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日訊】
一、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
三、中國的政治統治為何能夠維持「穩定」？
四、為甚麼中國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結語
在世界民主化進程當中，中國顯得相當特殊：沒有一個民族經歷了百餘年現代化進程、有過幾部「憲法」卻依舊未能建立「憲政民主」；也沒有一個國家的知識份子有過這樣特殊的經歷，每隔二、三十年就又要回到啟蒙階段來談憲政民主的ABC，永遠長不大似地重複前人已經談得很透徹的思想。
目前，中國又回到了百餘年前的歷史原點，重新討論一個百餘年中被反覆討論的問題──「中國向何處去」，亦即中國要專制（即所謂「德治」、「仁政」的直率表述）還是要民主？認為中國只能實行威權統治的論者認為，中國人的素質是產生專制統治的天然土壤；而認為中國應該實行民主政治的論者則認為，只要堅持在中國這塊貧瘠的土壤上播撒民主種子，就能夠收穫民主憲政之果實。這種變化也反映在國際社會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上。80年代中國研究圈討論中國問題時，是討論「怎樣才能促進中國的民主」，而現在的主題卻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變成「威權統治為甚麼能夠促進中國經濟發展？」
這種爭論的源起，其實全在於論者對中國現狀的觀察分析產生的嚴重分歧。本文著重分析兩方面問題：一是威權統治下的中國出現了哪些可能導致中國走向危機的因素，這些因素又是如何從根本上腐蝕中國社會，並將中國逐步推向全面危機；二是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其統治與表面政治穩定，究竟得益於哪些社會因素。必須指出的是：本文中述及的政治「穩定」，僅指近5至10年內中國共產黨政府統治地位的穩定，並不包括社會生活層面的穩定。事實上政府為了維持短期政治「穩定」支付的代價是為中國社會埋下深層的長期不穩定因素。
一、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為何充滿矛盾？
近六、七年來，有關中國現狀的討論中出現了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由於經濟改革的巨大成功，中國將逐漸成為經濟大國，日益繁榮富強；在世界經濟不振的今天，只有中國經濟一枝獨秀。今年4月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佈中國經濟降溫，華爾街的「中國概念股」急挫，「繁榮論」者雖然暫時保持沉默，但其基本論點並未變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由於貪污腐敗盛行，貧富差距日大，社會底層反抗此起彼伏，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難以為繼，在未來的不久（有人預言是5到10年），中國將陷入崩潰狀態。
對於同一個觀察對象，竟然得出如此相反的兩種看法，問題當然不是出在觀察對像本身。這種歧見正好反映了觀察者、研究者本身視角與立場的混亂。
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相當複雜。首先當然是因為中國目前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管制新聞、鉗制輿論的國家之一，所有信息都由政府壟斷供給。如果觀察者只能根據不完全信息甚至扭曲的虛假信息進行「盲人摸象」式的觀察，或者憑藉在中國政府嚴格控制下的所謂「調查」[1]做研究，得出的結論必然有極大局限性，甚至可能正好與事實相反。「繁榮論」的問題在於：論者有意屏蔽了近年來中共政府越來越嚴格的新聞控制這一事實，因為「繁榮論」的全部立論基礎正好是這些經過政府嚴格過濾與篩選的信息。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政府近年來的宣傳策略比毛時代那種指鹿為馬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在謊話中混雜著部份真相的宣傳手法，確實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
許多國外的中國問題觀察家堅持「繁榮論」觀點的主要理由有幾點：一是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一派繁榮；二是他們到過中國的一些大城市（大多是走馬看花式地看看），從城市建設、居民消費等角度看，中國的情況令人鼓舞；三是他們直接獲得了一些材料，比如通過與中國官方的接觸而從官方那裏瞭解到一些情況，或者曾在中國做過一些社會調查。但是他們明顯忽視了幾點：首先，中國的國家統計局公佈統計數據時必須服從政策宣傳目的，因此在中國媒體上看到的統計數據本身已經過嚴格的過濾，一些重要數據還是不真實的[2]（例如中國官方公佈的失業率就不是真實的），所以識別中國官方統計數據的可靠性本身就是一個相當艱深的課題；其次，他們所到之處只是政府規定允許去的地方（有法律規定哪些城市對外國人開放，哪些城市不能讓外國人去[3]）；再次，他們如果要做正規的抽樣式社會調查，那麼這種調查其實只能在中國政府「有關方面」派員參與監督下完成，采樣數據必須先經「有關方面」審核過濾才能提供給來自國外的調查者（此規定也適用於回國為博士論文收集數據的中國留學生）[4]，而這一點是許多國外學者不願意承認的，因為這關係到他們研究的「學術價值」。概言之，他們看到的「中國」是中國政府需要向外界展示的「中國」，他們聽到的信息是中國政府希望世界聽到的聲音。外界人士想不到的是，就連加入WTO這種看起來並不那麼政治化的事件，在中國還會由中宣部與中央辦公廳聯合下文，在多達數十條的規定中明確指明，有關WTO的問題只能按照規定的口徑談。
這種「信息不完全」導致人們對中國的認識片面化。當陷入「信息不完全」帶來的困惑時，人們又可能會以「中國太龐大，太神秘，太特殊」來解釋，卻很少想到這完全是中國政府採用政治高壓手段控制媒體的後果。法國的INSEAD商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喬納森．斯托利在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演講時道出了中國研究的艱辛：「中國太大，有關中國的信息五花八門，來源也多有矛盾，各種不同的問題可以寫出大量的博士論文來。但這些論文的結論都無法獲得證明。寫論文容易，但要準確反映中國的現實，實在是很難的事情。」目前在基辛格事務所從事中國和亞洲事務諮詢工作的美國前駐中國大使芮效儉則更不客氣地指出，專家們對中國未來進行預測的記錄之糟糕，是人們想像不到的[5].
其次則緣於當代中國研究（指P.R.ChinaStudies）本身牽扯了太多的利益關係。中國國內的研究除了政治因素對學術的制約之外，當然也有利益考量，一篇「經濟學家為企業代言的是是非非」[6]，多少道出了近幾年中國經濟政策建議背後的底蘊。即使是中國學者比較喜歡引證的外國學者或者權威研究機構的看法，背後的利益考量也清晰可見。由於中國被各國商界視為最後一個有無限潛力的巨大市場，吸引著無數的跨國公司。不少研究項目的經費來自於一些利益集團的贊助，而這些利益集團本身對研究選題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牽引著研究者的研究方向。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一些利益集團對中國履行WTO承諾評價的變化，當年力挺中國入世、並在政治上支持中國政府的美國商界曾對中國政府履行WTO承諾給予極高的評價，但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由於他們在中國投資獲利的機會越來越渺茫，於是歸因於中國政府不肯履行當初入世時所作的承諾以及外匯管制政策，開始指責他們曾經大力支持的中國政府[7].事實上，外國資本在中國所遇到的問題，其實大多並非中國政府刻意不履行WTO承諾引起的，而主要是中國制度環境的產物。
第三，中國政府近年來耗費巨大人力財力的海外「統戰」工作相當成功。應該說，今天中國政府的外交經驗早已遠非毛澤東時代那種孤陋寡聞、自以為是的狀態可比，最擅長的策略莫過於擴大「統一戰線」。在海外定居的大陸留學生本來就是自己人（更何況還有各種手段牽制），陸續成為「海外統戰」對象的不僅有學界商界的華裔成功人士，還有因為反對「台獨」而拋開了與中共之間長期政治歧見的老國民黨人及其後裔（在台灣被稱之為「外省人」），更有相當部份歐美學者與研究者。前兩部份人數量日益增多，極大地改變了海外華人的政治生態[8].與其它國家的僑民相比，海外華人對母國的政治熱情可算是獨一無二。台灣當年的民主化就大大得力於台灣居美僑民的有力推動，因為作家江南在美國被台灣當局暗殺一事極大地刺激了他們，讓他們認識到台灣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治的醜惡，於是大力支持台灣的民主化運動。但自90年代以來，有大陸背景的華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不同於當年台灣華僑，也與「六．四」時期不同，他們往往對中國政府的任何作為都亦步亦趨，善惡不分。中國政府的一切輿論宣傳在這裡都可以找到最積極的回應，其姿態之高，甚至大陸的同類人物也難與之相比。對中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少數學者，因無法取得去中國的簽證而離觀察對像日漸遙遠，也無法與中國本土的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各種研究經費自然與他們無緣，因之漸漸處於邊緣化狀態。而海外華文媒體更是得到了中國政府各種不同形式的經濟資助，逐漸成了新華社消息與人民日報消息的積極轉載者[9].如果說在中國國內批評中國政府只是一件有政治風險的事情，那麼在海外還有道德風險，「不愛國」只是其中份量最輕的一頂帽子。
筆者與海外學者交流時，非常驚訝地發現中國研究圈中許多人對中國的判斷與中國人的生活常識相去甚遠，對未來的預測更是迥然不同。在一片樂觀的預測中，往往只有常駐北京的部份外國記者寫的消息觸到了中國的真實層面，但他們所寫的報導因為是對一些具體事實的報導以及基於此之上的延伸分析，容易被視作個案，或者說人們願意相信這些負面報導只是個案，不能從總體上說明問題。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如果某位論者陳述中國存在的嚴重問題時，往往被問到一點，「既然中國有這麼多問題，為甚麼中國還沒有崩潰？你能預測中國甚麼時候崩潰嗎？」其實，提出這樣的問題除了存心刁難之外，並無多少實際意義。不少國家的歷史證明，一個國家可能存在相當多不可解決的問題，如官員高度腐敗，貧富差距懸殊，統治者非常殘暴，人民的生活也相當痛苦，但只要政權有足夠的資源贏得精英集團的支持，並依靠這些精英們實行鐵腕統治，這個國家未必就會立即陷入分崩離析的瓦解狀態之中。遠如古時的羅馬帝國，就曾在不死不活的狀態中延續了將近三百年的統治，但不能因此就認為那時羅馬帝國的社會狀況良好，羅馬人民生活幸福。近則如伊拉克，如果不是薩達姆的「貓鼠遊戲」讓美國忍無可忍終至開戰，相信薩達姆的殘暴統治還能維持相當長一段時期。
筆者認為，「繁榮論」建立在對事實的錯誤理解上，而「崩潰論」則是按照西方社會的民情來理解中國，以為一個缺乏民意支持的政府壽命必將不久。事實上，中國的經濟既不像「繁榮論」者認定的那樣繁榮，在未來10年到15年內也未必陷入「崩潰論」者設想的那種分崩離析狀態。中國具備的那些導引中國可能崩潰的因素還在逐步發酵，當局的一切措施從短期來說雖然延緩了這種發酵過程，但從長期來看，卻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更加艱難曲折。
二、社會生存基礎的破壞
本文不再著重分析以前筆者在論著中反覆分析的一些問題，比如腐敗、貧富差距、基層政權黑社會化以及大量資本外逃等等，因為有這些問題的社會往往也能長期生存。從根本上來說，一個社會賴以生存的4個基本要素包括：一是作為社會生存基座的生態環境，這個底座堅實與否，從長期來看，決定了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生存狀態；二是調節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道德倫理，這是社會整合必不可少的文化親和力，相對政治整合能力而言，道德倫理是軟性的，但也更具有張力，在日常生活中對社會成員的行為起規範作用；三是社會成員最起碼的生存底線，衡量的具體指標是以就業為標誌的生存權；四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政治整合力量，這是從法律與制度層面對社會成員施加的一種強力約束。除了第四點與制度有關，可以在短期內改變調整之外，前三者是長期的生存要素，且不能通過政權更替在幾十年內有根本改觀。
（一）生存基座──生態環境的破壞
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主要取決於人口數量、消費增長和技術能力（指消耗單位資源所產生的環境損失）的相互作用。中國的人口數量為世界最大，近25年城市人口的人均消費增長也相當快，而利用資源的技術能力卻相當低下。從共產黨建政以來，中國的環境生態就處於一種被過度掠奪的狀態（如大躍進時期的亂砍亂伐，「要高山低頭，要河水讓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來尤甚。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曲格平不止一次談到，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資源、能源的高消耗上，這種傳統的發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態惡化，環境污染觸目驚心[10].威脅人類的所有污染種類，如水污染、大氣污染、城市固體廢物污染、化學污染正在迅速侵蝕著中國的肌體，對中國的未來構成了致命的威脅。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土地地力遞減，沙化、鹽鹼化、板結等各種土地質量惡化的情況都已經大面積出現，沙漠化面積現在已佔整個國土面積的38％，對人均耕地本就緊張的中國來說，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同時，對礦物資源的掠奪式開採導致一種極其矛盾的現象出現：資源綜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資源消耗量卻達到極高，單位國民生產總值的礦物消耗量為發達國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僅有三分之一轉化為產品。中國7,000多個礦山中現在有一半因掠奪性開採已經陷入停產、半停產狀態。聯合國公佈的不適宜人類居住的20個城市中，有16個在中國[11].
