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5日訊】一、9.11與“新保”登臺
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政府在政治實踐上走向了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ves ，縮寫為neocons，新保）。新保守主義的思想，主要來源於芝加哥大學已故哲學教授列奧•斯特勞斯。其核心是，制度差異是有善惡之分的。反抗暴政，對付 “野蠻”的敵人，是西方人應有的“自然權利”和責任，可以不受現存國際法與國際組織的約束。
對9.11，首先的反應是直接的軍事反應——美國對阿富汗的戰爭。2001的9.11事件後不久，美國就對該事件的罪魁禍首本拉登的保護傘——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發起了攻擊，並迅速獲得了勝利。塔利班政權對內實行政教合一的統治，在國際上奉行強硬外交。塔利班武裝力量的保護更是拉登的基地組織壯大的原因之一。該政權在美國大軍壓境的情況下，仍不肯交出本.拉登。這一死硬行為終於導致了它的覆滅。
緊接著是新的戰略方針的出臺。阿富汗戰爭勝利後，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美國總統布希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首次闡述了被稱為布希原則的三大要素 。第一，美國戰略不再主要是“冷戰時期的遏制與威懾原則”，而是要保有“先發制人”( preemptive strike ) 的權利，“在最壞的威脅出現之前”主動出擊敵人；第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是普適全球的，特別包括伊斯蘭國家；第三，美國 “嘗試保持不可挑戰的軍事力量，從而使以往的軍備競賽不再有任何意義，國家間的競爭將局限於貿易和其他和平事業”。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７日，布希正式簽署發表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 報告。該報告更系統地解釋了“布希原則” 的三大要素。報告指出，從遏制與威懾原則向“先發制人”原則的轉變，是由於非理性的恐怖主義份子不受遏制與威懾的阻遏；美國價值觀的普適性，是因為“地球上沒有人渴望被壓迫，渴望受奴役，或熱切期待著秘密員警的夜半敲門”；美國保持不可挑戰的軍事力量是基於“美國特色的國際主義”（a distinctly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它“反映了價值觀與國家利益的統一”。美國將創造出一種“１７世紀民族－國家出現以來”的嶄新局面，即國家間將只有經濟競爭而無軍事競爭。總之，美國“將通過打擊恐怖主義組織和獨裁政權而保衛和平”。
法國《新觀察家》週刊勾勒了這樣一幅新保守主義者的畫像：“他們愛民主、軍隊和秩序，憎恨基辛格、共產主義者和聯合國；他們厭惡實用主義、孤立主義和外交官，喜歡雷根、杜魯門和托克維爾；他們把美國及其價值觀和它的世界‘使命’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們是幾十個知識份子，但他們的主意改變了歷史的進程。”《世界報》概括了新保守主義的4個特點：強調政治制度的重要性、推崇積極進取的民主制度、對美國價值觀近乎宗教般的讚美和堅定地反對暴政。
在美國，過去停留在理論層面的新保守主義，現在已經在實際戰略層面上進入美國的權力中心，美國公眾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這一思路的影響。
這是西方憲政民主國家的龍頭——美國的一次歷史性戰略轉向，是後冷戰時代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它改變了長期支配美國外交戰略的基辛格式的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必將影響全球憲政民主的走向與命運。
二、伊戰與“新保”
