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1日訊】那是一個勞教所大樓內的廁所一米見方的門後邊，日夜有五六個打手圍著輪流打我，強迫馬步蹲樁〔兩腿半蹲成90度角,兩條胳膊向前伸平一個支式地半蹲著〕兩腿的彎度不夠90度角就會被拽扒下，兩條胳膊往下一點就會遭來一頓拳打腳踢，日夜不讓睡覺、不讓洗漱、不讓換衣服，有時廁所都不讓上，一步遠就是便池，有時吃飯時人就在大便,就在這個廁所裏六個打手脫下旅遊鞋輪流用鞋在我頭上猛抽半宿，頭腫得近一倍大面目皆非，也是六個打手冬天裏把我的棉褲扒下3個打手抱著一條大腿在我的兩腿內側用手指甲掐進肉裏掐了我一下午，兩條腿內側各有4寸長寬的一大片的肉被掐得沒皮了，兩天後已化膿的爛肉放射出刺人的異味，流出的濃水侵透內褲和棉褲,內褲和爛肉粘在一起，兩腿一動猶如撕一層皮一樣的疼痛，真是生不如死，然後在用皮鞋尖往這已化膿沒皮了的爛肉上踢，4個打手加上惡警張秀榮又打了我一個下午，兩條腿被踢得沒有一塊好皮膚，腫得象兩根木樁似的綁綁硬，化膿已沒皮了的爛肉上面被踢得都是一個一個一釐米深的坑流著濃水………
這裏就是世界聞名的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的廁所,就從這個廁所裏日夜傳出被打人的慘叫聲。我在這裏非法關押7個多月,受盡了折磨真是度秒如年啊。
我被非法關押十八個月,分別關押在中國遼寧省馬三家勞教所，瀋陽市的張士勞教所、、兩次龍山勞教所、、兩次沈新勞教所、、兩次大北監獄監管醫院、兩次瀋陽市沈河區610洗腦班、自強學校〔就是監獄〕瀋陽市看守所、瀋陽市拘留所等十三個地方所受到的遭遇。
這不是小說紅岩中的渣子洞刑具室，這是我的真實遭遇。
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經歷了中國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等各次運動,又進入了改革開放的二十一世紀,以為國家副主席劉少奇和大將軍陳義等等那些老一輩所經歷的那段恐怖年代己經過去了,不會再有了,然而,當各次運動迫害人時所使用的那些令人發旨極其殘忍的恐哧伎倆和冶人的招術突然降臨在自己頭上,競是如此的血淋淋,電棍、體罰、日夜不讓睡覺等等等等隨時都會精神崩潰。
我曾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一個愛我的丈夫，一個可愛的女兒。通過學煉法輪功又使我多年醫冶無效的心臟病、心肌缺血、神精衰弱，在半個月內神奇般的好了，法輪功給了我一個健康的身體，使我心情更加快樂，可是就在1999年7月巨大的災難降落在我和億萬法輪功學員的頭上，一張讓我放棄信仰的保證關押了我二年之久，被非法關押到多家勞教所，受盡了非人的精神和肉體的雙重折磨。使我家庭破裂、夫離子散，失去了人世間的一切快樂，過上了流漓的生活。
一、我的童年
我是在遼寧瀋陽一個普通人家長大。1958年大躍進，糟蹋了許多糧食不讓人收，都爛在田野裡。天怒加上人怨，1960年的中國，發生了多年不見的自然災害，不下雨，田地都旱得莊稼不長了，鬧災荒沒有糧食吃，餓死了很多人。那幾年，被漫長的飢餓折磨的人們，餓得受不了。餓得受不了了卻只能去吃樹葉、啃樹皮、嚼草根。
