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侮辱他人的人來說，侮辱就好像在沙灘上寫字一樣輕而易舉；而對於受侮辱的人來說，侮辱卻像雕刻在青銅器上一樣不可磨滅。
——格雷尼斯

這裏講述的是屬於政治迫害的故事，為此我將格雷尼斯這句話中的四個「侮辱」全改為「迫害」。
——于宗瀚

政治迫害結下了刻骨仇恨

我恨透了我任職的神經生理研究所的黨委書記——一個不苟言笑、表情一貫陰絲絲的女人。她迫害過好多科研人員，我是受苦最多的一個。我受了她二十多年嚴酷而卑鄙的政治迫害。在逼得我和我的家庭實在無法生存下去的時候，我想先為民除害，殺死她，然後我和妻子再自殺，雙雙離開這個世界。

我在研究所內之所以會遭受迫害，起因是由於一九五五年的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作為涉世未深的青年，我不懂當權者的脾氣，只會實話實說。我說了一句話：「胡風這幫人不拿刀、不拿槍，算哪門子反革命？」在當時，這是嚴重的反動言論！從這時起，那個陰絲絲的女人就開始利用她的職權去調查我的個人歷史。

我的個人歷史不調查人們不知道，調查之後可全然出乎那個女人的意料。我少年時擺地攤賣雜貨，作為未成年人卻能在敵偽和國民黨的機關裡都工作過，年紀輕輕就在國民黨軍隊的報館裏當上了助理編輯。這些都是真的。我居然不僅是個國民黨員，而且還是個國民黨區分部的組訓委員，這些都是胡說八道。然而在上個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期間，在那種職位上的那種女人說你是甚麼，你就必須是甚麼！許多反動的政治問題如果確有證據，那我也早就被處死，至少是被關進囹圉了，因為共產黨的『公安六條』明確規定，國民黨的區分部委員即是『反革命分子』。我誓死也沒承認過我是國民黨人，更不可能具有國民黨的任何官職身份。儘管如此，然而我的歷史確實是太複雜了，有著這般歷史的人怎麼可能又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三年間在著名大學受了完整的教育，之後卻又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下屬的研究所內來工作？無法理解！於是，那個女黨委書記就把我當成『另類』，作為『內控分子』，對我的全部言行實施監控——在平素的日子由一些黨員記錄著我的一切『可疑』言行。

我這種人的言和行如何控制？每週除了必須的政治學習之外，我的工作就是做科學實驗和查閱文獻，每天工作加上吃飯、拉屎、撒尿的時間總共約有十五、六個小時，每週工作七天，孤單單一個人，因此在『行』方面他們抓不著我甚麼。我的『言』倒是最重要的了，每當政治學習時和平素與人們的交談，黨員們都特別注意我說話的內容。當然了，在那樣的背景下，一些極普通的話都可以被上綱上線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譬如說吧，我抱怨自己的弟弟長期找不到工作，因而失業在家。不得了啦，在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哪裏會有『失業』！『失業』只屬於萬惡的舊社會和腐朽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我國，像我弟弟那樣的人是『社會青年』，充其量可以稱之為『待業青年』，豈可以稱之為『失業』！這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性與原則性的重大區別！通過嚴酷的批鬥過程之後，我增加了這方面的『知識』。當今在我國有大量大量的職工失去了職業，這叫做『下崗』，絕非『失業』。受過共產黨的教育後我不會在用詞方面再犯錯誤了。

再譬如，一九五八年時共產黨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偉大的紅旗，聲言只要用十五年的時間即可『超英趕美』。這時在科學院的大禮堂裡聽取一次黨中央的文件傳達，內容是毛主席說：「我們成立了人民公社，解放了勞動人民的生產力，現在農田可以畝產萬斤糧了，所以在農村既然計劃生育難搞，那就不用搞了。我們還怕人多了沒飯吃嗎？」那天晚上回到宿舍裡，我和同室的一位黨員閒談，說起我對畝產萬斤糧持保留看法，而又覺得計劃生育這等大事恐怕還是疏忽不得的。沒想到那黨員正是那女黨委書記安插的，是監視我的密探。這個密探表面上敷衍著我，而第二天他就向那女人報告了我的『反動言論』。

