通演講。他直言不諱地說：「我從回國後，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我在天安門廣場同大學生度過了十幾個非常難忘的日日夜夜。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指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份的人。但我想說……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
話說得再明白不過了。現在，讓我們通過劉曉波在這場學潮前後以及動亂和暴亂中的所做所為，看看這只黑手是如何在同海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中，伸向首都學潮，並極力煽動動亂的。
劉曉波向來有「狂人」、「瘋狗」、「黑馬」之稱。1986年以來，他以否定中國的一切很出了些風頭。1988年6月25日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後，8月24日去到挪威講學。3個月期滿，轉到了美國。還在出國之前，他就想拋出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所謂「重磅炸彈」，但是考慮到出國在即，害怕因此「泡湯」，暫時隱藏起來。到了國外，他無所顧忌了，便把它們連續地拋了出來。在這些「炸彈」劇烈的爆炸衝擊震盪之中，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的真實面目。
1988年10月，他在香港《解放月報》上著文宣稱：「馬列主義在中國，與其說是信仰，不如說是專制權力的組成部份。馬列主義不是信仰，而是統治者進行思想獨裁的工具。」因而，他始終把攻擊的矛頭指向馬列主義。在1989年4月的《解放月報》上，他著文說：「批判馬克思主義將直接轉化為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批判。」1988年11月，他從挪威赴美，途經香港，在接受《解放月報》記者專訪時，更加放肆地為殖民主義大唱讚歌。當記者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時，劉曉波恬不知恥地答道：「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對此連香港《解放月報》的記者都忍不住說：「十足的賣國主義啦。」劉曉波回答說：「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而作為綱領性的主張，則是刊於1988年11月《解放月報》一篇署名文章中提出的四個「代替」。他說：「只能從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這裡，劉曉波提出了以資產階級共和國來推翻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系統的全面的主張。
1988年底，劉曉波到了美國。同總部設在紐約的以「取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四個堅持』」，「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為綱領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中國民聯」），一拍即合。他們勾結起來，沆瀣一氣，不斷尋找機會，伺機而動。今年以來，從方勵之等人的簽名上書為魏京生請命，到打著悼念胡耀邦同志旗號煽動的學潮，他們都密切注視，潛心研究，協作行動。首都學潮剛剛發動，劉曉波自以為時機成熟，便急不可耐地披掛上陣了。
這個一向宣稱「我最佩服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現在竟以「民主鬥士」的面目出現。1989年3月，他在紐約參加了所謂「維護人權」、支持方勵之等人要求釋放魏京生的公開信的簽名。4月，首都學潮出現之後，香港《明報》在4月20日發表了一則消息，披露劉曉波夥同反動組織「中國民聯」的頭頭胡平、骨幹分子陳軍聯名發出了所謂「改革建言」，「對大陸目前的學運表示關注」。他們在「建言」中提出，要「重新審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1987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鼓吹「修改憲法」，把四項基本原則「從憲法中取消」。4月22日，劉曉波在《世界日報》上拋出了《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一文，集中攻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政體」，鼓動學潮要「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嚐試著走一條從制度上改造中國的道路」。這條路怎麼走呢？劉曉波公然叫囂要同國外的反動勢力相勾結。