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6日訊】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袁红冰教授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专题演讲（根據演講錄音整理）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中國呼喚革命》。
為甚麼我講這個題目？因為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解決中國現在所存在的所有問題。生活在歐亞大陸東部的民族群體，現在到了必須作出生死攸關的歷史抉擇的時刻。是革命，還是任由中共暴政繼續主宰中國的命運，任由中共暴政把中國帶入絕境死地？這個問題已經無可迴避地擺在了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前途的人的面前。
我， 作為一個從少年時代起就和中共暴政作百年決戰的自由人， 將從現在起，不斷呼喚革命，不斷地向世界講述關於革命的道理。因為， 惟有革命， 惟有一場真正的民主政治大革命，才能迅速摧毀中共暴政；惟有革命，才能為中國的自由民主開拓一片新的天地；惟有革命，才能為中國的文化復興運動提供必要的政治前提。
第一：為革命正名
縱觀由文藝復興直到現在的人類歷史， 特別是人類政治史， 我們可以發現民主革命一直是社會變革的主題。 這段歷史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以及歐洲國家的一些政治和社會革命，所形成的革命的狂飆突進。這場狂飆突進撕裂了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引領人類走出了中世紀的專制， 建立了第一批自由民主國家。第二階段是共產主義的崛起，以及由於共產主義運動而產生的一系列新的共產主義國家。有人把共產主義運動稱之為革命，那是錯誤的。因為就人類的民主革命的意義而言，共產主義運動所建立的一切的政權，全部是專制獨裁政權。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主義運動不僅不是革命，而且是假裝革命的偽革命，是真正的反革命。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對中世紀專制體制的否定之否定，是中世紀黑暗的借屍還魂，而還魂的鬼是醜陋的。因此，共產主義運動所建立的一切政權，給人類造成了比中世紀黑暗更恐怖的國家專制主義。第三個階段， 就是人類通過新的民主革命，通過更成熟的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解，推翻共產專制，實現憲政民主的過程。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和東歐地區的人民的革命運動，是人類在這個歷史階段中所取得的一次輝煌成就。現在，民主革命正面臨著它最後的使命，那就是摧毀中共暴政這個專制統治的最後的巴士底獄。 那麼，我們為甚麼需要為革命正名？因為，長期以來，中共的御用文人、一些改良主義文人，和一些偽自由主義者，他們結成神聖同盟，正試圖在思想和理論領域謀殺革命。而他們謀殺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使共產主義制度，特別是使中共暴政這個最後的專制制度的巴士底獄免於在革命中被摧毀。他們攻擊革命的主要論點是：革命等於暴力，革命必然導致暴力的濫用，革命就意味著以暴易暴，革命就是暴民政治。
但是，他們所有這些對革命的指控都是錯誤的，都是違背基本的歷史事實的。如果沒有民主革命，人類今天仍然可能繼續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徘徊，而那些自由的思想者們，可能還要用他們在宗教審判所的火刑柱上燃燒的身體，來照亮中世紀的黑暗。如果沒有民主革命，在蘇聯和東歐地區的人民直到今天可能還生活在專制主義的鐵幕之下。革命乃是開拓一個歷史新紀元的英雄。這些中共的御用文人、改良主義者、偽自由主義者，他們攻擊革命時，經常提出的一個例證就是法國大革命。他們說法國大革命中有暴力過度濫用的現象。他們指責在法國大革命中，貴婦人的頭顱曾經滾落在巴黎街頭。由此，他們否定法國大革命的進步意義。
事實到底如何？我們說法國大革命當中確實有暴力濫用的現象，那是兩個原因造成的。