那年我才4歲。長大後聽已經老了的媽媽說，那幾年，為了讓我和弟弟吃飽，媽媽常常把一半飯分給我和弟弟吃。媽媽每天上班幹很累的活，還吃不飽。當時的中國，物質和精神都極度的蒼白，家裡的東西，是十分簡陋的那幾樣簡單的東西。相比之下，當時我們家生活還算過得去，因為我們家人口少。在1958年時中國提倡「英雄母親」生的子女越多越好，因此幾乎家家都有6、7個孩子，所以他們生活更慘更淒涼。有的人家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走到那裡都能碰上要飯的。好不容易，熬過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1966年毛澤東又搞起了又始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自從我記事開始，就親眼目睹了一次次政治運動對人的迫害。三反、五反、肅反等運動害死無數不幸的人。煽動人整人、教唆人害人，挑動群眾鬥群眾，沒過上幾天安寧的日子。這在我心裡投下了黑暗的陰影，感到這人世間太可怕。人與人之間的彼此不信任、過河拆橋、恩將仇報使我對《三國演義》中的「義」和《岳飛傳》中的「忠」感到非常敬佩，覺得那才是人應該具有的。小時候，小說《紅岩》中的江姐，雖然是虛構誇張的，但她為了個人的信仰，受盡了酷刑也不出賣別人，在竹籤釘手指等嚴刑拷打面前表現得寧死不屈，是符合忠義的。最讓人看不起的就是那個甫志高，還沒打他就把江姐等人出賣了。在讀小學時，印象最深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幾年所發生的一些事情，使我至今還歷歷在目。那年我才上4年級，就停學了，偶爾上學一天，也是老師給講故事聽。學校裡，貼滿了批鬥走資派的大字報。那時我很想看書，但什麼書都被紅衛兵破四舊、打砸搶了。當時他們到處抄家、到處抓人、到處搞批鬥、還免費到全國大串連。和當時絕大多數同齡人一樣，我是紅小兵，太小，不讓我們走。
在我12歲的時侯，中國發生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工廠停產、學生停課。學工、學農、軍訓，學生開始全國大串連，造反有理，工人成立了好幾派，全國大亂。連我父母工廠都停產了，我父母他們工廠分了三派互相鬥。父母他們倆是兩個派的人，每天在家都爭論不休，他說他派有理，她說她那派對，我因沒事就到工廠去看熱鬧。車間裡，工人們幾乎每天都開批鬥會，批判的那些對像，有工人、有當權派、有臭老九〔就是知識分子〕。給他們脖子上掛上一個大牌子，上面寫著他的名字，罰站在椅子上，頭朝下的蹶著。大家圍著他打罵，折磨他污侮他。有時一陣暴風雨般的耳光，有時像在他身上練拳一樣的猛打。夏天30多度的天氣汗水落在地上浸濕了一片。我一直都膽子小，看了這一次後再也不敢看了，這還給嚇得晚上時常被惡夢驚醒。
有一天夜裡，迷迷糊糊睡夢中聽到媽媽問爸爸：這麼晚了你要哪去？爸爸說：今天夜裡有大活動，聽說是要到東工學院去抓一個大人物。媽媽擔心的說：小心點！爸爸說：沒事！就走了。不一會聽到汽車開走的聲音，媽媽更擔心，因為明白了這次活動肯定不是在單位。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就來消息了，說：「不好了，都被抓起來了，有的人被打後逃出來了。」從早到晚，周圍的人都在議論這件事情。原來，昨天夜裡有好多汽車開往東北工學院，剛開進兩個車，工學院的人就把大門關起來了。人家早就有準備了。結果排成長隊的客車都被關在外面，進去的那兩個在最前面的大客車還是爸爸單位的，而被關進去的人都給好一頓毒打。到了晚上，又逃出來很多被打的人，都聚集在爸爸工廠的南大門。被打的人也顧不得面子，當著眾人的面把褲子扒下來讓大家看被打壞的屁股。給我嚇得用手捂著雙眼往家跑。
