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歷史真貌─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藝術(一)

湖南長沙戰國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龍鳳帛畫〉和〈人物御龍帛畫〉現藏湖南省博物館。(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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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7月3日訊】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大動盪、大變革、風雲變幻的時期。儘管戰事頻繁,可文化、科技依舊繁榮,這個時期的思想、文化為後世的歷史文化奠定了基礎。

文化

* 文學

散文

殷墟卜辭可以說是先秦散文的萌芽。它在獸骨龜甲上簡略地記錄了殷商王朝的占卜言辭。《尚書》(又稱“書經”)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記載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大多都是史官所記的帝王的誓、命、訓誥,具有重要的古代史料價值。《尚書》也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散文集。其文章結構複雜,文辭簡練。

春秋時孔子編撰的《春秋》,是流傳至今的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它通過極為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並表示出作者對這些事件的褒貶。《春秋》對於後世歷史編寫起到示範的作用。

《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質樸、精煉而形象生動,“詩味”濃郁,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

《左傳》一書是戰國初期的著作,它不同於專門解釋《春秋》的《公羊傳》和《谷樑傳》,是中國一部敘事生動而具有真實性的編年史。這本書不但有豐富的語言,記述春秋時人的對話,曲折生動,極為活潑,而且敘述歷史事件,特別是描寫戰爭,都能繪聲繪色,令人讀了如同親歷其境。唐代著名的史學評論家劉知幾曾竭力稱讚《左傳》的敘事文,認為是“古今卓絕”的(《史通﹒雜說上》)。《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詩歌

民間歌謠在春秋、戰國間是非常流行的。《左傳》、《國語》和諸子書,就時常稱引民間的歌謠。由於歌謠的流行和發展,戰國時代的詩歌在文體上已有不同。在春秋以前的詩歌總集《詩經》中,,“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祭祀的舞曲歌辭,《國風》是土風歌謠。“兮”字的有無是區別當時宮廷和民間歌辭的標準之一。在《國風》裏常見用“兮”作語助詞,《大雅》、《小雅》、《周頌》、《魯頌》、《商頌》中就很少見。原來“兮”字古音讀為“啊”,是古時民間歌謠中常用的語助詞。

到春秋、戰國間,民間歌謠中出現了句法長短參差而生動活潑的歌辭,已不像《國風》那樣多用整齊的四字句。這時民間的歌詠往往是用音樂來伴奏的,在音樂伴奏中,唱著長短參差而生動活潑的歌辭,是很能感動人的。荊軻從燕國出發入秦謀刺秦王時,路過易水,高漸離彈著一種叫做築的竹制的弦樂器,荊軻歌唱道:“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的歌和高漸離所彈的築的音調是相和的,據說先為“變徵之聲”(“變徵”是一種悲哀的音調),大家聽了都流淚涕泣;後又“為伉慨羽聲”(“羽聲”是一種慷慨激昂的音調),大家聽了,都睜大眼睛,頭髮也好像豎立起來了(《戰國策﹒燕策三》)。 這時南方民間的歌曲,更是曲折變化,悅耳動聽。

據說楚頃襄王時,鄂君子晰泛舟於新波之中。鐘鼓的聲音剛停止,打槳的越人就一面打槳,一面歌唱,用越語唱出了三十二個字音的一首歌,因為鄂君聽不懂,請人用楚語譯出,成為這樣一首楚辭:“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說苑﹒善說篇》)

《老子》五千言,大部分是用韻文寫成的,語言精煉而生動,含義深刻。

詩歌的代表:楚辭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時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余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

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在《楚辭》中除了《離騷》以外,主要的作品有《九歌》(包括《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天問》、《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頌》、《悲回風》)、《遠遊》等篇。

* 文字

中國的古文字在殷周時代就具有藝術風味。殷代的甲骨文除了刀刻的“刻辭”以外,還有用筆寫的“書辭”。西周的金文(銅器銘文)在鑄造之前,先要寫好字跡。其中有好些作品字體美觀,可以說出於當時無名的書法家之手。但是,有意識的把文字作為藝術品,使文字藝術化,是從春秋末期開始的。春秋末年吳、越、蔡、楚等國往往在作為儀仗用的兵器上,鐫刻美術字體。它和當時的草率字體正好相反,力求工整美觀,或者在筆畫上加些圓點,或者故作波折,或者在應有的筆畫之外附加鳥形的裝飾。這就是“鳥篆”、“蟲篆”或“繆篆”的起源。一九六五年湖北江陵楚墓發現的越王勾踐劍,整個劍身滿飾菱形暗紋,有銘文作“越王鳩淺自作用劍”八字;一九七七年湖南益陽縣赫石廟戰國墓中發現的一把銅劍,上下兩面都鑄有“越王州句(即朱句)自作用劍”的銘文,都是這種鳥篆字體。