再再譬如，有一次我在洗襯衣時隨便說了句「這襯衣就是領子和袖口最髒」。又糟了，這句話匯報到那女人處，成為了我攻擊毛主席的罪證，因為他老人家乃是全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呀！我卻說甚麼『領』子和『袖』口最髒。這不明擺著是我在『含沙射影』麼？！

再再再譬如，五八年大躍進之後，緊接著進入了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全國人民大鬧饑荒。我平素的糧食定量被減少了百分之四十，每天都得算計著糧票吃飯，實在吃不飽肚子呀！一個新年的假日裡，在實驗間歇時，我百無聊賴地在一張紙上寫下了一句話：「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慼慼，無限憂愁地又迎接了一個吃不飽肚子的新年」。有個黨員，居然偷走了這張紙，交給了那個女人，於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自然地又套在了我的頭上。白紙黑字，賴也賴不掉。甚麼？在共產黨領導的無限美好的社會主義制度下，你竟然會感到冷冷清清，淒淒慘慘，還有慼慼？這是甚麼心態？除了階級敵人，『六億神州盡舜堯』，還有甚麼人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有著這等灰暗情懷？

此外，作為自然科學工作者，在那些歲月裏我總免不了暴露出難以接受前蘇聯在科學方面的那些強迫人們接受的荒誕的理論。這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是屬於犯罪的『反動思想』。我當然地因此而受過嚴厲批判。不過後來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反蘇之後，我這方面的罪行也就被忽略不計了。

那個女人有著好幾本『黑簿子』。所謂『黑簿子』並不表明簿子的封面是黑色的，而是表明其中記載了許多人的許多方面的反動言行。許多同事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行都分別記載在幾本『黑簿字』裡，每句反動言論的告密者姓名、告密日期、地點、環境等等全都一一記錄在案。到了一九六六年「大革文化命」開展之時（『大革文化命』是我個人的語言。毛澤東及其共產黨稱之為『文化大革命』。我認為這是對「文化」與「革命」這些詞彙的褻瀆，因此在我個人的言語和文字中只使用「大革文化命」這樣的詞彙安排），我的反動言論已有二十七句之多，我被定案為政治上的『敵我矛盾』，我應該在背上被共產黨踏上一隻腳，使我永世不得翻身！我在此記錄著，會不會使得世界上善良的人們以為我在瞎編，在撒謊，因為人們無法想像我的那些普普通通的真話與實話怎會變成為政治上的反動言論？這是不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誣蔑？不是的，真地不是。我這裏寫的全是真的。

由於從一九五五年開始我已成為了墮民，所以一向說話都謹小慎微，如若不然，則我的反動言論又何止二十七句呢。因此那個女人感到很惋惜，假如不是從一九五五年就開始了對我的迫害，那麼至少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耍陽謀時，我這種人肯定會說出更多的反動言論，於是也就必然地會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了。對此，那女人感到遺憾，太便宜了我。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我都成為鬥爭對象，像我這類人在中國被稱之為『老運動員』（這裡的『老』非指年齡，意謂『長久』）。到了文革，我被鬥，被打，被長期關押，被逼著打掃廁所、幹各種苦活兒，被指令每天都得站在『紅太陽』的畫像前向他請罪，甚麼苦都受遍了。最後我被定性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謝天謝地，我未入囹圄，只是被趕出了研究所，飭令到一家工廠去當了一個出苦力的工人。

在我工作的神經生理研究所內有兩個年屆四十也找不著配偶的人，一個就是那邪惡的女人，重要的不是因為她長得醜，而是因為她太陰毒，儘管那麼多的男人為了入黨，為了向上爬而接近她，但卻從來沒一個肯和她要好；另一個就是我，不單單是因為我也醜，重要的原因在於我是一個『墮民』，從年輕時起，哪位姑娘敢於接近我？然而我又和她不同，在年過四十的時候我遇到了一位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既美麗又聰明的女墮民。我們由於都遭受著非人的折磨而共同地走到了一起。在我倆結婚之後，我親愛的妻子被逼到了安徽農村插隊落戶當了農民，我被逼迫著進了上海洗滌劑廠當上了一名搬運工人。哈哈，我們倆的婚姻正符合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工農結合』！不幸的是，作為富家小姐出身的她在農村是個實實在在的無用之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扛，在農村裡實在派不上任何用場，實在無法支撐下去了，只好偷偷地逃回了上海，和我一起東藏西躲地遷居在上海的一些貧民區或郊區。

