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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浮生瑣憶(5)

第一道皇榜──潮汕地區土改鬥爭運動見聞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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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1日訊】前言

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有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早年從事「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紀實文字。五十年代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北土改運動的某些真實面貌。還有作家丁玲寫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獲史達林文藝獎的小說,內容和藝術風格都跳不出《暴風驟雨》的格局。此外,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翻天覆地、生靈塗炭的土改災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海外某些早已脫離「共產體制」的知識人,偶爾提到當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動沿用當年的套話:甚麼「土地回家」,「農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記述的,僅限個人所見所聞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毛朝皇榜天下大亂

我像一隻小小的蝸牛,喜歡在郊外小徑散步的時候,任由思緒的小小觸角,自由探索。中外古今,天上人間,沒有甚麼比這時的靈魂遨遊更舒暢的了。這種時刻,我常常如醉如,留連忘返。

那一次,在北京西山蜿蜒的小路上漫步,經過碧雲寺,經過孫中山先生紀念館。那時正值太陽西斜,秋風送爽,漫山遍野的紅葉,構成一個斑斕熱烈的世界。我忽然想起毛澤東的詩句:『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不提防,常常不自覺地一下子就墜入歷史的長河。

我撐著自己的小竹筏,不由自主地漂蕩在自己人生的小河灣,以一介知識份子的良知,去感受生活中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風風雨雨。只是,我向來不肯用心,對許多特意用革命顏色塗抹著的英雄業績,不抱懷疑;當然也不會想到,往往在社會進程中,尤其某些歷史轉折時期,會隱藏著那麼多不為人知的黑洞。

那一年,我偶爾讀到文壇首席執牛耳者一部新著。當時全國“一片紅”,天南地北都是“革命樣榜戲”的天下,十億人被指定只能讀一本小紅書。而我卻意外地讀到了《李白與杜甫》,能不驚喜若狂?讀完,我的腦殼好像被砍了一斧頭。幾天幾夜,頭痛欲裂。“杜甫是個不折不扣的地主份子”!?這樣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我卻百思不得其解。

我認定,“杜甫是地主份子”無疑是個歷史黑洞,那麼,現實生活裡就沒有黑洞了嗎?老舍、田漢、吳唅、鄧拓,都怎麼啦?連赫赫有名的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變成甚麼了?我的思想一片混亂,落入千萬年不化的冰河。太多太多的黑洞,幾乎將我的神經壓垮。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文壇執牛耳者又一次出來歡呼。這一回我好像有了教訓,隨大眾放了一串鞭炮,大驚大喜之餘,還保留著一點個人的思索。這又是一個歷史轉折,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新詞,『四人幫』、『一母三公』、『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一舉粉碎』、『英明領袖』、『你辦事,我放心』,似乎又提供出讓人思考的餘地。而民間,卻流傳著『五人幫』的不同版本。我斷定,這可能又是一個歷史大黑洞。

我深切感受到,我的小河灣和首都的政治大川是相通的。在兩千多年帝制超穩定政治文化傳統的國度裡,首都政治大川的任何一次風暴,都能在小河灣激起陣陣驚濤。民間早有傳說:皇帝出皇榜挑選宮女,民間『拉郎配』就鬧成一鍋粥。

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改北平為北京,並定為首都,第一次顯露新皇朝的政治面貌。毛的心態,早在五年前的一首《唸奴嬌‧詠雪》詞中,暴露無遺:『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定都北京,還有一層重大考慮,既承傳帝王的天命,又區別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於開創“國民革命”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立個牌位,稱為『革命先行者』,一筆帶過。

新皇朝最早的一張皇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所以稱為皇榜,是因為早已在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心理上,奠定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官民人等,一律不得違抗。

我的家鄉是粵東著名的僑鄉,韓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一千多年前,唐朝大文學家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長途跋涉,歷經艱險,來到這片蠻荒之地。任期短短八個月,為民除去一大害──驅除鱷魚,並寫下千古不朽的文章《祭鱷魚文》。原本是嶺南邊陲小城,因韓文公一篇驚天動地的文章,才有可能成為當今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潮汕的土著居民,不論士、農、工、商,各司其職,經過近百代人的辛勞,終於將自己的家園,建設成文明的魚米之鄉。