他說：「如果大陸的大學生們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識份子們，能在公開支持黨內開明派的同時，也公開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國之春》，肯定會加快中國民主化的進程。」這裡所說的《中國之春》，就是受台灣國民黨豢養的「中國民聯」所主辦的反動刊物。很顯然，劉曉波的目的就是要把學潮納入內外勾結的軌道，進而將其進攻矛頭引向反對所謂國內的「暴政」上。他煽動說：「暴政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對暴政的屈服、沉默或讚美」。（見1989年4月號香港《解放月報》）我們看到，首都學潮很快提出了要求為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的口號，學生遊行隊伍中打出了「打倒暴政」的反動標語，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人們記得，4月26日，在北京學潮面臨下一步怎樣走的緊急關口，北京大學三角地貼出一張題為《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的大字報。信中為學潮打氣說，部份大學生的鬧事活動，「已經影響了中國的現在，並必將在更大的程度上影響中國的未來」。並給學潮的組織者出了「鞏固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通訊或其他出版物」，「加強與其他社會各界的聯繫（包括工人、農民、市民和知識份子）」，「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以及「努力落實校園內的自由」，包括「建立充分自治的各種社團」，「鞏固校園內的表達自由（校內民主牆、大字報、學術講座上的各種辯論會等）」，「隨時準備採取從貼大字報到遊行、罷課等方式」等七條主意。這些主意的絕大部份都在其後的學潮乃至動亂中被採納運用了。這封公開信，就是由劉曉波4月22日在紐約起草並夥同「中國民聯」頭頭胡平、陳軍等10人簽名，在美國報紙發表後迅速傳回北京的。
也許劉曉波感到，遠隔重洋操縱國內的學潮不夠得心應手，於是便接受「中國民聯」的派遣，於4月27日匆忙由紐約趕回北京。本來劉曉波向北京師大中文系寫信，講他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去講學，到1990年才回國。可是5月初信到北師大時，他人早已到了天安門廣場了。善良的人們也許會問，他是不是匆匆趕回來參加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呢？絕對不是的。這一點他在《世界日報》一篇文章中說得明明白白：「聽到胡耀邦逝世的消息，除了淡漠，我沒有其他感覺。」他的突然提前回國，完全是為了直接插手學潮。
據悉劉曉波在回國前，曾與胡平等就北京學潮事做過多次商談。劉在臨行前，陳軍特地給北京四通公司打電話告知了劉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派車去機場接劉，並說，倘若劉在機場被捕（可見其作賊心虛），一定要把消息及時告知「中國民聯」。從這裡，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民聯」對於劉曉波的回國插手學潮何等關心備至並且寄予厚望。
另據有關人士透露，劉曉波回京後，立即與「高自聯」的頭頭、劉的好友吾爾開希以及王丹等人接上頭，並向他們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轉交了他與王炳章（原反動組織「中國民聯」頭頭、新組建的中國民主黨黨魁）等人所「捐贈」的數千元美鈔和萬餘元人民幣，作為學潮活動經費。其後，劉曉波在天安門廣場積極參與了「高自聯」指揮部宣傳、撰稿、講演、募捐等活動。他除負責「廣場之聲」的組稿、編輯，多次發表對學潮形勢的演講以外，還負責非法組織「首都各界聯合會」的籌建工作。當廣場絕食學生中有人表示要退出絕食時，劉曉波還惡狠狠地威脅說：「你現在一走就是叛徒，我們現在沒有別的後路可走！」在這段時間裏，劉曉波十分忙碌。
他起草並散發了《致北師大黨委的公開信》、《告海外華人以及一切關心中國問題的外國人士書》等等，繼續擾亂視聽，極盡蠱惑人心之能事。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以後，劉曉波更加緊了他的罪惡活動。5月23日，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在動亂中心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一份題為《我們的建議》的反動傳單。