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日訊】這些天來，奧運會是熱門話題。一九八六年我在國內時寫過一篇“論體育精神”，發表在《走向未來》雜誌；然後《新體育》雜誌還對我作了一次專訪。一九八八年我在海外又寫了一篇“奧運會與政治”，發表在當時的《中國之春》雜誌上。 這就是說，我算得上很老資格的體育評論家了。當然，我這個體育評論家不是從體育談體育，我是從哲學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以及政治的角度談體育。這一點需要事先說明。
在這次雅典奧運會上，中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金牌數名列第二，獎牌數名列第三。毫無疑問，中國運動員的刻苦訓練與頑強拼搏是值得肯定值得讚揚的。
談到金牌數量或獎牌數量，我想我們不可低估俄國。俄國的金牌比中國少五枚，獎牌總數比中國多二十九枚。衆所周知，在冷戰時期，蘇聯是奧運會的老大。蘇聯解體後才輪到美國稱霸。 但實際上，前蘇聯的體育實力卻不見得有多少下降。以這次雅典奧運爲例，如果我們把俄國得的金牌再加上其他那些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得的金牌，也就是加上烏克蘭，白俄羅斯、格魯吉亞、烏茲別克、哈薩克斯坦、立陶宛、阿塞拜疆、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其結果是：金牌45枚，超過中國的32枚，也超過美國的35枚：獎牌總數162，比美國的103枚幾乎多出60枚，比中國的63枚幾乎多出100枚。考慮到當今的俄國以及其他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已經不大可能像過去那樣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奧運工程爭奧運金牌，那麼，他們現在的成績尤其不可低估。
專制政權每每把奧運當成自己的形象工程，但事實證明，再好的形象也掩蓋不了缺乏合法性的實質。納粹德國和蘇聯都舉辦過十分成功的奧運會以對外炫耀自己的“偉大光榮正確”，但只不過十年光景，這兩個不可一世的專制政權就不復存在。這一教訓我們不應當忘記。
中國已經是金牌大國，但並不是體育大國。在中國，體育設施還相當有限，體育活動也不夠普及。不是體育大國而能成爲金牌大國，這和專制制度分不開。專制制度，用鄧小平的話，就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專制制度能夠不顧老百姓的需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動用全部國家資源實現自己的目標。現在，中國運動員已經擁有了向美國挑戰的實力，但比較兩國運動員的狀況，其實大不相同。在美國，運動員的訓練和參賽基本上都是靠私人機構贊助支援，中國運動員卻是靠政府一手包辦。在美國，除了少數具有觀賞價值因而能賺錢的運動專案有職業運動員之外，大部分運動專案的選手都是業餘的，中國運動員卻清一色地都是職業運動員。這就引出一個極其嚴肅的問題：中國政府花了納稅人那麼多錢，培養運動尖子，以便在國際比賽中獲得優異成績，這是符合人民願望、符合人民利益的嗎？ 近些年來，中國政府推行市場化經濟改革，提出教育産業化，醫療産業化，但是卻不提金牌體育産業化。我想，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會認爲，與其搞教育（包括大衆體育）産業化醫療産業化，金牌體育才真的該産業化呢。即便你認爲政府應該給金牌體育撥款，問題是應該撥多少，應該怎麼撥。
對於那些爲中國政府的金牌體育政策辯護的人，我只想提一個簡單的問題：中國政府的金牌體育政策是符合人民願望、符合人民利益的嗎？不妨把問題提得更清楚些。我們不妨設想，如果中國實行民主，如果各級民意代表要靠公開競選才能當上，如果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要通過民意代表的辯論與表決才能通過，那麼，政府用在培養專業運動員，用在金牌體育、奧運工程上的開支究竟是會比現在多呢，還是會比現在少？答案幾乎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最可悲的事實是，在今天，中國政府依然是一個獨裁專制的政府。它公然地蔑視民意，強姦民意。在這種情況下，即便你在某個具體問題上贊成政府的決策，你也必須首先從原則上反對它的獨斷專行。在爲體育健兒歡呼的同時，我們切切不可忘記爭取自己的參政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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