由醜陋的毛毛蟲,逐漸變成美麗的粉蝶。但因人多地少,許多青壯年,不得不辭廟別祖,背井離鄉,遠渡南洋各國謀生。留在本土的民眾,不論貧富,依然保持著勤勞儉樸的習性。從來不敢忘記荒年靠著草根樹皮充饑的苦況,仍然以三頓大米稀粥或番薯稀粥度日,除非粗重勞動,或有親朋貴戚登門、婚嫁喜事,輕易不敢煮乾飯吃。這種由歷史環境、地理條件形成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別具一格的鄉土文化。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聽到說潮州話,定有潮州粥和工夫茶。

一九五○年初夏,正是蟬鳴荔熟的季節。嶺南佳果荔枝的魅力,令蘇東坡死心蹋地,只要「日啖荔枝三百顆」,願意當一輩子南蠻子。南蠻人對這果中之寶,心存敬畏:一顆荔枝三把火嘛!但誰都沒想到,今年荔枝大豐收,給潮州人增添了太旺的莫名火氣。

共產黨的潮汕地區委員會,在趕走了國民黨胡璉兵團數萬敗兵,剛剛接管這片頗為富饒的土地,還來不及考慮如何撫平兵災戰禍的傷痕,讓人民百姓修養生息,就火急火燎策劃如何掀起一場「暴風驟雨」式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黨委會上,發生了火爆的爭吵。

爭吵的焦點不在「搞」還是「不搞」,黨委的所有領導人,一致擁護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法》,並按照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立即付諸實施。問題是如何實施?有長期農村工作經驗的本地老幹部、黨委副書記曾廣認為:潮汕地區九個縣,十戶中有七八戶有人在海外謀生,不論貧富,都有寄錢回來養家置業的傳統習慣。農村的經濟生活,與海外的僑胞息息相關。

實施土地改革,必須考慮到「華僑眾多」的歷史特點和地方特點,盡可能減輕或避免對華僑以及僑眷造成過激的行動,保護僑胞在家鄉的正當利益。從北方南下解放自己家鄉的另一位姓吳的副書記則認為:不講土改運動的偉大意義和巨大革命現實利益,只講華僑利益,是一種偏面的觀點。幾個回合,不同看法迅速發展成黨內「左、右」兩派的對立和鬥爭。這一鬥爭只在黨內高層進行,當時並不為外界所知。

戲台上下一樣血腥

汕頭市文工團,原是在游擊區建立的武裝文宣隊伍,進城後,歸市委宣傳部領導。這時,全團奉命開赴土改運動試點揭陽縣,與各縣的文宣隊合併整編,最後定員六十多人,成立潮汕文工團,歸潮汕地區黨委宣傳部領導。第一個工作任務是,著手將北方歌劇《赤葉河》改編成方言歌劇,限期排練完畢,並到各縣、區巡迴公演。這一重大舉措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藉由文藝手段,煽動窮人所謂的「階級仇恨」,掀起一場對「地主階級」的清算鬥爭。

《赤葉河》與《白毛女》一樣,有極其鮮明的政治傾向:惡霸地主呂承書,繼承祖業,霸佔農民田產,逼租逼債,強姦婦女,無惡不作。青年農民阿標在妻子投河之後,上山參加八路軍,打回家鄉,將呂承書清算鬥爭槍斃,報仇雪恨。就藝術而言,開創了西方戲劇理論指導東方方言歌劇藝術實踐的先河,獲得一些值得記取的經驗。該劇總導演鄭一標,是泰國華僑,曾經在西南聯大專修戲劇。潮汕剛「解放」,鄭一標不顧父兄反對,攜妻挈子,離開曼谷,回國參加革命。後來潮劇院成立,鄭一標任總導演,運用包括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在內的一套戲劇理論,對潮州戲一批傳統劇目,進行試驗性的改革和創新,取得歷史性的突破,使潮劇以新鮮悅目的藝術面貌,呈現在海內外觀眾面前,贏得各界極高的讚譽。今年五月,鄭一標在汕頭市仙逝,享年八十一。汕頭市各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

