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25日訊】我們在前兩周的評論中談到了財富的代際分配的概念，同時也具體解釋了中國的高速發展是如何以上兩代人的巨大犧牲作爲代價的。當然，上兩代人的犧牲是毛澤東的荒謬政策的結果。當前這一代人雖然從他們的父輩甚至祖父輩的慘痛的犧牲中得到了好處，但是對他們的犧牲並沒有任何道義上的責任。問題在於，由於有了上兩代人的這種“饋贈”，這一代人本應該更有條件選擇一種對歷史負責的經濟發展道路，從而使得中國的發展能夠得以長期延續，造福於子孫後代。但是，這一代中國政治家，卻採取了竭澤而漁的發展戰略，一條沒有理性的以掠奪下一代甚至數代中國人民的福利爲代價的發展戰略。
當前中國的發展對後代中國人的掠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顯性的掠奪，另一種是隱形的掠奪。
顯性的掠奪主要包括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實行掠奪式的開採。對這一點不難理解，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所有中國人的，不僅僅是當代所有的中國人的，也是屬於子孫萬代的中國人的。因此，這塊土地上的資源，應該有這一代和今後所有的中國人共用。對於那些可再生的資源，例如與人類的生存密切相關的動植物資源等等，人們應該控制開採和使用的速度，並且不斷地進行補償，使之不斷增長。對那些不可再生的資源，例如土地、礦藏等，人類更應該採取謹慎的態度，既要使之造福於這一代人，又要爲子孫後代著想。
中國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開採和使用完全是掠奪式的。中國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曾經在今年六月舉行的“環境與發展中國論壇” 上介紹，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經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他引用世界銀行的測算資料說，一九九五年，中國空氣和水污染造成的損失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八；到二零零三年，則占到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也就是說，如果考慮到對環境的破壞，中國的經濟實際上是負增長。換一句話來說，這一代人實際上是在通過玻換環境的方式消耗下一代人的福利。
對後代人的隱性掠奪主要包括社會制度和人文環境方面。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發展是硬道理”成爲一句時髦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下面，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出現了後退。中國政策制定者們千方百計地回避解決制度性問題。在這種短視的政策下，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壓制民衆，剝奪工人罷工的權利，剝奪農民組織起來的權利，剝奪失去土地者抗議的權利。總之一句話，剝奪公民自由表達意志的權利。這樣做，可以換取一時的穩定，甚至也可能爲短期的經濟發展創造一定的條件。但是，這樣做卻導致社會矛盾的集聚，從而將危機留給後人。
近來，不少中外學者對中國和印度的發展道路進行了對比。雖然中國的經濟增長在過去數十年裏高於印度，但是大多數學者們則對印度的前景更爲看好。中國學者張軍說，“中印兩國經濟增長的最大區別在於，我們對中國的現在比對她的未來知道的更多；而印度的情況則恰恰相反。這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前景仍然存在一些要緊的不確定因素。”
經濟學家傅勇在國際金融報的一篇文章中列舉了這些不確定因素，它們包括：“中國銀行信貸的大部分都貸給了國有部門，股市債市這兩大資本市場遠不完善，利率尚未市場化；勞動力在城鄉之間仍然無法自由流動；土地也不能按照市場原則實現流轉。因而資本、勞動力、土地這三大生産要素都沒有實現完全的市場化。至於商品市場，地區保護主義的盛行和地區間的産業趨同清晰地表明，商品流動在相當大程度上仍然受到限制。”
與中國相反，印度經濟具備了實現長期增長的所有重要條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健全而發達的金融市場及其政治框架。印度在自己發展過程中犯下了許多錯誤，尤其是在對外開放方面步伐太慢。但是，印度沒有以犧牲下一代人的福利爲代價來謀求當前的發展，他們堅持在一個民主的政治框架中謀求發展。在這個框架下，出現錯誤在所難免，但是社會不會出現崩潰，從而爲長期穩定的發展留下了空間。
財富的代際分配和財富在同一時代不同階級之間的分配是密切相關的。中國之所以採取一種短視的掠奪未來人民的福利爲代價的發展道路，主要是因爲決策者能夠從這種發展模式中得到好處。那些破壞資源者，可能因爲省去了環保投資而獲取更加高額的利潤。那些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人們，正在以空前的貪婪在這個腐敗的制度下集聚財富。當未來的中國人飽受環境污染之苦時，當中國由於危機的過渡集聚而崩潰之時，這些富人們的後代則可能早已經逃離中國，到環境清新和社會穩定的其他國家去享受生活了。
在毛澤東時代，做出犧牲的不是所有的中國人；今後的中國，承受短視的發展政策的惡果的也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遭受厄運和犧牲的永遠是普通的中國人，那些人數衆多的無權無勢的中國人。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