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6日訊】觀察當今世象：冷戰結束後，“潘多拉盒”開啓，幾十年來被屏障在意識形態帷幕背後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破繭而出，跳脫飛揚，眩人耳目，成爲支配當代歷史的主導力量，沛然莫之能禦。人們鑒於民族主義比意識形態更加基本和持久的事實，衆口鑠金，不假思索，已把它視爲某種永恒不變的基本政治要素了。
不過，這裏恐怕忘記了一項更基本的事實：就整個漫長的世界史長河而言，民族主義的出現其實也只是其中一樁短暫的歷史現象，迄今不過二百年左右。它是伴隨“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共生的衍化物。所謂民族國家，即國家的領土與某一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國家由民族決定。這一情勢的鑄成，與上世紀歐洲內部特別是德國的歷史演變關聯甚深。
雖然歐洲的幾個主要國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與現代民族主義的發生有關，如英國的海外貿易和以自由人權奠基的主權觀，法國大革命及盧梭的“公意”和“主權在民”思想，德國建國過程及其反西方(法、英)和反猶太傳統以及德意志浪漫主義，義大利的馬志尼主義及其奮鬥歷程，都與民族主義的産生有重要關聯，但是在思想史上對建構民族主義觀念影響最大的，當首推三位德國哲學家：赫德(J.G.Herder)、費希特(Fichte)和黑格爾。
赫德發其端，首先提出“最自然的國家，是一個國家所包含的人民只具有單一的民族特性。”(他的老師兼朋友康得敏感地意識到了其中蘊涵的非理性的浪漫主義及其危險，當時即對之提出過批評。)
費希特奠立了德國民族主義理論，這是針對拿破侖席捲歐洲的的強烈反應，是一種本能的底層自發的民族主義，它甚至主張國家疆界要由語言來決定。
黑格爾集其大成，他看出民族主義確實滿足了一種心理需要___人要找出並知道他們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確定位置，並希望能歸屬于一個有力的集體。爲了避免本能的自發的民族主義的顛覆性危險，黑格爾把民族主義馴服爲國家主義(statism)，實際上是一種普魯士威權主義。誠如對其國人有透徹瞭解的康得所指出的：“在所有文明人中，德國人最容易長久屈服於它所遇到的政府，……”(康得：《人類學》)
黑格爾說：“國家是塵世的絕對力量……。國家即是人民自身的精神。……應由國家來支配世界。”(見黑格爾：《法哲學》第331節)這樣形成的國家不能不是極權主義的，即國家的力量必須滲透並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功能。因此，現代極權主義的比較重要的概念，幾乎都傳承自黑格爾：
1)民族主義。根據歷史主義者的觀念，國家是創造國家的民族(或種族)的精神(或血統)的具體化。被挑選的民族注定要統治世界。
2)國家是一切其他國家的自然的敵人，必須在戰爭中肯定其存在。
3)國家免于任何道德責任。歷史，即在歷史上的成功爲唯一的審判。集體的效用爲個人行爲的唯一原則。允許宣傳者說謊和曲解真理。
4)戰爭的“倫理”觀念(整體和集體主義的)。特別是在新興國家對抗古老國家中，戰爭、命運和名聲是最值得追求的東西。
5)偉大人物的創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歷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識和高度熱情的人物，現在已成爲領導原則。
6)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險)，與過著布爾喬亞(資產階級)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
正如安德遜(Anderson)所說：“當正統基督教衰落時，民族主義就以一種神秘的信仰經驗取代了基督教。”(安德遜：《民族主義》，P.13)而費希特和黑格爾在建構這一傳統的過程中，起了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當然，嚴格說來，即使在民族主義僅有的兩百多年歷史中，也從未達到過純粹的民族國家形態。在之前，是大帝國或城邦，在之後，其他的形態亦若隱若顯，飄然而臨，即，民族國家是有可能異化變形的。