環境生態破壞對中國社會的惡劣影響，現在可能已經基本達成社會共識，至少在知識圈內與受過教育的人群當中是如此，這比前幾年還有學者大力介紹西方「先污染後治理」的「先進經驗」時有進步。值得一提的是腐敗加劇了對資源的掠奪性使用與生態環境的全面惡化。可以說，目前許多中國官員決策的出發點已經不是國家與人民的長遠利益，而是算計自己在每一項決策當中所獲得的個人收益。在這種算計下，中國的生態資源不可避免地處於被極度掠奪的狀態當中，生態環境迅速惡化。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國政府在20世紀末以生態系統為賭注的超級豪賭──「三峽工程」。
近20年來，中國的公共工程成了一架產生賄賂的機器。三峽工程這個將來在歷史上要備受指責的工程，其出台與一些依靠水利工程吃飯的利益集團長年累月的遊說活動有關[12].三峽工程的興建也為大量貪官污吏提供了尋租機會，如搬遷中用於安置移民的土地，許多根本沒有真正用於移民搬遷及小城鎮建設，而是被一些部門、地方政府搭移民搬遷的「快車」，違法佔地炒賣，謀取私利。如四川省忠縣石寶鎮政府將徵用的土地以高價轉讓給建設單位和個人，1997年收轉讓費每畝達9萬元以上，2000年每畝高達20萬元以上，從中獲得巨額利潤。而喪失土地、失去生活來源的農民卻得不到依法律規定應有的補償[13].中國當局表示，已經有97名參與長江三峽工程的政府官員因從工程中謀取私人利益被判貪污罪，其中一名官員被判死刑。審計官員則表示，重新安置因三峽工程而被迫遷居者的款項中，有5,200萬美元莫名其妙地失蹤了。四川省重慶市雲陽縣高陽鎮4位農民何克昌、溫定春、姜青山、冉從新因向政府部門反映地方官員大肆貪污移民款的問題而被逮捕，被控以「聚眾擾亂社會序罪」和「洩露國家機密罪」，並在獄中受到殘酷折磨[14].因三峽工程造成的嚴重污染雖然在中國國內是絕對禁止討論的話題，但已經廣為國際社會所知，如對氣候、水文條件等的影響[15]，還有各種地質災害接連不斷地發生。三峽工程開工8年來已滑坡3,465次，崩塌變形高達1,190多次[16].如果說三峽工程對環境的改變是間接緩慢的，其長期後果目前還難以評估，那麼工程直接造成的污染則時見報端。
列舉中國環境污染的結果，還可以開出一個長長的清單。假如按照綠色GDP計算中國為經濟發展付出的生態環境代價，可以說中國這23年的發展是負值。這一評估其實也為官方研究機構的測算所證實：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每年由生態和環境破壞帶來的損失占GDP的比重達到8％以上[17].按照常識，官方的這一估計只會低估，實際情況遠比官方承認的更嚴重。根據這一官方估計，每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增長率大約在8％左右）基本上被生態環境破壞的損失所抵消，中國的經濟「繁榮」其實屬於以生態環境惡化為代價的破壞型增長。1949年以前中國發生動亂後重建社會時，尚有完好的生態系統做為重建社會的依托。而經過近幾十年的掠奪式「發展」之後，中國的生態系統已經相當脆弱，無法支撐起十幾億人的生存與發展。
（二）社會整合力量──道德秩序的破壞
從道德倫理方面來看，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空前的「禮崩樂壞」的狀態。政府官員的高度腐敗與整體性道德敗壞，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要言之，中國政治精英在這20多年當中經歷了從有信仰到無信仰，從無信仰到耍無賴，最後走向黑社會化的一個過程。且不談社會良知以及其他較高層次的道德觀念，連處於較低層次的一些道德倫理準則，如維持社會成員之間關係的信用（信任）都不復存在。這裡只分析與中國政府賴以立黨立國的經濟建設息息相關的經濟信用問題。
中國的信用嚴重失常關係到政府、行業協會、信用中介機構與信用消費者等4個層次。政府在這方面起了相當惡劣的示範作用，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虛假信息的製造者與提供者，統計數據造假與「為維護黨與政府形象」而製造假新聞均舉世聞名。這一傳統可以追溯到共產黨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躍進」期間，那時的產量造假達到非常荒唐的程度。這在鄧小平時代前期（20世紀80年代）有所收斂，但到了上一世紀90年代，僅憑幾個經濟發展指標就決定幹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勵大量政府官員造假，虛誇之風重熾，於是中國政府又回到了習慣性的數據造假這一軌道上來。「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就是中國公眾對這種政治文化的形象概括。
官方曾公佈了一些懲處數據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國家統計局、監察部、國務院法制局聯合開展了全國統計執法大檢查，共查出統計違法行為6萬多起，其中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資料的占56.7％。國家統計局政策法規司司長葉長林特別指出，這6萬多起是情節比較輕的，故稱「統計違法行為」，此外全國還立案查處了1.5萬起情節比較嚴重的統計違法案件。2001年全國統計系統又查處統計違法行為6.2萬多起[18].
這種造假之風成了中共政治文化的精粹，在公開場合說假話已經成為官員人格的一部份。大多數政府官員都是具有兩麵人格的人物，他們最擅長的「為官之道」就是能輕鬆自如地隨時轉換兩幅不同的面孔：在公共生活中，官員們習慣用官腔官調講各種連自己都不相信的謊話，成克傑、陳希同之類有關「廉政」的說教曾被編成語錄集錦發行，但這絲毫不意味著他們將按照自己的公開說法施政與生活；實際生活中，這些官員貪污受賄、嫖妓養「二奶」，魚肉百姓，胡作非為。官場的迅速腐化墮落必然引致整個社會的墮落，中國成了一個犯罪率最高的國家。許多地方的基層政權行為更是已經徹底流氓化，與黑社會沒有本質區別。
由行政法規限定角色的行業協會從誕生之日起，就兼具政府代理人與民間組織代表這樣的雙重身份，隨時輕鬆自如地轉換角色，在不同的場合代表不同的利益主體是其生存條件：在政府面前，他們代表企業；而在企業面前，他們又儼然是政府的代理人。
在缺乏誠信的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信用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等，既缺乏信用觀念，又缺乏外在的信用壓力，違規做假賬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一些客戶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迫使會計師事務所造假，如果會計師不協助客戶造假，就有可能失去業務。近幾年發生的股市欺詐案中，每一起中都可以看見會計師為虎作倀，協同企業造假。
合同履約率可被用來測度經濟生活中的社會誠信程度。據「2003年中國信用論壇」公佈的信息，中國每年訂立的合同約40億份，而履約率只有50%，經濟合同失效的現象非常嚴重，同時在訂立的合同中違法合同竟高達占6％；全國每年由於合同履行中缺乏誠信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5,855億元（作者註：相當與GDP的5％）；由於企業間不講信用，互相拖欠貨物構成連環債鏈的資金總額達3,000到4,000億元，占全國流動資金的20％[19].
在一個失去了道德秩序的社會裏，人與人的關係空間緊張，善惡是非更被嚴重顛倒，維繫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僅僅剩下利益，而利益的獲得與維持也充滿了爾虞我詐。缺乏誠信的社會已經沒有健康發展的可能。
（三）空前的就業壓力
中國的就業問題現在已經進入了漫長的「寒冬」時期，實際失業率遠遠高於政府公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4.3％字號（2）[20]，據筆者的分析計算，2000年中國的城鄉總失業率至少為20.2％[21]，失業的3大社會群體為原城市國有企業工人、農民與大學畢業生，幾乎囊括了中國幾個最大的社會群體。在今後的20至30年內，就業市場過度競爭將會成為一種中國人不得不忍受的社會常態。
近幾年開始出現的「知識型勞動力過剩」足以反映當前中國就業之艱難。從2001年到現在的幾屆高校畢業生就業狀況每況愈下：2001年，畢業生115萬人，本科生就業率為80％，專科生為40％[22]；2002年畢業生145萬人，就業率降為53％[23]；2003年共畢業212萬人，未能就業者達106萬人，就業率僅為50％（據說這還是高報的）[24]；2004年畢業生達280萬人，就業狀況非常艱難。由於2003年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過低，中國政府今年禁止國內媒體再發佈有關高校畢業生就業率的全國性數據，只是由教育部和勞動部宣佈：一定要在今年9月1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70％[25].按照中國的官場政治文化，既然大學畢業生就業率成了有既定目標的「政治任務」，那麼各有關部門和各地政府就一定會「全力完成」，否則烏紗帽難保。相信到了7月底，中國官方媒體披露的大學畢業生一次就業率一定會「達到或接近」70％這一目標。至於其真實數字則成了「國家機密」，不對國人公開，當然更不讓國外知道。
但許多信息表明今年就業形勢比去年更艱難。據報導，已經有大學生出於百般無奈在職業招聘會上舉起了「無薪就業」的招牌，表示願意義務為企業工作、不領分文，以換取未來可能的聘用，但此舉並未讓他們贏得工作機會[26].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等都市裡，與到處可見的民工這類「農村剩餘勞動力」「相映成趣」的竟是「碩士賤如狗，博士滿街走」。這迫使不少大學畢業生只好繼續考研究生，社會將這種現象戲稱為「就業問題緩期三年執行」。結果，中國的研究生招生規模連年擴大，1999年增長27％，2000年增長35％，2001年增長35％，招生數量急劇擴大到1998年的2.31倍。2003年全國有79.9萬人報考碩士研究生。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結果是導致過度競爭。這種過度競爭的壓力終於以非常荒誕的結果顯現出來了：2003年廣州《新快報》曾報導一則消息，大學生們竟然接到這樣的招聘試題：「當工作需要你出賣肉體時，你會怎麼辦？」這則報導的作者憤概地評述：「不知道這家公司究竟是出於甚麼目的出這道試題，不過清楚的是，這家單位大概經常需要員工出賣自己的肉體或者靈魂，或者，在商業社會中，出賣肉體是經常的交易，大家都是動物，都有動物的需要，然後以動物的方式來交易。」然而更耐人尋味的是學生們對這道試題的回答，竟然大都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這種不肯定的曖昧回答[27].部份地區女大學生應聘時遇到嚴重的性騷擾，招聘方更是直接了當地表明，需要她們做的不僅僅只是白天的工作，而是晚間陪伴[28].這類例子並非個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職場上的地位竟然只體現為能在各種性交易中增加附加值，充分反映出社會生存質量的墮落。
最容易做的事情當然是指責這些「新生代」大學生們缺乏人格尊嚴。但是這早已經不是道德範疇的問題，而是人力市場過度競爭的結果。中國的大學生們經過至少16年的寒窗苦讀，好不容易熬到大學畢業甚至研究生畢業，等待他們的卻還是無業可就的命運，面臨的幾乎是無窮無盡的過度競爭。這種競爭已經到了讓人崩潰的程度。2002年12月，復旦大學一位博士生心臟病猝發死亡，而死亡原因竟是「貧困，過度競爭引起的焦慮，就業壓力。」一些女大學生因為求職艱難，已經「自覺」地利用色相為自己在求職中「加分」。而這些「社會精英」就算是找到一份職業以後，等待他們的也將是壓力過大的工作環境，人稱「中國白領的工作強度已經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中國的寫字樓是全世界最累的寫字樓」，「為了抓住每一個賺錢的機會，人們普遍願意犧牲休假、犧牲睡眠、犧牲與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忘我的工作」。尤其是年輕的白領，他們甚至不願意錯過任何一次老闆的表揚，哪怕只是口頭表揚。他們對自己的感覺竟是「站在財富與時尚的風口浪尖上，只能往上混，混到半空中，既沒有機場也沒有降落傘，不知道怎麼平安著陸」[29].據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和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共同完成的一份報告，中國平均每年每10萬人中就有23人自殺，自殺已成為15歲到34歲年齡段的人的第一大死因，其中不少自殺者竟是萬千中國大學生們渴慕的「成功白領」[30].