現在回頭再說《赤葉河》。扮演惡霸地主呂承書的,是文工團藝術委員會委員余捷卿。他是廣州理工學院高才生,數理化好,文筆也好。早在一九四九年春,余捷卿嚮往「解放區」自由民主的生活,祕密離開學院,輾轉到了潮汕大北山游擊區,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術宣傳隊。他學識高,形象也好,待人熱情誠懇,行軍演出,都能幫助別人,男女隊員都當他大哥看待。《赤葉河》的劇本改編,他出了許多好點子,唱詞對白,下過不少工夫。他的戲份很重,他扮演的惡霸地主呂承書,按劇情規定,最後被戴高帽、遊街示眾、清算鬥爭、直到公審槍斃。所以,每場演出最後一聲槍響,他下場在後台卸妝,常常開玩笑說:「又死了一次。」

萬萬想不到,余捷卿的父親,在饒平縣黃岡鎮的一次公審大會上,當場被槍斃了。對余捷卿來說,有如當頭一聲劈雷,完全呆了!幸好文工團的團長和政治指導員主動找他談話,鼓勵他以積極的、革命的人生觀,對待當前這一場翻天覆地的土改鬥爭運動。余捷卿在情緒稍為穩定之後,一面照常演出(不過,「又死了一次」的俏皮話再也聽不到了),一面又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在演出過程中,每到一地,即與縣的土改運動委員會和土改工作團聯繫,白天常常參加當地的土改鬥爭大會或公審大會。農民在工作隊支持下,召開群眾大會,面對面鬥爭地主,通常都有三兩個農民,尤其是婦女,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說自己苦況和冤情,說到痛處,有的還當場對被鬥爭的地主拳打腳踢。這時,在場的農會幹部就帶頭高呼口號:「打倒惡霸地主xxx!」「槍斃反動地主xxx!」「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打倒蔣介石!」「共產黨萬歲!」緊接著,土改工作隊長當眾宣佈:「反動地主xxx,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茲代表人民政府宣判:當場槍決,立即執行!」早有民兵將「人犯」五花大綁,押至附近預定刑場執行槍決。

這樣的鬥爭場面,幾乎與《赤葉河》的劇情完全相同。白天實地鬥爭、殺人,晚上演戲,還是「鬥爭、殺人」,整個潮汕地區,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革命血腥恐怖之中。親骨肉的生離死別,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余捷卿的痛苦,還在於父親到底犯了甚麼罪?經過怎樣的法律程序?有哪些確鑿的犯罪事實?又有哪些證人證物?量刑是否公平合理?準確?作為兒子,作為革命隊伍裡的一員,竟然求告無門,求助無門!像余捷卿這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比一般人可能有更進一步的思考能力,提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疑慮,得不到任何解釋,那種「不知為什麼」的痛苦,可想而知。

唯恐不左多次整隊

土改運動,讓潮汕地區的官民人等,破天荒地領略到「階級鬥爭」的血腥味。土改工作隊和由土改隊培植起來的貧僱農協會(簡稱農會),是握有生死大權的機關。人們稱他們為「手持『烏令』的人」,或「手持尚方寶劍的人」。經常可以見到,一些農民,有男有女,一律頭戴竹笠帽,上面有正楷大字「xx鄉農會」,他們在土改工作隊員帶領下,任意到城市裡抓人。理由是,農村的地主,土地和房屋是搬不走的,但其他的金銀珠寶,都轉移到城裡自家的商號,或親戚朋友的商號、住家,因此,必須將這些商號的「當家人」,一個一個地抓起來,押回農村,逐一進行與地主同等對待的鬥爭,直到把「浮財」挖出來。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免不了拳腳交加,甚至私設公堂,嚴刑逼供。

這樣亂抓亂捕亂殺,不僅限於地主,更逐步擴大,包括國民黨員、鄉長保、甲長、連長以上的軍官、區長、縣長、議長、公立中學的校長、訓育主任、私立學校的校董、校長、教導處主任、以及土匪、流氓、地痞、強姦犯、通姦犯等等,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置於農會的暴力管制之下。

城市裡的工商業者,無不與農村經濟有血緣關係。農村鬥地主(其實是傳統的土地經營者),土地不再經營,工商業便斷了農產品、副業產品的供應來源,再加上農會還多次向工商業者進行「挖浮財」鬥爭,農業和工商業都遭受到致命的破壞。在潮汕地區,不論農村或是城市,華僑經營的產業,在城鄉經濟活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人家被劃定為「華僑地主」,人被鬥爭羞辱管制,土地房屋被沒收。