因此，同歷史上曾有的潮流一樣，民族主義也是一種歷史形態。
如上所述，由於黑格爾的影響，民族主義一開始就染上了極權主義的色彩。這一傾向的典型歷史結果，就是以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m)著稱的德國納粹政權。指出極權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原始姻親關係，對瞭解當前世界民族主義的飆興及其後果是有其特殊意義的。
中國民族主義的心理分析
一、政治心理：從國際競爭的邏輯看
中國的情況略有不同。人們公認，歷史上中國從來不曾有過“民族國家”的觀念。在中國人眼中，中國就是“天下”，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蠻夷”和“化外”，是圍繞中國旋轉和朝貢的。
然而，在經歷了漫長的“天下”觀念的主宰後，近百年來，中國被迫進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國家組成的充滿競爭的國際社會，從而進入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之中，由此出現並逐漸強化了民族主義觀念。在諸多建構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事件中，就其影響面的深度和廣度而言，當首推本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那是一次動員面空前、正當性昭然的民族主義大爆發。
但是總體而言，衆所周知，中國近百年作爲民族國家的經驗是一次失敗的經驗，充滿了挫折、屈辱和痛苦。
因此，如果簡單籠統地說，由於近百年來在進入國際社會後所受的屈辱尚未償還，中國人勢必還需要過一下“民族國家”的癮，洗去失敗的痕迹，發泄民族主義的情緒，從而獲得心理的補償和平衡。因而，相對工業國家而言，在中國，存在一種遲到的集體情緒渲瀉的渴求，應當說是大體不差的。
然而，如果細緻地分析，在事實上，民族國家的利益尤其是其核心–主權，並不是由普通國民所代表的，國家利益也並不是均等地分配于每個中國人身上的。它在權力精英、知識精英和普通國民身上有極不均等的分配。在極權主義國家，這種差異尤其重要。它有助於我們梳理“主權”這一概念的真實涵義。其實，只要觀察一下上述各階層在民族主義問題上的真正興奮點及其強弱分佈，個中的微妙原因就不難明瞭了。
鑒於中國文化傳統的遺傳，有人認爲，中國士大夫(或知識精英)具有某種(對未來的)“准立憲”功能，因此，他們有比一般民衆強烈的多的民族意識。作爲權力精英和一般國民的仲介，考察他們的心理變遷或許是有典型意義的。
有關民族主義的問題，在國際政治層面，由於中國經濟地位的上升，中國與西方強國的利益衝突也隨之升高，在中國知識界的心理層面，某種情緒性的反應以及分歧鴻溝迅速擴展開來，成爲這種態勢的邏輯後果。
不久前，筆者參加了一個爲期一周的人文學科的研討會(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至十一日)，地點在紐約上州的一處偏僻山莊 Adirondack Work/Study, Inc.(研討會後它被與會者命名爲德夏書院)，東道主是推動東亞特別是中國的人文學精英層面研究的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與會者有來自中國大陸北大、社科院、上海大學、中山大學等單位的六、七位元學者以及來自法國、美國各地的中國學者。
會上，有學者現身說法，以自身的感受分析目前在留學生中民族主義高漲的心理原因。他們指出，過去，大陸知識份子推崇西方體制，並非由於其經濟發達，而是其代表的道義力量和基本價值。現在，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在台海危機中，美國軍艦介入，聲稱是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然而，如果反過來，中國軍艦開到美國的海域附近，那麽美國人有何感受？美國政府的作爲使中共過去對“帝國主義”的那些宣傳一步步變成了現實。這就動搖了留學生們對西方制度的信念。另外，特別是中東問題上，譬如上次以色列轟炸黎巴嫩平民區，美國輿論媒體沒有一家出來說公道話，壓倒性的意見仍是開脫性的。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過去中共所說的美國報界被猶太人操縱的傳言。
