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9日訊】今年六月，辛灝年先生完成了訪歐巡迴系列講演，其講題就是“驅除馬列，還我中華”。今年十月，辛先生赴澳洲作巡迴系列講演，其講題則爲“誰是新中國”。顯然，前者的主題是“民族”，後者的要害是“民主”。但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也不論是在英國的牛津、康橋和倫敦政經學院，還是在澳洲的悉尼大學和格瑞菲絲大學，更遑論面對的是英國和瑞典的老華僑，還是悉尼、墨爾本或黃金海岸的新華僑，只需辛先生說到“驅除馬列、還我中華”，或是“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或是“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整個講演大廳就會爆發出長時間山呼海嘯般的掌聲。這掌聲豈但讓許多人噙滿了痛定思痛的淚水，還使得在場的“特別聽衆”也只好羞羞答答地當衆表示：“現在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了，也就是挂挂羊頭賣賣狗肉罷了……”由此可見，一句“驅除馬列”，該是何等地符合中華民族的民族感情，又該是何等地符合中國人民的民主訴求。中華民族實在是被馬列糟蹋得夠了，中國人民也實在是被馬列子孫坑害得苦了。誠如辛先生在講演中所闡明的那樣，馬列對中國的長期思想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對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污辱和侵害，委實是罊竹難書。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只要還想做中華兒女，只要還想在中國實現民主、統一與和平，只要還想傳承自己的優秀文化、吸收西方的進步文明、以與各民族並駕齊驅於世界，就絕不能不驅除馬列！
但是，辛灝年先生言尤在耳，中國留學生和新華僑的掌音未絕，眼下中囯共產黨的領導者和帶路人胡錦濤，居然就在他專制權力到手之後，不僅說出了“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話，發出了他要在政治上倒退的信號；而且身體力行，乾脆利用他到手的專制權力，大手筆地搞起什麽“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來了。套用共產黨的一句黨話來說，一個“死不改悔的馬列子孫”終於“現形”了。他不僅使所有真心愛中華、愛中國、愛自己人民的海內外華人，更堅定了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的信心和決心；也使得三年來一再憑空歌頌“胡溫新政”的人，再也不好意思爲這位馬列子孫，繼續毫無根據地“評功擺好”了；更使得那些口口聲聲地叫著他“胡哥”、夢想他有朝一日回心轉意的“善良人群”，感受到透心的絕望。
當然，胡錦濤之所以要花費鉅金來搞他的“馬教工程”，要在五十六年來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的中國，將“馬列”再次推上人間的頂峰；說到底，就是要維護他到手的專制權力，維護中共“革命”和專制的合法性，藉以維繫他那個已經搖搖欲墜的“紅色江山”。因爲，前蘇共賴以建立中共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共賴以“推翻共和、復辟專制”的根本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共賴以建立“教政合一”之洋教專制政權的教義信條，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共賴以實行殘酷專制統治的指導思想，就更是馬克思主義；而中囯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製造“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革命混亂和歷史混亂，把一個正在艱難地“走向共和”的中國，推向了極權專制統治的深淵，還是賴以馬克思主義這個──打著革命旗號來鼓吹專制復辟有理的歐洲倒退思潮；所以，我們唯有認清了馬克思主義是中囯共產黨及其洋教專制政權的“命根子”，才能從根本上暸解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那個“馬教工程”的由來。
