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日訊】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三、毛澤東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絕路的？
【注釋】
毛澤東爲了獲得軍隊的支援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樹爲黨的第二號人物，並在1969年春天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確定林彪爲毛澤東的接班人。那時在全國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禱”（“早請示晚彙報”儀式）中，大家都要“頌禱”這樣兩句話：“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而，兩年之後，中共中央突然宣佈，1971年9月13日，林彪“倉惶出逃，墜機在蒙古”，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林彪“叛黨叛國”。然而，這位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爲什麽要叛黨叛國、闔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製造出來的。”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在蜚聲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來》中也用了這個“逼”字，該書第6章的一個小標題就是“把林彪逼上絕路”[1]。本文要探討的是，毛澤東爲什麽、又是如何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絕路？
中共“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史無前例”地確認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劉少奇也曾被指定爲“接班人”，卻未能享此殊遇），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重點發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之地位。表面上看，這次大會似乎標誌著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輝的頂點，其實，頂點的前方就是深淵，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的視野中，此刻林彪已成爲毛澤東的“鬥爭目標”。面對步入晚年的毛澤東，林彪滑入政治深淵的速度比當年的劉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會後林彪的遭際幾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詞》中的一句話來形容：“風刀霜劍嚴相逼”。一年之後就發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澤東南巡時，多次對省市負責人談到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所謂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後來所說的“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林彪向來是毛的堅定支持者，又是毛欽定的“接班人”，而陳伯達自“文革”開始以來一直是“中央文革”組長，是毛的“文革派”主將，爲什麽毛認爲這兩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呢？
當時的官方文件宣稱，林彪、陳伯達“一夥”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籌備召開“九大”期間，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滿的政治報告。對此，1973年8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囯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的解釋是：“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爲‘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但是，究竟這份導致“無產階級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有哪些內容，卻從未公佈過。儘管官方文件不斷強調這是林彪、陳伯達的“重要罪行”，但對這一報告草稿的真實內容卻始終高度保密，不僅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四人幫”把持媒體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未公佈這一報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幫”倒臺後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繼續批判中也不公佈。這是一個反常現象。1971年林彪死亡後，爲了批判林彪，毛澤東甚至硬著頭皮批准下發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紀要”，何以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就一定不能公佈？按常理來推斷，一份爲“九大”起草的政治報告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紀要”更尖銳。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份報告提到的今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比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更得人心，若公佈這一觀點的具體內容會對毛澤東非常不利。
其實，即便林彪和陳伯達都“認爲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也不能說這種看法與毛澤東的公開說法有根本衝突。1967年8月16日，毛澤東與兩位阿爾巴尼亞專家談話時就說過：“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2]，”此後他又多次作過類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說過：“現在不是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究竟什麽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澤東真的這麽想，那麽1969年春天召開“九大”時政治報告當然就應該著重講經濟建設了。然而，毛澤東關於“三年結束‘文革’”的說法倘若並非其真意，只是“虛晃一槍”，那麽，提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産”的說法當然會令毛澤東不快。不過，在當年全國上下對毛澤東無限崇拜的政治環境裏，恐怕沒有人會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而無條件接受毛澤東與林、陳之間的分歧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宣傳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個問題是，林彪是否確實“夥同陳伯達起草”了這個報告，林彪在陳伯達起草這個報告時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來的報告並未拿出確鑿證據。最近，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披露：“陳伯達在領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後，撇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個人天天往毛家灣跑，同林彪商量怎樣寫[4]。”當年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則回憶說：“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裏（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託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爲把我國建設成爲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陳伯達還對兩位秘書說，不管“上海那兩個”（指張、姚），“他們和我想的不一樣”，他要自己寫，並講了他對起草“九大”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産了，就是說，經過了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産上的大躍進[5]。”
以上兩種說法略有出入，一個說陳伯達“天天往毛家灣跑”，一個則只說陳伯達擬好提綱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又回來修改。不過，從這些文字看，林彪應是支援和贊同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的。雖然說“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畢竟還是“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才回來修改的。
在林彪辦公室（簡稱“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中，卻又有另外的說法。林彪在準備“九大”報告時告訴秘書：“我向來不習慣念別人寫的現成稿子，而只願意自己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講話用的條子。”林彪還說明：“我這次做口頭講話，還是用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六個題目[6]。” 林彪所說的“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6個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麽辦[7]。若從這6個題目看，林彪對“九大”報告的設想與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的主題就大不一樣了。兩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夥同”起草呢？後來，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被“中央文革”否決了，毛澤東決定改由康生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執筆重新起草。陳伯達還不甘心，又托葉群勸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報告稿。葉群向“林辦”秘書們吩咐：在向林彪講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稿時，不能講得太細，以防林彪腦子一熱，又對陳伯達的東西發生興趣[8]。這表明，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報告寫了些什麽其實並不清楚。
顯然，根據目前已經公開的材料，無法確定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種態度。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對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報告十分反感。據張雲生回憶：林彪對張、姚起草的報告“根本不感興趣”，“始終不感興趣，一眼沒看”，只注意毛澤東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來把經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的政治報告初稿批送林彪審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審批”，急得周恩來無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會議上宣讀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之前，並未看過報告的內容。汪東興說：“由於林彪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滿，在‘九大’上，他只是照著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還對葉群說：“多念錯一點才好[12]。”林彪對得到毛澤東肯定的張、姚起草的報告的厭惡之情，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這件事上，無論是林彪還是陳伯達，並沒有什麽“反黨”主張或“反黨罪行”。他們只不過是未能像張春橋那樣善於理解毛澤東深藏心中的真實想法，又對深受毛澤東寵信的張春橋有所不滿而已，結果林彪與陳伯達竟因此獲罪。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