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9日訊】1、目前學生運動的缺位
目前在中國出現了民主運動的好兆頭，於9-10月份，北方大慶工人運動和南方重慶工人運動形成了南邊夾擊的態勢，而廣東太石村的農民抗爭運動在世界上造成的影響之大也是近10幾年來很少見的，可是，就在這個工人農民都有行動的時間裡，我們卻看不到學生運動的任何跡象，於是，在16年前，中國社會上最積極的地方——學校特別是大學——現在卻被一種死一般的沉寂所籠罩著。如果說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的大學生們象傳統的中國讀書人一樣，“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那也無所謂，可是呢，學校反倒成為另外的一個樣子，一些怪異的現象層出不窮，大學生自殺，研究生出走的新聞時有發生，此前出現於雲南大學的被社會稱之為“馬加爵現象”的事件更是50多年以來中國高校想象不到的，不止為此，一股又一股很不健康的行為借著“現代”之名接連發生，出現了“校漂族”、“海漂族”“動漫族”的人群，使高校變成了“搞怪”、“搞笑”的基地，此風一長，男女“合租屋，”“校園同性戀”、“網絡同居”以及“永遠25歲”的“拒絕成年”的“長不大”族群便領了風騷。有一份調查材料表明，20%的大學生有過自殺的念頭，而心理疾病患者之多和社會上的他們人群比較更是不成比例。雅虎網2005年9月5日的一篇調查資料說，“專家估計，陝西省大約有72萬人患抑郁症，其中近半數為學生”。正因為這樣，當我們於去年這個時候在大學網站上看到全國的兩家頂尖級的大學——北大和清華的學生發出的帖子上寫著，“我們是社會上的高級的笨蛋”、“頭等廢物”的話就不感覺到奇怪的了。
“6、4”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壞死的時代”這一點大家越來越清楚，但是可能還不清楚的是“6、4”以前中國社會上最積極、最有生氣、最有活力的大學卻完全地變了這樣。這個如此另人痛心的事情發生的原因，我不想涉及，我只是說，當學校特別是高校在同社會上的其他的事物一樣，也是受“不進則退”的法則支配時，情況也只能夠是這樣。如果又認為青年人特別是在校學生如果一旦發生了人生上的退步的趨勢的話，那麼，他們的退步的速度可能是成年人的10倍或100倍！
一個民族同一個人一樣，她應該有自己的記憶，就記憶中的事情來說吧，16年前，當全國的學生運動在中國的大地上如火如荼的進行著的時候，那時，我們的市民、工人、農民（北京市除外）還都是處於“圍觀態度”，雖然這樣的行為說不上是作壁上觀或者袖手旁觀，但是，人們的腳沒有被偉大的學生運動的浪花打濕，卻是一個明顯的事情。16年的時間一晃就過去了，現在的民主的情勢剛剛打了個顛倒，目前的大學生們在當下的工人農民運動已經運作起來的時候，卻是作壁上觀和袖手旁觀！朋友們，這樣的事情就不能不引人深思。
2、在現代專制國家中，學生運動的重要性
如果把學校比作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心髒的話，那麼，它如果不活潑的跳動，這個社會或國家就是危險的。如果又說民主的運動發生在我們亞洲的話，那麼可以肯定，它必然地要體現出一個學生運動的特點。在中國是這樣，在韓國也是這樣，有一份資料表明，在“推翻李承晚政權的最後一年，韓國共有14萬學生參加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51次是由大學生組織的，117次是由高中初中的學生組織的”。在和樸正熙專制作斗爭時，延世大學和漢城大學多次實行“空校運動”，以“空校”的方式和專制當局展開長時間的斗爭，但是，就是這樣的情況，我在來到韓國後卻很少聽見有人抱怨“空校運動”耽擱了學生們的“青春”，造成了“教育”的失誤，也僅僅就憑這一點，我就為韓國人民的自由的骨氣和民主的精神所折服。
其實，在我們中國情況也大同小異，從戊戌變法以來，中國的學生們就已經走在了民主化運動的最前列，這樣的情形從19世紀初末20世紀初的現象一直持續到1989年的學生運動時期。因此，如果說在“89運動”中，我們通過學生運動的現象，發現了我們民族精神和靈魂沒有因為專制的壓制、壓迫而窒息的話，那麼我們民族的民主化的前景在“6、4”之前的日子裡是被誰都能夠發現；可是，在專制的屠刀在瘋狂地落下之後，就改變了一切。值得說明的是，我們當時對於這一個可能會引起的嚴重的後果是完全地估計不足的，我們是用我們以前從毛澤東那裡學習中得來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來理解問題的，認為“壓迫力愈大，反抗力就愈強”，人民在“血泊”中很快就會站起來，他們“掩埋好自己的同伴，揩干淨自己身上的血跡”，會繼續的投入戰斗，一直到把敵人打垮！