善良的人們，在那漫長的熬不出頭的黑暗歲月裏，那個女黨委書記把我的科研道路完全掐斷，生活上又被逼到了無路可走，我能夠不對她產生強烈的仇恨嗎？？？在我的祖國，自從來了共產黨，吃糧食要糧票，吃油要油票，吃砂糖要糖票，吃肉要肉票，買洗衣肥皂也要肥皂票。就拿肥皂票來說吧，有時一張肥皂票只能買到粗肥皂的一個角。我每月所領到的各種票只夠我一個人用。糧食定量已比過去減少了四成，維持著自己一個人可以不至於餓死。然而妻子因為戶口在農村，因此甚麼票也沒有，兩口子就靠我一個人的各種票維持著生活。每當吃那簡樸的飯菜時,都是各吃一點點之後就彼此推讓，都堅持說自己吃飽了，可誰也騙不了誰。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盛夏之末，長江沿岸的秋老虎正狂熱地肆虐著，天天都熱得人汗流浹背。我親愛的妻子是不是汗出得太多了，反而不再流得出傷心的淚。左思右想，反反覆覆，最後我們確信，『無限美好的社會主義』是容不得我們的。我的同事中服毒而死，上吊而死，跳樓而死，和被活活打死的已經有好多位了，特別是一對同事夫婦就因為受不了卑鄙的政治迫害而雙雙服毒自殺了。這啟發了我們，士可殺而不可辱！我們也決定雙雙結束自己屈辱的生命算了。這時，我也作了另一個決定，即在自殺之前我先殺死那個陰絲絲的女人，這樣一來，既為自己報仇雪恨，也同時為民除害，不能讓那個極左的醜女人太平地活著，再去迫害其他善良的人們。

歷史本來應該走過的軌跡

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我們兩口子已經長期吃不飽飯，衣服上是補釘上面貼補釘。我撿來別人扔掉的破鞋子穿。妻子的鞋底磨穿了，只好在磨破的位置上貼一塊橡皮膏，湊合著穿。我每年賣三次血，後來體質很弱，醫生建議別再……。

九月一日那天的深夜，我們夫婦漫無目的地在無人的街道上行走。

「我們怎麼辦呢？」妻子仰著臉問我。

「……」我無言以對。

藉著昏暗的路燈，我望著她那雖然營養不良但仍然十分美麗的臉龐和一雙明亮的大眼睛。從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被那一雙眼睛把我的魂兒都勾去了。為了這雙眼睛，我願意終身當她的奴隸。可是現在讓我回答她甚麼呢？

「看見嗎，親愛的小妹？」我忽然心有奇想，指著遠處十字路口的一盞昏暗的路燈說：「那裏那盞燈，假定那兒就是祖國的『邊界』，我們從這兒開始跑，去『叛國投敵』。在向『邊界』跑的這段路上，後邊有人民解放軍在開槍追打我們。如果跑得快，越過『邊界』，就到了自由的土地。那裏有萬惡的資本主義，我們可能就自由了，至少通過努力咱們可以吃得飽飯了；假如未跑出『邊界』，我們被打死了，那就死了算了，反正活著也是活受罪。讓我們來一次『叛國投敵』演習好嗎？」

「假如我被打死了，你別回頭，勇往直前衝出去，」妻這樣說。

「不，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我就不再衝出『國境線』，和你死在一起。」我堅決地回答。