這份傳單一時甚囂塵上，被某些人奉為「指導學潮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傳單把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合法政府誣蔑為「偽政府」，發出了「偽政府必須辭職，李鵬必須下台」的叫囂；把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歪曲為「軍管」，煽動「全社會的總動員」，以求「瓦解軍管」；鼓動「國營企業的工人們」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自治會」；煽惑「民辦企業」要公開提出「企業的完全私有化」，以使「產權明確為私人所有」；他還顧意挑撥國內「八個民主黨派」同中國共產黨的多黨合作關係，妄圖煽動它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計劃地公開地明確地向政府提出獨立的參政要求，進一步成為真正的具有獨立權利的民主黨派」。現已查明，這份以非法組織「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名義拋出來的旨在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反革命宣言書，根本不是師大學生寫的，而是出自劉曉波的手筆。由此可見劉曉波這只黑手同北京這次學潮及動亂的關係是何等地密切。
隨著事情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看清了動亂的實質，許多大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退出來，大量外地學生返回本校。北京市民們和解放軍戒嚴部隊的關係日益融洽，形勢在向好的方面發展。但是一小撮幕後策劃和操縱者不甘心就此收兵，社會上的地痞流氓和一切反動勢力也不願事態就此平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反人民之心不死，還要進行拚死的較量。在這樣的形勢下，劉曉波氣極敗壞地從後面跳到了前台。他在煽動大學生繼續絕食和組織1000至5000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之舉流產以後，便親自出馬糾合了四通公司的兩名職工，找上一位詞曲作家，大喊大叫地來到天安門廣場，搞所謂48─72小時的有限度絕食。他們不僅用這樣的實際行動來煽動一部份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長期鬧下去，擴大事態，為這場動亂打強心針，而且藉機發出了暴亂的呼嚎。在6月1日的演講中，劉曉波就別有用心地說甚麼：「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份子幾千年的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要他的信徒們丟掉「軟骨症」，放棄「只動口不動手」的積習。他們到底要幹甚麼？劉曉波自己的話說得清清楚楚。在這篇演說的最後，他叫嚷：「……今天在白色恐怖下，我們之所以站起來，是重新喚起全北京市民的自信。我們有能力、有信心主宰中國！」怎樣「動手」以「主宰中國」呢？據香港某報發表的，他在6月2日與「一位大陸民運領袖」的對談中說，「我們就必須在人民之中組織武裝部隊」。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對他們要組織反革命暴亂的陰謀還有懷疑的話，那就請聽一聽劉曉波這段「對談」吧。
歷史是不以反動派的意志為轉移的。劉曉波之流「主宰中國」的呼嚎，不過是一場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國這片土地的主人。（原載《人民日報》1989年6月25日第四版頭條，文字篇幅近對開大報半版面積）
第二十六天
1989年6月26日，星期一。國際新聞版，共產黨朝鮮又在罵南朝鮮，來自新華社平壤的消息，「南朝鮮當局竟然違背民意，禁止南方代表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3名籌委會的代表原打算由平壤經香港到漢城，但南當局拒絕他們入境，只得返回平壤。他們在平壤機場發表談話認為南朝鮮當局是錯誤的，違反了為正義而鬥爭的青年學生的意願。換句話說，如果這個節是由美國舉辦的，南朝鮮肯定參加，看來制度與制度之間的不認同遠遠高於對血統、民族的認同。
第三版報導了來自蘇聯的消息，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一副主席盧基楊諾夫6月24日說，在目前極其複雜、困難的階段，放棄蘇共的政治領導作用是極其危險的，他在對《消息報》記者說，當前的改革不是由別人，而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沒有蘇共，就沒有蘇聯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就沒有民主、公開性進程和政治新思維–換句話說，就是沒有蘇共就沒有蘇聯。對於多黨制，這位副主席說，無論何時何地，多黨制並未保證擺脫專制或自動解決物質和經濟問題。只有把社會團結在黨的周圍，才能解決蘇聯當前存在的所有問題。「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並不是不要黨的領導，蘇維埃政權同黨的政治工作共同努力，就會越來越充分地發揮出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潛力–沒有共產黨，蘇聯或許不會解體；有了共產黨，蘇聯只能解體–話是否可以這樣說呢？