我們完全沒有料想到事情還會有一個另外的結局，那就是過分的打擊可以把人徹底的打倒和打垮，使他們很難在一段時間內“爬起來”，有的時候一次致命性的打擊就完全可以把某一種事物給徹底消滅。關於這一點，偉大的哲學家密爾在《論自由》的一書中告訴人們：“至於說真理永遠戰勝迫害，這其實是一個樂觀的錯誤，人民相繼加以復述，直至成為濫調，實則一切經驗都反證其不然”。為了把這個問題講深講透，他駁斥了當時很流行的一種說法，認為基督教是在迫害的火焰中成長壯大的，他以哲學家特有的深邃洞察力寫道：“沒有一個可以理喻的人能夠懷疑，基督教曾可在羅馬帝國被消滅淨盡，它之所以能夠傳布並占得優勢，乃因為多次迫害都只是間接發生的，僅僅持續一個短的時間，其間則有很長的幾乎未經阻擾的宣傳時隙。由此可見，若謂真理只因為真理便具有什麼固有的力量，能夠抵抗錯誤，能夠面臨監獄和炮烙而挺戰優勢，乃是一種空洞無根的情操。”在此，我們若收起馬克思的那種教條，而服膺密爾的訓誡，就可以說明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大學生和人民都知道殺人是犯罪的，其目的是不叫學生和人民“亂說亂動”，但是大學生們到今天為止不都是被這個“目的”給管住的了嗎？在長達一代人的時間中，中國的大學沉默了。大學生們中沒有人公開提出給“6、4”平反，即使在“6、4運動”的旗幟——趙紫陽逝世的那個關鍵的時候上許多人期盼借機會“翻案”的希望也是化為了烏有。因為我們中國的大學生們沒有行動。人們把現在的“憤青”誤認為是從前的“知青”——這就問題的焦點。
3、關於中國知青時代的分析
我們有時候在人類的生活中會發現這樣的一種現象，某一個事物在一個剎那間好象比一下子分裂成為互不連接的兩段，好象兩段事物之間沒有任何的關系。1989年“6、4”慘案發生後的中國大學生的歷史就是這樣。在1989的大學生絕食的運動中，我們中國人的確目睹了一場“感天動地”的學生運動，那麼多的大學生不是為了自己的一分錢利益而采取了寧願餓死自己也不肯向政府低頭的行為把全世界人的目光都吸引到中國來，吸引到以北京天安門廣場為中心的絕食運動中來了。在那個死神向中國最年輕和最有才華的人的身上迫近時，全國、全世界的眼睛都集中在了他們的周圍。從人類良心深處發表出的那一種呼喚，把一個喪良昧心的制度放在了正義的審判台上了。
現在回想起來那真正是一場夢，而夢——世界上所有的夢——都沒有這樣的夢的具有警幻的性質，已經“上了手”的民主卻在一個夜間被北京的“砍手黨人”（不是深圳的）給砍掉了，於是除了被害人的一場政治上的“昏死”外，價值給全毀了。但是在事後我們分析這一場運動，對於中國大學生在政治上站到了如此的高度留下了異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我們今天來解讀這個發生於16年前的運動宛如昨天的事件。當然要分析這一場運動發生的深層的原因，應該是下一篇文章的事情，這裡，我只就運動中的大學生們所處的時代發表一點自己的見解。
如果說從康有為上書的那個時候算起，就開始了一個中國知識青年的時代，那麼到1919年的“5、4運動”時期，它作為一個可見之物已經被社會認同的話，在30年代的延安，毛澤東對它的特別的鐘愛就使他自己變成了中國知識青年的一個商標。說實在的，正是這樣的商標才在“中國革命”的這個“市場”上賣了個好價錢。因此我在寫作《中共黨史正義》的書稿中提出了一個觀點：中國共產黨的戰爭時期的革命實質是知識青年和農民群眾相結合的產物，其中知識青年的毛澤東思想化是“結合”的潤滑劑。有了這樣的一個觀點，我們去理解1966年的紅衛兵運動，你就不會視它為毛澤東的陰謀詭計了。但是問題恰恰在於當鄧小平的“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為事實上也完全地“否定”了紅衛兵運動時，中國的知識青年的時代就不可避免地進入了末期，於是，我們在分析這個末期時間表上的事件時，就可以把1989年的學生運動看成是它的回光返照。在這個意義上，一個時代的死亡和人的死亡一樣，生命的最後關頭上光芒的閃亮給將死的東西一個“生”的表現。