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的“馬教工程”，是因爲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25年來，雖然對“命根子”──馬克思主義，不敢改也不肯改。也就是說，不論是在馬克思所建立的倒退政治理論上，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所框定的反動政治制度上，他都賴著不改，堅決不改。鄧小平深知，“改”就是“死”。所以，在黨內，誰要改，他就廢掉誰，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黨外，誰想改，他就鎮壓誰，如八六學潮和六四屠城。可以說是從不手軟，也絕不手軟。但是，爲了救黨，更爲了維繫中共的專制統治，在毛澤東已經將他的社會主義中國搞得國空民窮、人心思變之時，鄧小平又不得不在他的“馬記羊肉店”裏，雖仍然挂著“馬克思主義的羊頭”，但卻“既不易主、更不變制”地賣起“資本主義的狗肉”來了。這就是他的所謂“經濟改革開放”。這場百年之後的“洋務運動”，雖然沒有什麽新鮮可言，雖然是我們前人、也是外國人，早已有聲、有色、用情、用命地做過多少回，卻從來沒有成功的事情；但在鄧小平，其更大的悲劇意義，卻是用“資本主義的狗肉”，將馬克思主義旗幟上那沾滿人民鮮血的“消滅私有制”五個大字，塗抹得不倫不類，令所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傷心慘目。然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惟其只能短暫地消解人民的不滿，惟其只能暫時緩解中共政權的危機，惟其只能救社會主義命于一時，特別是雖能製造表面的繁榮和虛假的繁榮，卻更能夠製造中國史無前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腐爛，其結果便是一旦拆除改革開放的“櫥窗”，人們滿眼所見，就是廣大人民貧窮的重新複歸和仇恨的重新聚斂。所以，當“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人民預言，早就警告中共專制統治只有死路一條之後；當“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的先賢名言，又要在當代中國應驗之時；當中國又要重新爆發一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志在“驅除馬列、還我中華；推翻復辟，重建共和”之日；中共是進而順應潮流，真正推行政治變革，徹底毀棄馬記的政治教條和政治制度；還是乾脆走回頭路，妄圖繼續仰賴馬克思主義的“鐵血理論”，以負隅頑抗；就成了所有良知尚存之中共黨員所必須面臨的痛苦抉擇。但是，顯而易見的是，面對亡黨喪權之最後命運的胡錦濤，想選擇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而他只要選擇後者，那他就只可能象古今中外、歷朝歷代任何一個瀕於滅亡的專制統治者一樣，在別無出路之時，僅僅是爲了“不死”，也就不得不重新從“強化思想統治入手，來強化專制的政治統治”，並以此來苟延殘喘，作死亡前的最後掙扎。對胡錦濤而言，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死亡之路”上重新出發。
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的“馬教工程”，還因爲他所面臨的社會局面，是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全面崩解。而人民覺醒的根本標誌之一，就是對“馬列禍害了中華”的認知，早已成爲我中華兒女的共識；而信仰危機又勢必會帶來政治的危機，因爲共產黨革命專政的理論根據，已經被徹底地動搖了、顛覆了。胡錦濤所面對的黨內局面，早已是對馬列信仰的日行日遠。“現在的共產黨早已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馬克思主義早已過時了”一類說法，似乎已經成爲今日共產黨徒們的口頭禪。