有些還被強加上「反動」或「惡霸」的罪名,就地處決了。許多僑眷經不起飛來橫禍,受辱受屈,自殺的外逃的不在少數。三十多年後的所謂「落實政策」,才遮遮掩掩在「內部材料」中承認,「在土改中傷害了許多在革命年代支持過我黨的民主人士,傷害了許多華僑、僑眷。被錯整的華僑、僑眷佔75%,華僑房屋被沒收的佔80%──90%」。如此輕描淡寫,對已經屈死的冤魂,已經遭到徹底破壞的城鄉經濟,有甚麼意義?

但毛澤東還嫌廣東土改進展太慢,派遣他的同鄉陶鑄,主持華南分局的工作,兼任全省土改委員會主任,並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的口號。陶鑄一到廣東,就拿粵東黨委開刀,大反「右傾」,大反「地方主義」。曾主張「照顧潮汕地區華僑眾多」這一特點的潮汕地委副書記、專員曾廣,被批判鬥爭,定為「階級異己分子」,遭到開除黨籍、撤銷專員職務的處分,貶去海南島勞改。

從這時開始,以「反右傾」為標誌的「整頓階級隊伍」,全面展開。各級黨委、各級土改委員會、土改工作隊、各機關單位的第一把手,幾乎都是「大軍」。所謂「大軍」,指當時駐防華南的第四野戰軍。根據「依靠大軍搞土改」的口號,從軍隊調出大批北方幹部,充當地方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全權決定該機關管轄的一切人事、業務,尤其要立場堅定地把好「土改關」,堅決與一切不利於土改鬥爭的右傾思想行為劃清界線,清除所有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立場動搖的投機分子,批判教育那些思想作風不良的地方幹部和知識份子。因此,整頓階級隊伍,就必須查家庭出身、階級成份、社會關係、是否參加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立場是否堅定、思想作風是否正派、勞動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勞任怨,等等。

有一位姓黃的大學教授,四九年底從香港回內地參加工作的地下黨員,被任命為土改隊副隊長。他與大家一樣,訪貧問苦,扎根串連,與窮苦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到半年,形銷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腳下地勞動,感染了「香港腳」,十個腳趾爛得一塌糊塗。鄉下缺醫缺藥,就用生切煙絲,敷在爛處,誰知更糟,兩隻腳都腫起來,痛苦萬狀。一日無聊,口占一闋﹝虞美人﹞,詞曰:「訴苦扎根何時了,眼淚流多少?感冒鼻塞又傷風,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階級今猶在,只是地位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黃教授個人一時的情緒渲洩,被上綱上線,指為「地主階級垂死掙扎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在土改隊內部,由一名解放軍營長、兼任地方區黨委書記主持,一氣開了五場批判會。黃教授被迫作了檢討,並試圖作一些解釋,即被視為態度惡劣,反動立場頑固,毫無悔改之意。一些激進的隊員,甚至當眾摑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領,和農民鬥地主差不多。最後,撤銷副隊長職務,留隊察看。

廣東的地方幹部,包括省、市、地、縣、區、鄉的各級領導幹部,多半在土改運動中受到嚴厲整肅、處分、清洗甚至判刑入獄。更在解放軍幹部中,形成一種偏見:地方幹部與地主富農劃不清界線,過不好土改關,不能重用。直到文革後,廣東地方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還一直處於被歧視、受壓制排斥的地位。特別是由陶鑄主導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把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一批老幹部打下馬,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

前面提到的余捷卿,因為父親不明不白被處死,心裡有結,便被指為「對黨懷有殺父之仇」,多次整隊被鬥爭批判,過不了關。情緒低落,萬念俱灰,兩次自殺未遂,最後,身心交瘁,含恨死去。

毛蔣爭權人民遭殃

郭沫若在文革期間出版一本新書《李白與杜甫》,最令人吃驚的是,郭氏在分析杜甫一首七言古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不作藝術探討,而在政治上將杜甫劃定為「地主分子」。他的根據有二:一是大屋竟然有「三重茅」,這種有三重茅的大屋,冬暖夏涼,是地主才能享受得起的住宅;二是指責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為盜賊」,儼然一副地主分子的兇惡嘴臉。