知識型勞力過剩的出現，迫使中國人面對「就業的嚴冬」這一殘酷現實。這與80年代開始日趨龐大的過剩農村勞動力以及90年代陸續出現的城市下崗失業大軍不一樣，這兩個群體被認為是素質偏低、不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要求而被現代化列車甩落的群體。而目前在中國文盲半文盲率偏高的社會背景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動過剩，卻反映出中國社會最深刻的社會危機：人口與資源的關係高度緊張，持續多年的表面經濟「繁榮」並不能緩解這一根本矛盾，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也無法獲得進入職場的入場券。
這樣的場景曾經在20世紀30到40年代的中國出現過。那時中國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後，受過高等教育乃至中等教育都算「稀缺物品」，但當時中國基本上還是不發達的傳統農業社會，缺乏吸納人才的現代部門，「畢業即失業」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少女大學畢業生被迫給官僚軍官做妾，大量沒有出路的青年則選擇了革命、投奔延安。當然，革命勝利以後當年投奔革命的人不會把自己參加革命的原因歸結為生活出路無著，只會說自己嚮往進步。如今，中國實行了25年的改革開放，這種「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卻再次出現，它表明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遠未達到能夠正常吸納知識型勞力的狀態。
面對這樣一個事實，有必要重新估計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水平和現代產業部門就業容納量不足的真正原因。2003年，有學者在論文中介紹了一個新的發現──中國的製造業自90年代以來進入了相對萎縮階段，大批原有的製造業被來料加工型企業替代；與現代化發展的正常道路相反，中國這個擁有數億剩餘農村勞動力、迫切需要通過工業化來擴大非農就業機會的國家，卻正經歷著「去工業化」這樣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發展階段[31].這一發現為目前的就業難、特別是大學生就業難提供了解釋：正規製造業的萎縮意味著技術工人、企業管理、工程師職位大批消失了，這就是為甚麼現在中國一流工科大學的畢業生也很難找到可以發揮其才能的工程師職位，而只能充當秘書、推銷員；與此同時，以來料加工為主的勞動密集型企業所需要的往往只是年青、只要求最低工資、不必提供福利、不必長期僱傭的農民工，因此，中國就業勞動力的總數雖然沒有明顯下降，但對知識型勞動力的需求卻在相對萎縮。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種「知識型勞力過剩」不僅僅只是勞動力市場結構調整問題，它還意味著一個非常嚴酷的事實：社會精英向上流動的渠道發生梗阻，這將引起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以預見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在高等教育部門短暫的盲目擴張之後，隨之而來的將是高等院校的調整收縮。中國政府今年規定，就業率過低的學校必須減少招生，就是高等院校調整的信號[32].當許多家庭節衣縮食、負債纍纍供養出來的大學生、碩士、博士都難以就業時，人們將不得不減少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資」；而無力為子女投資高等教育，又使子女更加難以就業。另一個必然結果則是，幾百萬長期失業的大學畢業生在中國人的忍耐底線上勉強「活著」，當他們和眾多國民感到連「活著」都困難時，大量受過教育卻沒有生活出路的人士將可能重複上個世紀小知識份子們走過的「革命之路」，統治集團「穩定壓倒一切」的治國方略必然會受到持續不斷的挑戰。
（四）農村的凋敝、農民遊民化與農民工的悲慘生存處境
不少中國人與中國政府一樣，很以北京、上海看起來比紐約更現代化而自豪。但有一句話很能說明中美經濟實力的差距：要想瞭解美國的富裕，應該去看美國的鄉村；要想瞭解中國的貧窮，也應該去中國的鄉村。世界各國現代化的成就無一不是以農業的現代化與農村人口的城市化為主要標誌。但中國歷經20多年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不僅未縮小城鄉差距，反而從總體上擴大了城鄉差距。本文不討論農民的權利以及農村基層政權黑社會化這些問題，僅僅只討論生存底線問題，即農民的生存狀態，亦即中國政府一向矜誇的人權指標「生存權」。
1.農村經濟的凋敝
中國的土地承載不了天文數字般龐大的人口，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即以官方承認的數字論，中國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總數的22％，而中國的耕地卻只占世界總耕地面積的7％，預計下世紀中葉人均耕地會降到1.2畝，達到嚴重超負荷承載的極限（由於目前農用耕地迅速減少，人均耕地減少趨勢會加速）。與其他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現代化進程相比，中國存在著一個相當獨特的現象，在農村耕地總量減少、人均耕地面積下降的同時，農戶總數卻在增長，這一現象正好與戶均耕地面積加大的國際趨勢完全相反。1978年，中國農村人均耕地面積為1.54畝，戶均耕地面積8.59畝；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積降為1.43畝[33]，戶均耕地面積銳減為5.44畝，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農民總數已逾6,000萬人[34].戶均耕地面積驚人的下降導致的直接結果就是農戶經營規模不斷縮小，經營農業的家庭收入相對減少，農村剩餘勞動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不僅很低，而且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與城市的差距不斷拉大：199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這一比例已擴大為1：3.24[35].2003年北京召開全國人代會期間，中國政府也正式承認農民收入還在下降。如果說1949年以前的中國自耕農尚能保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目前中國的小農經濟連自給自足都做不到了，許多農民必須要靠非農業收入才能交納各種多如牛毛的稅費。
2.失地農民增多，農民遊民化
發展鄉鎮企業、讓農民「離土不離鄉」，曾經被譽為中國式發展道路的一個特點。其實，鄉鎮企業的發展早就陷入「瓶頸」狀態。1996年以後鄉鎮企業的發展迅速減緩，1997、1998年鄉鎮企業的就業人數以每年500萬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鄉鎮企業的實際就業人數還未恢復到1996年的水平[36].與此同時，自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出現了所謂的第三輪「新圈地運動」，這輪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農民的用地為目標。在這一輪「圈地運動」中，地方政府官員已經赤裸裸地將公共權力用作私人瓜分資源的資本，與從事房地產開發的經濟精英及農村基層幹部合作，利用黑社會組織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遷者與耕地被佔用者就範，失地農民因此劇增。據測算，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通過低價徵用農民的土地，使農民蒙受了2萬多億元的損失，而這些資金本來完全可以用來為農村居民建立社會保障體系[37].目前，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達到2億多，但由於城市裡失業率普遍居高不下，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通道也逐漸梗塞。從1996年開始，許多城市開始從嚴控制農村勞動力的流入。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要消化天文數字般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至少2億人）已經是一件不可能之事。
現在中國農村女性為了生存而被迫賣淫的事例已經相當普遍。《南方週末》曾登載過一篇「被雞頭改變的村莊」，講述了湖南省漵浦縣低莊鎮25個村莊逾千名農村女童和女青年賣淫脫貧的悲慘故事[38].在廣西柳州的農村已經形成了以農村婦女為主體的賣淫「集市」[39].社會強迫農村女性犧牲的不僅僅是她們的肉體，還有伴隨她們一起墮落的中國人的生活質量。
3.農民工悲慘的生存狀態
既然依靠土地無法生存（稅負甚至超過了農田的收益），農民只能像洪水般四處漫溢，但許多農民工即使在城市裡找到一份工做，其生存狀態也往往非常悲慘。他們多在私營企業及「三資」（港、台、南韓投資）企業這類勞動密集型企業工作，這些企業具有勞動強度大、超時工作多、工資低、勞動保護設施差等特點，勞動爭議及勞動事故多發。一般來說，農民工容易受到下列幾種侵犯：
（1）勞動強度過大，勞動時間過長。廣東的三資企業三分之二以上都要求工人超時工作，有時甚至發生工人過勞死現象。筆者1998年12月就曾參與處理過一起民工過勞死事件，年僅25歲的江西農民工徐章水在深圳四海製衣廠打工，被老闆強迫連續工作48小時而活活累死。河南省也有三分之二的私營企業強迫工人超時工作，有的農民工每天的工作時間竟達14小時以上[40].中國政府規定的每週勞動小時是40小時，但據一項專門針對非公有企業（含三資企業與私營企業）女工的調查，每週工作44至48小時的女工占41.1％，一週工作在49至56小時占22.9％，每週工作57小時以上的占10.2％，其中最長者竟達84小時[41].
（2）各類工傷事故頻繁。以「三資」企業集中、現代文明程度較高的深圳為例，該市每天平均發生工傷事故30至50起，這還只是參加了工傷保險的企業之員工所發生的事故，未參加工傷保險的以及「私下了結」的還未計算在內[42].僅在1998年，深圳市的外來農民工就傷殘11,415人，工傷死亡80餘人[43].深圳是中國對外展示現代化成就的「櫥窗」，該地尚且如此，其它地方農民工的待遇就更糟了。尤其是在私人承包的各類礦山，死亡等工傷事故經常發生。1990年全國礦山死亡10,435人，1991年9,777人，1992年9,683人[44]；1995年礦山事故死亡10,572人，1996年9,974人[45].僅1997年3月4日至4月11日，山西省白河縣在外做工的農民在3次煤礦事故中就死亡98人。據該縣政府統計，自1994年以來，當地每年外出打工的農民高達2萬人，而每年因事故死亡的達80人以上，重傷致殘20人左右[46].安徽省私營企業僅1998年一年就發生各類火災1,032起，死32人，燒傷96人[47].2001年廣西的南丹煤礦事故發生後人們才知道，每年該礦公佈的死亡人數遠少於真實死亡數字：2000年因事故死亡259人，只報了57人；2001年1至7月因事故死亡264人，只報了94人[48].