二十五年在經濟上的救命改革和被迫開放，蘇聯東歐共產黨制度與政權的相繼滅亡和迅疾滅亡，特別是“貪官污吏遍全黨、人民仇恨積如山”的不堪景象，不僅使共產黨的黨徒們從根本上拋棄了理想，而且使共產黨的黨徒們從根本上改變了思想，甚至從根本上産生了對共產黨及其革命的嘲弄感。胡錦濤面對如是的黨外黨內局面，只要他還在幻想著苟延共產黨和他自己的專制獨裁統治，他就不得不重新借重和只有借重共產黨的祖先──“馬家洋教”來凝聚他的黨心。否則，他還能指望用什麽思想、什麽理論，來幫助他“重新收拾紅山河”呢？因爲，掀起了世界民主大潮的人民民主理想，掀開了人類民主進步的偉大民主理論，掀翻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強權統治的人民民主奮鬥，只能使胡錦濤的共產黨亡黨，共產黨的“馬列中國”亡國。
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的“馬教工程”，亦來自於他個人的愚蠢、虛僞和頑固。
說他愚蠢，首先是因爲胡錦濤這一代接班人，都是被毛澤東、鄧小平們騙大的。他們只知道中共“偉大、光榮、正確”，卻對本黨的歷史罪惡，特別是對中國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歷史真相，全然無知。其次，胡錦濤成長的時代，又是一個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人既被剝奪了對自身優秀文明和文化的傳承權，又被剝奪了對西方近代真正進步文化文明的借鑒權。所以，在胡錦濤們的一張“白紙”上，就只有中共畫滿的血淋淋馬列革命圖畫，卻沒有人類真正進步和文明的畫圖。胡錦濤們的“無知”，也就由此而來。再者，就是胡錦濤在共產黨裏扶搖直上的“官運”，又使他不但遠離了八十年代以後人民的歷史反思和政治覺醒，甚至反而成爲這一反思和覺醒的對立面，而繼續將自己禁錮在馬列思想和中共謊言的牢籠裏，而不知“今夕已是何夕”。他在今年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在中國人民對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的艱難光榮歷史已經反思了整整二十年，並且成果卓然之時，不僅繼續大講特講“中共抗日戰爭中流砥柱”一類的天大謊言，甚至還要“創造性”地製造“所以，中國人民解才選擇了共產黨”這樣的不堪讕言，他對歷史的不知和對民心的無知，可以想見。無知必然造就愚蠢。他上臺之後，竟然能夠講出“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正確”的話，以至於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丟人現眼，其根源即在於此。
他的虛僞，倒是來自“團派”的總體性格特徵。掌權之後的中囯共產黨所領導的共青團，特別是“團派”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都要在一定的年齡層次上等待著被轉換、即被提拔爲黨的領導幹部。所以，這些年輕的“團幹”們，在決定著他們政治前途的“黨幹”面前，都是一律地表現得“循規蹈矩，老成持重；丹心耿耿，甯左而勿右”。但是，反轉身來，當他們面對著他們的工作物件青少年們時，他們又必須裝出“朝氣蓬勃、和藹可親、誠懇樸實、假話也能真說”的形狀來。這樣一種長期的“革命工作”，再配著一心要在青年工作中做出成績來往上爬的欲望和野心，就爲共青團造就了太多的“革命兩面派”。其結果，自然是練就了團幹們嚴重的虛僞和雙重性格。在中國，這樣的一代代年輕團幹真不知有幾千幾萬。而胡錦濤作爲專職團幹和高級團幹，作爲一個長期以來全然依靠“共青團之梯”爬上去的“黨幹”，便決定了他虛僞性格的必然形成。只要看看他上臺以後，一邊持續製造自己的種種“親民”形象，一邊又堅決毫不手軟地鎮壓異見者。甚至只要廣東鄉下一家村委會的選舉不如他意，他就能大開殺戒。僅此就可以看出這位馬列子孫對“革命的兩手”玩得是如何地純熟。
稱他頑固，一是因爲他“出身好”而爲共產黨所一手培養，因而“在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的感恩心情之中長大。其間，他在“只要出身好、成績不好卻可以考上大學，而出身不好、成績再好也考不上大學的顛倒歲月裏”，從皖南鄉下的一介平民子弟，一躍而成爲清華大學的優秀學生；從清華的團委書記，再一躍而成爲共青團中央的領袖人物。此後，黨不僅爲重用他而培養他、更爲培養他而重用他，更於共產黨危難之際，將他定爲“共產黨王儲”，直至他走向權力的頂峰。所以，他對共產黨的感情之深之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一般的共產黨徒所不能比擬的。有報導說，有一次，只因他發現在自己身邊工作的年輕人讀的是一本揭露當前農民困苦的書，他竟然會勃然大怒地責駡說：“這本書是在給共產黨抹黑！今後不准再讀！”其形狀之猙獰和恐怖，令那位年輕人無可名狀。他因情而生的頑固性可見一般。