6月24日，蘇聯首屆人代會通過決議，危機尚未擺脫，努力推進改革。「改革產生了巨大的希望，但暫時還未帶來預期的成果，尤其是經濟和社會領域。某些問題激化，社會氣氛緊張」。決議談到法制時強調，在公民、團體和企業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中，應明確一個原則，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應許可。人代會要求加強對貪污腐化、集團犯罪、盜竊和受賄等現象的鬥爭。
來自紐約的電文，該報記者劉開宸報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的美籍華人教授王際真6月24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說「中國共產黨40年的統治是中國取得空前進步和比較繁榮的時期，生活水平還不高，但基本上無飢餓。據我所知，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在這40年中的生活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好，不難預測，絕大多數人民是要保持現在的政權的」。對於動亂，他說「毫無疑問，最近在中國，一小撮人煽動示威遊行和動亂。其目的在於推翻現政府，建立一個似乎是現在世界上流行的『民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有責任鎮壓任何反革命運動。」
一條沒有署名的來自華盛頓的人民日報記者消息，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焚燒國旗不違法，成為判例。198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達拉斯舉行期間，一個名叫格雷戈裡約翰遜的示威者在市政廳前面燒燬了一面美國國旗。根據德克薩斯州的禁止侮辱國旗法，此人被判處一年徒刑、罰款2000美圓。但1988年，德克薩斯州的刑事上訴院以憲法的有關條款為依據推翻了上述判決，案件一直上訴到最高法院。1989年6月21日，美國最高法院的9名最高法官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數贊成推翻判決。以布坎南為代表的五名最高法官稱，表達個人意見的行為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因約翰遜表示己見燒燬國旗不能受到懲罰，但如以燒燬國旗煽動騷亂，則有可能因觸犯法律而被起訴。報導還介紹，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對美國的影響極大，因為除阿拉斯加和懷俄明兩個州外，全國46個州都制訂有禁止侮辱國旗法，聯邦也有一項類似的法令。上述裁決立即引起白宮和國會的斥責。6月22日正在紐約視察的布什總統在一個集會上說，他尊重最高法院，希望看到本國法律得到充分支持，但他說，「我必須表示個人反應，燒燬國旗的行動是錯誤的，絕對錯誤的。」在國會山上，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眾議員同聲指責法院。眾議院新上任的議長弗利說，美國人痛惡燒燬國旗的行為，他們很難理解這種行為是可以原諒的。參議員們的情緒同樣激烈。22日，參議院以97票對3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一項決議，對最高法院的裁決「深表失望」。決議宣佈，國會相信侮辱國旗的行為決不是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自由。許多議員要求作出一項憲法修正案，推翻法院的裁決，但據說，這類修正案需要得到2/3議員票數和38個州的立法機構的贊成，過程繁瑣。因此，參院又於23日通過一項立法，要求懲罰侮辱國旗行為。此項立法稱，凡撕毀、毀損、燒燬、踐踏美國國旗者或把國旗放在地面上者，都將課以1千美元之內的罰款，或判處一年之內的徒刑，或者同時罰款並判刑。這就是美國的制度，憲法高於一切，總統和國會也無可奈何。誰說相互制約的權力和民主不是一個不壞的制度呢？
回到國內新聞，第一版，中顧委舉行第四次全會，中紀委進行第四次全會，要「堅決響應十三屆四中全會號召，全力支持新的領導集體的工作」，解放軍三總部和各大單位堅決擁護四中全會各項決定，為國家長治久安作出新貢獻，全總負責人表示走好改革開放的強國之路，發揮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團中央、武警總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紛紛表示擁護。民主黨派的民建中央也召開座談會表示「我們完全擁護」。
第二十七天