這類瞞報工傷事故中死亡人數的事在中國非常普遍。2001年12月30日江西省萬載縣一個爆竹廠發生大爆炸，此事發生後18天，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舉行了有關生產安全的新聞發佈會。會上一些記者就一些地方政府抗拒輿論監督並毆打新聞記者一事提問，該局主持會議的一位副局長竟然如此回答：「安全生產事故的報導，原則上要求不炒作、不渲染，應該有利於社會的安定團結。……對事故的現場報導、傷亡人數、處理情況應該遵循統一調度[49].」據新華社2003年2月24日消息，國家安全生產管理局的統計數字透露：2002年一共發生各類事故107萬起，接近14萬人死亡，其中工礦企業發生的事故多達14,000起，大約15,000人死亡；發生了26萬起火災，死亡2,400人。這就是在政府「統一調度」下公佈的工傷統計數字：平均每8起事故死亡1人，每100起火災平均只有1人死亡，其虛假性顯而易見。
（3）工作環境不安全，職業病高發。鄉鎮企業、私營企業以及一些港台資企業的工作環境差，沒有勞動保護設施，急性職業中毒事件時有發生。至1997年底，中國累計有53萬塵肺病人，其中12萬人死亡，每年平均死亡約6,000人[50].據2000年衛生部發佈的統計報告，當年各類職業病共發生11,718例，比1999年增加了14.5％；其中塵肺病占77.7％，慢性職業中毒占10.2％，急性職業中毒占6.7％[51].其中最典型的是急性苯中毒事件，據披露，制鞋業是福建省的主要行業，制鞋業普遍使用含苯的塗料，因此福建也是苯中毒大省，至1999年該省已有200多人死於苯中毒[52].
（4）拖欠、剋扣工資現象嚴重。這在私營、港資、台資企業中時有發生，1998年中國各級勞動仲裁委員會受理的勞動報酬爭議案高達31,396件[53].另一項調查表明，在中外合資企業中因勞動報酬而引起的勞資衝突占各種衝突的75.8％[54].老闆拖欠工人工資然後潛逃的事情也經常見諸報端[55].2001年2月9日，浙江義烏市蘇溪鎮徐豐餅乾廠工人徐冬根向廠方索要被拖欠的工資，竟然被暴打身亡[56].1999年1月至2月，哈爾濱《新晚報》記者金焱與她的同事一起為3,000多名打工者討回欠薪400多萬元，被傳為一時美談[57].
（5）人身虐待時有發生。例如，1998年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展翊廠（台資廠）接連發生40多位農民工發生斷指工傷事故，該廠工人經常被工頭毆打[58]；2000年1月上海市南匯區四川籍女工劉文英因要辭工，惹怒老闆夫婦而被砍斷兩根手指[59]；深圳市大白豚桑拿中心經常對員工脫衣搜身，一位叫阿珍的按摩技師自2000年12月至2001年3月這段時期竟被強制脫衣搜身39次[60]；鄭州市溝趙鄉玉林磚廠老闆對待工人像對待牲口一樣，工人每天被迫從清晨4點工作到晚上8點共16小時，吃的是發餿變質的霉米飯，人均居住空間不足1平方米，動輒就得挨監工與打手的毆打，有的工人被打斷胳膊，得不到醫治而殘廢，工人連辭工的自由都沒有，每天被嚴加看守[61].
上述企業的老闆之所以有恃無恐，是因為得到了當地政府官員的支持與保護。不少調查材料指出，事故頻發的小煤窯之所以能大量存在，與地方政府將其視為小金庫有關。例如，湖南省永新縣郊鄉的鄉幹部每天輪流到該鄉的小煤礦「值班」，其實就是收「規費」（每天1,200元）[62].還有的小煤礦就是國營大礦的負責人開辦，再承包或賣給其他小礦主，用以謀利。這些人構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所以每當小煤礦發生事故後，當地政府與國營大礦負責人總是隱瞞包庇[63].
中國近20年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是出口貿易，而中國產品之所以能夠在國際市場低價競爭，就是因為私營和港台資企業能將工人的工資福利壓到最低水平，並把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加到最大。這種做法雖然違反中國的相關法律卻受到地方政府的保護，這正是農民工悲慘狀態的根源。面對這樣的事實，恐怕誰也無法否認，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比當年恩格斯的名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描述的還要悲慘。但最不幸的還不是這些能夠找到工作的農民工，而是那些成為遊民的進城農民，中國的官方用語稱他們為「三無人員」（無正式職業、無固定住所、無合法證件）。近年來中國各地政府針對進城農民實行不人道的強制收容制度。2003年春天，廣州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所受虐致死，這一制度受到社會輿論的嚴厲譴責而被暫時廢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遊民在中國城市的生存條件獲得根本性改善。受到社會如此不公正不人道對待的農民，其心中蘊積的反社會情緒一旦爆發，必然會造成對社會極大的傷害。不可能設想幾億城市人口能夠在凋敝的農村和貧困的9億多農民的包圍下，長期安享現代化的成果。權貴資本主義與仇恨富人的民粹主義，從來就是發展中國家政治病的一對「雙胞胎姐妹」。
持「中國經濟繁榮」論的研究者們大多都將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從研究對像中排除，以偏概全地將少數幾個「現代化櫥窗」都市再加上一些省會城市為例來支持「繁榮論」，似乎那幾個櫥窗城市和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就可以代表整個中國。然而，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生活在那幾個都市和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對占總人口70％的農民與大多數經濟欠發達的小城鎮的居民來說，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人的生活只是他們遙不可及的一個夢。
三、中國的政治統治為何能夠維持「穩定」？
貪污腐敗肆虐、盜賊蜂起、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失業者遍佈全國城鄉、黑社會化趨勢加快等等，確實已構成中國社會嚴重的危機。維持社會穩定的4大要素中的3大因素，即生態環境、民眾的必要生存條件以及社會的道德整合能力，不但無法支撐社會的穩定，相反卻成了危機的直接來源。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統治為何還能夠維持下去，且在外國觀察家們看來還穩如磐石呢？其原因就在於中國政府越來越藉助於政治整合力量，採取了一系列政治暴力措施，強化了政治高壓，將任何有組織的力量消滅於萌芽狀態。正是這些與現代政治文明嚴重相悖的手段，使得中共政府的統治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一）政治高壓重新成為整合手段
中國社會之所以沒有陷入一盤散沙的崩潰局面，是因為近年來中國政府在維護內部秩序時所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要「將一切不安定因素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共政府努力造成這樣的現實：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中共垮臺必然導致中國的崩潰。由此推論出的邏輯結果就是：為了中國不陷於崩潰，就得容忍共產黨通過「改革」達成的利益分配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市場經濟＋極權政治」。近年來，中國政府大大加強了各種社會控制手段：
首先，藉助政治暴力加秘密警察，將一切有可能形成的組織力量消滅在萌芽狀態，從而使中國民眾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形成有組織的對抗力量，對工人農民的有組織的活動尤其如此。近年來，由於國營企業管理層的貪污腐敗，國有企業破產停產現象日多，大量工人下崗失業、拖欠應發工資、工作條件日益惡劣等引發的勞工糾紛和抗議示威活動不斷出現。中國當局動用武力鎮壓參加抗議示威活動的工人，並以種種罪名逮捕和監禁工人代表。遼陽市工人運動的代表姚福信和肖雲良被當局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處7年和4年徒刑。不少新興的「農民領袖」也面臨如此命運，當地政府往往先通過「胡蘿蔔加大棒」把抗議的農民遣散，然後就以各種罪名逮捕領導農民進行抗議活動的「農民領袖」。
任何形式的社會反抗只要不是有組織的力量，對於擁有一切專政手段且有豐富專政經驗的中共政府而言，都無法構成重大威脅。近幾年來，「危害國家安全罪」、「洩露國家機密罪」與「陰謀顛覆政府罪」成了使用頻率相當高的政治罪名，其功能等同於毛時代的「反革命罪」，成了國家對個人栽贓陷害的合法形式。「大赦國際」2003年初頒布的報告指出，中國政府鎮壓包括法輪功組織在內的宗教團體和一些少數民族團體，有100多萬中國人未經過合法起訴被收押和遣送。2001年底的統計數字顯示，大約有31萬人在未經法庭審理的情況下被關進勞改營、接受「再教育」。據最高法院公佈的數字，2002年因「危害國家安全罪」而判刑的就有3,402人[64].