我們可以這樣的看待問題，如果說知識青年的時代在同共產黨的時代相重疊時，我們發現的事物就是“合二而一，”但是，同任何的事物一樣，沒有兩個事物之間可以永遠的結合，一旦它們發生了分裂和由分裂而來的斗爭，如1966年那樣，事物的各自的特點和性質就表現得非常地突出。於是，共產黨執意要取消知青時代，而知青時代也不想永遠地依附於共產黨就成為新時代的一個焦點。這樣當我們在尋找1989年的學生運動不可能同共產黨的實權派合作的原因時，就有一個我們沒有解讀出來的內容哩。明白了這一點，你會過頭去批評那些認為大學生只要在5月中旬撤出廣場就會萬事大吉的觀點，就有充足的理由了。
正如我在此前所寫作的幾篇論憤青的文章中所說明的那樣，知青的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具有一種先後連貫的使命感，而正是它把知青推上了一個不可能為了自己個人的小目標斗爭的那一條路線上，因此，知青的路即使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1968年的上山下鄉），他們也不認為自己就是窮途末路上的人，相反，在60年代的農村這個文化落後的地區裡，他們倒變成了名副其實的特殊的人，和農民相對比他們是有“文化的人，”哪怕這種“文化”的標准是一張初中畢業證書。人實際上是一個意義的構建，因此意義的構建過程卻充滿了人與人之間的比較，因此，在比較的意義上落了架的鳳凰到底還是要強於雞的。
又如果認為知青的時代是個一元化的，那麼這時代的特點就是一個人和另一個人有著非常的類的近似，因此，它可以很容易地把知青個人結合在一起，特別是當一個大的事件在召喚他們時，他們是很容易團結在一起的。1989年的運動是在4月15日由一群學生上街悼念胡耀邦開始的，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它就非常成功地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質的學生運動了，甚至把小學生們也卷了進去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這樣的事情中，我們若還不能夠從時代的角度去發現問題和分析問題，這個偉大運動的那種風起雲湧的現象你如何都是解讀不了的。在這個時代，知青們有一種“隨時准備著”的精神和心理，總是好象在聽候時代的“召喚”，就好象《舊約》上的以色列人民，隨時都在准備聽耶和華的話一樣。因此知青的時代有著先知時代的那種遺風。
4、關於憤青的再說明
“89運動”的失敗實質上標志了中國知青時代的突然的終結，於是，一個中國青年人的時代就好比遭到了刀砍那樣的被立刻地分成為兩個相互獨立的毫不連貫的東西了。因此，雖然我們的大學或我們的中學好象表面上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但是一個深刻的突然間發生的、也是任何一個國家的年輕人都不能夠承受的打擊把學生們的內在世界給搞垮了。在這樣的時間中，一種失敗主義的東西潛藏在青年人的思想深處，變化成為了一種無所謂的生活觀和人生觀了。如果說在知青時代，一個集體擔當的社會責任意識雖然沒有一個實踐上的事實於之對應，但是它本身就是一個意義的建構，因此這樣就形成了一種類似於宗教生活中的意義體系。正因為是這樣，我就可以說，如果1989年的學生運動不是以徹底失敗而告終，那麼一個正常的民主生活的意義就會在知青時代的終結處產生出來，一個法律上的和政治上的也是事實上的青年人責任的擔待就會出現，而在運動因遭受殘酷鎮壓而失敗的情況下，它就缺位了。
按照最正常的看待事物的觀點分析“6、4”之後的中國社會上的問題，學生們要求為“6、4”平反的行為是最正當不過的事情了，因此，如果中國的學校特別是大學若還實際存在著對“6、4”事件如社會上的普通人那樣的關切的話，在這16年之間，不會是沒有任何的響動的，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問題的另一個方面是，如果象我上面所說的“徹底失敗”這樣的事情造成了青年人社會的一種徹底變化，那麼變化中的人就是我們一個研究的重點。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看問題，當社會的某些成員在認為自己對社會應當負一種責任，而這種責任又是以義務的形式被賦諸於實踐，那麼這種事情就比較地接近於民主，而不論他們是否生活在一個民主的制度之中。