第一個原因：由於當時的歐洲封建勢力和君主的專制勢力極其強大，他們聯合起來想摧毀巴黎法國大革命所建立起來的自由民主理念。在強大的專制主義的挑戰面前，法國大革命的革命者們不得不以相應的暴力進行反擊；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的革命者是一批理想主義者，他們試圖利用政治變革解決所有問題（其中包括人們的思想和宗教問題）。然而，史實證明， 政治革命只能解決政治制度問題。 人們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問題只能通過文化運動加以解決。凡是試圖用政治行為來解決人們思想問題的地方，就會有暴力出現，就會有獸性出現。很遺憾，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產生了過度的暴力。法國大革命中暴力的濫用確實深刻地傷害了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形象。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除了過度的暴力濫用，法國大革命還有別的值得永垂青史的東西。正是法國大革命摧毀了象徵中世紀黑暗的巴士底獄，正是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人權宣言》，把人類對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解，推到了一個新的思想階段。直到今天，當人們為自由民主和人權而戰的時候，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在執行著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人權宣言》的理念。所以，不論從哪個角度講，徹底地否定法國大革命乃是錯誤的。 法國大革命對於人類走向自由民主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此外，從法國大革命這一個例子來否定所有革命更是一種邏輯上的荒唐。因為在英國工業革命和美國革命，以及歐洲其他國家所發生的一些較早的社會革命運動中，並沒有出現暴力被濫用的現象。這些中共暴政的御用文人否定革命的例證，就是共產主義革命。他們說共產主義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暴民政治，因此，今天我們在否定中共暴政的時候，不能夠使用革命這種方式。按照這種邏輯，中共反而要由於他們罪惡的暴力受到歷史命運的垂愛。我們從這種對革命的否定中看到了一種思想陰謀，那就是：無論中共暴政做了多少惡行，無論中國的苦難如何呼喚革命，中國人民都不可以反共，而中共暴政就因此而繼續存在下去。
正像我們剛才所說的，共產主義運動不僅不是革命，而且是假革命，偽革命。在民主革命問題上，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反革命，就是專制的復辟。現在，這些中共暴政的御用文人把共產主義的假革命與民主革命相提並論，乃是對民主革命的侮辱。共產主義追求的是甚麼？追求的就是一黨獨裁的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 而民主革命追求的是建立一個人人都具有平等權利的，以主權在民為基礎的憲政民主社會。這兩者在本質上是完全針鋒相對的。 它們怎麼能夠相提並論？
那麼革命到底意味著甚麼？在今天對於我們中國人，革命就意味著以運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所允許的一切方式，徹底地否定中共暴政的一黨獨裁，建立憲政民主制度；徹底地否定和中共的獨裁專職相互利用的現存的國家體制，實行聯邦制。這就是目前對中國人民而言的民主革命的含義。
民主革命和暴力到底是甚麼關係？ 民主革命是暴力的天敵，民主革命意味著徹底地否定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暴力機器，民主革命的對象就是中共極權專制，而極權專制就是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就是國家暴政的根源。民主革命就意味著要運用人類的理性良知和允許的一切方式，來否定中共的極權專制。這裡頭也包含了必要的政治強制性。這種強制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是當公民在進行維護個人的公民權利，抗爭暴政行動的時候，如果中共暴政敢於用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機器來鎮壓，公民就擁有依據現代法律的精神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另一方面，這種政治權利還意味著，當全民的維權抗暴運動以和平的方式湧起的時候，如果中共暴政敢於用國家暴力進行鎮壓，人民就擁有起義的權利。通過前蘇聯和東歐地區人民的大革命，我們可以看出，民主革命的理性已經成熟到完全可以防止過度暴力的程度。前蘇聯的人民大革命過程中，只有三個人死亡。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大變革中，最明顯的一個使用政治強制力的例證，是羅馬尼亞人民為了防止專制政權的集結，果斷地處決了齊奧塞斯庫。這樣的政治強制力顯然被限制在可以允許的範疇之內。因此，在民主革命和暴力的關係上， 我們再強調一句： 民主革命在任何意義上都不等於暴力，民主革命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暴力的天敵。
