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最近幾天，世界輿論（包括中國輿論）以不同的方式在宣告“今夜，我們是俄羅斯人！”–據俄羅斯媒體9月6日報導，最新統計數位顯示，在俄北奧塞梯別斯蘭人質事件中死亡的人數目前確定爲335；俄羅斯全國6日降半旗，向死難者致哀。就在世界的良心沈浸在這一悲劇之中的時候，中國9月5日突爆大規模非正常死亡事件：法新社北京六日電，中國大陸西南地區連日暴雨成災（200年甚至500年一遇的洪災），至今造成至少九十人死亡、七十七人失蹤。其中四川省一地便至少有六十六人死亡，五十人失蹤，而重慶則有二十四人喪生、二十七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達十多億元人民幣。–但是，“今夜”，沒有人是“四川人”，也沒有人是“巴蜀人”；因爲，那裏沒有發生恐怖主義襲擊和政治暴行，僅僅是“普通天災”而已。然而，事情果真如此嗎？
我想引用鄧小平先生一句很經典的話：這場悲劇（風波）遲早是要來的。集中在四川、重慶等長江上游地區的這場洪災是早晚要來的。撇開“天降喪亂”這一“純自然因素”不談，此次洪災的原因可直接追問到三峽工程的災難性影響，以及西部大開發、西部貧困等人爲因素導致的環境破壞和水土流失。
據四川省政府救災辦5日下午5時30分統計，南充、巴中、廣元等10個市、州已有44個縣(市、區)受災，受災人口達595.29萬人，一度被洪水圍困6.56萬餘人。其中死者與失蹤者中以四川達州市居多，該市有四十一人死亡、三十人下落不明。這些災難全都因暴雨導致山崩、山洪爆發以及土石流所造成。新浪網的消息說：重慶開縣也是受災重鎮，9人死亡18人失蹤，全城平均進水2米多；全縣範圍內電力、交通、通訊系統中斷。人們應當記得，重慶開縣2003年12月23日井噴事故遇難者多達234名，這是一個多難的城市。中新網在報導這次洪災的時候，還“別有用心”地提到：“鄧小平故里廣安市此次也遭受了暴雨襲擊，所幸無人員傷亡。”
提到鄧小平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爲無論李鵬的用心如何，他指控鄧是三峽工程的最高決策者，這應當是屬實的，儘管他自己也難辭其咎。而此次特大洪災地區集中在三峽庫區周邊地帶，像開縣這樣的重災區，還是三峽庫區第一淹沒大縣。開縣政府網站稱：1992年長委會淹沒實物調查統計，全縣淹沒面積58平方公里，其中受淹陸地46.17平方公里，淹沒土地5.11萬畝，涉及14個鄉鎮、112個村；淹沒人口11.0852萬人，其中農業人口6.1337萬人，非農業人口4.9515萬人；淹沒各類房屋422萬多平方米；淹沒工礦企業134家，固定資產原值4.32億元；淹沒公路256公里，大中橋梁40座，郵電通訊線454杆公里，廣播線411杆公里。淹沒的土地、人口、房屋分別占全庫區的9.9%、14.13%、13.08%。–淹沒後的主要影響：一是回水高程的影響；二是泥沙淤積、危岩滑坡、孤島及環境污染的影響……
“回水高程的影響”是什麽意思呢？2004年4月29日，中國一些官方網站刊發了“權威專家熱議三峽工程投運後長江防洪策略”的報導。這篇報導說：27日，30位水利系統內外權威專家在水利部科技委和長江委的組織下，又聚首武漢，熱烈討論三峽工程投運後長江防洪策略。“……三峽工程投運後長江防洪策略研究是一項十分複雜、非常重要的課題。三峽水庫投運後，長江中下游形成了以堤防爲基礎，三峽水庫爲骨幹，輔以分蓄洪工程、其他支流水庫、河道整治工程、水土保持以及非工程措施組成的綜合防洪體系，防洪能力將隨之顯著提高，標誌著長江中下游防洪建設進入了新的階段。同時，三峽水庫投運後，加之上游幹支流水庫的陸續建成運用，改變了長江中下游河道的來水來沙條件，致使幹流河道沖淤特性、河勢演變、江湖關係等也將發生新的變化，這一變化將影響到長江的防洪形勢和生態環境。”這是一篇值得研究的報導，它揭示了三峽工程在防洪問題上存在著長江中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以鄰爲壑”的問題：三峽在防洪問題上只能部分地緩解中下游地區的災情，但由於蓄水發電的需要，可能因提高“回水高程”而加劇上游地區的洪災。
一些專家兩年前就提出了三峽發電、航運等經濟目標與防洪功能的衝突。署名帕特瑞夏.亞當（PatriciaAdams）、格瑞恩.瑞德（GrainneRyder）的一篇報告稱：“三峽水庫管理人員爲了發電而調控水庫水位時會面臨非常困難的任務，因爲要維持長江的正常通航，就需要在庫區內保持高水位；而爲了蓄洪的需要，又必須把庫區水位降低以便準備接納汛期的洪水。他們可能面臨政治壓力，要求他們提前收回發電成本、還要降低庫區水位以便蓄洪。”去年以來，中國出現了大規模的電荒問題，因此蓄水發電可能就成了三峽工程首先要完成的一項政治任務。該報告還披露：事實上，建設三峽大壩的最初構想是爲了防洪，1954年的長江洪災造成了三萬人喪生、上百萬人無家可歸，於是毛澤東就誓言要加快上馬三峽工程；三峽工程的主要鼓吹者李鵬也和毛澤東那樣，在過去的十年中，每當中國發生洪災，他就會出來反復地爲這一工程說項。但是，海內外的批評都警告說，三峽電站的決策者們一直貶低更爲經濟有效的防洪減災措施，從而大大地誇張了大壩的防洪功能。已退休的前水電部高級工程師陸欽侃認爲，若談到控制三峽下游長江的六條主要支流引起的水患，三峽大壩顯然“毫無功用”；而在三峽上游的長江河道，“因爲三峽水庫的淤積和蓄洪的影響，三峽大壩將提高重慶段本來就很高的長江洪水水位，結果，四川的洪災將更爲嚴重”。