如果沒有基本準則，只有國家利益的爭奪，“強權即公理”，那當然會有民族主義的高漲。人們對自由民主的基本信念是取決於現存的西方國家(包括政府和人民在內)的行爲的結果。如果現實世界的典範被打碎了，這種信念就難以維持。
但是，上述推理似乎難以面對如下的異議：每個國家都有權利爭取自己的國家利益，美國亦然。這是無可非議的。問題是，各國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是否邏輯地等於“強權即公理”？是否能邏輯地推出在爭奪國家利益的過程中沒有是非之辨，沒有國際公認準則？在台海危機的具體實例中，關鍵之點在於：何方炫耀武力在先？倘我們設想一下，在大陸的飛彈和軍事演習步步升級，咄咄逼人的態勢下，倘若沒有美國這個第三者出現(何況它仍是停在國際法允許的公海領域)，台海危機可能出現什麽後果？
我們姑且暫時把台海兩岸當局有關主權的爭議擱置一邊，起碼得承認使用武力來解決這一爭議是不可取的，是對雙方都有害的。如果具軍事優勢的一方以武力相威脅，國際社會是否最好袖手旁觀，眼睜睜地看著另一方被強力所壓倒、所征服、所毀滅？在這種時候，常識的理智是，有個“國際警察”總比沒有好。雖然，由某一國家扮演“警察”並不合適，因爲它也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從而有裁判與參賽者角色混淆之嫌。然而，“兩害相權取其輕”，這是當代世界的現實性的平衡因素。況且，這一超強的行爲還受到其憲法、新聞界、反對黨、國會乃至選舉等等因素的制約。當前，在聯合國在事實上還無法也無力有效地扮演“國際警察”的情勢下，如果沒有這一角色，則國際社會立呈“無政府狀態”，那才真正是“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了。
聯想到此前不久大陸出版的一本引起轟動的新書《中國可以說不》，其代表的傾向就更值得玩味了。該書蘊涵強烈的反西方色彩，自稱是“廣泛民意的映射”，聲稱要聯俄抗美，甚至主張不惜以武力“收回”臺灣，云云。聽來氣壯如牛，而書名又以一種受壓者的口氣自我謙抑地聲辯“可以”說不，似乎隱然指控誰在壓制它不許說。心態曲折，可圈可點。然而，仔細揣摩，倒覺得頗有點滑稽。
一個基本的問題是：誰是中國？誰能代表中國？
倘若說答案是中共，則此書完全是多此一舉。它何勞你曲曲折折地來說不？毛澤東早在幾十年前就把對西方對美國的“不”字叫得震天響了。其結果如何，是衆所周知的。毛以對西方說不爲姿態宣稱“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但是事實卻是史無前例數量的中國人“倒下去了”：八千多萬中國人死于中共政權導致的饑餓、批鬥、勞改、監禁、槍斃、自殺等非正常因素，這是超越了中國歷史上任何階段的“豐功偉績”! 因此，所謂中共“對西方說不”，實質上，是“對中國人說不”，是對中國人免于恐懼、免於饑餓、免於饋乏的基本生存權利說不。應當有理由說，中國人四十多年來所遭受的巨大苦難是同一種過時的、粗糙的主權觀念有相當關聯的。
此外，該書完全照抄日本極端民族主義者幾年前反美的一本書名,其缺乏想象力的程度讓人難以想象。當然，這種抄襲也許正反映了二者之間“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微妙況味。
倘若說答案是一般中國大衆，則顯然更是無的放矢。試想，在沒有新聞自由的中國，如何去說不？而該書所謂“廣泛民意的映射”又是通過什麽樣的民意調查得出的？
不過，該書的長處是，它用一種最極端最尖銳的形式表達了部分自命“中國代表者”的知識界人士的基本情緒和思潮轉向。從而使人們清醒地意識到當代中國某種思想動向的空虛浮泛及其虛張聲勢的表達方式。
二、文化心理：從兩次思潮轉向看
五四之後(二三十年代)和當下的九十年代，中國知識界發生過兩次平行的思潮轉向。
筆者曾在另文中指出，從思想文化的層面觀察，可以發現，目前民族主義的轉向，與七十年前一樣，同樣也得到了來自西方的新思想資源的奧援和支援。五四之後當時西方送來的新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六四之後在中國部分知識者中時髦的則是“後殖民主義”等西方諸“後學”理論。
兩次轉向的思想脈絡十分近似。
當年，中國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以《新青年》的“民主、科學”爲旗幟，西化色彩鮮明。但一紙“巴黎和會”的不公正條款，就迅速聚集了強烈民族情緒，産生了對西方的主流文化排拒的精神土壤。其時，俄國十月暴力革命，給中國送來馬列主義—列寧改寫的非西方國家(殖民地)反抗西方國家(宗主國)的意識形態，賦有了民族主義色彩。它既是西方最新“科學”，又是本民族反西方列強的利器，恰好投合了中國部分知識者兩方面的心理需求，從而在智力上和情感上支配了他們。