到了夜裡，爸爸回來了，媽媽懸了整一天的心才算放下。爸爸沒挨打，聽他說，有個外國華僑被打死了，死得很摻，雙手都被釘在牆上雙腳被釘在地上，頭被打個窟窿。第二天，所有被抓的人都放出來了，被打死的那個人的屍體給放在一個玻璃棺材裡，用冰鎮上，然後放在爸爸工廠的南大門。院裡每天從早到晚都有全國各地來的人排著長隊參觀，過了一個星期才散去。最後一天的時候，我也壯著膽子進去圍著屍體轉一圈，看到那個人30多歲年紀的人頭上有個洞，看完後嚇得好幾天都沒敢出屋。
後來讀中學那幾年，學校經常組織我們到農村務農，就是到農村幫農民秋收幹農活。還不管男女，讓我們每個人用木頭做一支大木槍天天訓練，練刺殺。有時，讓我們到工廠和工人一起幹活。一年下來，我們發的各種書、什麼語文書、數學書等都仍然是嶄新嶄新的，因為都沒上過幾次幾課。當時，學校各科的教師都從一本書中挑著學。而且，還從工廠請來工人教我們數學，他費了很大勁在前面講，他自己不太懂，我們也就更聽不懂。那些個優秀教師都被學校打成了「臭老九」，反而都被嚴管著去幹活去掃廁所，不讓他們教課。結果，我現在所認識的字都是四年級之前認識的，以後也沒念過幾天書。
當時，學校還盛行搞揭發批鬥，經常組織學生開批鬥「走資派」的批鬥會。記得有一次在批鬥大會上，一個60多歲的「走資派」脖子上被掛了一塊沉重的大木牌子在台上蹶著，台下全校師生都舉著胳膊一浪接一浪的高喊：打倒何某某！！！讓他永世不得翻身！！！這時我看到「走資派」的女兒就在我前排，她含著眼淚跟大家一起舉起胳膊喊打倒自己的父親。她還被逼與父親劃清界線。一人犯罪，全家遭殃，株連九族，從解放開始就這樣，不足為奇。可是，為什麼要煽動和逼迫人們骨肉相殘呢？
有一天我看報紙，上面有一個漂亮女人的照片，可是她死了，死得又那麼慘。原來她是某政府機關人員，因看到貪官腐敗的領導就說真話揭露貪官的犯罪事實。因此而被抓捕，在監獄裡她不服還繼續說真話，結果氣管被割開殺死了。後來才知道，她就是堅持正義、不畏酷刑殺頭的張志新。一個弱女子竟然能有錚錚硬骨，真是用了不起都形容不了。
太多的事情使我百思不解。就這樣，我從小就在這樣的亂世中長大。我渴望人世間的美好，可是美好在哪裡？人不該是這個樣子，人應該生活的無比美好、自由自在的，人應該是相互友善、崇高的。
二、從城市到農村下鄉
1972年，中學畢業開始上山下鄉，全國的畢業生都必須到農村去扎根務農，記得1972年12月的一天，媽媽哭著把我送上客車到農村落戶。我們學校幾十人被分到某某大隊青年點，那裡有十幾個1968畢業生，嚴寒的冬天我們在外面幹農活，夏天頂著烈日在農田產地，一早3點左右就出工，晚上日落才回來。第一年我們吃供應糧，所以糧食不夠吃早晚吃玉米麵粥，中午吃玉麵餅子，因此農民都叫我們「兩頓糊塗，一頓明白」。每天都吃不飽飯還要走很遠的路，幹很累的活很晚才回來。吃過飯後，不顧一天的勞累又要到離我們「青年點」不遠的公社的院外看露天電影。寒冷的冬天我們都穿上大衣帶上大口罩在外面站著看到深夜，每次放的都是那幾個電影什麼地道戰、地雷戰、英雄兒女等文革片。雖然很累，這卻是農民唯一的樂趣，所以每次放電影都會來很多人來看。那時候農村沒有通電，不通公路，幾乎沒有任何機械交通工具，自行車幾乎就是最高級的交通工具了，個別的幹部才有，當時連收音機都極其罕見的。
我們所在大隊的周圍，都是山。有的山上光禿禿的，啥也不長，淨是光禿禿的石頭。一到冬天的時候，身邊是光禿禿的灰暗的石頭，頭頂是光禿禿的灰暗的天空，就拉我們去山上和部隊士兵一起訓練、學打炮。東北的冬天很冷很冷，北風吹在臉上象小刀割肉一樣疼，漫天荒野中，一丁點溫暖都沒有，我們卻必須和士兵一起站在山上訓練。訓練的日子結束後，派我們這群所謂的「知識青年」上山種樹去，那些農民為了尋開心，把兩個牛尾巴綁在一起讓大家看牛在那裡瞎踢騰，而他們一邊看一邊口裡罵著髒話。到果園去幹活時，那裡的農民怕我們偷吃花生種子，把花生拌上化肥。
