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中共所謂的建軍節剛剛過去了。77年前，中共在南昌打響了推翻國民政府的第1槍，經過22年的殘酷血戰，終於如願以償。毛澤東將此總結爲“槍桿子裏面出政權”。
戰爭曾是政權變遷的主要手段。不論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更替，還是外國封建政權的變換，最終都借力於戰爭。每一次改朝換代都伴隨著長期大規模的血腥衝突，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遭到空氣破壞，生命財産損失無以數計。新政權無一不是建立在滿目瘡夷、血迹斑斑之上。
例外最早出現在英國。1688年，復辟的斯圖亞特王朝終結了它在英國的歷史。新教徒奧蘭治的威廉與其妻子瑪麗的聯合執政，取代了詹姆斯2世的統治。此次政權更替沒有“砍人頭”，而是通過議會充分的辯論協商後，以“點人頭”的方式決定的；100年後，1787年，在新大陸的費城，13個前殖民地的代表經過激烈的辯論後終於達成妥協：廢除邦聯條約，制定了憲法，以憲法爲最高權力，建立全新的聯邦國家。自此，民主而非暴力改變政權的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緩慢地成長。根據哈佛大學政治學院亨廷頓教授的研究，至今已經發生了3波民主化浪潮。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均已過渡爲民主制度。
不幸的是，中國仍然徘徊在民主大家庭之外。100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爲了中國的民主事業抛頭顱灑熱血，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卻始終沒能建立起穩固的制度保障、成功地確立民主制度。中國依然面臨著如何實現民主的問題。今天，部分民運人士仍然認爲只有以暴易暴，才能推翻中共的獨裁統治，建立起民主制度；更多的民主人士表示，只要有助於達成目的，他們也不反對使用暴力。
這裏的問題在於，暴力革命的代價過於高昂。暴力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血腥衝突往往會持續幾年十數年以至數十年。這期間將不可避免地支付巨大的生命成本、經濟成本、社會成本、文化道德成本、環境資源成本。這是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都難以承受的。任何組織與個人都無權以正義、真理以及未來的美好生活之名，將民衆推入現實的苦難之中。同時，別的國家與民族可能在此期間抓住這樣或那樣的機遇，迅速發展起來，給本民族造成極大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軍
事壓力。
一般地反對暴力革命，還有更重要的理由。以暴力推翻了既有政權後，如何保證沒有外在有效制約的暴力願意建立並服從制約。一般而言，沒有人會自戴枷鎖，而且，自我施加的限制，自己也能非常容易地取消。有民運人士認爲，民運人士有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質、無私的奉獻精神，他們在勝利後會主動自我限制、完成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將全部希望建立在道德自覺的基礎上，恐怕是過於輕率和自負了。因爲道德是內在的，極難準確知悉，而且極富變化，不同的時間、地點、物件，至少其表現完全不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果民運人士能夠做到自我限制，那麽就很難說其他人一定做不到。畢竟民運人士不是聖人更不是神仙，只是與大衆一樣的普通人。也就是說，其他人，比如共產黨人或者國民黨人都應該而且能夠自我制約，還政於民。果真如此，中國的民主制度就應該早建立起來了，就不會需要我們現在繼續孜孜以求之了。歷史上所有的獨裁者都反覆聲稱能夠做到自我限制，但事實卻截然相反。自我制約是典型的悖論。因爲任何個人與組織都無法突破邏輯上的局限，永遠無法離開自身去監督制約它自身的運作。顯然，暴力革命的結果不過是獨裁政權間的更替，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除去給民衆、民族帶來沈重的災難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
近一個世紀，尤其是近數十年的歷史表明，非暴力革命特別是憲法革命的效果非同凡響。非暴力革命與憲法革命是各利益集團充分博弈所形成的公共意志。它是參與博弈各方意志的共同反映或折衷，因而其結果更容易爲參與博弈的各方所接受和認可，也更易於得到他們的服從和尊重，不僅保障了社會的和平轉型，而且使社會具有持久性、穩定性。
個人認爲，中國民主革命也應該依循英、美而非法國大革命的模式──靜悄悄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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