到了戰國時代,文字在民間頻繁而廣泛的應用中,簡化的、草率的字體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變化十分顯著,不同地區之間文字異形的現象也很突出。當時印璽、貨幣、陶器上的文字,銅兵器上的刻款,銅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簡、帛書,都是草率的字體,它和青銅禮器上工整的銘文顯然不同。大體上當時重要的青銅器上工整字體,還是沿用著西周以來傳統的寫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體,是出於當時各地民間的自由創造。正因為出於各地民間的自由創造,字的寫法很不一致,連偏旁也有不同,出現了漢代許慎所說七國“文字異形”的現象(《說文解字敘》)。

戰國時代還沒有字體的專名,但是在實際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兩種字體。工整的一種就是篆書的起源;草率的一種可以稱為“草篆”,也可稱為“古隸”,它正是從篆書到隸書的過渡。以秦國為例,當商鞅變法時,所製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銘文寫得工整,是西周以來傳統的篆書;但是“大良造鐓”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屬於草篆的字體。秦昭王時的兩顆玉印(江陵鳳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賢”兩字,一個是小篆,另一個是草篆,近於隸書,“泠”字的偏旁已不從“水”而作“三點水”。戰國後期秦“高奴禾石銅權”的銘文,已是隸書字體,“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辵”旁都已同於隸書。在秦始皇沒有完成統一以前,實際上小篆和隸書兩種字體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銘文是小篆,而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帛書《為吏之道》則近於隸書。隸書和小篆最大的區別,就是變圓筆為方筆,變弧線為直線,這樣寫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戰國時代許多重要銅器銘文都用工整的篆書,講究美觀。例如戰國初期韓國製作的編鐘,所有銘文都先劃好方格,在方格內寫著工整的篆書,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銅器銘文也都是工整的篆書。這就是書法的起源。後來秦始皇統一全國文字也還沿用這個辦法,除了廣泛應用隸書以外,許多刻石和重要銅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寫得工整美觀。相傳李斯就是個書法家,“號為工篆”,許多刻石和十二“鐘鐻金人”的銘文都出於他的手筆(《水經﹒河水注》引衛恆《敘篆》)。從這時起,作為書法藝術的文字和作為應用工具的文字,分別遵循著各自的道路向前發展。

藝術

戰國時代的美術品大致可以分為四類:甲、青銅工藝品(附金銀錯、鑲嵌及銅鏡),乙、雕塑性美術品,丙、繪畫性美術品,丁、其他工藝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戰國時代藝術的大量具體材料,得益於過去五十年中的考古發現。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對於美術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義:山西渾源李峪村,河北易縣、唐山,河南輝縣、汲縣,洛陽金村,山東臨淄,安徽壽縣,湖南長沙等。這些地方或發現了墓葬,或尚殘存著建築遺跡,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銅器,但也有瓦當、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戰國時代的美術研究,特別得益於建國後河北唐山,河南輝縣、洛陽和湖南長沙的發掘。這些發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藝術價值的珍貴材料,並且提供了有關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識。

* 青銅器

青銅器有:渾源李峪出土的趙國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國器,輝縣出土之魏國器、洛陽金村出土之韓國器,安徽壽縣出土之蔡國器及楚國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齊、秦各國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時代及地域的風格變化都有待研究。但明顯的具有共同的趨勢。銅器有相類似的新造型與相類似的裝飾主題及裝飾方法。裝飾的部分或立體化而趨向寫實風的動物雕刻,或布滿全體趨向繁複及重疊纏繞的組織。裝飾紋樣以蟠螭紋最普遍,但處理的方法有多種不同。在鑄造技術上,透雕的裝飾已可能用蠟型法澆鑄,花紋系利用簡單的壓抑法印在銅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銅和錫的成分也有新比例。 戰國青銅器的風格華美瑰麗。戰國銅器的華麗的風格特別出現在金銀錯等鑲嵌的器物上,金、銀及紅銅等金屬或松綠石、水晶、玉、瑪瑙等礦石,填充或鑲嵌在青銅器的花紋空隙處,產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陽金村和輝縣固圍村的金銀錯及珠玉鑲嵌器,都是中國工藝史上的珍品。 戰國時代的銅鏡,以楚國及其鄰近地區發現較多。圓形銅鏡(少數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鑑人,背面有組織得很嚴密而完整的圖案。這些圖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紋之上有旋轉縱放的雲雷紋或幻想的動物紋樣。上下兩層因反光不同而呈現出對比效果。戰國的銅鏡紋樣是中國圖案紋樣的典範之一。戰國銅境的合金中,為了使鏡面光潔細膩,常加入少量的鉛,背面的花紋也因而特別整齊清晰。