農民都太窮了，又被剝奪了一切私產，一切都屬於了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公家」，誰敢觸犯就會收到嚴厲的批鬥和處罰。可是，在極度貧窮的逼迫下，有農民常常會偷偷觸犯嚴厲的規矩。當秋天水果下來的時候，那些幹活的農民，會把把梨從樹上摘下來往自己衣服的裡懷內揣，有的把褲腿綁上往褲子裡裝梨，好往家拿。那裡的大部分農民他們的生活很苦很苦，很多人家屋子裡連個傢具都沒有。根本吃不上麥子磨的細麵，吃的都是玉米麵兒，穿的是破舊了很久的衣服。我們所在的公社小隊，有一家有7個孩子，一次看見他們剛把一碗蘿蔔乾、鹹菜條子放到吃飯的桌子上，媽媽回身去取碗不一小會兒的功夫就搶光了。
環境更差，土路上一過汽車，帶起一陣厚厚濃濃的沙土塵，落在周圍過路人的身上，衣服上立即就沾滿了灰塵。看那些農村的姑娘們，活得很可憐，積攢了很久的布票，買布做了件衣服，存放很久都捨不得穿，而且也沒有地方穿。偶爾大隊在村頭、路邊召開一小時的生產會，姑娘們才能把那些漂亮衣服穿上一次穿那麼一會兒。
可是，在這麼個貧窮得清湯寡水的地方，這裡一個公社就有四個共產黨書記。他們都有點文化，在那個時候，小學畢業都算是秀才了，初中高中畢業的更是了不得。因為有點文化，說話又不像農民那麼粗俗，他們講話在農民那裡就顯得很有學問很有口才。看他們表面上都挺文明，說的都是共產主義啊，奮鬥啊，革命啊，農民聽了半懂不懂的，肅然起敬。但是農民們很快就發現，他們身為國家幹部，一邊拿著農民的血汗錢不為農民辦事，一邊卻在公社利用職權找漂亮女人亂搞兩性關係。這四個共產黨書記，他們都有家庭和子女，每個人都在公社找幾個女子玩，玩夠了再換另一個。因為他們是黨的幹部，就是土皇帝，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常常背地裡氣憤的說：「你們看那公社書記，辦公室的窗子上白天都經常掛上窗簾，……不幹好事還掙公資。」後來，因為積怨太大，其中有三個書記因男女關係被人告發，最後都被抓進監獄都判了幾年的徒刑。
下鄉那幾年，正趕上毛澤東提倡農村學大賽修梯田。農村的大大小小幹部們為了「緊跟形式」，為了出名陞官，帶領農民愣是把大塊大塊的平地都修成了梯田，把生土都翻在上面，把好地都毀成兩米寬的階梯形狀。我們這些從城市去的下鄉知識青年都參加學大賽修梯田，每人分一塊地不完成不讓回家。
每天在去幹活的路上，都會看到離村子不遠有一個用泥蓋成的個2米方形的小房子，冬天很冷卻沒見過那個小房冒煙。聽說裡面住的是一個原來在北京的國務院工作的一個老頭，老頭個不高，又瘦又小，文文靜靜的一看就是知識分子。在我的眼裡，他從不講話，也沒見他笑過，不知道他心情憂鬱是為什麼。有人說，他還給周恩來總理當過翻譯呢。說他的家屬都在北京工作，說他成份不好給他調回來，要不隊裡開批鬥會就沒有「典型」人物批了。
後來我們和那個老頭一起幹活，大風天狂風很猛烈，老頭脖子上圍著一條沙巾，被隊長看見了給好一頓訓，說的都是些很難聽的話，侮辱他。他常被欺負。當時我很同情他，看他很可憐，真想幫助他。
從小到長大，我看得太多太多人與人之間的爭鬥殘殺，感到世間真是太淒涼。這一次次的心靈感受，蒼白、痛苦，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道，實質上是善良的本性與艱辛的炎涼事實在撞擊。艱辛世事蹂躪戕害著善良的本性，心裡的善良，被石頭一樣堅硬的現實給撞擊得粉碎。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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