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日訊】近年來，至少在中文媒體上，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似乎已成為唾手可得的現實。這種使中國人熱血沸騰的預言，不完全是出口轉內銷式的炒作。中國的經濟改革20多年來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國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93年5月10日《時代》在《中國：下一個世界強權》總標題下的14篇文章。週刊總編熱情洋溢地寫道，艾默生曾稱中國為木乃伊與紀念碑，而今天，這一古跡正顯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
可以說，20世紀最後的10多年間，中國崛起的論調席捲世界。在這只開始起跳的超級老虎(德國《趨勢》雜誌語)面前，許多對*****政治和自由市場保持堅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緘口難言。
官方經濟學界更是一片樂觀。權威的中科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預測，2020-203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2040-2050年，人均GDP將達到目前發達國家的水平；21世紀末，人均GDP和人均社會發展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報告作者以堅定而豪邁的口吻宣告，21世紀將是中國興起和騰飛的世紀。
只有少數研究者指出：中國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虛假繁榮。事實上，一個問題就令人看法實質所在：能源、資源與環境容量能否支撐起一個中國世紀？
中科院的預測是，2050年GDP為89萬億，是90年的50倍。但難以逾越的障礙是資源不足。權威人士證實，建國後40多年來，GNP增長10多倍，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40多倍。高消耗、低產出的經濟模式可謂舉世無雙，假設GNP再增長50倍，就必須消耗200倍的資源。
中科院學者的預測全部建立在資源低耗型的國民經濟體系之上，這當然不是事實，而像是一道命令。退一步講，即便發生某種奇跡，真的建立了資源低耗型經濟，但中國，甚至全球的資源能否支援中國的經濟規模再增長50倍？最深刻的悲劇可能是—中國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試驗之後，驚駭地發現本國的資源已接近枯竭，而且，全球經濟總規模不斷擴大，世界的資源總量已所剩無幾。據”世界觀察環保組織的《1998年世界現狀》報告指出，如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資源將不敷中國對穀物的需求，石油資源也不夠用。世界再也無法依目前的發展腳步繼續走下去了。
再談談中國日趨緊迫的環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長的污染。學者證實，5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的30多年間，社會總產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氣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即是說社會總產值增長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按此比例算下來，中國經濟總量再增長50倍，污染要增長300倍。就算污染率隨經濟發展而減輕，GNP增長50倍污染量僅增長100倍，中國也絕不是人類可以存活的國度。或者，奇跡般地趕上高科技列車，經濟結構轉型，污染再增加10倍，地球環境也不再適宜人類生存。
簡化地說，如果超過了幾個主要的生態指針—森林覆蓋率警戒線20%、人均淡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積警戒線0.8畝等，生態系統便可視為突破了生態環境容量，超載運行，趨於崩潰—這正是中國面臨的噩夢。
事實上，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討論如何趕超，實現強國夢，而是如何挽救。官方經濟學界常誇耀的數字有兩個—GDP名列世界第七，GDP增長速度世界第一。
幾點評論是：1、這無非是說，世界人口第一、國土面積第三、礦產資源第三的國家，總產值不過名列第7，比義大利小、比巴西大；2、扣除超高投入的資源、環境成本，實際居於世界後列；3、所謂綜合國力指針與人民福祉無關，僅能滿足統治者的霸權欲望和民眾的大國心態；4、增長速度存在統計上不實；5、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式的高速增長得不償失，除了維持就業換取政權穩定外，實為中國經濟之痼疾。在內部，控制速度一直是歷屆政府的努力目標，對外宣傳時才變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絕望的數字卻很關鍵：
1、在世界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遞減。200年前，大清帝國極盛時期(1800年)，中國的產品占全球總量的33%，歐洲占28%，美國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潰前夕(1900年)，中國占全球生產總量的6.2%；經歷二戰、內戰、韓戰連續破壞之後，建政之初的1955年，GDP尚占世界總數4.7%；97年，占全球GDP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速幹了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GDP占全球的比例不升反降，更遠不及衰敗的晚清。數位傳遞的資訊是，趕超半世紀，與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原因是中國經濟效益極差，無論是與世界橫比，還是與不同時期的縱比，無論實物、資金、還是勞動力等各方面，投入產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來越差。