第二： 中國的現實在呼喚著民主革命
並不是我，而是中國苦難和悲劇在呼喚民主革命。
有的人講， 現在中國的經濟如此發達，那麼，通過經濟的發展會產生一個中產階級，然後這個中產階級會提出自由和民主的要求，而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就會在中產階級的壓力之下逐步地放棄專制，走向民主。所有這一套邏輯都是在作白日夢。
當年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確實提出過一個中產階級的理論。他認為在城邦制國家，當中產階級佔多數的時候，城邦是穩定的。這是因為極端富有的人傾向於把他的財富轉化為特權，從而造成社會的不公正；而過度貧窮的人也會有極大的反社會的破壞性。所以，一個中產階級佔多數的城邦，它趨向於穩定。亞里士多德在這個適用於古希臘的小城邦的中產階級理論，經過中共暴政豢養的御用文人，以及一些偽自由主義文人們改裝之後，就形成了一種對中共目前狀態的幻想。
只有通過自由市場經濟，才可能產生一個有良知的中產階級。那麼，讓我們看看在中國有沒有自由市場經濟？中國目前的改革所造就的絕對不是市場經濟，更不是自由市場經濟，而是一種權貴經濟。這是因為中國現在還沒有形成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基本前提，那就是公民在法律層面上的平等。相反，中國的現實是權利上的兩極分化正在不斷擴大。那些貪官污吏們幾乎擁有了一切權利，而社會底層的人們，法律上規定給他們的權利，都是陷阱和謊言。中國所謂的市場經濟是以腐敗的權力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潤滑劑而形成的一種權貴市場經濟。這種權貴市場經濟，它的天性就是為社會上層一萬家掠奪國家和人民的資產服務的。這種權貴市場經濟天性就要造成財富的兩極分化。中共的所謂經濟改革的26年來所形成的社會後果恰恰論證了這個結論。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造成了甚麼？造成了一個貧窮的農村。中國的九億農民是整個人類有史以來最苦難的階層，農民卻沒有對土地的所有權。農民被排斥在一切現代化的社會保障之外，沒有任何可能性獲得國家的社會保障。大家都聽說過河南的愛滋病村，那是怎麼形成的？那是農民們沒有辦法生存，不得不靠賣血維生。在賣血過程中由於醫療系統的不負責任，就使愛滋病蔓延起來。河南的愛滋病例現在已達到了近千例。西北廣大地區的農民，一旦他們的孩子考上了大學，他們就不得不靠賣血為他們的孩子支付學費。在相當多的地區，農民們年老得病之後，為了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只好用自殺的方式來結束苦難的一生。中國的農民除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剛剛廢除人民公社不久的那段時間，享受到一些改革開放的利益之外，一直處於農奴般的地位。中國的農民就像荒野上的野草，他們生出來就是為了在秋天枯萎。
中共改革二十多年來，造成了一個8000萬的農民工群體。這8000萬的農民工，他們每個月的工資只相當於70新西蘭元。他們沒有真正的勞動保障。但就是這樣低微的工資，也經常不能按時得到。拖欠農民工的工資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農民工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奴工群體。為甚麼會這樣？因為農民工被剝奪了組建自己工會的權利，所以他們儘管有8000萬人，卻只能單獨面對由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勾結而成的黑幫集團。他們所能作出的選擇只有兩個：一個是當奴隸；一個就是像王斌余，為了討要自己的血汗工資，不得不拔刀而起，斬殺豪強。
中共改革二十多年，造就了一個數千萬人的下崗工人的群體。中共的所謂國有企業改革意味著甚麼？意味著把這些國有企業的職工用幾十年的心血積累起來的財富，在短短的時日之內分給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而國有企業私有化之後的負擔要由下崗工人來承受。
中國改革二十多年，還造成了一個巨大的金融黑洞。據一些專家分析，中國的現在的金融黑洞達到了50%以上。這意味著老百姓存在銀行裡用以養老，用以供養自己的子女上學的錢，存進去以後，就馬上貶值一半。那麼現在銀行的黑洞到底是怎麼形成的呢？簡單一句話，那就是現在的中國的銀行已經變成這樣的一種機制：通過銀行的合法性運作，存在銀行裡的資金就流入了貪官污吏和奸商惡賈的錢袋之中。否則，怎麼造就成金融黑洞？