從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歷經七十個春秋後，另一次思潮的轉向在中國重演了。
正如前述，六四事件後，由於種種原因，在外交格局和意識形態上，已經儲蓄了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潛在土壤。但是，倘若沒有在智識上和道義上的強有力的“支援意識”，知識界是不會如此輕易轉向的。
適逢其會，以“後殖民主義”“文化霸權理論”和“新馬克思主義”等諸種“後學”翩然而來，標榜反思啓蒙運動主要遺産，聲稱反對西方主流“話語”，與潛在的民族主義土壤在智力和道義上的需求一拍即合，遂成潮流，成爲支撐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從而使部分知識者“理直氣壯”地告別了八十年代“淺薄的”擁抱民主自由親西方的類“五四”潮流。
正如五四之後的轉向一樣，這一轉向，也恰好在兩個基本方面滿足了部分中國知識者的心理需求：智力上“新”，感情上反西方主流。遂一拍即合。
因此，筆者把中國知識界的民族主義高漲看做國際態勢和西方“後學”思想相互激蕩的結果。這種新理論給了原始本能形態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嶄新的理論架構，給予了智識上的漂亮包裝。而“後學”也獲得了某種已存“情結”的廣泛支撐，填充了它的精神土壤。
因此，民族主義，特別是在第三世界，終於獲得了它的當代理論形式。不過略微遺憾的是，這種形式仍是從它強烈抗拒的西方世界所販運過來的。它似乎永遠逃不出那個冥冥之中的敵手的施捨，逃不出迴圈式的邏輯怪圈。
中國民族主義：現狀與限度
出於瞭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欲望，筆者曾經與來自大陸的學者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和廣泛的諮詢。大體上對有關這一點的基本精神氛圍有了一些感受。簡括言之，在目前，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思潮泛濫的程度，並不如海外學者所想象的那樣嚴重。原因有三：
1) 對官方而言，現在他們逐漸發現，民族主義是一柄雙面刃，它既可以作反西方主義、從而作爲挽救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利器，但同時它又可能成爲譬如新疆、西藏、內蒙古、寧夏回族等少數民族地區爭取獨立的依據。事實上，這方面的危機已經日益明顯。因此，北京當局目前在這方面的宣傳相當謹慎，比前幾年收斂多了。甚至已有個別禦用學者建議不用“民族主義”而改用“國族主義”一詞，官方的心理敏感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2) 對社會大衆而言，前幾年爭取主辦奧運被拒等事件，以及臺灣海峽兩岸當局圍繞“主權”和“統一”等問題引發的爭端，曾激起他們民族情緒的一時高漲。但中國人基本上仍是一個講求實際的民族。事件過後，人們意識到影響自己日常生活最具支配性的因素，仍然是貪污橫行，物價高漲，社會安全下降，子女教育堪憂，因此反西方式的民族主義的市場已相對縮小。這一點，從大批人仍然急於送子女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留學，以及香港人急於獲得一個英國身分等事情上即可得以窺見。
3) 對知識界而言，雖然由於各種“後學”如“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亞洲價值論”……等時髦論說的泛濫曾使一部分人強化了民族情緒。然而，日常生活仍然是最有力量的。事實上，對他們有最切近的影響的，目前仍然是中共體系無處不在的壓制。當下當局對傳媒的言禁的加強，對異議分子的加緊鎮壓，以及高層生活的腐化與知識份子捉襟見肘的清貧的對比，使他們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所緩和。對其中較有理性的高級知識份子尤其如此。