1989年6月27日，星期二。新華社電訊，6月26日，萬里召開委員長會議，人大常委會將舉行第八次會議，5月10日建議常委會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匯報、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考慮到當前情況，關於清理整頓公司的工作還要進一步採取措施，《新聞法》的起草工作還要總結在這次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中輿論導向工作的經驗教訓，充實有關內容，因此，這兩個匯報暫不列入本次常委會會議議程。
暫不列入，應該是不列入，15年了，《新聞法》遲遲不出台，記者的採訪權得不大到法律保障，輿論監督顯得更加無力，貪污和腐敗更加猖獗。
國際新聞，前上海市委書記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第一個表示祝賀的外國人就是金日成，第二個就是民德的昂納克–一個已經被證實了的大貪官。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對中共產生新領導機構表示高興。
關於昂納克這個獨裁者，15年前的1989年10月民主德國發生劇變後以「健康原因」辭去黨和國家的一切職務。同年12月2日，被以「濫用職權」、「非法享有特權」為由開除出黨，接著受到民主德國監察機關偵審。1990年1月29日在醫院被臨時拘捕，次日獲釋後因無棲身之地住進教會提供的住房裡。後與夫人瑪戈特昂納克一起住進蘇軍在民主德國基地的-家醫院裡。1990年10月德國統一後，受到政府組織的檢查官小組以瞭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罪名」名義進行的調查，同年12月，司法部門以「發現新證據」為由下達了對昂納克的逮捕令。1991年3月13日被秘密送往蘇聯。德國政府數次要求引渡。蘇聯解體後，德國方面以昂納克犯有「屠殺罪」再次宣佈加以逮捕和審判，俄國方面接受德國方面的要求，宣佈驅逐昂納克出境。1992年2月昂納克偕夫人作為智利駐莫斯科大使館的客人暫住使館內。到1992年6月初，德國、俄國、智利三方在昂納克問題上尚未找到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同年7月被遣返德國。
1992年，台灣作家龍應台在「歷史的傷口繃開」一文中（見其著作《這個動盪的世界》）寫道：昂納克是誰？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時代，他的身份證字號是A0000001,東德的「頭頭」。在1989年，他和蘇聯來的貴賓戈爾巴喬夫在東柏林盛大地慶祝建國40週年；和他親面、擁抱、握手的戈爾巴喬夫說：「應變太遲的人會有惡報。」昂納克是太遲了。戈爾巴喬夫的預言語音未落，憤怒的人潮已經踢破了昂納克辛苦建成的柏林圍牆。統治東德18年之久的昂納克開始了他的逃亡生涯–先潛入東柏林的蘇聯軍醫院，然後逃往莫斯科，設想到蘇聯的政變更劇烈，他只好躲進智利駐莫斯科的大使館。10月29日下午，昂納克又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在踏進即將領他入獄的汽車之前，他對著攝影機握起拳頭–共產黨信徒的敬禮。回到不久前還是他的領土的柏林，群眾等候著他。有的喊著「釋放昂納克！」有的喊著「兇手昂納克！」在公安警察重重的保護之下，昂納克的轎車從機場駛往莫阿比監獄–監獄門口，兩個年輕人撐著一條幾尺長的白布：「昂納克，死人會找你復仇！」這兩個人曾經在這裡坐過三年牢，罪名：逃亡。等候著昂納克的牢房，有一張木床，一張木椅，一個洗手台。在他進去之前，他必須交出所有私人用品，除了10張照片和一只結婚戒指。這個牢房，昂納克並不陌生：1935年，23歲的地下共產黨員昂納克被納粹政府以「叛國」的罪名逮捕，在這個監牢裡他度過10年青春的歲月。經過半個世紀，昂納克再度成為囚犯，同一個人，在同一個地點；歷史的舞台劇充滿了顛覆和反諷的伏筆，1992年8月25日是他80歲的生日。昂納克被捕，其政權暴虐的一面得以顯露：在東德圍城統治的28年之中，有23000人因逃亡罪被判徒刑；平均起來，每兩天就有一個人逃亡、被捕、下獄。另外有78000人被控「危害國家安全」而坐牢，也就是說，28年來，每天有8個人因為「危害國家安全」而成為囚犯。
終於到西邊的太陽就要落山的時刻，1992年，身患癌症的昂納克獲准前往智利投靠女兒和女婿生活，1994年病死在異國他鄉。
第二十八天
1989年6月28日，星期三。頭版頭條就是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時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是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1982年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87年10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他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退出領導崗位。前後出任中央軍委主席長達8年多。接任者是江澤民，接任時僅僅當了4個月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6月28日，報眼位置就是國務院召開第42次常務會，原則通過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決定修改後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公安部部長俞雷對草案修改作了說明–應該說，這也是典型的部門立法，行政立法，執法機關立法的一種形式，等政府起草、修改完以後，交人大審議通過，起草都是政府主管部門的「專利」。如果人大常委會有專門的法律起草專家，全面接手所有的法律起草，而不是政府部門起草，這樣的法律案應該說比較權威更加專業。