尤其令人痛心的是，改革二十多年，使中國的環境和資源受到了令人難以確信的破壞。由於掠奪性開發，由於整個中共集團對自己的祖國的不負責任，現在的中國，除了在青藏高原之上，已經沒有一條乾淨的河流，沒有一個沒有受污染的湖泊，沒有一塊淨潔的藍天。我們的神州大地，正在變成毒氣污水之鄉。
所有這一切苦難與悲劇，都在呼喚著革命。中國的經濟確實在發展，而且在以驚人的速度在發展。但是，中國目前這種權貴市場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在迅速積累著社會矛盾，積累著它的掘墓人。經濟的高速發展，恰恰預示著社會矛盾的積累在加速。因此，這樣一種反向的加速運動，終究會將中國的社會撕裂。
有的人說，讓我們再給共產黨一些機會，讓他們去搞政治改革，通過政治改革，來實現民主憲政。
但是，中國共產黨自己用鐵血手段扼殺了自己的機遇。我曾經講過，歷史的機遇不會像太陽一樣每天都升起。歷史的機遇，如果我們抓住了，它就像插在你心上的匕首一樣真實；如果我們放走了它，它就像時間一樣飄忽，一旦逝去，就永不再來。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在用坦克車壓碎「六四」學生的軀體的時候，他也壓碎了進行改良的最後可能性。儘管中國共產黨在此之前就犯下了纍纍的反人類罪行，但是「六四」是一個最震撼人類良知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國共產黨竟然可以用自己的軍隊，用人民所養育的軍隊來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是必受天譴的罪行。
在「六四」之後，鄧小平想讓人們忘卻他的罪行。他試圖讓中國人的良知在物慾中腐爛。人的良知一旦腐爛了，就不再關心政治，就會忘卻他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這就是鄧小平的邏輯。於是，在中共官僚主義集團的慫恿之下，整個中國社會陷入了瘋狂的追求物慾的可悲的歷史過程。在相當的意義上，鄧小平是成功的。他成功地讓中國人的良知腐爛了，他成功地讓中國人暫時忘記了他的罪行。但是，這種成功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代價就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由此墮落成為由腐敗的權力、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勾結而成的黑幫集團。這個黑幫集團的唯一的政治出路就是用國家的恐怖主義，同時用利益的收買來維護中共的專制政權。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為甚麼要維護專制政權？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他們試圖躲藏在專制統治的鐵幕之後，逃避對他們的反人類罪行所進行的可能的大審判。他們害怕他們的罪行將比希特勒還深；他們害怕他們將像紅色高棉的領導人，像現在的薩達姆，像南斯拉夫的米洛索維奇一樣受到歷史的公正審判。他們維護專制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想利用專制的權力瘋狂掘取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以供他們過驕奢淫逸的生活。這樣一個黑幫集團，怎麼可能進行有利於民主政治的改革呢？中國共產黨現在已經完全喪失了進行政治改革的道德能力，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走改良的道路純粹是一種幻想。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現在所處的政治地位也在呼喚著通過一場大革命來決定他自己的命運。他當然是從反對的角度來呼喚。
第三：中國的民主革命同時也是一場中國的復國運動
在人類歷史上，哪個民族最苦？有人說是猶太民族，或者叫以色列民族。因為這個民族是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在古羅馬時期，兩千年前古羅馬的軍隊侵入以色列，殺死了百萬以色列人，把剩下的以色列人流放到世界各地，而且永遠不許他們返回自己的故土，以色列由此變成了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以色列人在整個世界上顛沛流離。他們曾經被送到鬥獸場裡跟猛獸搏鬥，他們曾經被作為劣等種族而受到殘酷的屠殺。前蘇聯的斯大林和納粹德國的希特勒對猶太人的進行過種族滅絕的大屠殺。當時希特勒殺害了將近六百萬猶太人，斯大林殺死的猶太人不可計數。正是因為猶太人經受了這麼多的苦難，正是因為猶太人在歷史上國家亡了，喪失了自己的國土 ── 那意味著他們喪失了自己的家園，喪失了自己文化的根基，喪失了民族尊嚴，於是，他們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目標：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國家，恢復自己的國家。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兩千年來猶太人悲慘的遭遇深深地震撼了人類的良知，在聯合國的幫助下，以色列人復國了──儘管那只是一片狹小的土地。