她向四周環視了一下。夜深了，路上無甚行人，於是她踮起腳尖來擁抱著我，用力地吻我。

「哥指示，妹照辦；哥命令，妹遵從；哥揮手，妹前進！」（此處是改用文革期間造反派的口號：「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命令我遵從；毛主席揮手我前進。」）她笑了，多麼美麗的一張笑臉；我也笑了，但旋即眼淚湧進了眼簾，淚花也充盈了她的眼眶。

「我跑得慢，你拉住我的手。」她說。

「為了自由，為了作為人的尊嚴，我們向著自由的土地進發——預備——跑！」我壓低了聲音下口令。

我們手拉著手死命地向前狂奔。不知她哪兒來的那麼大的力氣，跑得不算慢。身後沒有解放軍的子彈飛來。我倆誰都沒犧牲，安全地奔到了『自由的土地』。

好在深夜的路上沒啥行人，沒人看到我倆的『叛國行為』。氣喘吁吁，我們累壞了。從來吃不飽飯的人，怎禁得起這樣一陣狂奔。我倆虛弱地在路邊坐下來。

「我們自由了。」我神志無知地說。

「我們自由了？」她悵惘地望著我。

神經全麻木了，不知所以。終於我們相抱著哭起來。

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我們也逃不脫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這鐵拳砸得我們活不成，也死不成。

不！人可以活不成，但若決心去死，就沒有死不成的！

自九月一日之後，雖然我每天不得不到工廠裡去做苦工，但每天回到家來就是和妻子談論自殺的事。那些日子真是悲傷極了。

九月六日我又賣了一次血，得到了三十元人民幣和一杯麥乳精，為的是在臨死之前用這三十塊錢和妻子好好地吃喝一頓。

然而，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殺死那個陰絲絲的女人。我們要報仇！絕不能讓那女妖魔活在世上繼續禍害他人！

死，怎麼個死法？殺人，怎麼個殺法？

最後決定了，步驟是先讓妻子服毒自盡，然後我去殺那女人，得手後立即再自殺。這是我擬就的程序。

一切都籌備就緒了。妻子服的毒是我以前從實驗室裡私自拿出來的山萘（cyanide）。這種毒物原是我從事科研工作時所用的，是不許拿出實驗室的。但曾經屢屢考慮過，在面對那種反人性的鬥爭時，我應不應該表現出『士可殺而不可辱』，以自盡的方式抗議那種卑鄙的政治環境。因此我早就做好了準備，私自保留了少許山萘。只是由於後來邂逅了我的玫瑰——親愛的妻子，才保持了生的慾望。然而，現在實在看不出任何前景了，於是那微量的山萘又可以被用上了。我還準備了兩把刀。一把是我早已有的德國雙鑰匙牌的大六開刀，我用其中最大的一面來自殺；另一把是在舊貨攤上買來的舊匕首，在石頭上我把它磨好了，用以殺死那女人。我之所以準備了兩把刀，那是因為我絕不願意用被那惡女人的髒血污染了的刀再刺進我的乾淨的胸膛。

九月八日的晚上，我和妻子穿著打扮了一番。到市中心的一個飯館裡叫了點小菜和兩杯酒。在死前我們至少也得酒足飯飽一次。可是，淚水滴在了酒杯裏——我的和她的。我們哪裏吃喝得下啊！一桌酒菜連一箸也未動就放棄了。我們極其苦厄地走回了自己的那個位於滬郊農村的所謂的『家』，極其悲愴地熬過了那樣一個漫長之夜。

九月九日拂曉，東方剛有了淡淡的曙光，我們要行動了。

「難道就這樣完了嗎？」妻問我。

「是的，這話已說過多少遍了。」我答。

「讓我再囉唆一遍吧。你不老是說，違背客觀規律的事情是不會久長的麼？」

「我們等不到『日出』了。」

「可是至少我們能不能再等等？到底毛主席老了，他總會……」

「好人不長壽，禍害活千年。即使『紅太陽』落山了，那他的老婆，那個臭婆娘接班後我們能有活下去的可能麼？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了。」