郭沫若與杜甫是不同時代、不同命運的大詩人。若以詩論,郭還不配為杜「洗腳」。只是郭的命運太好,居然為「杜甫草堂」題扁,卻又對「茅屋」一無所知,才鬧出所謂「冬暖夏涼」的大笑話。凡親手搭建草房的人都知道,覆蓋房頂的茅草簾,由房簷處開始碼著鋪,一層一層往上鋪設,必須鋪蓋三層,最後在房脊處將茅草簾壓緊,才能避免漏雨。所謂「三重茅」,就是這個意思。中國的正常人,都懂得住大瓦房舒服,不至於愚蠢到住茅草房,享受「冬暖夏涼」的地主生活。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清代詩評家沈德潛在此處評注:「實有此事,不必作隱喻」。只有郭氏,別有用心,給古人上綱上線,誣指杜甫是「一副地主分子的兇惡嘴臉」。

郭氏自願抽去骨頭,百般媚毛,爬上高層,結局並不風光。兩個兒子相繼橫死,夫人余立群自殺身亡,自己雖壽終正寢,但身後留下的,是一個卑躬屈膝,人性完全扭曲的知識份子形象,可悲!

人們不禁要問,毛在開國之初,不安撫百姓,不讓人民休養生息,急急忙忙大動干戈,對外在朝鮮戰場上與頭號超強美國為敵,對內「消滅地主階級」,到底為的甚麼?

縱觀中國歷史,開國之君,大凡推行全國性大政策,無不首先考慮到「振興家國,長治久安」。唯獨毛澤東,特別癡迷於秦始皇和史達林,集古代與現代暴君於一身,才如此不顧一切,無法無天。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從病理學角度,研究這種不依常理行事的「毛氏症」。

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耕的開發與經營。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農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別具一格的東方文明。構成農業生產關係的主要成份,是農業經營者、農業耕作者、農業工具和技術的製作者與發明者、農業經濟管理者以及農時、農地、耕畜的研究者與飼養者等。這個經過千萬年逐漸形成的經濟模式,是一個完美的文明整體。公平與不公平的價值觀,不是發生在農業社會的分工上,僅僅發生在社會分配上。而且,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都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著作,為中國農業社會提出了追求「大同世界」的前景。

早在二十年代,軍閥混戰,毛澤東獨霸井崗山,據險稱雄,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了擴充兵力,與蔣介石爭天下,毛在「蘇區」仿照「梁山泊」好漢們的做法,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美其名為「土地革命」。以「一切權力歸農會」、「分田分地」作釣餌,動員農民中的青壯年、甚至少年、婦女,參加紅軍。所謂的「土豪地主」固然被暴力消滅了,數十萬紅軍(剛剛武裝起來的農民)又在與上百萬政府軍廝殺中,幾乎全軍覆沒,造成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最嚴重的民族災難。

那麼,在毛登基坐上龍椅之初,為什麼還要強制推行「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禍民政策?那是因為「立足」未穩,必須大力擴充武裝力量,鎮壓四方,增援朝鮮,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如果再進一步追究毛的個人性格,大概就是「賊性難改」了。

以革命名義做盡壞事

關於毛澤東自己,他說過兩句話。一句,「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再一句,「我一生做了兩件事,解放戰爭和文化大革命。」

我以為,第一句,毛只說了半句實話。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是書齋裡研究學問有成的大學者。毛連高等學府的門檻都沒摸著,更遑論研讀馬克思著作。倒是他立下奇志,要超越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後,推行暴政,也許可說「超過」秦始皇。他對馬克思雖然不學無術,但照搬史達林的法西斯,卻頗見成效,甚至還有些獨創性。所以,如果改為「我是史達林加秦始皇」,也許更接近事實。

第二句,做了兩件事:「前一件把蔣介石國民黨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後一件黨內讚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我以為,毛依然只說一半真話。「解放戰爭」期間,空前的兵災匪禍,造成中華民族的空前災難,隻字不提。「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浩劫,也隻字不提。