在復國以後的以色列保留了一堵殘垣斷壁。這堵殘垣斷壁是當年羅馬帝國入侵以色列，焚燒它的聖殿時剩下的一段石牆。以色列人把這堵石牆作為他們的聖牆，他們稱之為「哭牆」。無論居住在哪個國家的以色列人，只要回到以色列，都要到「哭牆」面前去放聲痛哭。以色列人就是要用他們那永不停息的哭聲來記錄他們亡國的慘痛。
那麼以色列人就是最可悲的民族嗎?我說不是!為甚麼？因為他們的國家雖然被滅亡了, 但是他們清楚的知道這一點；儘管經過了兩千年的漫長時光, 他們畢竟重建了自己的家園， 重建了自己的尊嚴, 重建了自己情感的力量。比以色列人更可悲的是我們中國人。中國人連亡了國都不自知，難道不可悲嗎？！
為甚麼說中國已經亡了？ 看一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裡面明確地規定馬克思主義是十三億中國人必須遵守的思想理論。這意味著甚麼？意味著產生於德國沒落文人的，以暴力和仇恨為基礎的理論，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用刺刀，用槍支，用血腥的暴力送上了思想之聖的寶座，成為了十三億中國人的思想的專制者。 五十六年來，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 犯下了多少罪行？ 1957年，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把幾十萬中國知識份子放逐到苦役般的勞動農場，使中國最寶貴的人才無聲地湮滅於苦難的命運。 1959年到1962年之間，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建立人民公社和所謂的大躍進運動，使4千萬中國農民死於非命，以至於餓到人吃人的程度。文化大革命期間，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屠殺了多少政治犯，思想犯，良心犯？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使中國的文化命脈幾乎完全斷絕。 1989年，他們又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用坦克車在中國的首都把學生運動，壓成一片動盪的血海。還是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屠殺一百萬堅守自己信仰的藏族佛教徒。現在，他們正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著群體滅絕性的迫害。
我們想過沒有，堂堂五千年文明的中國，為甚麼要把一個沒落德國文人的思想奉為不可違抗的思想體系？我們想過沒有，在短短的半個世紀中，我們中國人在自己國土上居然被殺死八千萬？我們想過沒有，我們中國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為甚麼不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可以自由地發表言論，不可以自由地信仰？這是為甚麼？！
這次來新西蘭，我看到新西蘭有一種叫KIWI的鳥。這種鳥的眼睛是半盲的，耳朵是聾的，沒有翅膀，只能生活在黑暗中。我不由得聯想到我們中國人──在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的統治之下，中國人從來沒有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甚至沒有知情權。 我們只能聽官僚集團讓我們聽的，只能講官僚集團允許我們講的, 我們沒有基本的人的權利， 因此我們像KIWI鳥一樣喪失了自由飛翔的翅膀。 中國人為甚麼在自己的國土上會淪落到這樣一種地步？原因只有一個：因為從1949年開始， 中國已經亡了！ 中國已經變成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殖民地和精神殖民地！ 中國已經不再是中國人的了！ 中國人已經變成了精神的亡國奴。 所以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中國人才要承受如此巨大的苦難。
