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篇─文學和史學
文學
* 詩歌和小說
建安七子之後，在文學上有較大成就的是晉、宋之際的陶潛。陶潛，字淵明，潯陽柴桑（江西九江）人。他的代表作是散文《桃花源記》，講述了一個幸福的世外桃源。 對後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漢代和三國時，七言詩已有一定發展。劉宋時的鮑照對七言詩的發展又有新的貢獻。他變逐句用韻為隔句用韻，並可自由換韻，對後世七言詩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歌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南方民歌以《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主要流行於太湖流域）和《西曲歌》（主要流行於江漢地區）為主。這些民歌有個共同特點，即幾乎全是情歌。
北朝的民歌較之南方，更有一種大氣。如《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只27個字，便描繪出了遼闊蒼茫的草原景象。
又如以五言為主的雜詩《木蘭辭》，描寫了木蘭女扮男裝，替父從軍的動人故事。由於寫作技巧的純熟，語言的豐富多彩和運用上的別緻，使它成為北方民歌中的上乘作品。
在南北朝時代，駢文盛行。駢文是從漢賦發展來的。經晉末宋初顏延之等人的提倡，強調用典和對偶，於是俳（對偶）體逐漸形成。南朝樑時沈約提倡聲律，詩文又逐漸向律體轉變。到南朝末期，徐陵、庾信等人把駢文發展到高峰，他們專講形式上的技巧，缺乏實際內容。
由於佛、道的廣泛流傳，神話和志怪小說也開始興起。著名的有東晉葛洪的《神仙傳》、幹寶的《搜神記》和樑吳均的《續齊諧記》。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內容則屬文人軼事，反映了東漢至東晉士族的生活面貌。
* 文學批評
隨著文學的發展，出現了文學批評、文學理論和文學選集專著。南朝樑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名著。全書共五十篇，系統的論述了各種文章體裁和創作方法，體大思精，是前人文學批評的總結性著作。
史學
西晉陳壽著的《三國誌》和宋范曄的《後漢書》是這一時期史學的代表作。
《三國誌》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陳壽吸取魏、吳史書的材料，又自編蜀國史書，編纂成為《三國誌》。
陳壽寫書時，正當魏晉之際，天下亂離，資料不全，故內容顯得不很充實，也沒有表和志。但《三國誌》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陳壽死後百餘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南朝宋文帝以《三國誌》過於簡略，下令裴松之作注。
《史記》、《漢書》注重訓釋文義，而裴注《三國誌》則重在增補史實。據粗略統計，注中列舉魏晉著作二百多種，而且截取史料比較完整，注文的文字總數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價值不亞於《三國誌》正文。
南朝宋范曄所著《後漢書》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記載了東漢自光武帝劉秀到獻帝劉協近二百年的歷史。范曄在諸家後漢史，特別是在劉珍等人《東觀漢記》的基礎上，斟酌去取，寫成了《後漢書》。由於他死得過早，《志》沒有寫成。所以紀、傳的作者是范曄，志的作者是東晉的司馬彪。
《後漢書》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故後來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後漢史。樑劉昭為《後漢書》作注，又把晉人司馬彪《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抽出來，加以註釋，補入《後漢書》。
除了上述兩部史學著作外，還有南齊沈約的《宋書》，樑蕭子顯的《南齊書》，北齊魏收的《魏書》。南齊臧榮緒的《晉書》是唐修《晉書》的藍本。北魏崔鴻作《十六國春秋》，專記十六國歷史，現在僅存有輯本。
這一時期，人物傳記和地方志也已興起。樑釋慧皎的《高僧傳》為二百五十多個和尚寫了傳，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晉常璩的《華陽國誌》是研究漢中和四川、雲南、貴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
書法
書法在曹魏時，鐘繇創立楷書，獨享盛名於一時。東晉王羲之吸收了漢魏諸家精華，集書法之大成，兼善隸、草、真、行，被稱為書聖。人們評論他寫的字是“飄若浮雲，矯若驚龍”。其子王獻之的書法成就不減其父，人稱小聖，父子合稱“二王”。
北朝的書法也有很大的成就，其特點是結構謹嚴，氣勢雄厚，現存魏碑多是這種字體。魏碑還保留有隸書的一些遺跡，與南方略有不同。
龍門石窟的古陽洞中的佛龕造像多有題記，是研究北魏書法藝術最珍貴的資料。在金石碑刻藝術中外負盛名的《龍門二十品》中，有十九品在古陽洞中。龍門二十品是被書法家雅稱的魏碑精品，也就是林龍門石窟中精造的20塊造像題記。這些造像題記具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價值與書法藝術價值。
以《龍門二十品》為代表的魏碑體，字形端正大方，氣勢剛健質樸，結體，用筆在隸、楷之間，是隸書向楷書過渡中一種比較成熟的獨特字體，字形大小如呈散，體勢顧盼如魚戲水。清朝武億在《伊闕諸造像記》中說：“龍門不僅為石鐫佛場，亦古碑林也。”龍門的古陽洞，真可稱為佛教碑林的縮影。在我國書法藝術發展史上佔有重要一頁。康有為在《廣藝舟雙輯》中，讚美魏碑書法 “魄力雄強”、“筆法跳躍”、“精神飛動”、“結構天成”。《龍門二十品》可以說是龍門石窟碑刻書藝術的精華，數百年來為書法家所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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