其次，利用利益控制與特務手段控制官員隊伍。官員們現在為政府效力，唯一的動機是為了利益。在當今的中國，當官是最好的人生出路，「一人得道、全家昇天」仍是中國社會的實際狀況。由於用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及「為人民服務」等虛幻的意識形態口號已經無法駕馭這樣一群唯利是圖的官員，中國當局開始藉助一些極不光彩的手段，如利用抓貪污腐敗等把柄控制官員。這種反貪污腐敗的主要目的已經不是遏制腐敗，而是為了讓官員俯首聽命、執行政府指令時不以個人良知為向背。就在2004年6月，中國政府甚至推出所謂「一二三反腐工程」（全稱為「新世紀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對策研究」）[65]，而這個反腐工程的要點無非是讓官員退贓，交錢買「官位保險」。在條文中，政府承諾不管官員貪污了多少，只要交上「買路錢」，一律既往不究。從其實質來講，這個「一二三工程」是中國政府對銀子都進了貪官污吏的私囊嚴重不滿，於是就利用手中操有生殺予奪大權，讓貪官們拿出貪污所得來分贓，整個行動有如中國民諺所言，「竊賊手裡強盜打劫」，其本意並不在於制止貪污腐敗，而在於分贓。這條措施實際上等於宣告，中國政府承認貪污腐敗合法化。
中國的官員們並非不清楚中國現在危機四伏的困局，也並非人人都從心底裡認同目前這種「黑金政治」。但他們也很清楚地知道，在這架按慣性運作的巨大國家機器面前，自己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零件而已；若不按照官場慣性運作，就只有被淘汰出局。河南省政府對待愛滋病患者的態度就十分典型，當地政府藉口「疫情信息會成為境外反華勢力詆譭我國形象的口實」，迫害上訪的愛滋病人，當上訪者問警察為何要逮捕他們時，警察竟然說出了這種話：「想知道你（指上訪者）犯啥法啦，一腳踢死你，你就知道咋回事兒了！」甚至坦言：「我們是政府餵的狗，讓咬誰就咬誰，全聽當官的[66].」文化層次稍高一點的官員則往往聲稱，自己所做的一切「只是職業需要，我們心裏還是知道誰是誰非」。這些話讓人不能不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哀，因為這正好說明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分裂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文化大革命」當中，部份紅衛兵像狼崽子那樣打人殺人，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真在捍衛「神聖的無產階級革命」，做的一切在道義上都是對的；而現在，所有發佈整人命令、負責監視匯報的人，在從事「職業需要」的一切工作時，心裏也許知道所做所為未必正當，被整、被監視的人也未必真做了甚麼十惡不赦的事情，但為了自己的利益需要，他們不僅參與整人或監視匯報，而且還非常投入，以便為自己的陞遷或獎金墊上幾塊舖路的石頭。
不能設想這樣的政府能夠將中國引領到「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中去。這一點其實只要看看中國政府對之表示友好的「國際夥伴」都是些甚麼國家，就非常清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
如果要對中國目前的政治狀況作一總結，可以概括為幾個特點：
1.公共權力私人化：中國的權勢階層已經將公共權力一概視作為私人謀取利益的的資本，每年被查辦以及被悄悄放過的大量貪污腐敗案件就是公共權力私人化的最佳註腳。
2.暴力「合法」化：擁有「合法傷害他人能力」[67]的政府機構工作人員使用權力誣陷平民，漸成司空見慣之像。最典型的例子有兩個，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個縣公安局副局長勾結他人誣告私人企業主蔡寶銀，強行奪走蔡的1.8億元巨額資產[68].如果說這個案件只涉及少數幾個官員，那麼2003年的鄭恩寵案件則是國家誣陷的一個典型。上海的「紅頂商人」周正毅勾結地方政府官員強行拆遷居民住宅，為受害居民辯護的律師鄭恩寵被當局以「洩漏國家機密罪」逮捕，並於2003年10月判刑3年。鄭案表明，中國的各級政府越來越隨心所慾地使用政治暴力與誣陷手段對付一切他們不喜歡的人士。由利益集團操縱法律任意誣陷他們不喜歡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權力私人化與暴力合法化現象。
3.政府行為黑社會化：近幾年在各地頻頻發生的城市拆遷事件與農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奪民財的經濟精英背後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撐腰。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地方政府的行為越來越接近黑社會組織的行為，唯一的區別在於黑社會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則是合法的，這種「合法的黑社會」比之於非法的黑社會，其暴力肆虐之處，更讓公眾無所逃遁。
近幾年來，西方學者使用「失敗國家」這一概念來分析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情形[69].上述幾個特徵正是這些「失敗國家」的共同特點，中國目前與那些「失敗國家」的一個主要差別是中國還未出現從「軍隊政黨化」到「軍隊私人化」這一轉化過程。
（二）意識形態戰略
於中國政府而言，上述政治高壓措施只是「治表」，最重要的還在於意識形態教育，這種教育的目的在於讓國民從內心深處認同現行政治體制。在實行新的意識形態戰略與加強公共領域控制方面，江澤民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要嚴厲得多，所採用的軟硬兼施策略比毛時代單純的政治高壓更容易成功且不露痕跡，因此也更不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反感。這種以醜化西方民主政治為核心內容的意識形態戰略與公共領域的控制相輔相成，其主要策略如下：
1.通過學校教育向青年一代灌輸中共的政治思想
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中心內容是醜化西方民主政治與自由、人權等價值觀念。「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害怕中國強大，一心想搞垮中國，人權等口號是美國等國際反華勢力借用的一張牌」這類用語，中國青少年一代耳熟能詳。這類宣傳是中國青少年通過學校教育獲得國際知識的主要渠道，最後讓中國的青少年一代形成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美國情結」：在科學技術上以美國為師，在國際關係與社會制度上以美國為敵，在生活水準上追仿美國。這種情緒又轉化成當前流行的民族主義情緒，美國則經常成為中國民族主義者渲瀉不滿的對象。一些人在中國社會裏積蓄了種種不滿，但無法針對當局發洩，轉而把美國當作「靶子」，認為美國是造成中國種種困難不幸的「萬惡之源」。他們抨擊美國時所運用的恰恰就是官方灌輸的醜化西方的扭曲政治觀念。
在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認識方面，只看共產黨教科書的青少年的認識更是混亂。許多青少年根本不知道「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悲劇，也不瞭解「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為何事，只知道「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如此教育浸染下，中國社會對毛澤東的認識、對毛澤東領導建立的這一專制政體的認識都陷入一種奇怪的混亂狀態中。90年代進入成年期的一代青年人中竟有不少人視毛澤東為理想的政治領袖、以「文化大革命」為理想社會的模本，動輒就在網上貼出「文化大革命多好啊」，「要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社會公正就不成為問題」等。羅馬政治家西塞羅有句名言：一個不知道自己出生前發生了甚麼事情的人，等於沒有長大。受過這種意識形態教育的青年，往往對西方民主思想具有免疫力，從未出國的青年人自不待言，即使目前身居國外的青年留學生中也可以找到不少這種人。不少學成回國的留美學者展現出這樣一種「邊緣人」心態：在美國受過的教育與經歷是其得以傲視國人的文化資本，而批評美國又是其在國內立足的政治資本。
意識形態控制其實就是一種依靠政治暴力推行的文化暴力。這種意識形態戰略還產生了一個奇妙的政治後果：無論是中共政府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在述說自己的觀點時使用的竟然是同一套話語（這套話語受毛澤東與魯迅兩人影響甚深）。在這一時期內進入中國學習漢語的外國人，所使用的中文話語往往也是這一套。在此講述這點絕非多餘，因為話語的功能不僅僅只是思想的外殼，它本身包含很強的價值選擇與價值判斷。可以斷言，在中國今後的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人們還將看到這套意識形態話語的強大作用。
2.全面加強對媒體的控制
中國政府壟斷了幾乎所有媒體，並「與時俱進」地完善了毛時代對媒體的制度化管理，基本手法是用「卡住從業者的胃」這種手段，迫使新聞從業人員「自覺」認同和扮演「黨的喉舌」這一角色，也使有良知的知識精英沒有任何輿論陣地可以依托。與現代文明國家不同的是：新聞媒體與中國政府之間的關係一直由共產黨制定遊戲規則，掌握「發牌權」，新聞媒體處於受嚴格控制狀態。表面上中國的新聞媒體與公民享有各種自由，例如中國的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47條更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但事實上中國公民從來就未真正享受到憲法上規定的種種權利。因為中國現存的所有法律、行政法規、行政規章以及地方性法規都與憲法相悖，嚴格限制中國公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上述自由。僅在新聞行業，這樣的條文規章以立法形式出現的就多達60多種，而中宣部隨時根據形勢需要頒布的各種禁載規定就更不計其數。憲法的規定只是政治擺設，意在向世界表明：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也有政治文明。
據總部設在紐約的「保護記者協會」公佈，中國是世界上囚禁記者最多的國家。截至2001年10月31日，中國共囚禁了118位記者，幾乎占全世界被關押記者總數的三分之一[70].在中國政府眼中，邏輯竟是如此奇怪地被顛倒：製造社會不安定的人，不是貪官污吏及麻煩製造者本身，而是批評並指出這種問題根源的人。2004年的《南方都市報》記者「受賄案」，可以被看作是動用國家誣陷手段進行政治迫害的又一個最新例證[71].
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加強了對互聯網的監控管理。自從1994年中國首次與全球互聯網聯通以來，中國當局不斷試圖控制中國的互聯網連接。初期的互聯網保安策略是嚴格限制國際性網絡連接。至今國際社會與中國的5個主要網絡之連接，仍經由代理服務器通過官方的國際「網關」，過濾和監察網絡電信是這一控制的焦點。國際社會將中國的網絡過濾系統稱為「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牆」。從1999年開始，中國政府不斷加大資金投入，網羅了不少計算機專業的大學畢業生擔任網絡警察，希望控制住互聯網這匹奔騰的「野馬」。2001年中國政府開始實施《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72]，以法律的名義控制網絡。目前，中國正在建設一項龐大的「金盾工程」，2003年9月該工程部份啟動。據參與這個工程的外國專家稱，這一工程一旦完成，中國政府將擁有一個有能力「看見」、「聽到」和「思想」的全國性監控系統[73]，能夠實施對公民無所不至的行為監控，喬治．奧威爾在《1984》一書裡描寫的情況將在中國成為現實。
3.對知識份子採取「收買」與「打壓」並行的策略
「六四」民運之後，中國的知識精英們面臨重新定位的困惑。自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政府採用收買政策，用各種學術榮銜與物質利益作誘餌，將絕大多數知識精英納入了體制內。對於那類對現實持批評態度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則採取各種嚴厲的打壓措施，如規定各類媒體與出版社不准發表與出版這些人的文章及作品，讓這些人所在的工作單位以各種非政治理由將他們開除或解聘，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對於社會影響極大的自由主義知識精英，則派國安局特務跟蹤監控、搜查住所、進行人身迫害，想方設法迫使他們離開中國。
這種軟硬兼施的策略極其有效地消彌了知識精英的批判意識，大多數知識精英根據本身的資源佔有狀態調整了治學方向，對政治與社會問題採取了犬儒主義的苟且態度。從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政府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前所未有地和諧，而且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這一「良性互動」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中國知識精英的主流已經默認威權政治的合法性。部份鋒頭頗健的精英甚至公開提出：「中國國情所限，只能實行威權統治」：「一個現實的出發點是，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論說已經破產，而且施行於中國是否具有有效性無法預測」；中國應該實行一種「父愛主義」的「現代仁政理論」[74]，這種「仁政」當然還是以「賢人治國」的「人治」為特點。此論一出，頗受海外中文媒體追捧，似乎中國捨此無他出路，中國對民主政治的百餘年探索全屬枉費心思之舉。