國際新聞，又有一批外國領導人祝賀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如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雅克甚和巴解主席、巴勒斯坦國總統阿拉法特等。
第五版還有一篇文章，是錢學森6月16日在學習鄧小平同志講話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人民的共同心願》，他說，「現在，在我們國家階級矛盾並沒有完全消滅，在一定範圍內還是繼續存在的……掀起這一場反革命暴亂的是極少數、極少數人……這些傢伙都是我們的敵人，因為他們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對他們只有一條，就是堅決鎮壓。這是階級鬥爭嘛！最後，我在這裡要對方勵之這個民族敗類表示憤怒聲討。兩年以前，在1987年黨中央、國務院新年團拜會是，我就指名道姓，說方勵之鼓吹的全盤西化是徹頭徹尾的謬論。不但如此，他以宇宙學權威自居，但他在宇宙學方面的許多理論觀點也是錯誤的。就這麼樣的一個人，居然當選為中國科協的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的副理事長！這不是學風不正嗎？我們要反思。」
第二十九天
1989年6月29日，星期四。當時的全國政協主席、前國家主席李先念說，這次我們平息反革命暴亂，一些國家壓我們。在國內，有些人對西方的一切都盲目崇拜，實際上，是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使中國成為某些國家的附庸。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就是這樣的典型。趙紫陽同志實際上是支持他們的。其實資本主義是靠剝削人民，掠奪殖民地等手段積累資本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絕對不能那樣幹，歷史也不允許那樣幹。我們儘管現在還不發達，但我們要有志氣，要有種精神，要強調愛國主義，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傳統不能丟。
頭版頭條是，中共中央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江澤民就當前社會各界普遍關心問題發表重要講話，李鵬主持，地點在中南海懷仁堂。
第二版，西寧破獲一反革命組織。新華社6月28日電，記者從青海省西寧市公安局獲悉，該局破獲了一個名叫「中國人民民主反對黨同盟」的反革命組織，建立這個組織的反革命分子余振斌已被逮捕。反革命分子余振斌，現年27歲，是青海省檔案局幹部。報導說，余犯長期堅持反動立場，仇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1989年5月中旬，北京發生的動亂波及到青海後，他迫不及待地跳了出來，先後三次在省政府門前發表演講，肆意攻擊，誹謗黨和國家領導人，攻擊四項基本原則，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他還將自己書寫的反動傳單複印後在西寧市西大街、大十字等公共場所張貼、散發，瘋狂叫囂要「修改憲法，改選中央政府，武裝力量徹底獨立，廢除一黨專制」等。5月20日，國務院發佈了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後，余振斌為了對抗中央的英明決策，加緊了其反革命活動的進程。余振斌炮製了反革命組織的章程，印製了入黨表格，發展了成員，秘密組織了「中國人民民主反對黨同盟」，公然提出要「打倒共產黨，推翻共產黨領導，爭取取代共產黨領導中國。」報導最後表示：目前，此案正在審理中。
同一天，上海一偷盜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3萬多元財物的出租汽車個體戶張平，被槍決，由上海高級法院核準死刑判決。
第三版國際新聞，又有幾個外國領導人祝賀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如蘇聯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保加利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日夫科夫、波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以及長期住在北京的「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黃文歡。
