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6日訊】南京，山環水繞，遍地綠蔭，風景似畫，古來如是。很多外來游客，嘆服其山水之胜，更嘆服其古城牆的堅固。
南京古城牆，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間，至今六百余年，經歷無數風雨、無數戰火，几乎完好無損，仍然巍峨高大，堅固挺拔，一付不可攻克的傲然姿態。
是什么力量造成古城牆如此堅固？是專制政權的威力，嚴格地說，是專制權力的殘酷力量，一种殘酷的責任制，才造成南京古城牆的堅固。
如果你偶然遇到一塊完好的城牆牆磚，就可以發現上面燒制有負責官員的名字、監工的名字以及燒制者的名字。歷史記載，當時有制度規定，一經發現哪塊城磚偽劣，責任者就要受到嚴厲的甚至是殺頭的處罰。
中華自暴秦以來，統治者多數奉行專制主義暴政手段，陽儒陰法，實踐中完全使用法家提倡的法術勢等國家恐怖主義的一套手段，以嚴酷的刑殺為威棒，以便達到臣民膽戰心惊，人人自危，小心翼翼，盲目服從。
了解南京古城牆的堅固，有助于我們了解現代中國大陸政治的奧妙。現代大陸的專制主義，完全繼承了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衣缽，依靠一套明文的或潛在的規則，將壓制國民的責任套在下級的頭上，迫使他們違反人道与文明，壓制人權与民權，被動地充當專制主義的馴服工具。
八三九四以來，歷次的嚴打，以”可殺可不殺的要殺、可輕可重的要重、可判可不判的要判”為原則，層層下達勞教、勞改、殺頭的指標，并且將這些指標和具体負責官員的成績挂鉤，那些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則盲目服從，不分青紅皂白，為了完成指標而硬性湊數，結果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及其子女，成了專制主義法律反复無常的犧牲品，只有經歷過大陸司法机构拘禁、逮捕、判刑、勞改的人，才能深切体會到，那些任意性的以指標完成法律數字任務的過程中，包含了多少冤枉者的血和淚！
統計農村產量的過程中，弄虛作假同樣層層加碼，記得一九八六年某鄉小麥年產量只有一千万斤，到了縣里，就必須變成一千三百万斤，到了地區行政公署那里，就魔幻般變成了一千六百万斤了。如果那些下級不如此造假，那么一种潛在的責任制就會淘汰掉他，摘掉他的烏紗帽，讓他辛苦很多年才攫取到手的既得利益轉眼化為泡影。
農村收繳稅過程中，同樣是層層下達指標，不能完成斂財者，就會被罷官，哪個官員愿意丟掉烏紗帽呢？結果基層干部，善良的是出于完成工作任務，也得照樣壓榨農民，本來心=地就很邪惡者則乘机暴力對待農民，無所不用其极，以便對上邀功請賞，對下趁火打劫，中飽私囊。
計划生育的指標一到下面，基層干部面對不生儿子不罷休的農民，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就大肆動用暴力，非法拘禁農民，甚至打死在鄉鎮派出所，至于扒糧食、扒房子、搶走耕牛、農具，如同日本兵下鄉掃蕩者等等，層出不窮。
農村村鎮建設也是一樣，上級的硬性規划，必須如何如何完成市鎮化指標，可是地方上農民都很貧困，并沒有那樣的社會基礎与經濟力量，最后鄉鎮領導要么絞盡腦汁，要么暴力先行，將任務划分到各個村子，強迫農民到鎮子上按照規划的要求蓋房子。結果弄得很多農民傾家蕩產，很多人將僅有的積蓄用到蓋房子上，再無力量發展自己的經濟事業。
為了所謂的”穩定”，中國大陸政府同樣層層下達指標，要抓多少法輪功信徒，要如何阻止公民上訪，這樣的指標最后都一樣承包到具体的官員或者警察的頭上，有的地方甚至到了這樣的地步：只要任何一個片警負責的社區出現一個法輪功信徒或异議人士有活動，他們就立即下崗，有的地方則由縣政府要人牽頭，組織專門的截訪隊，攔截公民到上級政府上訪，如果任務完成不好，那就立刻會受到指責或丟掉烏紗帽子。
為什么漢源事件中，安徽池州事件中，最近的太石村事件中，地方官府官員面對民眾大規模的請援、示威、依法維權等等，不能有任何變通的應對，而只是依靠軍警力量，暴力打壓或者血洗民眾，根本原因就是專制主義体系的暴政責任制的驅動。
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責任制度。這种殘酷的專制主義責任制，給予下級的任務指標，不是為民造福，而是壓制國民的正義呼聲与要求，以便達到國民鴉雀無聲式的”穩定”。
楊天水于南京東山
200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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