「你給我讀過英國詩人雪萊的《西風歌》——「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麼？」」

「我們的冬季太長了。你不是也讀過魯迅的《墳》麼？——「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

我把雙刀插在腰間，外面加一件罩衫遮著刀，把一小碗水遞給妻子，以便幫她吞下那一小紙包裡的山□。

「哥啊，親哥！」

「親妹妹！」

我們抱頭大哭。水碗被扔在了地上，水灑了，但碗沒有碎，因為我們住的房間內和房間外一樣，全是泥土地。

人民公社的廣播喇叭響了，播出了已把我的耳朵裡都磨出了老繭的《東方紅》(這是歌頌毛澤東的著名歌曲，歌詞是「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啊，呼爾嗨喲，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在毛去世後此歌的播放率就很低了)。時間到了，再遲就來不及殺死那個女人了。我咬緊牙關，狠狠心推開妻子，拾起了扔在地上的碗，再斟上水送到她面前。

「哥，所有的話都重複了不知多少遍了。是的，我們沒有活路了。我去了。」她突然的堅強倒使我全身一震。她把山萘往口中倒，然後伸手從我手中拿去水碗。我猶豫了，想奪回碗。她卻咕嘟咕嘟地用水送下了山萘……她軟癱在地上。我發瘋似地用拳頭猛砸自己的腦袋。鎮靜一下，我抱起她，將之平放在床上，整理一下她的頭髮。把床單整齊地蓋住了她的身體。她睜開眼看看我，又合上了眼睛。我吻了吻她的額頭，一跺腳衝出屋門，把門鎖上。「妹妹，親妹妹，黃泉路上等等我。」我用拳頭狠狠捶門。

我向著市區狂奔，直奔到常熟路十三號——這裏就住著那個陰絲絲的女人。

這時到了七點一刻。我在十三號房子的對馬路徘徊。我知道那女人七點三十分會從裡面出來。去上班。然而這一刻鐘好漫長啊！我命令自己不去想妻子，但辦不到。我全身的血液沸騰，心要跳出了胸口。

啊，不好，我的左手怎麼痙攣了，變成了助產士手（婦產科名詞，即五指伸直，併攏，以便於給產婦接生。唯營養上的缺鈣者也會不由自主地被動出現這樣的手勢，呈殭直狀。）。怎麼辦？顯然我的營養太差了，缺鈣嚴重。用右手去把併攏的左手指分開，但做不到。太緊張了，鎮靜下來。不要緊，持刀殺人是用右手，我的右手正常。

等啊，等啊！手錶的指針怎麼今天走得這麼慢？這時路上人多起來了，因為這是大家趕上班的時間。

突然十三號門開了，走出了那女人。我迅速穿過馬路。她沿著人行道向南走，我悄悄地緊跟其後。離得快近了，我撥開幾個行人。我應該先抓住她再下手，然而我的左手……啊，在重要的關頭左手的痙攣反而緩解了。好！我從後邊用左手一把抓住她的頭髮，向後拽過來讓她面對著我，然後右手迅速從腰間拔出那把匕首，大吼一聲，把刀刺進了她的胸口。拔出來，再補一刀。兩刀足夠了！她像一條蛆蟲似地倒在地下，連一點微弱的叫聲也來不及發出。

緊接著我抽出另一把六開刀，那最大的刀面早已拉好。我將之刺入了自己的胸膛。

從前高爾基自殺的時候，因為不知心臟的確切位置而未死成。我懂生理學，當然知道心臟在哪兒。我必須死去，不得有任何不死的可能。把刀刺進了心臟，我不再有補一刀的氣力了。我倒下了。

周圍的行人為這突然的一幕嚇朦了。大家不知所措，遠遠地跑開了。而遠處自然地圍攏了越來越多的人群。

警察和救護車很遲才趕到。警察封鎖了現場。救護人員把那女人和我擠放在一個擔架上，這是我雖死也不能同意的。然而究竟我死了，不再能抗爭。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於是在常熟路十三號門口兩旁新貼出兩副巨大的橫幅標語，左邊是『警惕階級敵人的反撲』，右邊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十三號對馬路的牆上兩旁新貼出來的標語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和『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萬歲！萬萬歲！』。

