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9日訊】”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全球各地有各種紀念活動。十五年來一直站在”理虧”一面的北京政府，自然又經歷了一段神經緊張的政治躁鬱症並發時期：監控輿論民情，管制天安門和各種公共場所的活動，軟禁”天安門母親”和異議人士……等等，一如往年苛嚴、專制的安全措施和行政手段，除了說明為政者的過敏、心虛之外，還說明一再令外界升高期待而又一再期待落空的所謂”胡溫新政”，實在新意寥寥，從危機意識、為政思維到行政運作，都難脫舊式”革命專政”的巢臼，離所謂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機能轉換，實在還有迢迢遠矣的距離。
筆者在這裏特意用了一個”政治躁鬱症”的術語。醫學上的”躁鬱症”，顧名思義，是除了心中郁結未解的憂鬱自閉之外，還加上有暴力傾向的非理性躁亂行為。”憂鬱自閉”與”非理性躁亂”，沒有什麼比這兩個詞，更適合形容十五年來，每到”六四”周年中共當局處理”危機”的習慣行為模式了。每逢這種”政治躁鬱症”暴發，北京領導人就會引發出一系列老年性病徵。從反右、文革到”清汙”、”反自由化”，再到”六四平暴”、清查過關等等，一系列無視民眾憲法權利、踐踏人權尊嚴和國際准則的非理性躁亂行為”舊病複發”，嚴重干擾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的正常發展氣氛，使得許多本來有可能出現的社會良性互動機會，都因此而一再耽誤、流失。
應該客觀指出，今年的北京政府發言人關於”六四”的言行，出現一種”微調”–呈現出稍稍比往年要溫和、松動的徵象，在年初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關於”團結與穩定比什麼都重要”的大調子下，將”六四”從”暴亂”定位退到中性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
其實，包括”穩定壓倒一切”到”政治風波”一類說法，從鄧小平到江澤民都一樣說過。但是，在”穩定”前面加上”團結”，將”壓倒一切”變成”比什麼都重要”，中國政治變化的微妙之處，就呈現在這樣的”微調”裏。筆者希望，這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終於可以走出”六四政治躁鬱症”的第一個徵兆。國家真正走向可持續發展的”團結與穩定”之路，就出現可能的希望了。
“冤家宜解不宜結”。今天的北京領導人恐怕大多都心知肚明：”六四”，是中共政權與北京老百姓和全國廣大社會民眾結冤結仇的一道歷史大傷疤，它從根本上動搖的，是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合法性問題。這個症結、傷疤一天不解開撫平，就一天沒有全民族真正的”團結和穩定”可言；每到每年”六四”這一天，中共領導人就逃不脫”半夜鬼敲門”的內心恐慌。–北京為政者已經為”六四”這兩個字眼驚慌了十五年，還打算驚慌到哪一天、哪一年呢？像鴕鳥一樣把頭埋在沙子裏，真的就能回避這個為”六四”撫傷解結的歷史責任麼？
“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一位美國友人特意從北京致電，告訴筆者：和九十年代多次訪華的經驗不同，以前人們都回避談論”六四”，去年和今年到北京就感覺大不一樣，見到的人，認識與不認識的，無論哪一個行業的，都特別願意跟他這個”老外”談論”六四”，他對此感到非常吃驚、感慨。可見，北京當局意圖從民眾記憶中淡化和抹掉”六四”血痕，是徒勞的。拖欠越久的債務，可以變成死帳、壞賬，但它只會增加債務主人的憤怒和不安，而絕不會就此把欠債人放過和忘卻。如果不想再一次引發社會震蕩，唯一的可能出路只能是應該一步步達成社會和解。
平心而論，筆者理解當今北京領導人在”六四”問題上的兩難、或多難局面。如果奢望當局一夜之間為”六四”正名、平反，大概是不切實際的。但是，當今北京主政者，只要從”憂鬱自閉”和”非理性躁動”的”政治躁鬱症”走出來，達成社會和解的第一步，是可以用”微調”的方式一點點走出來的。深受喪子失夫之害之痛的”天安門母親”們，今天呼籲的就不是”血債血償”，而是”查明真相”、”公平對待”與”社會和解”。鮮血流過了，兒子、丈夫失去了。但凡有一點惻隱、憐憫之心，當今中共為政者，為什麼不可以從”趕盡殺絕”的迫害人角色退下來，從撫恤、善待受害者家屬的人道立場開始，為”六四”難屬做一點善事，表現一點人道溫情呢？
“胡溫新政”不是強調”以人文本”麼？如果到了”六四”十六周年、十七周年、十八周年……，中共領導人還像今天一樣心驚肉跳、拍門自驚地”憂鬱自閉”和”非理性躁亂”下去，這就不單將是伴隨”六四”而起的一道永恒的歷史恥辱，而且真真是一個”跨世紀”的歷史笑話了！
6/4/2004 記於”六四”十五周年當日
《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