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與現實處於隔離狀態的錢鐘書才成為政府與學界共同追捧的「學界泰斗」與「一代文化名人」；錢先生那些與現實完全不同構的知識，才會被吹捧為這個時代的「最高文化成就」與「學術里程碑」──沒有思想自由的極權專製造就與鼓勵了這種完全與現實隔絕的文化，也為這種文化產品造就了無數的欣賞者與追慕者。除了部份有智囊情結的知識精英忙於思考各種「對策」與上「條陳」之外，大多數知識精英越來越滿足於在現存的利益格局中分享既得利益。少部份利用在80年代與90年代尚有生存餘地的民間話語積累了社會聲望的知識精英也因利害考量，漸漸以遠離社會的所謂「純學術」自居，與政府之間形成了一種精巧的互動關係，目前正安享著政府賜予的各種榮銜，埋頭做著「善終考」的功夫。
知識精英的墮落程度是衡量一個社會墮落程度的最重要尺度。9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知識界與思想界的侏儒化以及他們提倡的「合作主義」精神，對維護政治統治的穩定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的知識份子正在迅速分裂，那些處於社會邊緣、無法進入知識圈中心位置的失業大學生們與這批知識精英的關係，有如當年毛澤東這類小知識份子與胡適、蔡元培等人的關係；這兩批人對政府的態度也有如當年這兩類知識份子的態度：待在既得利益分享圈之外的青年知識份子批評政府、呼喚革命，而躋身於既得利益階層的知識精英們則要與政府合作並力圖保持現狀。
（三）精英集團聯盟的政治功能
90年代初，中國政府表面上堅持自己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官員們卻忙於和經濟精英們建立非常密切的私人利益關係。到了90年代後期，中國社會總財富的85％已經成為少數政治、經濟精英們的囊中之物，中國政府因此調整了自己的階級合作戰略。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為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合作拓展了廣闊的解釋空間，「讓資本家入黨」只不過是讓經濟精英進入體制有了一條合法的政治通道。中國的知識精英在80年代最大的幻想是：中產階級一旦成熟以後，就會要求政治上的民主權利。這一幻想至90年代後期完全破滅了。中共政府的政治策略是將經濟精英與聽話服從的知識精英納入體制內共享利益，但絕對堵死可能導致民主化的通路，也不讓經濟精英與知識精英分享政治權力。
對於來自於底層的社會反抗，中國政府則越來越依賴於明顯的暴力鎮壓，甚至不屑於再做表面上的安撫工作。2003年曾發生數起因抗議無望而自焚的事件，其中幾個自焚未遂者如周永華不僅未得到安撫，反而被投入監獄。到2004年4月，北京市政府竟然出台一部名為「關於維護群眾上訪現場秩序的工作意見」的法規，明確規定「對採取自殺、自焚、自殘等極端行為的，公安機關及時制止和救治，對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依法追究責任」[75].這部法規表明，中國政府已經用法規的形式將敉平社會衝突的重點從對底層的安撫轉為政治高壓，公眾甚至連自殺抗議的權利都被強制取消。這種懲治自殺者的方式除了中國「文革」時期對自殺者的政治裁定，如「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與之相類之外，在近代文明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例。可以說，對付地方性的小規模群體性反抗，已經成為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日常作業，這方面他們已經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經驗。在精英集團聯盟日益加強的情況下，不掌握任何資源的社會底層動亂雖然有如烽煙四起，卻因消息被封鎖而只能局限在某一地區，無法形成跨地區的反抗，因此往往被有效地鎮壓下去，根本無法構成對極權統治整體性的威脅。
（四）外資的大量進入與國際社會中政治壓力的微弱
將前蘇聯的國際關係與中國今日的國際關係相比，就會發現今天的中國相當幸運。前蘇聯與歐美國家一直處於冷戰狀態，兩大陣營之間並無多少經濟交往，因此也就沒有形成牽絲攀葛的各種利益關係。而今天的中國不同，對外開放使得中國與世界各國形成了多層次的經濟交往。到2003年12月底為止，中國累計批准設立外商投資企業465,277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041.71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已經佔據重要地位[76].在華投資的國家和地區已超過180個，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國公司中已有400多家去中國投資[77].目前，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金額僅次於美國，居發展中國家之首。
預期中的巨大商務利益，使西方民主國家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重視它們與中國之間在意識形態與政治制度方面的巨大分歧，各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事實上都受到本國商界的掣肘。在國際資本眼中，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投資市場，中國那13億人口的購買力不可忽視，至於中國的政治形態與人權狀況則完全可以忽略不計。即使當他們弄明白中國有購買能力的人口其實最多隻有3億左右，但對於人口總數基本上都低於3億的發達國家的財團與商人們來說，這就夠了。正因為如此，當日本在1989年率先與中國恢復經濟關係以後，法國、德國相繼放棄了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重新交往，這種交往背後當然是經濟利益與巨額的商業合同。一些號稱「中國通」的外國學者給本國政府的公開建議是：「要想與中國保持經濟交往，千萬不能批評中國政府」。在法國與德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成為「政治問題」[78].國際社會這種實利主義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國政府在香港中學的教科書中可以如此總結自己處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國國內爆發了『六四事件』，中國在國際上一度受到孤立。當時中國採取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國孤立而採取敵對態度，以靜候與外國關係改善的時機到來。1996年，大部份國家與中國關係恢復正常，中國在國際上再擔當重要的角色[79].」
這種壓力減輕是逐漸的過程。香港回歸併逐漸納入中國政府的政治控制之下，使香港不再享有1997年以前的自由。而台灣近年來由於中共政府「以商制官」的策略大獲成功，隨著台商進入大陸投資者日多，台灣的政治形勢已經大為改觀，長達70多年的宿敵國民黨由於失去了執政地位，不少老國民黨人出於對「台獨」的深惡痛絕，已經成為中國政府的座上賓與統戰對象，台灣人最中意的上海已經出現了多個台灣人聚居小區。即使在SARS為台灣帶來一片恐慌的2003年1月至4月，台商在大陸的投資都比2002年同期增長74％[80].如果沒有甚麼特別不利於中國大陸的事情發生，可以預見，香港、台灣這兩個歷來被中國政府視為「反華勢力顛覆中國政府的基地」已經不再具有1989年以前那種作用。
用中國政府的話來闡述，目前的「國際形勢大大有利於我國」。聯合國的人權委員會曾經是美國讓中國政府因人權問題備受難堪的場所，但中國政府的外交「智慧」確實在90年代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這個委員會的53個成員國席位中，不少是由古巴、中國、北朝鮮、蘇丹、越南、剛果、津巴布韋等國際社會公認的人權狀況很差的國家佔據，這就給了中國很大的外交活動空間。除了利用這些國家在人權狀況上「同病相憐」這點情結之外，中國政府還成功地運用了「國際援助」等金錢外交手段。一直以捍衛人權為使命的美國，終因在這個委員會中有太多的敵人而於2001年落選，此後雖然在這個委員會中重新獲得席位，但再也未能恢復它在這個委員會中原有的影響與支配力。2003年的日內瓦聯合國人權會議上，美國沒有提出對中國人權的議案，雖然被解釋成「伊拉克戰爭時期美國外交的犧牲品」，但事實上卻是美國對華外交政策轉變的一個風向標。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國獲得了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頒發的人權獎。雖然這個獎項被國際人權團體視為人權史上的極大恥辱，是對人權本身的羞辱，但中國政府卻為此沾沾自喜。
自從中國加入WTO以後，中國不再需要每年由美國國會投票表決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美國手中已經不再握有「人權外交」的籌碼。對於中國政府而言，美國淡化「人權外交」，算是達到了中共多年來孜孜以求的目標。但對中國國內的民主化進程而言，這卻未必是甚麼好事。近幾年中國政府不斷加緊控制傳媒，加強對反對聲音的鎮壓，國家安全部對社會生活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並公開化，實際上就是美國在人權問題上逐漸軟化立場的結果，因為中國政府不需要再擔心來自美國的干預。
源源不斷湧入的外資大大抵消了資本外逃對國家外匯儲備構成的壓力，為中國政府贏得了相當充裕的時間，可以比較從容地應付銀行系統巨額壞帳帶來的嚴重問題。
中國與各國建立的經濟合作夥伴關係也對中國問題研究圈有影響：冷戰時期歐美各國的蘇聯問題專家對他們的研究對像蘇聯很少有友好態度，而現在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則對中國充滿了好感與友善。近幾年來，中國政府與國際社會共同創造了兩個前景燦爛的神話：一是中國加入WTO以後會促使中國政治的民主化，二是高科技的進步會帶來資訊的自由傳播，有助於打破中國的新聞封鎖。前一個神話只能說是持此論者一廂情願的美好希望，因為WTO不過是國際社會的經濟遊戲規則，不可能期望通過它來改變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目前因為西方投資者在中國的預期利益未能實現，這個神話正在西方社會逐漸退色。第二個神話則被中國政府無情地擊碎了，如前所述，中國政府投資幾億美元的金盾工程（GoldenShield）正在為中國政府用科技手段加強社會控制貢獻力量。但這些不斷破滅的幻想在短期內並未降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美好期望，中國的任何小小的一項政策出台，都可能被解釋出讓人感到前景光明的無限新意。比如2002年末深圳特區推出的行政改革，曾被不少中國問題專家熱情洋溢地解釋成「政治體制改革與三權分立」的試驗；此外諸如中共「十六大」召開以前的「新聞體制改革」神話，「十六大」以後的「胡溫新政」神話，以及「SARS危機將會促使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預測等等，都是這種友善態度的結晶。
國際社會現在對中國政府真是充滿了友好和熱切期望，這是前蘇聯當局從未遇到過的好運。這種好感已經使得一些中國問題專家不再注意一些完全不應該被忽視的信息：比如中國政府從SARS事件上總結的教訓，絕對不是開放輿論、增加透明度，而是更加緊密地對傳媒加緊控制；政府為了從紙面上徹底消滅SARS，臨時制定了一條政策性法規文件，將傳播SARS信息的人視為傳播謠言、擾亂人心，以法律的名義進行嚴懲；至於中國不斷發生的記者與網絡異議人士被捕的消息，更是被一些學者看作個案和個別政府部門的過當行為。
儘管國際社會裏仍然有很多組織和人士非常關心中國的人權狀況和政治自由，但他們畢竟不能左右各國商界和政府的政策。筆者以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前途只能依靠本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外因最多只能起錦上添花的作用，絕非雪中送炭。當年蘇聯若不是要建立一個以自己為領袖、能與西方對峙的龐大紅色帝國，絕不會拿出那麼多的物力人力來「支援」世界革命與中共。
上述所有舉措均有利於中共統治的「穩定」。但中國政府並未利用這一時機實行民主化改革，而是熱衷於用營造經濟繁榮幻象吸引更多的外資，與此同時採取各種為淵驅魚的方式激化著各種社會危機，加劇各種社會矛盾。
四、為甚麼中國政府不再有政治改革的動力？
從90年代以來，中國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進入了「頭痛醫頭，碉d痛醫腳」的修補狀態，完全放棄了80年代曾一度提上日程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一詞本來包含有價值取向的制度性變革在內，但中國政府現在卻把各種政策規定的改變都掛上「改革」這塊招牌，甚至許多違反社會公正、傷害多數民眾利益、只有利於少數利益集團的政策變動也一律戴上「改革」的桂冠，比如義務教育被「改革」成「教育產業化」，公費醫療體制被「改革」成「醫療商業化」，這類假「改革」之名、行敲剝民眾之實的例子舉不勝舉。可以說，「改革」這個曾經讓中國人充滿希望的概念已經被嚴重異化，所有能使中國的政治制度發生進步變革的改革反而陷入停滯狀態。究其原因，這與兩個重要因素有關，一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幻覺，二是隍7d放以來形成「政治退出機制」導致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一）中國人的「聖君情結」與「清官夢」