從具體實踐看，9.11之後的阿富汗戰爭並沒有超越出美國的傳統戰略反應方式。然而，不久之後的伊拉克戰爭，才真正算得上“布希原則”的第一次亮相於軍事行動。
2003年3月20日爆發的伊拉克戰爭則是新保守主義的牛刀初試。實際上，推翻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早在1998年1月26日一批新保守主義者致克林頓的公開信中就提出了。 而9.11導致的美國心靈重創，新保守主義獲得了強勁的道義動力，這就給攻打暴虐的薩達姆獨裁政權提供了歷史機會。
新保守主義認為，柏林牆倒塌和蘇聯解體宣告了強硬路線的勝利，9.11事件證明了它關於民主政體具有脆弱性的論斷，而今，伊拉克戰爭的速勝又把它的另一個論斷變成了事實：推翻一個“壞政權”是可能的。
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哲學主要有兩條：其一，自由民主跟專制水火不容，民主國家應挺身反對暴政；其二，:美國及其價值觀至高無上，美國應擔負起它的“世界使命”。
而美國外交歷來有兩個基本方面：務實主義（基辛格主義是典型代表）和“傳教士情結”（威爾遜和雷根為代表），兩者交替佔據主流。新保守主義的得勢表明，“傳教士情結”已居於上風。
新保守主義認為，政權性質比任何國際組織和國際安排都重要得多，對和平的最大威脅來自反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國家，過去來自以蘇聯為代表的極權體制，今天來自“激進的伊斯蘭的恐怖主義”。布希的“善與惡的戰爭”和布雷爾的“傳播自由才是對安全最好的保證”，正是新保守主義在最高政治層面的反映。
伊拉克戰爭是展示新保守主義“先發制人”戰略的第一場戰爭，也是一次以更迭政權為直接目的的一場戰爭，它表明美國感到，自己的安全環境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包括恐怖行動的“多重形式的多種威脅”，而恐怖行動有著“異己”國家支持和推波助瀾的政治背景。因此，對外動武不再局限於有限打擊，而是通過徹底推翻“異己”國家的政權來實現政治目標。這一政治目標就是：通過推翻暴政，在“激進的伊斯蘭的恐怖主義”的淵藪打進一個楔子——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憲政國家，作為中近東的一個示範和政治重心，擴展自由的社會秩序，動搖恐怖組織依託的根基，從而從根本上保障民主國家的安全與繁榮。
在戰爭形式上，配合軍事，強調實施政治、外交、經濟、媒體各條戰線協調，總體戰特徵非常突出。從軍事行動看，美英聯軍廣泛地運用了特種戰、空降戰、心理戰等多種戰法手段。特別是在指示“斬首”目標、破壞伊軍防禦體系、控制石油油井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注重攻城與攻心結合，採用了邊轟炸、邊向老百姓發放糧食等措施。注重空地結合，採用武裝直升機開道，攻城拔點、奪控要地，掩護和保障地面軍隊推進的戰法。特別值得一提的事，美英聯軍以高度精確化打擊和“斬首行動”，通過空、地、海、天、電、特”的多維資訊系統為支撐，實現了資訊、火力與機動一體聯動，強調“不局限於決定性力量摧毀和消耗敵軍事力量，而是致力於影響和控制對手的判斷和意志”的新戰爭觀，提出以具有相當的力量性、精確性為手段，誘導、強制對手接受美國的政治目的和軍事目標。美軍在戰爭中將“心戰施壓”提升至戰略高度，其規模之大、範圍之廣、手段之多，可謂空前。在兩次斬首行動後，在美英高強度的、以領導層目標和軍事目標為主要打擊目標的精確化持續空襲下，伊拉克領導指揮體系陷入了癱瘓，領導層很快失去了控制和組織防禦和抵抗的能力，伊拉克戰局急轉直下，巴格達和提克裏特也都隨後出現了不攻自破的境況，伊軍的抵抗意志崩潰了。
伊拉克戰爭雖然遭到不少國家甚至美英的傳統西方盟友的質疑乃至反對，對全球引起了廣泛的辯論，對各國之間的傳統結盟關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權的灰飛煙滅，伊拉克戰爭導致的薩達姆暴政結束，以及2004年美國布希總統競選獲得連任，意味著新保守主義將成為冷戰後相當一段時期美國的基本戰略方針，其政治實踐正在深刻影響國際關係，並將強烈影響全球的政治生態，影響世界秩序和憲政民主的走向。因此，是值得我們高度關注的。
三、“新保”vs. 中共：基本態勢