2、人均財富居於世界後列：人均所得為世界第81名，以購買力計算，也只占第65名，比拉脫維亞少、牙買加多。用聯合國”人發展指標”綜合比較，中國落到107名，在阿爾巴尼亞之後。據WB研究，全球參加評估的120個國家中，中國人均GDP居第96位；教育經費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NP比例分別為102、113位。按WB95年推出的衡量國家財富的新計算法(把自然資源貨幣化列入財富總量)，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前一組數字說明，中國人仍是當今世界的窮人；後一組數位說，由於資源奇缺，中國人未來可能更窮。
把以上數位綜合起來，可歸結為三句話：1、中國是一個處於世界後列的貧窮大國，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因而後勁嚴重不足的貧窮大國；2、經過長達半世紀的高速趕超，中國和自己所曾達到過的水平與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拉越遠；3、如果再考慮到人口、資源、科技、教育等因素，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對洋溢於官方媒體上的樂觀，有經濟學家如此解釋，少數經濟學家與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不管是真繁榮還是假繁榮)時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機發生時卻不必分擔成本。他們樂觀得很，並為人民描繪了一幅玫瑰色的圖案—增長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經濟學家海耶克曾說，他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忽視了時間因素。他認為，學術界對時間的領會遲鈍，遠不像政客、運動員和演員那樣深知適當的時機就是一切。他的很多經濟學著作都試圖引入時間的因素，而一般經濟學著作中，時間的關鍵作用卻完全被忽略了，事情何時發生？因果之間可能有多長時間？
這同樣是中國人將深感痛切的教訓。我們知道，許多事情可能會發生，如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可能到來之類，但卻忽視了時間—我們還有多長時間？夢想成為現實之際，我們還剩下什麼？以沉船為例，到全體乘客可以投票表決、立即搶修之際，我們還剩下多少船板？挽救生態崩潰的關鍵同樣是時間—在國土承載力耗盡之前，我們能否扭轉資源與環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趨勢？
從資源超載的角度看，國土承載力的最大極限大約為15-16億人，沒有官員或學者提出更高的上限。按人口增長趨勢，距離這一經濟-生態總崩潰的臨界點還有15年。就限制人口增長而言，政府採取了世界上最嚴厲的政策，今後怕已無能為力了。
從污染超載的角度，美國派駐北京的環保官員估算，如果96年開始投入鉅資，04年前須緊急投入3萬億美元，才能徹底解決環保問題。數字相當於建政後前40年財政收入總和的7-8倍。分10年投入，每年要投入3000億美元—這種規模的投入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慮到每年國有資產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絕望。這也是在說時間—可能來不及了。我們甚至用不著去討論21世紀是否是中國的世紀，那是一種奢侈。我們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21世紀中國有沒有水喝？
中國人均淡水僅是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嚴重透支。沒有爭議的事實是，半數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的半數以上嚴重缺水，特大城市幾乎全部缺水，50個城市已進入危機狀態，情況還在繼續惡化。
以中國人特別能忍受的國民素質，漸進、常規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並非必定導致社會解體。而漸進災變中的急性爆發將是社會承受力崩塌的關節點。不必等到遙遠的未來，在今日的嚴重水危機上，只要加上一個持續數年的大旱，就可能導致社會解體。歷史上，1638-1641年發生在中原地區的持續三年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會動盪不甯，饑民組成軍隊，終於推翻了強大的明朝政府。
如果發生一個持續三年的大旱，其打擊點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華北地區，後果難以設想，京、津、唐、保等地區是貧水中國的特貧水區。外來觀光者只看見高樓大廈林立，卻不知道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人均已不足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比世界著名的乾旱區阿拉伯半島還要低，也低於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70立方米)—可以這樣概括，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里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里，超過1/5國土)已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採，最深的水井已達300-400米。早在10年之前，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國昌就發出警訊：如果供水問題未有改善，只要再來一次大的旱災，華北地區的經濟都可能崩潰。目前，大北京地區完全具備了被水危機摧毀的必要條件；為使首都脫離險境，專家正在緊張討論從1000公里之遙的南方調水的種種應急方案，甚至會遷都。為數眾多的生態學家是悲觀的：一切應急的工程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水資源危機，21世紀將是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水僅僅是資源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21世紀將是中國走向崩潰的世紀。大難臨頭之際，就可能爆發實行世界範圍內資源再分配的戰爭。
