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9日訊】老子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孔子亦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孔子認為“仁”既是每個人必備的修養，又是治國平天下必須遵循的原則。孔子更具體指出“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這五者就是“恭、寬、信、敏、惠”。因為“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孔子還描述了“仁德”精神充分而全面體現的社會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當這種“大同”的社會理想不能完全實現時，孔子又退而提出了“小康”社會的理想：“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裏。……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是謂小康。”這是初步貫徹“仁德”精神的社會。
縱觀中華歷史上罕見的幾位仁德之君，無不敬天順道，施行仁愛，惠澤八方，使萬民安康，百業隆昌，文化發達，天下歸順，四海景仰。他們實踐了孔子曾經描繪的體現“仁德”精神的社會。
我們僅舉西漢文帝、唐太宗和清康熙這三位盛世之仁德君王為例。
漢文帝、唐太宗和清康熙承繼皇位，都在王朝初年，國家處於百廢待興的時期。他們吸取前代亡國的教訓，施行仁德之政，並且時刻自省，接受上天的警示。
在對待百姓上，他們以“仁”為本，時刻考慮百姓的疾苦。
漢文帝的仁德體現在：其一，他廢除了連坐法和肉刑。文帝認為，法令是治理國家的準繩，是用來制止暴行，引導人們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經治罪，就不應該株連他們無罪的父母、妻子、兒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當百姓就心服。其二，文帝能夠推己及人，與民同樂。文帝因為立了皇后的緣故，賜給天下無妻、無夫、無父、無子的窮困人，以及年過八十的老人，不滿九歲的孤兒每人若干布、帛、米、肉，希望天下這些貧苦之人可以享有一些快樂。其三，文帝對普天下施以德惠，安撫諸侯和四方邊遠的部族，加封有功大臣，使上上下下都融洽歡樂。其四，為了不勞苦百姓和節省財力，文帝二年（前178）十月，下令居住在長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國。一方面可以省卻百姓供應運輸給養的勞苦，節約人力和財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導和管理封地的百姓。其五，多次下詔重視農桑，並按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員，經常給予他們賞賜。為鼓勵農民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文帝還降低田租和賦稅，減輕徭役。此外，還下詔“弛山澤之禁”，即開放原來歸國家所有的山林川澤，從而促進了農民的副業生產和與國計民生有重大關係的鹽鐵生產事業的發展。
唐太宗是漢亡幾百年之後又一位以仁德為先、濟世安民的有道明君。他深知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他一即位便立施仁政。他平抑門第，整頓吏治，崇儉薄賦。太宗認為人民為盜乃因“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若“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盜，安用重法邪！”故即位後，他遣散宮女三千餘人以省國用，又下令停止各地珍貢，輕徭薄賦，使民安居樂業。太宗還十分重視發展農業。他認為“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故注意不奪農時以利生產。貞觀五年二月，官吏擬調府兵作太子冠禮之儀仗隊，時值春耕，太宗遂下令改於十月舉行。此外，又招撫流亡百姓回鄉生產。另外，每逢節日，皆有君、臣、民同樂的慶典。百姓安居樂業，無復盜賊，囹圄常空。
在遇到災荒之年，太宗還下令開倉救災。貞觀初，關中、關東水旱霜蝗之災頗重，太宗鑑於隋朝“不憐百姓而惜倉庫……遂致滅亡”，認為“凡理國者，務積於人，不在盈其倉庫”，乃下令開倉濟民。又拿出御府金帛，贖回因災被賣子女使歸其父母。
為中華歷史書寫第三次盛世的清康熙皇帝依舊是位了不起的仁德之君。他在位61年，除權奸、廢圈地、撤藩鎮、定西藏、興利除弊、發展生產，取得了輝煌的功績。
康熙非常重視農業，實行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親政後，下令廢止以往允許滿洲貴族圈地的規定。後來又規定，民間所墾土地，永不許圈。他又宣布原來明朝藩王的土地，歸現在耕種的人所有，這些土地稱更名田。他還改革賦役制度，從1712年開始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後來，又實行“攤丁入畝”辦法，把丁稅平均攤入田賦中，徵收統一的地丁稅。這樣，就完全按土地的多少來徵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現象。他還獎勵墾荒，減免錢糧，販濟災民，興修水利。他實行的這些措施，都有利於生產的恢復和發展。
在對待臣子上，他們能夠選賢任能，能夠納諫，並對犯錯誤和直言不諱的官員採取包容的態度。
比如文帝時廢除了法令中的誹謗朝廷妖言惑眾以及百姓批評朝政有罪的罪狀。文帝認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設置進善言的旌旗和批評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國的途徑，招來進諫的人。而這條罪狀就使大臣們不敢完全說真話，做皇帝的也無從了解自己的過失。羣臣中如袁盎等人進言說事，雖然直率尖銳，而文帝總是寬容採納。
文帝認為百官的過錯，應當由自己一人承擔責任。大臣中如張武等人接受別人賄賂的金錢，事情被發覺，文帝就從皇宮倉庫中取出金錢賜給他們，用這種辦法使他們內心羞愧，而不交給執法官吏處理。
“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正是唐太宗深信的君臣之道。唐太宗用人唯才是舉，不問出身、不計恩怨。因此太宗手下猛將良相無數。著名的文武大臣中，魏征當過道士，尉遲恭做過鐵匠，張亮出身農民。魏徵原是太子建成的舊臣，曾謀劃過暗害太宗，李靖、尉遲恭是降將，但均被予以重用。太宗從諫如流，他認為“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所以鼓勵臣下進諫，擴大諫官職權，凡詔令不妥須當奏明，不得阿從。對犯顏直諫之臣如魏徵愛護備至。魏征曾多次上疏，直陳其過，太宗均虛心納諫、擇善而從。後來魏徵死了，他傷心的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朕亡一鏡”。
康熙在用人方面，不分滿漢，不拘門第，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加以重用。比如重用寒門出身的高士其、周培公、於成龍等。同時他還網羅大批學者，編輯圖書，如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就是在康熙時期基本修成的。對於那些敢於直言上諫的諍臣，康熙不僅加以保護，而且予以嘉獎