6月26日是反毒品國際日，聯合國秘書長呼籲各國採取一致行動，中國國內沒有這方面的報導。
印度首都新德里發生總罷工，除交通運輸正常外，其他行業舉行總罷工，要求懲辦25日在旁遮普邦莫加城殺害26名參加集會的無辜群眾的兇手。罷工和平舉行。這篇報導的面積比豆腐塊還小，100字左右。與六月初的風格截然不同。
第三十天
1989年6月30日，星期五。第一版，頭條是萬里在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上強調中國的最高利益是穩定。他再次重申，《新聞法》的起草工作需要總結經驗教訓，充實內容，原定的議程這次會議暫不列入–不知道，這項立法事先有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暫不列入的結果有沒有經過常委會的認可或他們對此有沒有各種建議，由於資料限制，目前還不得而知。
30日當天日報的報眼位置是戒嚴部隊暨駐京陸海空軍和武警部隊隆重舉行慶七一歌詠大會，江澤民、楊尚昆、李鵬、萬里、喬石等出席，國家主席排名在總書記後面，總理排名在人大委員長前面。如果鄧小平、陳雲出席，排名應該不是第一，但也不是排在最後，鄧是軍委主席，陳是中顧委主任。他們都曾出任過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職務，現任的職務也相當於政治局常委的級別。
第三版國際新聞，有幾條醒目的國際新聞是：齊奧塞斯庫在羅共中央全會上強調，加強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戈爾巴喬夫強調蘇聯要徹底改革，另一蘇共政治局委員切布裡科夫說只有蘇共才能使社會擺脫危機。以軍鎮壓巴勒斯坦人，兩月已死傷三千餘人。
齊奧塞斯庫是在6月27-28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說那番話的，全會決定11月20-25日展開黨的第十四大。這位總書記還說，在一些國家流行所謂多黨制的觀念，這使他「感到不解和憂慮」–插話：惟獨沒有對自己認同的一黨專制和自己命運的憂慮，否則不會死得那麼慘。未經過司法審判和上訴等程序，就被軍方的士兵實施槍決了，不但是一個人，還有他那被黨產國家財產養護得比較白胖的總書記老婆。他還說，目前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反動集團加強了對共產黨的攻擊。在一些國家已發生了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示威遊行，「強調加強共產黨的領導作用。」來自布加勒斯特的消息還說，秋天舉行的羅共14大將選舉齊奧塞斯庫繼續擔任黨的首腦職務–插話，這還叫選舉？繼續擔任，直接說就是按照獨裁者的意志行事，選舉走走過場，形式一下，如此而已。羅共中央全會建議齊奧塞斯庫繼續出任總書記進行舉手表決，與會者一致同意這個建議–插話，不知道有沒有不敢不同意的，不同意者是不是獲得類似劉少奇、納吉那樣的下場？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戈爾巴喬夫有自己的看法，他說，蘇聯尚處在認識社會主義本質和發揮社會主義潛力的早期階段–中國叫初級階段，必須在經濟、政治、司法和國家體制方面進行徹底的改革。他在與民德總書記、國務委員會主席昂納克談話時說，蘇聯正在進行的改革是一場和平的革命，旨在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造。而今後，許多事情將取決於黨自身的改革。
戈氏的說法還比較平和，而蘇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切布裡科夫就顯得比較激進了，他強調在蘇聯除了共產黨之外，沒有其他力量能夠使社會擺脫危機–插話，恰恰是蘇共中央解體、犧牲了自己，才使俄羅斯重新誕生。切布裡科夫還說，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對黨的指責，其中雖然也有合理的批評，但遺憾的是，有些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攻擊。現在一系列具有明顯反社會主義性質的組織，積極煽動社會不滿，企圖造成黨與工人階級、青年、知識份子的對立。許多勞動群眾要求對以各種手段破壞黨的威信的人採取嚴厲措施–插話，任何專制制度下的執政者都是這樣的，在採取一定措施的情況下，從不說是自己黨想做的，而是以群眾、人民的名義，其實，當時的蘇共，人民有自己的獨立報紙嗎？有自己的獨立電台電視台嗎？如果沒有，許多勞動群眾如何要求？肯定是黨代表了人民說出了所謂的人民的要求吧。這位蘇共政治局委員切布裡科夫還說，如果把權力給予那些不喜歡社會主義、懷念帝制、打著沙皇帝國旗幟走向普希金廣場的人，那麼人民和黨都是不會答應的–插話，又是人民不會答應，人民到底是不會答應的，他沒有說，而事實上，人民答應了，蘇聯解體，俄羅斯崛起，國旗改變了顏色，革命的精神徹底消退。由此可見：當時的蘇聯是多麼不喜歡社會主義、多麼希望走向普希金廣
場啊。