難道沒有挽救之途了嗎？當然有，比如儘快實行私有制，讓每一塊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礦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儘快實行市場經濟，用市場的力量限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無節制的揮霍；比如放棄狂妄的趕超戰略，從人口基數過於龐大、人均資源極為貧乏、環境容量極為窄小等國情出發，走一條有限增長的道路等。
但問題仍然是：還有時間嗎？也許還有一點時間，也許一切都太晚了。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很難在這種創造性的毀滅之上重組社會，重建家園。退一步講，即便奇跡式的完成較為徹底的制度轉型，生態災難也有其巨大的慣性。如俄國、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交替時期，生態加速惡化。而且，生態平衡的恢復也需要漫長的週期。
更何況，我們所談到的僅僅是水資源危機、能源危機和環境容量危機。而中國早已陷入全面危機：腐敗、資源枯竭、環境惡化、通貨膨脹、股市畸形、泡沫經濟、國企破產、工人失業、農民貧苦、金融混亂、治安失控；在社會的大系統中，任何一環都脆弱到可能猝然斷裂。任何一環的斷裂都可能引發整個大系統的雪崩，堵無可堵，防不勝防—一些中國人已預感形勢危如累卵。
21世紀夢精神勝利的另一面是，官宦豪強早已把不義之財轉移國外，外國護照在手，隨時準備開溜。知情有限的升鬥小民則把血汗錢存入早已資不抵債的國有銀行，以備大難臨頭時保命之需。大船將傾人人都想搶塊大點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麼都搶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國，短視氣息彌漫，人們及時行樂，無一不創當今世界之最。這是末日之前最後的盛宴，是災難的直覺。
公有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兩權分離制(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是毀滅中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護者，給破壞性使用大開方便之門。在完全公有制下，勞動者沒有生產的動力，一般也沒有破壞的動力。以種種承包制為代表的兩權分離制不僅同樣剝奪人民對山河土地森林礦山的所有權，還為破壞性使用注入了內驅力。正如公用的自行車，註定損壞最嚴重、最迅速。鄧小平創造的史所未見的公有私營制，自行車仍然公有，不同者是使用者可以合法地帶私貨。這樣一來，可以想見破壞性使用之烈！帝王時代，江山社稷為帝王所有，傳之萬世，無人敢破壞，每一具體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廠，也有具人格的主人守護。經典社會主義時代，資源財產完全公有，雖然難以避免經濟學上公有財產悲劇，但勞動者沒有破壞性使用的動力。最壞的是公有私營制，山河無主且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這樣的制度條件下，增長就意味著破壞，高速增長就意味著高速破壞。
既然損失巨痛，何以還要不惜代價地追求高速增長？政府和經濟學界並不弱智。雖然在公開宣傳中對高速增長沾沾自喜，私下卻不斷要求控制速度。官員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長不是好事，而是經濟的災難，因此並非一味追求高速，而僅僅要求適當的高速—速度越高，損失越慘重；速度不高，優越性則無從體現，且失業激增，政權不穩。看來，其中的秘密是，高速增長是政權穩定的唯一可能。
經過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後，經濟學界摸索出一條規律，必須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解決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長就成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證明，現在更成了政權穩定的保證。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只能高速度，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優越性的論證似乎開始受到普遍懷疑，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推動經濟繁榮，花錢買穩定。這種局勢下，人民和政權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可以放棄長子繼承權，但總得給碗紅豆粥。新的實踐證明，只能維持(統計意義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緩解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壓力和維持繁榮景像，8%增長率又成了死守必保的生命線。
經濟學家深諳個中的奧妙。楊帆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一定要達到8%？經濟學家說是為了保證就業、維持信心。經濟增長速度在國際上本來一個預測數字，到中國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懷疑，因與現實反差太大，反而強化到人人談論的程度。這也證明，經濟增長速度已成為政權穩定的主要源泉。
經濟學家程曉農說，經濟效益每況愈下，國家還鼓勵企事業單位一味增加工資獎金、擴大福利，掏空國家財政和企業的積累，旨在用高收入、高福利來換取民眾的支持。為維持一個政府的穩定，我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過於高昂？誰能告訴我，代價是必須支付的？令人倍感沉痛的是，為產生合法性而投入的高昂成本，並非人民幣、美元或黃金，而是我們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
──轉自民主中國陣線(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