1989年之前的中國青年人就是這樣，社會上民主的缺失被社會中最青年的成員心理上的“民主”在位所補充，於是就有了一個傳統的“天生我才必有用”這樣的青年人意識的存在；當下的問題是這種意識已經不復存在了，於是，“民主”在這個新的青年人的時代中沒有一個落腳點。在一個不民主的社會中，民主存在於“理想”之中，這是非常正常的現象（前毛澤東時代就是這樣），因此，這種正常現象的死滅就是“6、4”之後的社會問題的要害。如果說拆遷戶因為房屋被毀而上街，工人因為工廠倒閉失去了生活而示威，農民因為土地被賣，生路斷絕而游行，所有這些我們把它放到“民主”中去解讀的話，那麼“民主”好象出於被迫和無奈，但這樣的事情在學生們就好象沒有出現，也不可能出現，於是要求“民主”的正當的“理由”好象失卻。就這樣的意思去理解中國在不斷的發生市民、工農民運動的今天，為什麼學生運動缺位，似乎存在著一種“理由”。
在知青時代，青年們的生活觀和人生觀上套著一個理想的集體主義的光環，所以，生活在這個時代的青年人往往會捨過自己觀察問題，於是，就不可能有效地提出“個人”問題，一個集體主義的感受協同著一種青年人特有的義務情緒，所有這些都是有利於青年人的運動，但是，在憤青時代，情況就不一樣了，特別是中國的憤青時代是出於屠刀的殺戮就更是因此。就在這種過度的殺戮中，青年人為此而付出了生命固然是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他們那些活著的人而被“扼殺”了“理想”，這樣人不是通過自由和民主而站在了“個人”的立場上，而是在理想喪失和政治失敗的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回到”“個人”的，因此，一個人能夠干什麼？他和社會有什麼關系？社會少了他會怎麼樣等等問題，就必然會冒了出來。而所有這些問題在得不到解決時，情況就必然要變壞，當一個人認為自己在社會生活中不過是一個“多余的人”的時候，“多余人生觀”就會套住他，一個被社會“邊緣化的前途”就等待著他，讓這樣的人還去關心自己的身外的事情，不就是毫無道理嗎？
把中國的憤青時代看成是知青時代的後續，這就有一個好處，那就是有利於我們發現其中的共同的東西——知識問題。如果說在知青時代，雖然已經出現了電視，但是電視還沒有進入到生活的核心地帶，只在1989年的學生運動中它完全地表現出了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89運動”其所以傳播的那樣迅速，就是它發揮的功能。這樣的情況如果說在運動被鎮壓後給統治當局留下了一個教訓的話，那就是現代生活中存在著一種“電視統治”——誰掌握了電視，誰就能夠統治別人。在電視時代人們是電視圖像的奴隸，真實的生活圖像和虛假的圖像混在了一起，任何人都不得不接受它。如果說有知識的人和知識分子對於圖像的理解有著比普通人優越的一種敏感的話，那麼，通過“知識”了解世界的人就更容易多的接受世界的圖像，而這樣的圖像如果說在知識分子和有知識的人群中很容易造成一個民主的生活和民主的社會是“有問題”的印象，那麼這對於中國的憤青來講就有著一個特殊的意義。過去中國人一度是從廣播上“聽”如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的問題，現在是“看”，結果“看”到的問題就被堆積在了民主的這一頭，於是，“6、4”之後，中國社會拒絕民主的這樣一個在“6、4”以前是洞若觀火的錯誤，現在就被“有問題的民主”給消解了。庶幾，中國社會就出現了如下的一種認識：專制生活和民主生活的“趨同”，也就是說，依據這種認識專制生活是有問題的，民主的生活同樣也是“有問題的”，那麼就接受生活的意義講，民主與專制的區別就不在是有意義的了。要知道，在讀圖時代，知識已經被圖像化了（參閱拙著《論讀圖時代的民主錯覺》）的今天，類似的問題就值得我們警惕。
5、漫畫了的民主革命圖像和動亂式的民主運動圖像對今天學生運動的不利影響