* 雕塑

戰國時代的雕塑作品,顯然具有表現動態及開始刻畫面部表情的能力。長沙出土的木俑和洛陽出土的胡女銅像,動態的表現是很微妙的。作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藝術品,是不平凡的嘗試。其他一些工藝裝飾性質的雕塑,如山西長治分水嶺出土的猴形、鸚鵡形銅飾,洛陽金村出土的多種跽坐胡跪形銅人,金銀錯雲紋及獸紋的銅洗上的一對正要躍入水中的蛙,這些作品表現動物的動作都很真實。洛陽金村出土的金銀獸首、龍首,輝縣出土的車轅首的獸頭形飾物,都採用誇張的手法。並善於利用金屬的不同色澤進行裝飾,而獲得生動效果。

* 繪畫

《韓非子》記載了畫家用了三年時間為周君畫篋,配以強烈的光線,可以看出“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顯然這是戰國時代裝飾畫中的主要題材。楚國詩人屈原在所作的《天問》之前,曾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壁畫中“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的充滿幻想的神話圖畫。古代著名的巧匠魯班,用腳畫自知相貌獰醜,不願人見而潛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圖像。齊國畫家敬君,為齊王畫九重台,不能回家,畫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齊王所奪。齊王客認為畫人所熟知的狗馬,難於畫人沒有見過的鬼魅。由此可知當時繪畫藝術的發展狀況。

戰國時代的繪畫性作品中,以長沙出土的帛畫《龍鳳仕女圖》作為已知的第一幅繪畫。 其他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戰國時代繪畫藝術水平的作品,有故宮所藏《水陸攻戰紋銅壺》和輝縣出土的刻紋《燕樂射獵銅鑑》以及汲縣出土的《水陸攻戰紋銅鑑》上的奏樂、射箭、宮室景象及九種戰鬥場面。

長沙出土的彩畫漆奩上,有樹木、奔馳的車馬、狩獵等景象。說明瞭當時繪畫藝術的構圖能力。其他如金銀錯的狩獵壺及銅鑑上的車騎、動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當時繪畫的一般水平。 在工藝美術範圍中,漆器工藝尤為突出。除了上述的繪畫故事人物的漆奩以外,長沙出土的漆盾、神鳥盤、三鳳及二鳳盤、彩漆畫案及軾,都是現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夾苧技術已很普遍,塗漆勻潔,顏色(紅和黑)鮮麗。圖案構圖極為巧妙精美,線紋或細如髮絲,或勻稱厚重,描繪技術也達到高度水平。戰國漆器圖案和銅鏡圖案,有同樣重要的地位。

* 玉石

玉石工藝也有傑出的表現。洛陽金村出土的玉珮、玉璧及各種動物形玉飾,輝縣出土的大玉璜、雕金鑲玉嵌珠銀帶鉤和玉鸚鵡,技術精絕為古代玉器工藝之冠。金村發現有玉石工藝的半製成品,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製作過程。但古代制玉的技術,對於我們仍是一個謎。戰國時代玉器工藝中體現了圖案造型中一些基本規律。

* 服飾

東周男子服飾與西周服飾相差不多,大致沿襲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變化。衣服的樣式比商代略寬鬆。服裝款式特點為右衽、窄袖,長至腳踝,腰間束帶的較多,也有衣長與坐齊的。衣袖有大小兩式,領子通用矩領,但還沒有扭扣,一般在腰間系帶,有的在帶上還掛有玉制的飾物。當時的腰帶主要有兩種:一種以絲織物製成,叫“大帶”或叫“紳帶”。另一種腰帶以皮革製成,叫“革帶“。

一般“士”服是窄袖織紋衣。這種服裝為矩領,領、袖、襟、裾均有緣飾,肩上有披肩,腰系絛帶,並在右側掛玉珮。

而春秋戰國貴族冠帽與服飾與一般士人有所不同。他們頭戴冠,兩側有組纓下垂系於頜下,腦後辮發上挽,包入冠內;身穿窄袖長袍,腰系帶,足穿鞋。現珍藏於故宮博物院的戰國玉人為戴冠、穿寬袖服裝的官員。

春秋除胡服之外,還有一種服式,叫“深衣”。深衣不同於上衣下裳,是一種上下連在一起的服裝,這種服裝在社會上影響很大,不論貴賤男女、文武職別,都可以穿著深衣。

戰國時期的服飾有較明顯的變化,比較重要的是胡服的流行。所謂胡服,實際上是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服裝,它與中原地區寬衣博帶式漢族服裝有較大差異,一般為短衣、長褲和革靴,衣身瘦窄,便於活動。首先採用這種服裝的趙武靈王,是中國服飾史上最早一位改革者。短衣齊膝是胡服的一大特徵,這種服裝最初用於軍中,後來傳入民間,成為一種普遍的裝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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