很明顯，民族主義在中國是一個變數，而不是常量。它與外部因素密切相關。平常，在人們的基本理性和判斷占上風的時候，它是隱而不顯的。但是，不容否認，作爲一顆潛藏的炸彈。一旦遇到某些刺激民族感情的事件，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因勢利導下，它將突然噴發而出，彙湧成一股摧毀性的破壞力量。因此，余英時先生所擔憂的中共政權向法西斯主義的轉向並非絕無可能。在這方面，國際社會的公正、謹慎和深思熟慮的舉措乃是至關緊要的。
經驗表明，情緒是不可能經由理性辯論消解的。它的消解只能有兩條途徑：或是被時間沖淡、抹去，或是被另一種強烈情緒所取代。
我們不必去抨擊飄忽呼嘯行蹤不定的“風”。
我們能作的，只能等待它過去，或等待它被其他較少破壞性的“風”所抵消，所壓倒。
民族主義的未來趨勢
一、潮流正在轉變
歷史形態就是歷史形態。它不可能立地成佛，羽化成仙，凝爲永恒。
如果仔細觀察，事實上，在民族主義發源地的西歐，目前的歐洲聯盟已經不動聲色地在同民族國家這種政治實體拉大了距離。從長程的歷史眼光看，民族主義正處於衰落的歷史流程之中。
更重要的是，由於全球化經濟對民族主義的衝擊，民族國家的僵硬形態已越來越不適應現在面臨的國際環境。基本的“風向”正在緩慢改變。
目前，世界已進入無國界全球經濟體系的時代，全球市場對民族國家産生了越來越大的解構作用，對傳統的“主權”概念有極大的腐蝕作用。
事實上，日益明顯的趨勢是，傳統的民族國家在無國界經濟體系中，已變得不自然甚至日益變成不成功的經營單位。民族國家極力主張傳統意義和形式的經濟主權，即，把國界內的一切人民和土地納入規範，結果適得其反，這種主權至上的行爲損人而不利己。全球化的經濟對它的懲罰是：把投資和資訊轉移到其他地方去。
在歷史上的重商主義時代，民族國家曾經扮演過創造財富的有效率的龍頭角色。但是今天，它已在全球經濟方面淪落到了跑龍套的小角色，甚至成爲全球無國界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例如，在全球經濟體中，某些産品不再由“本國”生産後，當地人民反而容易取得成本低廉、品質優良的替代品。象新加坡，雖然國內沒有自己的農民和耕地，但新加坡人卻能享受比日本人更好更便宜的農產品。同樣，不造建材的新加坡所用的建材比日本便宜。因此，貿易保護主義從長遠看是無意義的。
對內部差異很大的國家，民族國家成了毫無效率的財富分配機器。如中國、義大利和俄羅斯，其巨大的內部差異使平均數值的概念毫無意義，民族國家以一視同仁的態度對待這些內部地區，在經濟上是幼稚和失敗的。
二、經濟區域的興起
當前，全球性的經濟區域的出現，是值得關注的重要現象。
所謂經濟區域，是指環繞某個區域經濟中心而發展的地區，通常跨越國界，人口從數百萬到一、兩千萬不等。有論者也稱之爲區域國家，以別于傳統的民族國家。下面的簡表大略提示了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
從工業時代到資訊時代的轉變
舊時代競賽vs.新時代競賽
工業時代vs.資訊時代
19-20世紀vs.20世紀末-21世紀
由民族國家政府推動vs.由民間資本和資訊推動
國家主權vs.公民主權
中央集權控制vs.相互依存的私人企業和地區實體組成的自治網路
對邊界很敏感vs.本質上沒有邊界之分
偏好國內資金、保護本國公司vs.歡迎外資與世界級公司、專家，創造高品質工作
期望透過開發與出口，製造導向型vs.希望通過相互依賴以網路爲中心的公司
經濟成長，達到一國富裕繁榮vs.創造資訊密集的服務，博得消費者認同，
vs.最後達成和諧的區域繁榮
政府主導vs.企業精神主導
好政府協助強化領先工業的體質vs.好政府協助區域發展，不局限特定産業
變革速度緩慢，動輒數十年vs.變革發生迅速，通常在數月到數年之間
德國vs.香港/深圳
日本/新日本vs.新加坡/柔佛/巴譚島
英國vs.臺灣/福建
美國vs.南中國(珠江三角洲)
vs.印度南部(如班加羅爾)
vs.北墨西哥/美國南部
vs.矽穀
vs.紐西蘭
vs.倫巴底(義大利北)
vs.美國西北太平洋沿岸
空前流動的全球資訊將幫助人們跨越一道又一道政治門檻。在歷史的此刻，無論某群人是屬於何種文化，他們都可以得知世界其他人民在過著什麽樣的生活，買什麽産品，消費品味與偏好如何改變，渴望擁有的生活形態又是什麽面貌。在此時，國家疆界已不重要了，地球上大大小的經濟區域興起了。它們衝破固有的國界，構成了新的實體：經濟利益共同體，重畫了世界的地圖(參閱 Kenichi Ohmae, 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1995, New York)。
(寫於1996年）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