知識青年是民主革命時代的產物，因此，在知識青年時代的末尾，雖然已經出現了青年人對民主革命的漫畫式的理解，但是漫畫中的最後關鍵的一筆卻是憤青給完成的。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對民主革命的傳統式看法的否定事實上導致出了青年人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這樣的態度如果被一個時期的青年人所采取，那麼民主運動的失敗和成功的事情也就很容易地被看成是“社會動亂”，於是，社會中的那個首先應該存在於人心中的民主，就被一種類似於海市蟄樓的心理所遮蔽。民主的運動，其所以很難起來的原因也是與此有關的。因為民主這東西和自由是有區別的，它的意義往往與國家、社會這樣的大的東西相連帶，因此站在爭取民主隊伍中的人的一個明顯的特征是“公”，就如“89運動”中的大學生一樣所說的那樣，“我們不是為自己爭取什麼，而是為國家、為人民爭取民主”。正因為這樣，現在的中國反動當局是“嚴厲禁止”民主運動的，把民主運動消滅在“萌芽狀態”是他們的一貫的政策。但是這樣的政策如果你理解成為他們也同時要禁止小規模的“維護個人自由權利”的行為，你就不認識中國的問題。事實上，在一個專制的社會中，最高的當權派往往還是站出來以個人的名義支持“維權”行為的，可見，我們如果弄不清楚這其間的區別，就是一個糊塗的人。
如果又認為小規模的“維權”行為是一個法律學上的個人自由的話，那麼，專制統治者在“嚴禁”民主運動的同時卻可以容忍“自由”的某些行為，在把民運人士投進監獄的時候卻允許異議人士講話、出書，我們的一些人看不到這個現象，不認識這其間的區別，怎麼能夠有資格去領導民主運動呢？把發生於民間的“維權”行為看成是民主運動的人是我們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這種錯誤如果不及時的預以糾正的話，我們是沒有辦法打開民主運動的局面的。就這樣的情況來研究本文中的問題，我看學生運動一時間難以發動的問題就有些復雜的了，它不僅僅只是牽扯到學生本身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也關乎著民運人士和我們中國人民對民主運動的思想和看法的問題，我想這就不是一個小問題的了。
如果我們作一個大概的分析的話，說民主的關切主要是針對國家、社會，那麼自由的關切就主要針對個人，而現在專制當權派是不害怕立在了自由立場上的個人，而害怕的是站到民主運動中的人。現在問題的要害又在於目前的中國大學生們卻對民主和民主的運動缺乏信心，而把主要的關切轉變為個人。如果我們說憤青是單槍匹馬對抗社會的人的話，那麼這樣的人群在中國出現卻是中國的專制分子們希望的事情。憤青同知青不同的一個地方就在於他們在發洩憤怒時，沒有一個固定的目標，因此身邊的人和事都能夠成為對象，而在知青那裡，許多的怨憤是可以指向政治當權派的。正因為有了這樣的區別，憤青的行為其所以是不希望聯合的，其中也缺乏有效聯合的誘惑性因素。
西方社會被稱之為憤青的人，是對民主社會生活中的普通性或平庸性的一種反叛，而我們中國的憤青卻產生於社會政治生活的一連串的失敗與失落，這其間是有著很大的區別的。因此，在談到我們的憤青時，一定要注意研究他們同民主的關系和對專制的態度。在中國，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在近100年時間內一直處於未建設成功的狀態，是一個最為重要的問題。就這樣的意義看，你說民主革命和民主運動是騙人的，好象也不是言之無物，也恰恰在這一點上，憤青們認識自己是看透欺騙的人。如果說這樣的看法又連帶著“世界是空的，世事是騙人的”一貫的民間思想的話，那麼憤青的社會影響就容不得低估。在這篇文章中，我不是說可以把中國的大學生們都放到憤青的概念去分析，但是至少可以說一種憤青的心態和憤青的情緒在大學中的流行和影響卻是非常普遍的，如果說所有這種現象和中國社會青年人特別是青年學生就業壓力過大一事聯系起來看，還未走出學校門的時候就對未來的生活准備了一種悲觀的態度的話，那麼事情就會被人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了。民主鼓不起他們的精神，他們對民主產生不出濃厚的興趣，這恐怕是問題的關鍵。
6、大學生心態的消極與民主運動的積極性的差距
民主運動不是一群消極的人可以造就，盡管民主的運動在最紅火的時候可以把完全消極的人改變成為非常積極的人。就這樣的道理去說，民主運動是積極的人的事業這樣的話是不會有錯誤的。在過去的歷史中，從“公車上書”、“5、4運動”經“12、9運動”、“紅衛兵運動”、“4、5運動”一直到“89運動”，所有參與了上述運動的學生們都可以說是屬於他們所在的時代的“積極”的人，因此，就這個線索去思考，“6、4”之後的學生運動的缺位問題，人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參照系。