陸欽侃先生實際上極其準確地預告了此次特大洪災的發生。本次洪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三峽大壩提高了重慶段本來就很高的長江洪水水位，“結果，四川的洪災將更爲嚴重”。這場洪災也完全粉碎了李鵬以防洪理由爲三峽工程所做的辯護。當然，三峽工程問題不是本次災害唯一的兇手，另外一個人爲因素就是長江上游地區的環境破壞。上面轉引的報告同時指出：引起長江洪災的根本原因是，長江流域森林覆蓋率的下降，以及長江中下游傳統的分洪區內的湖泊面積因河床淤積、土地開墾和盲目發展而減少了1.3萬平方公里。
長江上游地區的自然災害以及環境破壞首要的原因是貧困。人民日報2001年12月24日的一篇文章承認：三峽庫區經濟比較落後，全國農村人均年收入爲2200元，三峽庫區僅1600元。這裏的城鎮在基礎設施方面也頗多空白。除重慶市市區有爲數不多的污水、垃圾處理設施外，沿江城鎮無不“以江爲壑”，把長江當作天然污水、垃圾處理廠。有專家指出：貧困是生態環境破壞的動因。長江上游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加重的原因主要有五：爲糧食而陡坡毀林墾殖；爲財政收入出賣木材而砍森林；群眾爲燒柴而砍森林；大量工程特別是礦山亂開亂采而破壞森林；過度放牧引起草山、草坡、草場退化、沙化。長江上游生態建設的難點就在於至今未能找到一條既脫貧又保護好環境的有效的發展道路。因此，各地既缺乏積極性，也缺乏財力（《三峽時報》）
2001年12月29日國家環保總局新聞發佈會通稿《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現狀調查報告》，該報告說：西部地區生態環境問題突出，水土流失問題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該報告暗示，西部生態問題與西部大開發存在相關性，至少經濟活動擴張是造成西部環境危機的又一重要原因。
截止1999年，包括四川、重慶在內的西部地區（不包括西藏）水土流失面積爲10436.9萬公頃，占全國水土流失總面積的62.5%。西部地區仍是我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其中石漠化問題突出。截止1999年，西南地區五省（區、市）（包括四川、重慶、雲南、貴州、廣西）石漠化土地總面積爲729.5萬公頃，占西南五省（自治區、直轄市）土地總面積的5.3%。而耕地總面積持續擴大，主要來自於對林地和草地的破壞。1986年到1999年，西部地區因草地開墾而增加的耕地面積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積的69.5%，因開墾林地或果園而增加的耕地占到了新增耕地面積的22.4%。與此同時，每年各地又有大量的耕地因產量低、成本高等原因而棄耕，加劇了土地的水蝕、風蝕。毀林毀草開荒、陡坡地開墾、耕地棄耕、粗放型的耕作方式使西部地區的生態環境急劇惡化。該報告還特別提到，水利工程建設引起水資源時空分佈改變，泥沙淤積、河流斷流、湖泊萎縮、地下水位下降。在全球氣候變暖影響下，冰川退縮，雪線上升現象明顯；天然濕地萎縮，湖泊鹽鹼化、甚至乾枯，濕地自然調控能力降低。此外，因礦產資源開發造成的土地破壞面積大，且呈持續增長的趨勢。截止1999年，西部地區（不含貴州、西藏）因礦產資源開發破壞的土地面積累計達181萬公頃，其中林地破壞占16.3%，草地破壞占8.6%，耕地破壞占8.0%。西部地區生態破壞造成的經濟損失巨大。根據有可比資料的9省、區（廣西、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計算表明，因生態破壞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相當於同期GDP的13%。而實際上，間接和潛在的經濟損失更大。
本文截稿的時候，巴蜀災難仍在繼續持續之中。雖然無法在中國媒體上看到流離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慘景象，只能看到“領導關懷”、“災區穩定”這樣的反人類資訊；但我仍願意在這裏向死難者致哀。“今夜”，我無法真正做一個“四川人”，無法完全感同身受地體會死難者家屬的絕望與悲痛，但我願意努力把全部真相告訴更多人：巴蜀洪災不僅是特大天災，更可能是特大人禍–而且僅僅是特大人禍的開端。最後人們仍然會追問一個老問題：中國什麽時候才能爲普通死難者降半旗默哀，同時有領導人出面認罪並承擔責任？
2004年9月6日
－－源自《議報》162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