雖然，由於9.11事件，新保守主義在21 世紀初主要應對的焦點是極端伊斯蘭的原教旨恐怖主義，並且在這一過程中還必須尋求與中國政府的有限度合作。但是，從宏觀歷史眼光看，反恐只是階段性任務，而日益壯大的共產中國，對文明世界，則是長遠的心腹大患。
不像基辛格的現實外交——不管制度差異而玩弄19世紀歐洲的地緣政治手腕——與之成對照，新保守主義集中注意力于專制與民主、極權與憲政的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態差異上，因而無法回避，新保守主義的長期的主要假想敵，是共產中國。
其實，在9.11之前，美國的這一戰略動向已是相當明顯。
布希新政府上臺後，其對華政策逐漸露出端倪。從美國”國家飛彈防禦體系”(NMD)﹑美日”安保防衛指南”到美國與東亞國家的”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的開始實施，從日本﹑澳大利亞﹑越南﹑印度，在中國週邊的戰略壓力正日益增大，美國甚至逐步向俄國接近，拆解北京想像中的中俄聯盟，從而使得對北京的鉗形夾擊的戰略態勢隱隱呈現雛形，北京陷入日益深刻的外交困境之中。有論者甚至極而言之，認為一個拖垮前蘇聯的套索正在伸向北京。
其依據的邏輯，是冷戰後期前蘇聯為與美國的“星球大戰計畫” 競爭耗盡國力而解體的思路，並認為，美國會繼續迫使北京把更多的資源移用於戰備，大概只需要十五年，中共就會被拖垮。
本來，美國的全球戰略，其總原則是﹕“削強扶弱”的平衡戰略──平衡任何強國與其周圍國家的力量對比，不使任何一強過於突出，從而保持美國的戰略優勢地位。這意味著，在亞太地區，任何亞洲強國若與其他亞洲國家力量對比懸殊都違反美國利益。但何以布希上臺後如此明顯地獨獨青睞北京，對中共施壓﹖
原因在於亞洲的力量均勢已經岌岌可危。21世紀初的情勢是，中國大陸因經濟增長軍費狂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為亞洲的強權，破壞了亞洲的均勢，特別是軍事均勢，勢必引起亞洲乃至全球的力量調整。更加令文明世界不安的是，在政權性質上，中國仍是一個共產黨國家。對共產中國強大的疑懼，使亞洲力量均衡的問題進入了議事日程。
加劇這一調整速度的兩個重要因素，一是中共迄今仍不肯放棄自己作為共產國家的招牌及其政治統治方式，拒絕民主改革，近年來甚至變本加厲，對內加緊控制言論、鎮壓異己分子、基督教徒和法輪功信眾，對外特別是對台耀武揚威，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個觸目的不協調的”異數”和”刺頭”。第二是鄧之後的北京領袖缺乏像鄧小平那樣的韜光養晦的忍耐和眼光，不自量力，打腫臉充胖子，搞所謂”大國外交”作派，以世界大國自居眩耀，平時好說大話，關鍵時刻則陽痿退縮。匹夫之勇，自取其辱也。
北京的行為方式正如一個(正在迅速長大，但)羽翼未豐尚未成熟又不講道德的少年急不可耐地向世人露胳膊露腿展示胸肌一樣，徒然授人以柄，提醒世界注意其危險性，從而導致四面樹敵；同時並給比它強大的超級大國強力預防提供了口實，極易遭致維護自由秩序的“拳王”的預防式致命一擊，從而中斷了自己擴張力量的過程，愚不可及。
四、中西之間：硬力量對比
在硬力量力方面，這場制度競爭中，共產中國與美國、西方的差距相當大。
二十一世紀初的共產中國，與一九八○年代的蘇聯相比，無論就人均國民收入、科研水準、軍工産業品質、自然資源藏量，還是軍隊現代化的程度，都相差甚遠。一九八○年代美國以年均二千多億美元的軍費，再加上盟國的一千多億，就拖垮了龐大帝國蘇聯。倘若美國把戰略重點轉向東亞，北京的總體力量能夠應付嗎？
北京與當年莫斯科相比，強項是國際貿易。這有助於帶來軍備所需的資金和技術。但是，迄今對中國大陸最主要的科技輸出國（包括留學生培訓）和第二大投資國，是美國。一旦美中對峙，這一優勢將很快流失。
面對周邊的隱含的不利局勢，北京在21世紀初的五年內每年增加軍費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共產中國現有的實際軍費是公佈數目的三倍，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點五。
因此，若把蘇聯衰落期的軍費比例作爲參考，推論出，若一個國家的軍費保持在國民生產總值的一成多一點，其經濟就受嚴重牽制，無力發展。若保持在近二成的高度，其經濟就面臨崩潰，除非它能獲得钜額無償外援。