大學生對人生的消極的那種態度和心理在近幾年一連串的輕生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雅虎網在今年9月15日登載了一個叫東方愚的人所寫的文章，文章的題目，伙計，我一說你都會心跳：《誰是高校下一個自殺者？》作者在文章中敘說了近幾年以來的“高校”學生自殺的風氣之後，感慨地說，“接連二三，跳樓成了高校學生的專利。如果沒有記錯的話，今春過後光北京跳樓自殺的學生就不下10個，這不包括上個月中旬北京大學萬柳公寓出走的那個研究生。自殺或逃亡——這好象是古代中國的悲觀的志士仁人危急時刻的選擇，可現在，卻成了套在高校頭上的緊箍咒了。”這是自殺，朋友，我還沒有說到那個“接連二三”的可怕的凶殺，至馬加爵以後，有的省就出現了自己的馬加爵，前一向我就看見了國內網站上有關“陝西馬加爵”的報道，他殺了2個同學。特別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昆明大學的一個網站上還貼出了大量吹棒馬加爵的帖子，說他是大學生中“最有性格的人，”冠他以“帥哥”、“爵爺”的稱號，以至於反對的人不能不說，“當你晚上熟睡之際，斧頭向你的頭上砍去時”，這樣的人若稱之為“帥哥”的話，那麼世界上還有什麼倫理道德（見搜狐2005年9月7日《馬加爵受高校大學生的歡迎，雲大封鎖“殺人寢室”》的報道）。把這個現象同同一時期報道的“江蘇某校2名女學生脅迫男生強奸同學”以及去年北京聯合大學幾位女同學強迫一女生“當著眾人面手淫”的事情聯系起來看，我們的學校的風氣已經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不就是可以有一個你自己的答案了嗎？
前毛澤東時代是一個專制的時代，這一點我們大家都知道，因此在批判這個時代時，我們如果忽視或者是否認這個時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中“抓住”了中國社會上的絕大部分青年人這個事實，那麼我們的批判就不會是“實事求是”的，因此這樣的批判除了發洩我們心中的憤懣以外就不會有多少的收獲。在這個時代毛澤東把中國青年人說成是“早晨7、8點鐘的太陽”的話，雖然是對他們是一種欺騙，只是當這樣的欺騙的東西在實際的青年人的社會裡產生了政治與道德的“教育”內容時，我們在批判“毛澤東的欺騙性”的同時就不應該同時否定青年人社會中的那個已經形成了的價值。就這樣的事情你去理解鄧小平在“6、4”之後所說的“我們的失誤在於教育”的話，後毛澤東時代不可能從前毛澤東時代取得價值的事情就為我們中國人民和中國民運人士做了廣泛的收集價值的准備。但是當我們看待問題的眼光和方式在拘禁在鄧小平的政策中而不能夠超脫時，我們就沒有辦法在中國這個新的青年人的時代中開展工作，因此我們也只會為青年人失去了在民主運動中的傳統的先鋒角色而一籌莫展。
這篇文章只是提醒我們應該注意目前的民主運動中的學生運動缺位現象，而不是研究如果可以解決它的問題，因此，就只能夠說到這裡。我以為在我們中國今天的民主運動中，提出問題的價值和研究如何解決問題的價值是一樣重要的，因此如果我們能夠尋找到中國上一個世紀最後10年民主運動的風氣是由中國學生們開創的，與在此後緊接著的時間內學生運動卻一蹶不振的原因的話，那麼，我們就有了一個可能的對策。國內前一段時間，流行這樣一句被修改了的詩句“江山待有憤青出，各領憤怒三五年”。好說，既然憤青也只是“領三五年”的風騷，那麼在今後的時間裡，把“憤青”造就成為“民青”（民主青年）我看是完全有可能的，只要我們對於這樣的事情有一種迫切的認識的話。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在“89運動”中，中國的大學生們是既“強”又“倔”，但是卻少了個“憤”字，因此，我想，未來的中國青年人在一個“憤”字上立了起來，中國民主的前景就很值得樂觀。憤青的社會中出現的這一種“憤”的精神、“憤”的情緒和“憤”的思想，好象是一股“水”，如果引導得當的話，就可以造成“水利”，若還引導不得法，那麼它就有可能形成“水患”，因此對於我們的民運人士來講，我們或者是作“大禹”，或者是作“白圭”，也是存在著一個選擇的問題。
2005-10-8(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