四天之後報紙才公佈這一兇殺案。社會上的小道消息沸沸揚揚，有人說殺人者是國民黨中統加軍統的雙料特務；有的說殺人者懂俄文，是蘇聯的克格勃；還有人說殺人者的那個漂亮老婆是梅花黨的真正首領，很可能實際上是個日本女人；還有的說可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派來的……。

歷史後來實際走過的軌跡

實際上，由於一個突然出現的偶然情節，事情的發展並未如前面那樣進行。從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至九日早晨六點鐘，這段時間的情況完全如前所述，只是在九日那天，人民公社播出了《東方紅》之後，忽然又播放出了哀樂。我和妻子先是一愣，但並不放在心上，反正不過又是甚麼大人物死了。誰愛死就死去吧，反正我們夫婦也就要死了。

但是，不對，拖拖拉拉的哀樂之後，過了一會兒，廣播裏竟然報出了毛澤東死去的消息。這著實給了我和妻子以巨大的心情震盪。

「我跟你說麼，他總歸會死的。」妻興奮地說。

「他終於死了。」我倒木然了。

「我們怎麼麼辦？」妻問我，手中還捧著那一小紙包山萘。我把那小紙包搶過來，扔到床底下，又把兩把刀從腰間抽出來，也扔在床下。

「等一等，看看他死後有甚麼情況。」我暫時改變了主意。妻抱緊我，用力親吻著我。她用臉貼著我的臉，熱淚——她眼中和我眼中流出的——塗在我們倆的臉龐上。

這以後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就是世人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在中國，報紙上公開臭罵『四人幫』，但妻子卻說應該是『五人幫』。我從不理會甚麼『四人幫』。如果有『幫』的話，我認為說『一人幫』就夠了，不必浪費四和五這麼大的數字。

很幸運，從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起，我和妻子的命運總算逐步地改善了。共產黨給我倆都平反了，我們不再是墮民，共產黨不再把我們當成階級敵人了，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是我們儘管還很貧窮，但終於可以有粗茶淡飯來吃飽肚子了！！！！！

這以後我回到了神經生理研究所的實驗室，又潛心從事於我的專業研究。搬進了新的住房，身邊不再有共產黨員暗中監督著了。當然我的工資待遇也增加了一點兒。工資收入當然比同水平的共產黨員們要低，甚至低得很多。這沒甚麼，因為這是我國的國情。從一九八○年起，妻子和我就都不再穿著補著補釘的衣裳了。妻子也不再穿鞋底貼著橡皮膏的布鞋了。

還有一件最開心的事——我和妻子合作生出了一顆掌上明珠，可愛的小女兒。這證明了我是個會生孩子的爹，我的妻子是個會生孩子的媽！我們多神氣！須知，在毛主席的那個時代，我和妻子結婚多年也未生育，那些鄙視我們的共產黨員們和先進的積極份子們曾在背後竊竊私議過，說我們是一對不會生蛋的孬貨。善良的人們啊，在那赤色恐怖的歲月裡，作為墮民，我們只能生出被蔑稱為『狗崽子』的孩子，你們能明白麼？現在好了，我們的女兒不屬於中國過去屬於『狗崽子』的一族。我們給女兒起的名字叫『可安』，目的在於因為父母都遭受過非人的苦難，我們祝願自己的寶貝女兒一生『可以平安』。

而且，我還要告訴你們，我這個人生得樣子又老又醜，但我妻子卻既年輕又漂亮。若是我倆站在一起，讓我羅曼蒂克地告訴你們吧——就好像奧賽羅和黛絲朵夢娜（莎士比亞名劇《Othello》中的男主角Othello和女主角Desdemona。Othello以Venice軍役有聲於時。其摯旗官Iago為奸人，誣Othello之妻Desdemona不貞。Othello信而殺之。後知其冤，乃復自殺。）。啊！她是我的玫瑰，我心中的太陽！但是，你們可別以為我像奧賽羅那麼蠢，竟去聽信奸佞，懷疑自己的妻子不貞。不！我比奧賽羅聰明，而我的妻子就像黛絲朵夢娜那樣既美艷如花又忠貞不渝。

