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日訊】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三、毛澤東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絕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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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毛澤東在1971年夏的南巡講話中曾挑明瞭他要打擊林彪的真正原因：“他們名爲反張春橋實際上反我”，“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13]。”在未公開的《姚文元日記》中，姚文元提到，毛澤東稱“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麽？至今未見任何相關資料公佈於衆，而這個欽定名稱也從來沒有見諸史書。
現在來看，所謂的“八月逆流”不過是出席中央全會的代表在小組討論中發表自己的看法罷了。這些意見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拼命頌毛表忠，二是不點名攻擊張春橋（認爲他貶低毛澤東思想，不忠）。令毛澤東動怒的原因是第二點，即他所說的“他們名爲反張春橋實際上反我”。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講了話，會議的主持者是毛澤東。據高文謙披露，在林彪講話前，毛澤東問林彪準備講什麽，林彪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爲指標，還說赫魯雪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澤東聽了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搗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14]。林彪的講話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講述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好像是官樣文章，只有瞭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憲法修改小組討論會上的爭吵內幕的人，才會敏感到有些話是針對張春橋的。但林彪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在講話中確實沒有點張春橋的名字，而且只字未提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總的看來，林彪的講話顯得低調。倒是汪東興在小組會上的發言調門高，強調要設“國家主席”，認爲黨內還有“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壞蛋”。陳伯達、陳毅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情緒也較爲激烈（後來周恩來在大會上點了“二陳合流”，給陳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15]）。
在毛澤東的眼裏，林彪和與會絕大多數代表都把矛頭對準張春橋，這就是有陰謀。其實，“九屆二中全會”上出現“反張春橋”的形勢應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憲法修改小組討論會上，張春橋與吳法憲發生了爭吵。張春橋以憲法序言中已有類似內容爲由，提議在“國家機構”一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後來又大講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講過“赫魯雪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一類的話[16]。在“九大”前後，對毛澤東的“三忠於”狂熱達到了高潮，在這樣的氣氛中，張春橋的這些言論顯然屬於大逆不道，於是出席“九屆二中全會”的高級幹部們或是認爲抓到了張春橋的“小辮子”，或是認爲應當趁機表明自己忠於毛澤東的堅定立場。
其次，張春橋一貫支援造反、奪權，而第九屆中央委員中的衆多軍隊將領和老幹部幾乎無不身受“造反”、“奪權”之苦之害。張春橋支援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紅縱”險些要了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命；廣州軍區的“造反派”“炮轟”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使黃在廣州呆不下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別山裏；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轟”、圍攻整得焦頭爛額；外交部長陳毅在“九大”期間也曾遭到以張春橋爲後臺的上海小組的批判圍攻……這些人早就對張春橋有一肚子的怨氣。
再次，按當時的觀點看，張春橋歷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發生過“炮打張春橋”事件，“九屆二中全會”的與會代表們自然都知道。
最後，林彪及許多軍隊將領、老幹部對江青的狐假虎威、頤指氣使早已忍無可忍（林彪曾於1967年初“批判蕭華”事件後的一天，因情緒失控而大罵過江青一次[17]；還有一次他還揚言要找槍，要“斃了她”[18]!1967年1月軍隊將領“大鬧京西賓館”時，黃永勝在發言中公開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19]）!”，但他們因爲“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對江青。張春橋是江青的心腹高參，是“中央文革小組”中最富有政治經驗、最老謀深算的角色，打擊張春橋，就等於是給江青一擊。
總之，出於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屆二中全會”上各地區組都一致聲討“陰謀家”，形成了群情激憤的氣氛，在毛澤東看來“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後來康生曾如此概括當時的形勢：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哄，陳毅跳出來”[20]。
依照中共黨章，中央全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意見均可在會上公開表達，一切大事均應由全會討論決定，但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把党改造成了他個人的“一言堂”。當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看出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對他那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很不理解”甚至強烈不滿，發現繼續推行他的“文革”路線的黨內阻力非常大，這樣的形勢不利於他的“戰略部署”時，立刻大動“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個人崇拜氣氛爲他造就的絕對權威，公佈了一份大字報“我的一點意見”，同時揪出陳伯達以“殺雞嚇猴”。在當時毛的個人權威被推至顛峰狀態的情況下，這個“我的一點意見”幾乎等同於一言九鼎的“聖旨”，衆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只有高呼“萬歲”、“堅決照辦”，誰還敢再說半個“不”字？
在後來公佈的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毛抓住“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高層議論是否要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中央文件甚至聲稱，林彪以“設國家主席”爲名要“搶班奪權”，而這又被解釋成林彪最後“倉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對這個“設國家主席”問題，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一文中做過深入分析，這裏只強調幾個要點：
首先，當時毛澤東反對設國家主席，卻講不出任何正當理由；他只是因爲不想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就反對設立國家主席這一職位。毛澤東抱持“朕即國家”的觀念，完全把國家主席這一國家主權對內對外的最高代表當成虛設的可有可無的職位，任憑自己的興趣決定取捨。而且，“九屆二中全會”初期，毛澤東其實並未因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人堅持“設國家主席”而動怒，他後來抓住“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是另有權謀上的考慮。
其次，當時黨內高層除了毛澤東本人外，都認爲國家主席一職只能由毛澤東擔任。“設國家主席”一議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獨撐。“九屆二中全會”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此事時，只有毛澤東主張不設國家主席，而主張設國家主席的卻有4票（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林彪）。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都贊成設國家主席。硬把“設國家主席”一議說成是林彪個人的陰謀，並無根據。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公開提出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就由林彪當國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團的“顧問”康生。但毛澤東卻從未因此而批評康生。
再次，指稱林彪贊成設國家主席就是想當國家主席，要“搶班奪權”，更無道理。周恩來也贊成此議，而且具備擔任這一職位的黨內資歷，爲什麽對他卻不提出相同的指責？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其實毫無根據，而證明林彪不願當國家主席、甚至不願當“接班人”的根據卻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後，中央文件說林彪把“設國家主席”作爲反革命政變的綱領，完全是無稽之談。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來的只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 [2004年第2期（總第85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