中共統治之所以能維持穩定，與民眾對中共政府及社會主義制度還存在極大幻想有關。在許多民眾心裏始終存在著一個理想中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個對人民極其負責的黨中央，這是多年來中共通過反覆教育宣傳在民眾頭腦中定格的形象。許多民眾把目前中國存在眾多嚴重問題的原因簡單化地歸結為：中央的「經」是好的，只是被下面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例如，河南省上蔡縣有大批因賣血而感染愛滋病的農民，儘管當地政府官員把他們視為「鬼魅」，百般打壓，但他們還在期待著「唯一的青天──中央」來解救他們。那些愛滋病患者說：「實際上中央的政策都是好的，一到下邊就搞壞了」，「他們（指上蔡縣官員－作者注）所作所為不符合共產黨邏輯，共產黨一貫做事光明磊落」，「他們就像國民黨（事實上說這些話的人並未在國民黨統治下生活過──作者注）」，「現在唯一的青天就是中央，可是我們又見不到。一到下面就變樣了[81].」
中國思想界對民眾的這種認識持兩種評價，部份人認為這是民眾的策略考慮，以便通過這種表述來爭取中央同情，藉此保護自己。另一部份人則認為：民眾一直懷有「聖君情結」與「清官夢」，以為中央政府是清正廉明的，願將中國引領到光明之途，只是由於貪官污吏處處掣肘，那些具有理想主義精神願意為人民辦實事的「清官」無法施展才能，結果導致目前這種局面的出現。
筆者以為，這種「現代聖君賢相」的幻覺其實是中國傳統的「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農民文化的現代版，在中國有極深厚的民間基礎。中共長期以來意識形態教育的結果，不但未改造這種文化，毛澤東時代還通過「造神」運動把這一觀念推到了極致，只不過「聖君」從封建時代的皇帝變成了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罷了。幾年前朱扁基就任總理時，就是被視為「賢相」而被賦予了太多的理想色彩，因而不得不承載了太多的民意和過於厚重的期望。這固然因朱個人特殊的性格一度極富魅力，但歸根結底還是民眾的「聖君賢相」夢想在起作用。
從21世紀初開始，中國民眾再次寄希望於一點：共產黨高層權力的代際更替能讓所謂的「黨內健康力量」上台，從而維持中國的發展和社會穩定。中共「十六大」之後，一如當年對朱扁基的熱切期望一樣，人們多少有點一廂情願地盼望著新一屆領導人有能力有決心抑惡揚善、除奸舉賢，把中國帶入一個文明興旺的新時代。多數國人所期盼的「新時代」不是「新」在政治制度上──在中共意識形態的長期灌輸下，中國人大多對民主政治其實並不瞭解，不少人還抱有西方民主制度是虛偽的這一觀念──而是「新」在能夠安居樂業：城市居民希望世界物質文明潮流別將自己拉下太遠，農民則盼望政府能讓自己維持溫飽。
其實，這種植根於「聖君賢相」夢想的期盼忽視了現代政治的一個基本特點：專制政權初創時期的領袖往往是鐵腕強人，其個人的超常規權力經常超越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於是國家興衰、民眾安危往往取決於強人領袖的個人意志；而這種政權進入成熟期、且結束了強人政治後，制度的力量就遠遠大於領袖個人的力量，領導者的個人意願往往只能服從制度的常規性權力。正因如此，毛澤東可以超越制度行使超常規的個人權力，並且率性而行，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但他的繼任者鄧小平就不得不部份服從制度的慣性；此後的領導人一代比一代弱，因此也越來越為現存制度的慣性所支配。領導者對現存制度所賦予的合法地位依賴越大，自主行事的空間就越小。
「聖君賢相」式幻想不僅存在於工農民眾當中，也普遍存在於知識份子當中。然而，這種幻想卻一次又一次被嚴酷的事實無情地擊得粉碎。山西省記者高勤榮因寫「內參」揭露運城地區當局弄虛作假、大搞假「滲灌工程」，次年即被該地政府以「受賄罪、介紹賣淫罪、詐騙罪」誣陷而判刑12年[82].江西省府政策研究室《農村發展論叢》雜誌社副社長桂曉琦將中央政府歷年來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彙編成冊出版，幫助農民瞭解有關的政策法規和他們的權利，結果該書卻被江西省政府宣佈為「反動書籍」，強行全部收繳，桂曉琦為逃避省公安廳的追捕被迫流落外鄉[83].高勤榮是想藉「內參」向中央反映情況，桂曉琦則是想借「中央文件」這柄「尚方寶劍」幫助農民，但他們信賴的「中央」卻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支持或保護他們，而是聽任地方政府踐踏蹂躪這些有良知的知識份子。
2003年SARS爆發初期，中國政府按慣例封鎖疫情消息，從而導致疫情迅速蔓延。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不得不將衛生部長張文康解職，讓他充當政府撒謊的替罪羊。但許多中國人寧可相信隱瞞疫情只是張文康的個人行為，而不願意承認這只是張按照體制運行慣例所作的反應。其實中國政府早有保密法規明文規定：「重大疫情屬於國家機密，不得隨意披露」，況且控制新聞以「維持社會安定團結」更是政府的例行公事。在中國，民眾對事涉自己生命安全的重要信息沒有知情權，而政府通過一整套等級森嚴的「內部文件」制度讓各級官員按級別獲取「內部」信息。最近，中國一些鼓吹「現代仁政」的學者又在勸說民眾相信統治者的道德力量，繼續重複這一「聖君賢相」的夢想。
筆者不否認自己在90年代寫《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時多少也存在一些幻想：希望統治者能夠為本階級的長期利益著想，將狼與羊的關係維持在一個能夠讓羊群維持再生產的臨界點上，因為雙方畢竟生活在一個共同的世界裡。但當筆者閱讀了大量有關拉丁美洲國家「改革史」的研究文獻之後，終於得出一個結論：專制（或極權）國家的任何改革，毫無例外都是該國權勢階層與精英群體重新瓜分資源的過程；改革的口號再漂亮，改革方案再如何宣稱是為了民眾利益著想，也絲毫改變不了這一事實。而在精英群體中居於弱勢地位的知識精英，為了在利益瓜分中得到一小塊，整體上也必然走上與政治經濟精英合流的道路。
更重要的是，「聖君賢相」幻想之現代版的存在，也與當代中國的冷酷現實有密切關係。在考慮當代中國問題時，還需要考慮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第一，在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不具備有組織的反抗能力，而新聞管制也使得民眾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在傳統社會中，官民對峙所憑藉的裝備雖有優劣之分，但畢竟同屬於「冷兵器」時代的產品。而在如今，民眾充其量擁有熱兵器時代的早期裝備，而官方卻擁有核武器時代的先進裝備，以及信息時代的一切先進通訊、交通工具，力量的不對稱是盲人也能看見的事實。與此同時，官方還擁有發佈一切信息的權力，鎮壓民眾的反抗可以被任意解釋成政府「打黑」「反黑」，或者是「平定陰謀顛覆政府的暴亂」。在這種用現代武器作後盾的體制化暴力壓迫下，反抗者既無反抗能力，也沒有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性。
中國民眾與官府的關係，吳思在他的《潛規則》與《血酬定律》[84]這兩本書中都有極為精當的分析，那些「元規則」與「潛規則」至今還在支配中國社會，並未成為歷史，「出售英雄」的戲劇也正在各地的反抗事件中不斷重演，只不過出場的人物與時代有所變化而已。
第二，民眾既然無法對抗體制化暴力，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就只能使用個人暴力報復社會，而這種個人暴力的使用方向是盲目的，其施加對像往往是社會上的弱者，並非有能力保護自己及家庭的政治精英。前幾年轟動一時的張君犯罪團伙，雖然聲稱自己是報復社會不公，但其受害者卻沒有任何人曾經施害於這個團伙的任何成員。近年來中國刑事犯罪案件高發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就是政府的體制化暴力催化了個人報復性暴力。
（二）另類「政治退出機制」與精英集團行為短期化
生活在一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衝突日益增多、生態環境明顯惡化、道德秩序崩壞的社會裏，窮人感到絕望，富人感到擔憂，幾乎沒有多少人有安全感與幸福感。於是今天的中國人變成了世界上最愛離開母國到他國「尋找幸福」的族群。這種對外開放帶來的移居國外的機會，無異於給中國的貪官污吏提供了一種另類的「政治退出機制」。這個「退出」，不是指他們在本國政治舞台上退出權力中心，而是指他們在憑藉權力資本積累了可觀的財富後，退出這個被他們折騰得千孔百瘡的中國。因為有這一「政治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精英成了世界上最沒有政治責任感的統治集團。
中國的官僚階層通過「內部文件」制度能掌握大量學者和民眾不知道的社會經濟真相，他們的危機感其實比中國的知識精英們要強烈得多。自90年代以來，中國的「資本外逃」（CapitalFlight）現象日趨嚴重，不少高官早已將在大陸通過各種途徑搜刮來的財富存入外國銀行，其家屬已經在國外舒適地定居下來，中國在他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個繼續撈錢的方便場所而已。近年來歐洲一些國家和澳大利亞等、新西蘭、加拿大等將吸收中國留學生作為發展本國經濟的一大舉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龐大的出國留學需求。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留學而發生的資金外流高達40多億美元，其中不乏讓子女借讀書之機出國「打前站」者。如果說「鈔票」也是一種選票，那麼中國精英對子女與家庭的未來安排，已經表明他們對中國的未來「投」了甚麼樣的「票」。
這一「政治退出機制」對中國當代政治的影響，幾乎可以用近年來在海外定居的中國大陸人的數量與資本外逃數額作為衡量指標。被中國政府與民族主義者詈罵有加的美國則成為中國精英們到國外定居的首選，它那富饒的東部和西海岸，恰如一片巨大的海灘，近百年來中國每一次政治大潮退潮，總會在這片海灘上留下幾片貝殼。如今，遷居這些地方的中國新富們如同過江之鯽，匯成了一股人潮。在洛杉磯，中國新富的「二奶」們定居的豪華居住區，構成了一個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特色居民區──「二奶村」。中國精英集團成員普遍安排家庭成員出國定居，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遍觀世界，沒有任何國家的精英集團有這樣的大規模定居外國的集體行為。
由於這種另類「退出機制」的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兩大精英集團的成員不必再與本國人民共同承受必將到來的各種社會危機，共享嚴重污染的生態環境。對統治集團來說，剩下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儘量維持眼前的政治社會穩定，將目前政治體制所賦予的權力資本的作用發揮到最大，保證自己最大限度地攫取財富，積累「退出」所必須的本錢。因此，精英集團成員的行為明顯的短期化。
兩百多年前，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說過一句臭名昭著的話：「我死以後，哪怕洪水滔天」。而今天中國貪官污吏的共同心態則是：「我離開中國以後，哪怕洪水滔天。」中國既然不再被貪官污吏及其家庭成員視為家園，他們自然也不必再為過分壓搾而產生後顧之憂，中國歷史上有關統治者與人民的傳統「舟水理論」（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也就不再起任何道德約束作用。因此，可能給眼前的利益攫取帶來風險、並使統治集團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體制改革自然被統治集團無限期擱置。
結語
本文第二部份所談的問題正嚴重影響著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與生存方式，而第三、第四部份分析的所有因素都有利於中國政府在短期內維持政治統治的穩定。
本文的分析還表明，希望中共內部的權力更替能改變中國現在的危局，只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想法。那些認為中國政府完全有能力長期控制局面的分析家們，其分析建立在這樣的邏輯之上：中國政府是一支高效團結的「消防隊」，它花費巨大的投入所建立的「消防設施」，如輿論控制、政治高壓、由防暴警察與國家安全部構成的「安全系統」等，能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
但筆者的看法卻沒有那樣樂觀，儘管中國共產黨通過種種以「改革」名義出台的措施與對國家機器的修補，再加上高科技的使用，把中國社會變成一個無法「革命」的社會，從而使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能夠在今後10到15年的時間裏勉強維持下去，但這樣一個距離現代民主政治越來越遠，既不能保證人民的生存權，且被本國精英棄如弊履的國家，稱得上是在「健康發展」嗎？中國的實況並不是「地面上舖滿了乾柴」，而是地下在奔突著隨時可能竄出地面燃燒的「地火」，任何最先進的「消防設施」對「地火」的防禦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共產黨政府終會有撐不住的一天。而由於中共「黨國一體」的長期統治，執政黨撐不下去之時，也就是中國社會陷於解體之日。與以往歷史上大動亂不一樣的是，由於人口的空前膨脹，生態環境的高度破壞，以及社會道德的整體崩潰等制約因素，經歷過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要進行重建，將比以往任何時代的重建都困難得多。
中國究竟應該維持目前的專制政治還是應該走向現代民主政治？答案是清楚的：維持目前這種體制，就是維持少數精英集團對人民大眾的掠奪。那麼剩下的問題是：中國民主化的前景又將如何？君不見，在拉丁美洲一些號稱「民主化」的國家中，人民不是依舊生活於水深火熱當中？