可是，我的女兒怎麼辦？長得像我還是像她？大家別擔心，不像我，像她！那一雙眼睛簡直就和她媽媽的一樣美啊！

後來我有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機會，順便帶了妻子和女兒。女兒太小不懂事，但我要讓我那遭受了那麼多年委屈的妻子去看看北京。雖然我們很窮，沒錢在北京買很多好吃的東西，但我們還是玩得很開心。我們是長期來受過太多迫害的苦命人，甚麼人權，甚麼人的尊嚴，這些對於我們來說都是太高的奢侈。在人生的途程中只要有一點點兒歡愉，我們就會感到欣喜。

一位老同學給我們弄了兩張到毛主席紀念堂去瞻仰毛的遺容的入場券。這件事妻子和我都不願意。

「我特意給你們弄來的票，我有特殊關係開後門弄來的呀！」老同學動員我們。

妻低頭沉默不語。我也是。

「我知道你們的心情。」老同學接著說，「但是就算那裏躺的是從前某一個皇帝。譬如說慈禧太后吧，你們願不願意看？你們就當是看一個末代皇帝好了。」

不，我們不樂意。若真是慈禧，我們會因為好奇而去看，但我們不願意去看毛澤東的那副死相。

老同學有照相機，他提出要給我們一家子拍張照。我們很開心，那就在天安門前拍一張全家福的照片吧。不幸的是天安門城樓中央有著毛的巨幅畫像，既避不開，更無法遮擋。於是只好算了，不拍了。

歲月遞嬗，那個卑鄙地長期迫害著我的陰絲絲的女人，她還活著。當我得以平反的那天，上海市政府授予她『三八紅旗手』的光榮稱號。不過，由於文革期間她迫害了太多的知識份子，在神經生理研究所實在待不下去了，她被轉移到另一個研究單位去當黨的領導了。這是中國的國情，不足為奇。現在她七十多歲了，一直沒有結婚。長期來她一貫是『左』得十分可愛，可就是沒一個男人願意愛她。她是黨的領導，於是少不了許多黨團員和積極份子們老是圍著她轉，可就是沒一個人肯追求她。黨的高級領導關心她，指定某些黨員和她要好，但卻又沒有一個被指定者肯聽黨的話。共產黨內是講民主的，領導上並不強迫誰必須愛她。作為老處女，心理原因與生理原因自然會導致她的思想偏激與為人異常。她的迫害狂不與此有關麼？說實在的，她也確實表現出了可憐的一面，連自己的生活也不能自理。記得中蘇珍寶島戰爭時，我們研究所的同事們上街遊行，喊口號『打倒蘇修新沙皇』。她也參加了，半路上月經紙竟然掉了出來，落在馬路上。那就算了吧。可她不，硬是彎下身子撿起來，再撩起裙子往那裏邊塞，弄得同事們都瞠目結舌。你看，這樣的女人誰敢領教？她現在真地活得也不錯嗎？天知道，她自己也知道。

我的小家庭雖然貧窮，但卻過得寧靜而平和。我幾度出國開會或訪問，從來未曾再有過『叛國投敵』的念頭。事情很明白，我們中國人從來是『兒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的。天下那麼大，哪裏也沒有自己的祖國好。金窩銀窩不如自己家的草窩。若是別的國家有甚麼地方比我們的強，我們有甚麼理由不能把自己的祖國也弄得那麼好呢？！

甚麼？你說我傻，我是書獃子？哼，隨你說去吧。傻就傻，書獃子就書獃子，反正我比奧賽羅強。我的妻子無限深情地愛著我，我也無限深情地愛著她。當然了，我們還都當小公主一樣地愛著我們的掌上明珠。和許多中國人一樣，我的家庭成員都熱愛我們的祖國，但除了女兒，我們夫婦都是從赤色恐怖中僥倖活了下來的中國人，從內心中盼望我們的祖國不再有赤色恐怖的火焰再度燃燒。作為知識份子，我內心中對此並不感到踏實和放心。

馬克思說：「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明天的歷史將會如何，我的祖國？@(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