由此，所有有良知的中國人都面臨著一個重大的政治課題，那就是如何復國。在現在的中國，統治中國的不是中華兒女，而是馬列的子孫。 他們雖然長著中國人的面孔， 但是他們早已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來自德國的魔鬼。 我們能寄望這樣一群魔鬼自動地改良嗎？因此，唯有革命才能恢復我中國；因此，民主革命同時也是恢復我中華的一場偉大的復國運動。
第四：革命必勝
為甚麼革命必勝？因為革命是九億中國農民心底裡的願望； 因為革命是八千萬農民工心底裡的願望； 因為革命是數千萬下崗工人心底裡的願望； 因為革命是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的要求，是中國復國運動的要求；因為革命是順天理合民意的偉大運動。
有的朋友問，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掌握著那麼龐大的軍隊、警察和監獄系統，他們幾乎擁有一切的物質資源和政治資源，革命能成功嗎？
我們說，前蘇聯和東歐地區的人民已經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前蘇聯所掌握的物質力量，比今天的中共暴政要強大，但是在全民的大起義中，它在瞬間之內崩潰。中共暴政的危機從來不是物質方面的，中共暴政的危機是精神上的。 經過五十六年的倒行逆施，它已經讓人們清楚地認識到中共官僚集團就是一個犯下反人類罪行的 犯罪集團。 前蘇聯東歐地區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徹底崩潰，預言著整個共產主義的崩潰。 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特別是「六四」鎮壓以後，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已經喪失了他們全部的政治道德基礎，中國共產黨的官員已經變成一個精神上的破落戶，而且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再創建一個具有邏輯說服力的理論，他們再沒有能力重新鑄造屬於他們的道德基礎。一個沒有道德基礎的統治集團，儘管它在物質上是強大，但這種強大只能是屬於民族罪人的強大。
既然中共暴政已經是不穩定的了，為甚麼經歷了這麼多的悲劇它仍然能夠存在？這是因為，歷史的運行有它的慣性。中共暴政目前完全是靠著暴力統治的慣性支持它存在。現在，只要有一種堅強的政治意志、強大的政治能量，對它進行猛烈的一擊，它就會於瞬間驟然崩潰。當年羅馬帝國多麼的強大，為甚麼在民族大覺醒之中轉瞬消失於歷史長河之中？因為它已經沒有支持自己存在的精神能力。中共暴政的也是如此。它能夠存在是因為改良主義者們，特別是中共豢養的御用文人長期以來宣揚的一種改良主義幻想，而中國人民在改良主義的幻想中，正在放棄革命的意志。因此，今天我們必須告訴中國人，改良主義是一種幻想，民主的政治大革命才是開拓中國命運的唯一有效的方式方法。
今天演講結束之際，我的心中產生一種強烈的衝動，那就是要為我們中國的苦難、悲劇而放聲痛哭──即使是頑石鑄成的心，在中國的苦難和悲劇面前也難以自制。以色列人可以在他們的國土上建立自己的「哭牆」，而我們中國人民，連建立一個「哭牆」的國土都沒有。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心靈上，用八千萬死於中共暴政的頭顱築起一堵「哭牆」，為我們民族的苦難與悲劇放聲痛哭。
中國人面臨的巨大危機是甚麼？是中國人心靈的危機。因為人是歷史和文明的焦點。沒有美麗高貴的人格，就不會有偉大的命運和光榮的歷史，而在中共56年的統治之下，在中共56年的吞噬之下，中國的民族人格已經徹底地墮落了。
在1974年，一位女政治犯被處決了。處決之後她的乳房被割掉，屍體被姦污。這位女政治犯在臨刑之前，在這張手紙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她說：「我向冰冷的鐵牆咳一聲，還能聽到一聲回音，而向活人呼喚千萬遍，恰似呼喚一個死人！！」。這是將近30年前一位女良心犯對對良知泯滅的中國人的感受。30年後的今天，我們中國人的心中國人的心靈是淨化了還是更加墮落了？在國內時，我很怕與我們中國同胞的眼睛對視，因為從他們的眼睛裡通常只能看到腐爛和充滿物慾的心靈；只能看到和天空一樣灰暗而渺小的私慾；只能看到一片文化的荒漠。如此驚心動魄的墮落，才是中共暴政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最深重的罪孽。面對這一切我們不應放聲痛哭嗎？但是，儘管這痛哭將是一次道德和良知的呼喚，歷史卻不能被哭泣所感動。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把中國的苦難和悲劇鑄造成堅硬的民主革命意志。我相信，民主革命將是撬動中國歷史的堅強的支點。我相信，中國革命的大潮湧起之日也是中共暴政滅亡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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