可以預見，中國的民主化將會是一個漫長曲折且危機四伏的過程。根據中國百餘年來引進西方文明那種種「淮桔成枳」的經驗，以及目前中國已具備「失敗國家」的基本特徵這一現實狀況，筆者只能說，民主化將使中國在威權體制之外多了一種選擇的可能，但並非包醫百病的靈藥。中國是否需要政治體制改革，區別在於是由誰來計算機會成本。對於一部份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時間伺機「退出」中國；而對於另一部份還希望（或因種種原因不得不）留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的統治精英來說，他們需要知道自己是否具備了操縱「民主」的能力，如果基本具備這一能力，「改革」也許可能開始；對於公眾來說，則有一個由我們這一代來支付改革成本，還是由下一代支付改革成本的問題。
兩百多年前美國發生了偉大的獨立戰爭，其導火線是「波士頓傾茶事件」。該事件發生後，美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討論：與英國的戰爭是否可以避免？得出的結論是，現在固然可以不開戰，但這場戰爭遲早還是會發生；既然戰爭不可避免，與其讓子孫後代為獨立付出血與火的代價，還是讓我們這一代人承擔責任吧。於是美國人民在其開國元勳的領導下，書寫了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一筆。
中國人是不是也應該拿出美國人民當年的勇氣？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百年立憲的悲劇，不應該再有一個150年還建立不了現代民主政治的悲劇。曾經有過輝煌文明歷史的中國人，應該有能力做出明智的選擇。
（初稿於2002年12月；二稿於2003年7月，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陷阱》（修訂版）之前言發表（香港博大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完稿於2004年5月）
「註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細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組織、個人需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統計調查活動的，應當委託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具有涉外統計調查資格的機構進行。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法規性文件《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該文件刊載在國家統計局的網站上，網址是www.stats.gov.cn.[2]有趣的是，2002年一些與中國關係不甚密切的學者對中國統計局的數據進行質疑時，還有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外國學者出面論證，中國經濟增長率高達9.8％左右，他認為中國統計局的數據低估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
[3]這一規定內容詳見「國務院、中央軍委批轉公安部、總參謀部、外交部、國家旅遊局《關於外國人在我國旅行管理的規定》的通知」（1982年10月9日）。自1978年開始，由中共中央政府、國務院及各部委頒布實行且至今並未廢止的對外及涉港澳台地區信息保密的法規性文件共有60多項，其中包括旅遊、出版、攝影、複印、閱讀圖書資料、發佈統計數據、對外經濟合作提供資料保密、對外科技交流保密、投稿、對外交流、舉辦科技展覽會、複印資料等。見《中華人民保密法全書》，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按照中國的《涉外社會調查活動管理暫行辦法》（2001年3月15日）和《涉外社會調查項目申報須知》（2000年3月20日）的規定，所有涉外社會調查只能由經由國家統計局民間與涉外調查管理處批准認可的機構負責，指定的受托調查機構名單載於「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一）」（2000年7月28日）「涉外社會調查許可證頒發公告（二）」（2000年8月17日）。查閱上述資料，可至中國國家統計局主辦的中國統計信息網，網址為：www.stats.gov.cn.[5]《美國之音》（VOANEWS），2004年5月6日。
[6]《瞭望東方週刊》，2004年2月8日。
[7]這種觀點的變化可從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的報告、美國商會2003年8月公佈的《白皮書》、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發佈的研究報告中找到清晰軌跡。
[8]僅舉一個極小的例子：一是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系曾請筆者於2003年2月25日去該校演講，但因在演講提綱中講到「中國政府近年來越來越依賴於政治暴力維繫統治」，被指定作翻譯的一位中國學生看了後與校方交涉，認為這是對中國不友好。於是該校邀請者要求筆者在演講中不要批評中國政府，被筆者拒絕，此次演講作罷。2004年該校邀請筆者再去演講，最後因為受到部份學生反對而未成行。而這些學生反對的理由也同樣是「政治上太敏感了」。
[9]Mei Du Zhe，「How China’s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ControlChinese Media in America，」China Brief（Jamestown Foundation），Volume1,Issue10,November 21,2001.[10]《新聞晨報》，2004年05月17日，http://www.sina.com.cn09：08.[11]出處同上。
[12]王維洛：「從三峽工程環境『評價』看科學如何淪為政治的婢女」，《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2年第4期。
[13]《羊城晚報．新聞週刊》，2000年6月15日。
[14]「大赦國際」，「關於三峽移民被捕的緊急呼籲書」，2001年4月23日發自「大赦國際」倫敦總部。
[15]「淹沒土地，地球變暖：大壩排放的溫室氣體」，http://www.irn.org/wcd/IRNGHGsfromDams.。
[16]「三峽工程問題浮現，南水北調步履艱難香港」，《太陽報》（香港），2002年4月24日。
[17]新華網，2003年12月12日。
[18]中新網，北京2001年12月15日消息。
[19]CCTV.com（中央電視台網站），2003年12月23日。
[20]「產業結構制約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現6年新高」，http://www.zxrs.com/news/new.asp？id=2719。
[22]「教育部官員解析大學生就業難」，《中國青年報》，2002年3月27日。
[23]「2002年就業率53％」，《中國青年報》2002年7月11日。
[24]「天之驕子為何成為就業負擔？」中國新聞社2003年7月11日新聞稿。
[25]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新華網（www.cer.net），2004年6月2日。
[26]「2004年，大學生遭遇降薪寒潮」，原載《中國新聞週刊》（http://news.tom.com），2004年6月16日10時30分。
[27]《新快報》（廣州），2003年1月17日。
[28]中新網，2003年4月17日。
[29]「中國白領是世界上最累的」，千龍教育網（http://edu.21dnn.com），2003年3月20日。
[30]「每年至少25萬人自殺，成中國青少年頭號死因」，《中國青年報》2003年9月8日。
[31]程曉農，「重新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與結果」，《當代中國研究》（美國），2003年第1期（總第80期）。
[32]「中國今後實行高校就業率與招生掛鉤」，中新社2004年5月13日。
[33]「我國人均耕地減少0.04畝」，2004/2/25,14：30：44,見國土部網站。
[34]《中國改革報》，2003年12月29日。
[35]《中國統計年鑑》（1997～2003）。
[36]「農業和農村經濟面臨新問題」，《中國經濟時報》，2000年3月30日。
[37]「中國土地憂思錄」，《南風窗》，2003年9月上。
[38]《南方週末》，2002年12月19日。
[39]《南國今報》，2003年4月30日第4版。
[40]《勞動內參》，1997年4月第41頁。
[41]朱敏，「非公有企業女工調查報告」，《北京社會科學》1998年4月。
[42]《深圳商報．深圳週末》1998年9月27日。
[43]《中國合作新報》，1999年6月21日。
[44]「我國職業災害概況和對策」，《勞動安全與健康》，1996年1月號。
[45]「1996年全國安全生產情況通報」，《勞動保護》，1997年6月。
[46]《勞動保護》，1997年9月。
[47]《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2月27日1版。
[48]「解密南丹人禍」，《南風窗》2002年6月上。
[49]《法制日報》（北京），2001年1月17日。
[50]「生命的哀號」《羊城晚報．新聞週刊》，1999年5月20日-5月26日。
[51]新華社北京4月9日電，載《深圳法制報》2001年4月10日第4版。
[52]《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3月17日A7版。
[53]「1999年勞動爭議處理情況分析」，《勞動與爭議》，1999年第5期第17頁。
[54]《新華文摘》，2000年6月號。
[55]均見於《南方都市報》2001年1月6日A07版。
[56]《金華日報》，2001年2月19日第1版。
[57]《週末》，1999年3月12日第3版。
[58]《羊城晚報．新聞週刊》，1998年10月22日-10月28日第2版。
[59]《南方都市報》，2000年1月17日17版。
[60]《南方都市報》，2001年3月25日A06版。
[61]《羊城晚報．新聞週刊》1999年6月，總第130期。
[62]《南方都市報》，2001年6月9日，A18版。
[63]「鄉鎮煤礦為何事故頻發」，《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6月3日第3版：「腐敗：小煤窯之根」，《中國礦業報》1998年12月2日。
[64]「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人民日報》2003年3月12日。
[65]「反腐特別行動──『一二三工程』正在醞釀」，新華網，2004年6月16日。
[66]胡佳，「河南官員如何應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見www.chinesenewsnet.com.WHO即世界衛生組織英文全名的簡寫。
[67]此為吳思在《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一書中的用語。
[68]「1.8億資產如何一夜被奪，億萬富翁為何亡命天涯？」（http://finance.tom.com），2003年11月24日：「唐氏夫婦億元財產來源調查」，《南方週末》，2003年12月4日。
[69]Robert I. Rotberg，「The New Nature of Nation-State，」The Washington Quartly，Summer 2002（http://www.twq.com/info/archives.cfm）。
[70]「118Journalists in Prisonon December 31,2001,」Journalists in Prisonin 2001（http://www.cpj.org/）。
[71]王健民，「中國新聞史的黑暗一頁」，《亞洲週刊》，2004年4月10日。
[72]新聞出版總署、資訊產業部令（第17號）：《互聯網出版管理暫行規定》。該規定經2001年12月24日新聞出版總署第20次署務會和2002年6月27日資訊產業部第10次部務會審議通過，2002年5月公佈，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Md。
[73]「金盾工程：龐大的中國電訊監控工程揭秘」，原文見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ShieldEng.html.。
[74]康曉光，「仁政──權威主義國家的合法性理論」，2004年1月發表，見「法學時評網」（http://www.lawintime.com/）。
[75]《京華時報》，2004年4月5日。
[76]《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2月24日。
[77]據新華網和外經貿部網站的相關資料。
[78]筆者2004年4月至德國訪問，幾位留學生告訴我：「你現在來情形還好一點，如果是去年冬天以前來這裡，任何批評中國的言論都會引起政治問題」。筆者曾詢及一些學者，這一說法得到印證。
[79]張文光，「港教科書『六四』內容形同篡改歷史」，《大紀元時報》2004年5月31日。
[80]「台灣反思薩斯風暴對投資大陸影響」，VOANEWS，2003年5月29日。
[81]胡佳，「河南官員如何應付WHO考察」（2003年5月11日），全文見www.chinesenewsnet.com.。
[82]「一名記者的功罪是非」，《中國社會導刊》，2001年第1期：「耗費億元製造抗旱神話樣板工程原來漏洞百出」，《南方週末》，2001年1月11日。
[83]「一本奇書的奇遇」，《南方週末》，2000年10月12日頭版。
[84]吳思：《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