請再回顧一下1989年大獨裁頭子齊奧塞斯庫是怎麼死於非命的：1989年12月19日，蒂米甚瓦拉市再次爆發數萬人的示威遊行，以後又爆發總罷工。駐蒂米甚瓦拉市的部份軍隊拒絕向示威者開槍。羅共中央書記科曼和軍隊幾名將軍來到蒂米甚瓦拉市進行調查並與示威者代表談判。示威者要求釋放犯人，要求齊奧塞斯庫和政府辭職。在此形勢下，齊奧塞斯庫於12月20日中止了對伊朗的訪問回國，當日19時在電視台和電台發表講話，他說：「一些流氓團伙以不讓執行法庭判決為幌子尋釁鬧事，攻擊了一些國家機關，搗毀和搶劫了一些建築物、商店和公共設施。」「12月17日，針對包括軍事單位在內的國家機關的行動加劇。這些團伙的目的是製造混亂，破壞該市機關和公共財產，並鼓動其他城市也這樣做。」「12月17日晚，受到攻擊的軍事單位向攻擊軍事單位和國家政權機關的人鳴槍警告。」21日中午，羅馬尼亞官方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羅馬尼亞政府所在地共和國廣場組織了近2萬人的群眾大會。羅共布加勒斯特市委書記及各界代表講話後，齊奧塞斯庫在大會上就蒂米甚瓦拉事態發表講話。講話剛剛開始幾分鐘，廣場一角的與會人群中便發生騷動併發出噓聲，有人呼喊「打倒齊奧塞斯庫」的口號。安全部隊鳴槍警告。電視實況轉播一時中斷。集會剛散。部份學生、市民和參加大會的群眾便在離羅共中央和政府所在地不遠的市中心主要街道馬蓋魯大街，以及附近的大學廣場、洲際飯店開始舉行反對政府和齊奧塞斯庫的示威遊行。示威遊行規模逐漸擴大，最多時發展到數萬人。官方緊急出動警察、軍隊、裝甲車和坦克，封鎖了示威遊行現場，與示威群眾形成對峙，施放了催淚彈並鳴槍警告，試圖驅散遊行隊伍。22日凌晨2時左右，遊行隊伍一度被驅散。22日清晨，遊行罷工蔓延至外地。首都及全國不少企業工人宣佈罷工，布加勒斯特10萬多人重新湧向市中心的共和國廣場和主要街道，並設置路障，與警察和軍隊再次形成對峙，爾後發生衝突，造成人員傷亡。首都的示威遊行規模越來越大。11時，齊奧塞斯庫頒布法令，宣佈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羅馬尼亞電台宣佈國防部長米列亞將軍是「叛徒」，「已經自殺」。但此前羅馬尼亞國防部關於軍隊不再向示威者開槍的命令已傳達到部隊。1l時，在首都市中心執行任務的國防部部隊接到「撤回營區」的命令。11時左右，佈置在羅共黨中央大廈周圍的國防部軍隊開始撤離。1l時45分，擠滿了整個共和國廣場（事件後更名為革命廣場）的群眾衝進了羅共中央委員會和政府大廈。13時，羅馬尼亞電視台和電台被群眾佔領並由群眾主持廣播。羅馬尼亞電視台更名為自由羅馬尼亞電視台。此後，電視台成為羅馬尼亞新政權救國陣線委員會所在地。15時左右，羅馬尼亞國防部第一副部長兼羅馬尼亞軍隊總參謀長古沙少將，前羅軍第一集團軍司令、退役上將米利塔魯．防化兵司令兼首都衛戍區司令基察克中將，第一集團軍司令沃伊內亞少將，空軍司令魯斯少將等先後在電視台露面，正式宣佈國防部軍隊不再向示威群眾開槍。22日15時左右。齊奧塞斯庫夫婦在距首都約70公里的特爾戈維甚泰附近被捕，25日，齊奧塞斯庫夫婦在一個秘密的軍事設施裡，由三名軍事法官和三名民事法官進行了數小時的秘密審判。審判中，齊奧塞斯庫夫婦拒絕對他們的指控，只承認大國民議會而不承認法庭的合法性，並指責「國家的叛徒」和「外國間諜機構」挑起了這次「政變」。特別軍事法庭根據羅馬尼亞刑法第162、163、165以及357條，宣佈被告犯有屠殺、危害國家政權、破壞國家財產、破壞國民經濟、在國外存款10億美元、企圖外逃等五項罪，並宣佈終審判決，沒收全部財產和處以死刑。軍人行刑隊於1989年12月25日16時將齊奧塞斯庫夫婦槍決–插話：獨裁者死了一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第三版，陸續有一些外國領導人祝賀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如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潘切夫斯基、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央主席涅爾甚、巴基斯坦共和國總統和人民黨主席貝布托、塞內加爾總統迪烏夫。
第七版刊登文章《看美國政府怎樣鎮壓示威群眾的》，該文選自新華社主辦的報紙《經濟參考》，來源於一本名為《憤怒之愛》的書，作者是台灣作家南方朔。人民日報的編者案說，通過該書片段，讓世人看看美國政府是怎樣殘酷鎮壓示威群眾的。這裡要特別指出，我國平息的是一場反革命暴亂，美國政府鎮壓的是美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兩者性質根本不同。我們發表這批材料，是要讓讀者看清美國政府反人民、反民主的殘暴本性，並識破它的偽善面目。
當時的示威人群中，有一個「學生非暴力支援委員會」的主席布郎被捕，罪名是「暴動」。「暴動」比起荷槍實彈的軍警來說，誰更像暴動，也是顯而易見的。暴動，暴動，多少非暴力示威因汝而被定為洗不掉的罪名。
一切的一切，歷史是最後的審判者。未來的世界，將有真實歷史的一席之地。
6月只有30天，30天的歷史成為1989年最沉重的記憶。
惟有沉重，才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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