在對待自己和自身的錯誤上，三位仁德之君都提倡節儉，並時時反省自己，接受上天發出的警示。
比如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園林、狗馬、服飾、車駕等等，與其做代王時的一樣，沒有甚麼增加。他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來工匠一計算，造價要值上百斤黃金，於是文帝便放棄了。文帝平時穿的是質地粗厚的絲織衣服，對所寵愛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長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幃帳不准繡彩色花紋，以此來表示儉樸，為天下人做出榜樣。文帝還下令，其陵墓建造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銀銅錫等金屬做裝飾，不修高大的墳。文帝還下令撤銷衛將軍統轄的保衛自己的軍隊。現有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餘的都交給驛站使用。
在位23年的文帝，常常自省。有一年幾次發生了日食，文帝自責說：“我聽說天生萬民，為他們設置君主，來撫育治理他們。如果君主不賢德，施政不公平，那麼上天就顯示出災異現象，告誡他治理得不好。十一月最後一天發生日食，上天的譴責在天象上表現出了災異現象，有什麼比這更大的呢！我能夠事奉宗廟，以這微小之軀依托於萬民和諸侯之上，天下的治與亂，責任在我一個人，你們眾位執掌國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對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撫育眾生，對上又牽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輝，以致發生日蝕，我的無德實在太嚴重了。接到詔令後，你們都要認真想想我的過失，以及你們知道的、見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夠的地方，懇請你們告訴我。還要推舉賢良方正，能直言進諫的人，來補正我的疏漏。”
唐太宗貞觀二年，有公卿啟奏說：“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陛下為自己建一樓閣以居之。”太宗回答說：“朕的身體確實不宜居住在卑濕之地，但是若是答應了你們的請求，花費又太大了。當年漢文帝要起露台之時，因珍惜物力而沒有動工，朕的德行不如漢文帝，而花費卻比他還多，我看還是算了吧。” 公卿啟奏再三，唐太宗最終還是沒有答應。
唐太宗深信，星變日異乃上天對人們的一些啟示。地荒天災即上天譴責，君主需檢討改過，否則國家滅亡。呈祥瑞事即上天嘉許，福佑降世，國祚綿長。
貞觀二年，關中遇到旱災。太宗對侍臣說：“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德之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多遭困窮！我聽說有賣兒女的，朕很伶憫他們。”於是派遣御史大夫用皇宮內的金寶贖回所賣的兒女，還其父母。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八月二十三日，南方上空被一顆長達六丈的彗星劃破，歷百餘日方散。彗星在古代乃不祥之物，太宗問道：“朕有不德，政有虧失才會出現彗星，眾卿家認為如何？”大臣虞世南答道：“從前，齊景公見彗星，大懼而立修德，十六天後彗星即沒。皇上只要別因功高而傲矜，勿以太平漸久而驕逸，若能始終如一，不必憂心彗星一事。”太宗深表贊同，說道：“秦始皇平定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國速亡矣。感謝上天對朕與大唐之警惕，朕承認是頗有自矜之心，是朕之過失！”
康熙受祖母孝莊影響，一生都十分節儉。《清史稿》上說康熙大帝“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更難得他“聖學高深，崇儒重道”，深知“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為本。合天下之心以為心，公四海之利以為利。” 每遇災異，康熙常常引咎自責，認為這是上天對自己的警示，而更加“修省”。
有著如此仁德之君的王朝，自然天下出現了少有的盛世局面。
漢文帝及景帝並稱的“文景之治”，直接結果是農業迅速得到了恢復。農業的發展使糧價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錢至數十錢。據《漢書﹒食貨志》記載，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百姓總是人給家足，郡國的倉廩堆滿了糧食。太倉裏的糧食由於儲藏過多，致腐爛而不可食用，政府的庫房有餘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的繩子都朽斷了。
唐太宗時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赍糧，取給於道路”。其國勢之強，使四方各國臣服，大唐邊境一派安定，天下人皆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即“天下大帝”之意。史書記載，當時一鬥米只有三、四錢，百姓安居樂業，重德修善。
華夏歷史上又一個王朝盛世，即“康乾盛世”，就是從康熙中葉開始的。康熙中葉以後，清朝社會呈現出一派“盛世”景象。時人稱，“士敦詩禮，民安耕鑿，萑苻夜息，桁楊晝靜，行旅歌於途，商賈嬉於市。即梯山航海，沐日浴月之鄉，欣欣蒸蒸，無遠弗及”。
雖然在中華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仁德之君並不算多，但從上述所舉的三位君王仁德治理天下而致盛世景象的例子來看，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為君者若想安邦定國，必須先存百姓，施以仁政。知其理，才會得到上天的垂愛，才會使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政治穩定、社會久安、國家強大和文化昌盛。
反觀當代中國的統治者，一向講的是“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講的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這實質就是崇尚暴力，哪裏講求甚麼仁德？所以中共自執掌政權之後，製造了一個又一個冤案、錯案、血案。從“三反、五反”到文化大革命，從文革到“六四”，從“六四”到今天對法輪功的鎮壓，無不實踐著中共的“鬥爭”哲學。其帶來的結果是政治不穩定，社會動盪，民不聊生，經濟虛假繁榮，道德淪喪，文化蕭條，天災不斷。
歷史早已給後世樹立了典範。如果真正想扭轉乾坤，唯一的選擇就是止惡揚善，施行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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