以目前中共的軍費比例的增長速度推算，共產中國在十多年後經濟形勢的前景是十分嚴峻的。但北京似乎正在樂此不彼，加緊擴軍。如此，前蘇聯的覆轍已經清晰可見。
對抗美國的戰略壓力就已令北京消受不起，更加難辦的是臺灣、日本、印度、越南，外蒙古、俄國甚至（在9.11後）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現在都向美國傾斜。不知不覺地，對共產中國的地緣政治態勢由新月形變成了環形包圍圈。
美國在東亞的第一國家利益是防止中共政權成為亞洲霸權，基本手段是抑制中共，使中共、日本、俄羅斯與印度在亞洲大體維持均勢，並建立和加強亞洲安全的防禦體系。美國的力量均衡原則需要某個象徵性支點，由於臺灣在西太平洋戰略地位，由於臺灣體制所象徵的制度競爭含義，為維持亞洲的穩定與和平，為履行美國在亞洲承諾的道義負擔，美國力量以某種形式再次介入，扶植日本成為可資平衡的國家(這意味著美國改變長期以來的對日政策)，既防止中共在目前的體制下併吞臺灣，但又要防止台海之間爆發衝突而影響地區穩定，在從日本到南中國海之間建立一道安全保障線，成為美國的戰略目標。這是美國對華政策方面的首要國家利益。
當然，不應否認，美國的第二項國家利益是在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進程中從中國市場獲取盡可能大的商業利益，特別是這一市場充滿了與其他國家的商業競爭時，尤其如此。但應注意，即使是互利的經貿關係，中共之有求與美國也大於美國有求於中共。
當然，很明顯，美國的這兩項基本利益有時會產生衝突。在這種時候，美國必須確定自己國家利益的優先排序，即清楚何者為第一優先。從大格局看，布希與克林頓對華外交並無本質不同，但雙方在輕重緩急上是有差異的。主要表現在，在9.11之前，布希的白宮似乎對於慢慢等待中國國內的和平演變越來越不耐煩了。
針對目前的外交困境，北京當然會出手一些應對策略。對外對內，日益鮮明地表演出兩副面孔。
一方面，外交上放低姿態，竭力暫時緩和與美國的關係；表明它沒有意圖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儘管它謀求營造一種最終會不再需要美國政治軍事勢力的地區環境。在國際上，北京利用反恐戰爭極力渲染自己是美國的夥伴。並積極部署上層出訪，特別著力于拉攏歐盟，運作經貿外交，爭取國際奧援；北京竭力讓鄰國相信其善意。中國同意遵守涉及經濟利益的領土糾紛（比如南中國海）行為規則，並著手同一些重要鄰國（比如印度）解決邊界爭端。它開始比以前更加認真地履行不擴散義務，包括加強控制出口有潛在危險的兩用技術。它表示願意擱置暫時無法解決的政治爭端，只要其他各方不打破現狀。它誇張它在北朝鮮核武器問題六方會談中的核心作用。
但是，在另一方面，內鎮上則加緊控制和鎮壓。收縮言論空間，鎮制異議人士。與外交場合相反，北京領導人在中共內部會議上嚴詞反美，在黨內讚揚北朝鮮對意識形態的管理，藉以凝聚內部力量，並聲稱將以“後發制人”的方式，破解美國的“包圍圈”。
但北京手上究竟有幾張”牌”呢﹖一曰”市場牌”(即中國大陸潛在市場)，二曰“亞洲掌權者的共同利益牌”。三曰“美歐之間自伊拉克戰後的巨大分歧”。雖然中共很善於用那個“潛在的龐大市場”作誘餌，周旋於各西方大國之間，並誘使各國以對華綏靖政策作為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交換條件。這在平時確實可以贏得一些實惠。但在根本利益上，從現實考量，在關鍵時刻，各西方大國也好，亞太國家的利益也好，都會把與美國的關係置於與中共的關係之上。這就使北京的外交努力只具有表面的效果，不具有實質的意義，在關鍵時刻經不起考驗。就連一向慣於奉承北京的極精明的政治家李光耀也逐漸改變了口風，貶低了自己早先提出的“亞洲價值論“，並認為，亞洲國家有必要讓美國涉足亞洲，以便“平衡”日益強大的中國。 至於美歐關係，誠然目前吃緊，有時似乎勢同水火。但已有跡象表明，第二任期的布希政府正在準備著手修補老同盟之間的裂痕。而歐洲方面，也經不起長期同美國對峙所必然付出的代價。雙方共同靠近的客觀壓力是存在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即可看出：前些年，美國單方面退出1972年和蘇聯簽署的《反導彈條約》，當時遭到歐洲幾乎一致的反對，俄國和中共還聯手在聯合國通過決議反對。但美國強力推行此一決策後，取得了自己預期的政策效果，反對的力量也煙消雲散。並沒有出現開初眾口一詞聳人聽聞的負面後果。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美國與歐洲共同擁有的價值基地，比較共產中國與歐洲因暫時利益而攜手的關係，要堅實得多，長遠得多。 這些，只有在關鍵時刻才會充分展現出來。對此，中共領導人自己要比那些歐洲外交家清醒的多，他們在內部講話中幾乎都是籠統地提“西方”“西化”，就顯示了他們的這一政治本能。