由此可見,北京中南海新華門毛的親筆題扁:「為人民服務」,無疑是一句冠冕堂皇的鬼話。話題還是回到土地改革運動上來。潮汕地區的土改,對當地農民真的一點好處都沒有嗎?我想,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人多地少,按當時潮汕各縣實際人口,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五分田(耕地)。潮汕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向來有深耕細作和間種、覆種的傳統習慣,水稻畝產大多在八百至一千斤上下。因土地利用率高,加上追求高產量,除不斷改進耕種技術之外,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是最重要的物質保證。高質肥料靠兩種:東北大豆餅和進口肥田料。即使有這樣保證,五分田年產五百斤稻穀,碾成大米四百二十五斤,也勉強只夠吃潮州粥。農民說:種田如種花,食糜想卵泡。

世界上沒有人像潮州人那樣,跪在水田裡用兩隻手除草。所以俗話說:讀書怕考,種田怕除田草。土改平均分配耕地,每人都有一份田,但不是每人都有足夠的勞力、足夠的耕種技術、足夠的生產資金和農具。所謂「人誤田一時,田誤人一年」,許多沒有勞力或勞力不足的農民,開始嘗到「土地回家,翻身做主人」的滋味。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參加土改覆查工作隊,到揭陽縣桃圍村,與一戶貧農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戶農民六口人,丈夫五十來歲,妻子四十多歲,兩兒兩女,最大的女兒剛滿十歲。我來與他們「同吃」,農民大感為難,又不好意思說實話,自己偷偷去割「稻尾黃」,煮成半缽子潮州粥,叫我吃。我知道實情,晚稻未及收割,他一家已餓了十來天,聽說我要來「同吃」,不得已才去稻田裡割取一些將熟而未熟透的稻穀。對著那半缽粥,我眼淚忍不住就掉下來了,哪裡吃得下?我連忙預交一個月伙食費,才勉強解除這家人的困境。

「土地回家」,就號召大家「勞動致富」。別說致富,連粥都吃不上。不是想法子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力,反而批判農民一家一戶搞「單幹」,「走獨木橋」。當時有一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應運而生,鼓吹「互助合作」,大批「單幹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於是,潮汕地區就出現了第一個互助組,組長汪漢國,湊合幾戶孤寡人家,叫做「汪漢國互助組」。還真趕上時髦,組長汪漢國,被選中參加中國農民訪問蘇聯代表團,到莫斯科轉了一遭,回來後捉刀出了一本小冊子,叫做《汪漢國遊蘇聯》,大肆宣揚蘇聯集體農莊的幸福生活。

從互助組開始,一步緊似一步,毛加快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驅趕農民加入農業勞動合作社的同時,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取締糧食市場,強迫農民交公糧並賣餘糧(實際上多是農民自己的口糧)。不到五年工夫,將農民逼上「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人民公社」。於是,「超英趕美」、「農業為綱」、「糧食掛帥」、「大躍進」、「放高產衛星」、「大煉鋼鐵」、「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人人寫詩──村村出個郭沫若」‧‧‧如此這般,折騰不到半年,農民忽然發現,土地歸了集體,土改結束時政府發給的土地證形同廢紙,自身完全失去種植自主權,「黨叫幹啥就幹啥」,變成身不由己的「農奴」。更令農民驚恐的是,公共食堂再也開不出飯了,連潮州粥都喝不上。一場毫無預警的全面大饑荒,餓死人命數千萬,被迫逃港(生)的數十萬。

一九六三年秋,我隨「四清」(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工作團到揭陽縣漁湖公社溪南大隊展開清查工作。工作方法與土改基本一樣,從訪貧問苦、同吃同住同勞動入手,發動農民「憶苦思甜」,揭發生產隊幹部多吃(農產品)多佔(工分、財物)等「四不清」錯誤,經過鬥爭、批評、教育,多佔財物還必須退賠。這期間,我發現一些突出的情況,印象特別深刻。例如:

一、我同吃的這戶農民,一家三口,老大爺六十多歲,大娘五十多歲,兒子二十出頭,聽說有個大女兒早已嫁雞隨雞去了。一日三頓潮州粥,總借故不肯與我同吃,大半缽粥還是挺稠的。後來我才知道,稠粥是特意留給我吃的,他們自己喝很稀的粥。我問他們,既然答應我同吃,為甚麼要分開,稠粥稀粥不一樣?大娘說:我們怎麼可以一樣!同志你一天一斤糧票,應該吃稠粥。我們的口糧定額比你低,也吃一樣的稠粥,月尾就得找一條繩子,將脖頸扎起來。聽到這裡,我禁不住眼淚就下來了。當年土改覆查,我的三同戶偷偷割取「稻尾黃」的情景,又好像呈現在眼前。