二是因爲他對共產黨“情深”，才會對共產黨“緊跟”。在中共專制五十餘年的種種倒行逆施之中，在共產黨對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犯下了一次又一次深重罪行的歲月裏，由於胡錦濤們要“緊跟照辦”，所以，他們才非但不可能成爲這些罪行和罪惡的反對者，而且只可能是這些罪行和罪惡的學習者、參加者、效法者和製造者，直至成爲有著特出表現的“建功”者。而“緊跟照辦”的結果，便是扶搖直上，更是頑固性的必然加深和持續加深。就象江澤民一樣，江要不是在“六四”屠城之前就敢於在上海對民主運動開刀，鄧後的最高權力不會輪到他；正因爲鄧讓江“受命於危難之間”，江也就對共產黨的“未亡事業”──要“鞠躬盡瘁、不死不已”了。當年的清華大學團委書記胡錦濤若不是心領神會，就不可能帶著清華的紅衛兵去“火燒英國代辦處”；尤其是後來已經爬上了“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如若不是“心有靈犀”而敢於“擅自”下令開槍，大規模地鎮壓藏族人民的“騷亂”，“爲中央擔了擔子”，大約在鄧小平的橋牌桌邊，也不會多了他這樣一位“年輕穩重”的牌友；而他也正是因爲成了鄧小平的“牌友”，他之忠於共產黨的頑固性才會愈加根深蒂固。中共的另一個高球”──丁關根，就是在鄧家的橋牌桌邊發迹的。而也正是由“鄧家牌桌”練就了丁的頑固性，丁才敢在中宣部長的寶座上“大開倒車”，爲思想文化界所憎惡不已。
三是胡錦濤的頑固性，已爲他與共產黨的利害生死關係所決定。衆所周知的是：在共產黨的世界裏，向來就是“逆向淘汰”；向來就不是“選賢與能”，而是“選惡與蠢”。如前所述，胡錦濤絕不是因爲敢於反對、反抗共產黨殘民禍國；反之，則是對共產黨的“禍國殃民事業”忠心耿耿、貢獻卓越，才被共產黨選拔、培養、步步提升，直至做了共產黨的“末代皇帝”。反過來，正因爲他對共產黨的步步緊跟和處處照辦，才爲共產黨、也爲自己對國家和人民積累了太多的罪行；由是而終於使他與共產黨結成了在利害上完全一致的生死關係。到了這種地步，維護黨就是維護自己，維護自己就是維護黨；到了這種程度，亦唯有頑固地維護黨的不亡，才能從根本上維護他胡錦濤的不滅。他的頑固性也因之而被深化到了至高至全的“境界”。胡的一位“恩師”不久前就已經對胡表示了最後的絕望，原因就是“豎子不可以教也”。
必須明白的是，當共產黨的党運已然是“西風殘照”之時，鄧小平之所以要選定胡錦濤爲共產黨的“隔代王儲”，恰與西太后臨終前選擇載灃作三歲皇帝的攝政王一樣，就是因爲載灃的愚蠢、虛僞和頑固，勝過了大清朝所有的皇親國戚。因爲，對西太后和鄧小平來說，愚蠢則不會善變，虛僞才能夠矇騙世人，而頑固就意味著忠誠。對一個已經洞察王朝之垂死命運的統治者而言，這既是他最聰明、卻也是最無可奈何的選擇。
總之，胡錦濤是一個純粹由馬列毛的“狼奶”所用心喂大的“馬列毛狼孩”，是一架由馬列中國的“共産機器”所加料製造出來的“共産機器”。既是一個狼孩，就缺少了正常的人性；既是一架機器，就不存在所謂的良知。他那張永遠沒有表情的面孔，就恰恰證明了他才是一個“標準的馬列子孫”。
然而，，這位“標準的馬列子孫”要大搞其“馬教工程”，在實際上又不過是一種“返祖現象”而已。它只能說明：歷經了鄧小平、共產黨的二十餘年改革開放之後，惟其要改的只是馬列的枝葉，不改的才是馬列的根本，所以，才不僅會導致這一場專制改良必然失敗的歷史命運，而且誘發了馬列子孫胡錦濤們的“返祖現象”。只因這個“返祖現象”，既出現在馬克思主義黃葉飄零的歲月，又突兀在中國人民已經決心“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時代，胡錦濤們爲維護馬家洋教專制政權的一廂情願，也就只能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運。
馬列子孫們妄圖以繼續“獨尊馬教”來挽救其腐爛專制統治的倒退政治欲望，必然不能得逞；
中華兒女們決心要“驅除馬列”以“還我中華、重建共和”的偉大歷史追求，必將獲得最後成功。
轉自《黃花崗》第十五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