筆者估計，由於西方內部的制度性糾偏調節機制，雖然在一段時期內，美國主導的新保守主義雖然仍會繼續支配其國家方向，但其形態將逐步緩和化、軟化，逐步滲透進一些務實主義因素，向中道的方向緩緩擺動。
五、中西之間：軟力量對比
在軟力量方面，共產中國在與美國為主的西方較量，差距甚至更大，對共產中國更加不利。
歷史昭示，兩國相爭，成敗既取決於硬力量，甚至更取決於軟力量。軟力量主要指道義力量、價值感召力、文化吸引力與人才趨歸。
在道義上，在基本的價值原則上，在歷史之神的垂青上，共產主義已丟盔卸甲，潰不成軍，徹底敗北。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尤其是新保守主義者堅信，道義在他們一邊，歷史在他們一邊，未來屬於市場經濟、言論信仰自由加普選制而非共産主義加新聞封鎖言論鉗制。有此信念，他們就會步步逼進，不達目標不甘休。他們強調制度差異，因此對專制政權更加具有進攻性。
在文化學術方面以及人才趨歸方面，歐風美雨已經薰染全球，蔚為主流。這從全世界留學生的流向，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產品的出產地及其銷售覆蓋面，文化學術界所遵循的基本尺規與規範，甚至從英語的強勢擴張，都可看出昭然天下的事實和潮流之所向。
中西間的較量，共產中國的硬力量既遜於西方，理應特別側重己方的軟力量。但北京的僵化體系經不起智力、言論的開放。與西方多元靈活反應截然相反，北京的應對體制可稱爲“黑箱戰略”。正如許多論者所洞察到的，其致命弱點在於： 封鎖資訊，不允許公開辯論，局限於小圈子內部。從而使中國大陸數千萬受教育程度最高、從事觀念和知識生産及承傳的專業人士，與事關本民族國家興衰存亡的資訊——國內國際因素之現狀和淵源的大量深度分析和廣度報導，處於日常的隔絕狀態。 這類資訊封鎖在秘密管道到達上層，造成扭曲失真，加上別利益的個人和小集團壟斷最高領導層的耳朵，造成錯誤判斷和決策，使研究素質的全面退化。如，中國大陸研究臺灣問題的機構，由於秘密作業，資訊扭曲得不到及時糾正，使得北京對臺灣的情勢連連誤判，屢出洋相。
實際上，在兩岸三地、海外華人圈子和真正尊重中華文明的西方人士裏，有許多理性人才以及實事求是的研究成果——譬如，如何緩解台海兩岸的敵對，以避免造成大陸臺灣雙輸；如何回應美國與西方的邀請，站到“歷史正確的一邊”來，使中國納入世界文明體系；如何逐步改善大陸內部的政治和人權狀況，以化解國內外關係中的困境等等。對所有這些理性的建議，北京都不予理睬。
從歷史長程眼光看，目前的中共政權本質上是一個過渡性政權，並不是處於一種制度性穩定的狀態下。擺在北京當局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
第一條路，是堅持自己的共產牌號和政治極權統治，從而無可逃避地，將被拖垮前蘇聯的那同樣一根套索絞死。其悲劇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成為中共的人質，有可能成為一段混亂時期的殉葬品。
另一條路，是北京真正實施實質性的政治改革，融入國際主流的憲政民主體制。那時，雖然與美國等強國仍有競爭，但那是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競爭，正如法國﹑日本等國與美國的競爭一樣，不至兵戎相見，不會傷及國之根本。而且屆時中國可以結盟的外交空間，可以比現在大很多，其成敗利鈍，猶難定論。
因此，後一條道路，是在目前的內外困境中，中國獲得拯救的唯一道路。這是處於歷史關口的北京當局必須深長思之的。
（注釋從略）
作者為《觀察》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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