二、所謂「憶苦思甜」,當然是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現在出來訴苦的,大都是些未滿二十歲的女子,她們的苦都是一樣的:那時,餓慘了。最好的時候,一頓只喝二兩稀粥,有番薯吃,是上頂的。開頭我有些納悶,舊社會吃粥哪有按斤限兩的。後來弄明白,她們訴的苦,都是公社化鬧饑荒的苦。至於餓死人,誰也不敢說。

三、土改時,一到春節,許多農民都貼春聯,大都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家裡還貼一張毛主席像。現在,不要說春聯、毛主席像,連口頭上都不容易聽到。有一次,我和一位農耕經驗豐富的老農閒聊,有些感慨地說,這些年,農村生活還是很辛苦。老農用狡黠的目光看著我,說:社會主義嘛,生活就是這樣;共產主義嗎,想想就知道了!我好像突然讓人扎了一錐子,又覺得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理虧,作不得聲。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從西方搬來形形色色的「主義」,只有列寧、史達林的「暴力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秦始皇暴政」相結合,才有可能釀成如此深重的民族災難!

再看看被「趕到幾個小島上去的蔣介石國民黨」,遵照總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政策,在差不多時間裡,和平穩妥實施土地改革,在中華民國台灣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促進農業向現代化發展,為全社會的經濟轉型,打下良好基礎,也為後來向現代化、民主化和平轉型,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中華民國的成就,世人矚目。

最近,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的2000年「人類發展指數」指出,屬於聯合國定義的高度人類發展國家(全球共54國),台灣排名23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人類發展指標由平均壽命、教育程度、經濟水準三個領域統計數值衡量一國的發展概況。就平均壽命而言,日本以81歲居首,台灣75.3歲居35名;成人識字率反映基本教育概況,各先進國家間差距極微,台灣排名58;依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平均每人GDP,盧森堡約5萬美元居冠,台灣以2萬2186美元排名第22位。四小龍中,香港和新加坡在壽命及經濟方面領先台灣,教育程度比台灣差;南韓各方面狀況與台灣接近,但GDP是四小龍中唯一未達到2萬美元者。

與十年前比較,在先進國家中挪威、瑞典、比利時、澳洲及英國排名上升,美、日、德、法、加拿大及瑞士則退步。四小龍中,新加坡和南韓雙雙前進8名,台灣前進5名,香港退步2名。至於中國,下降9名,2000年居第97名。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新中國」,從破壞開始,以衰敗告終。
2002年8月12日(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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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鯉 湖 鎮 一 役

    一陣激烈的槍聲,震得寒星搖搖欲墜。

    鯉湖鎮周圍十幾里數十個村寨、近二十萬民眾,都從睡夢中驚醒,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膽子大一點的人,輕輕開門走出來,黑夜裡互相輕聲打聽,又都茫無頭緒。小北風颳得很緊,不明來歷的槍戰,一陣緊似一陣,似乎還夾雜著一兩聲沉悶的手榴彈爆炸聲,更平添幾多不安和恐懼。有的縮頭躡足,返身入屋,閉門不出。有的披上一件舊棉襖,摸索著走出村口,試圖辨別槍聲的方位,希望得到一點甚麼消息。

  • 我上小學的第一課,就是學唱國歌。老師把簡譜和歌詞用粉筆抄寫在黑板上,字體端正美觀,便有一種引吭高歌的慾望;老師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學們跟著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裡一高興,課堂上高聲唱,下課獨自哼唱,放學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紀念週會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較清亮圓潤,贏得老師同學讚許的目光,心裡未免有些翹翹然。凡上音樂課,我特別起勁,特別投緣。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廣東揭陽,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錢坑鄉。高中肄業,即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宣隊,一九五一年於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本科畢業。先後在《工農兵》文藝半月刊、《廣東文藝》月刊、《珠江》文學月刊等雜誌社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一九八六年獲國家副編審職稱。工作之餘,喜歡讀書和寫作,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歌劇文學劇本及文學評論,著有長篇小說《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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