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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浮生瑣憶 (6)

三 反 運 動 親 歷 記
巴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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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2日訊】特務長楊標真冤

我永遠無法忘記,那一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在我眼前出現一幅如此不可思議的情景﹕兩條細麻繩,死死拴住特務長楊標兩個大拇指,通過小滑輪用力一拉,楊標本能地踮起腳跟,就在腳尖離地的一刻,他滿臉通紅,大汗淋漓,殺豬一般地嘶叫起來……。

1952年春末,土地改革鬥爭才接近尾聲,志願軍『抗美援朝』正處於激戰階段,國內國外,都充滿濃烈的鬥爭火藥味。一天早上,值日員吹哨子全團集合在駐地的大廳裡,由團長作動員報告。團長姓林,不到三十歲,是個文質彬彬的文化人,又沒有甚麼架子,和大家相處頗為融洽,平常日子大家都稱呼他『阿團』,把『團長』甚至『同志』都免了。阿團作報告,無論是行政的還是業務的,簡要明瞭,說完拉倒,從不拖泥帶水。這次動員報告,不到半個小時。我聽著有兩個要點﹕一是根據上級指示,從今天開始,全團不放假,集中時間,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二是學習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同志的一篇文章,題目叫《榮譽屬於誰》。

離早飯時間大約還有半小時,拉琴的拉琴,練聲的練聲,踢腿的踢腿,沒有閑著。雖說不是科班出身,但近兩年的演藝宣傳生活,大家都明白一個道理,就是『曲不離口,拳不離手』。我兩年半前由阿團批准,到廣州的一家新辦的文藝學院戲劇系進修,一年前回來,立即下農村參加土改運動復查工作,不久前工作結束才歸隊,對團裡的許多情況不了解,一個人坐在大門口的石板台階上,想我的史丹尼.斯拉夫斯基。

特務長楊標斜背著他那個灰藍色帆布掛包,進進出出,幫著炊事員把飯桶和菜盆搬到大門外的灰埕上,準備開飯。我起身過去幫忙,順口問楊標,今天加菜不加菜﹖楊標笑著說﹕才過十來天,就想吃肉了。老規矩,一月加兩次菜,一號和十五號,風雨不改。

楊標年紀和我差不多,二十剛出頭,但在特務長(其實是專管伙食事務的)職務上,已經悶頭悶腦幹了三年多。我記得到大北山游擊區參加邊區縱隊的師政治部藝術宣傳隊,第一頓飯就是楊標安排的。那時是戰爭環境,籌集糧食相當困難,每個人行軍時除自己的背包外還必須背一條約五斤重的米袋,中途有適宜的地方,楊標就指定用誰的米袋,安排炊事員埋鍋造飯。一日兩頓米飯,八個人共用一小盆鹹菜,叫做吃大灶。有時大米不夠,楊標就想法子弄來一些雜豆,煮熟了加點鹽水當飯吃,極少有青菜,吃肉更是夢寐以求的事。偶然到一個大一點的村鎮,楊標還真有辦法,動手動腳,和炊事員同心協力,給大家做了一頓紅燒肉。大家吃得興高采烈,第二天一早,不分男女,都爭先恐後上廁所,等不及的,就自行在野地裡解決。楊標不無自責地說﹕唉,我怎麼就想不到這一層﹗

1949年底進城,我們這一支只有六十多人的宣傳隊,相應改為地區最高的市一級文團,很快擴大到上百人。每人除發給一套藍布制服、一件棉襖、一條棉被、一頂蚊帳外,每月還有幾元錢『裕民幣』(臨時性、地區性流通貨幣)零用費,和牙膏牙刷毛巾等日用品。楊標依然是特務長,管伙食,一日兩頓吃大灶。令他特別高興的是,一來隊變成團,人員興旺了,二來逢一逢十五,各加一頓肉。如果晚上出去做宣傳演出,回來還能吃個有魚有肉的夜宵。上級派來的林團長,照規定可以吃中灶,楊標也給開過中灶,他就是不肯,自備一隻搪瓷茶缸,聽哨子自己去舀飯,和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大灶。

那時,汕頭市文工團已經不屬於軍隊的建制,也不屬市政府建制,單獨直接由市黨委宣傳部領導,男男女女一百來人,都住在汕頭市中山公園內的忠烈祠。內部組織也不按班、排、連,而按業務分為演員隊、樂隊、後勤組進行管理。在安全保衛上,則保持輪值放哨的制度。生活按步就班,白天排練一些新節目,晚上有時到學校或工廠演出,有幾個歌舞節目,如《青春舞曲》、《唱春牛》、《兄妹開荒》、《玀玀舞》等,頗受歡迎。那時是軍管時期,其他單位都忙著接管國民黨政府的舊機構、建立新機構,希望儘快恢復全市全地區的正常生活秩序。老百姓對我們這些『土八路』疑慮甚多,說我們像乞丐又帶槍,像土匪又不搶劫。我們文工團的任務,就是多做宣傳。我們沒有甚麼機構可以接管,兩家電影院都是私營資本,照政策不能沒收,只能去檢查他們放映的影片。說是檢查,其實是約定時間,全團上電影院去看免費電影,而且多是美國荷里活電影。

有一天深夜,大家睡夢正濃,忽然呯地一聲槍響,驚動了大家。我睡在下鋪,隨手抓起枕頭邊的手槍,並上了膛,立即想衝出去。但黑暗中弄錯方向,伸手四處碰壁,連蚊帳都出不去。心裡正著急,又聽到有人從上鋪摔了下來,哎呀哎呀直叫嚷。這一切好像同時發生,在我還沒有完全清醒的腦袋裡,只覺得槍響、有人給打中了、正摔倒在地上呼救。我再也不顧一切,伸手扯開蚊帳,衝到大門口,會合了幾位帶槍的同伴,在忠烈祠周圍搜索了一圈,沒有甚麼動靜,也沒有發現甚麼異常。只聽著小北風呼呼地叫,我才發現自己只穿著一件背心、一條短內褲,還打赤腳,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公園裡平日蔥蘢滴翠的樹木花草,這時在濃重寒冷夜色襯托下,仿彿妖形怪狀,張牙舞爪。

回到忠烈祠內,見門廊裡點著一盞風雨燈,黃指導員手持一枝駁殼槍,正在向當值放哨的小鬼田好查問剛才發生的情況。田好在團裡年齡最小,個頭還沒有他手上的步槍高,還在山裡打游擊的時候,就跟著黃指導員當一名通訊員,人很機靈,大家都喜歡他,叫他小鬼。據田好說,本來他在門外一處隱蔽的樹叢裡放哨,小北風吹得緊,撒了一泡尿,小鳥鳥就躲進褲襠裡暖和,他抵不住刺骨寒風,便躲進大門背後,從門縫裡向外張望。忽然,見到一條黑影,從樹叢裡竄了出來,銼低著腰,鬼鬼祟祟向大門口趑趄過來。小鬼反應特別快,大喊一聲口令,順手端平步槍,槍口從門縫裡伸出去。只見那條黑影好像愣了一下,轉身又鑽進樹叢裡去。說時遲,那時快,小鬼沒有思索的餘地,朝黑影逃跑的方向放了一槍。這一槍沒有打中甚麼東西,卻驚動了全團已經睡熟了的男男女女,有的把上鋪當下鋪,聽到槍響即翻身下來,從一人高的上鋪摔到地上,哪有不摔痛的道理﹖最熱鬧的還是女同志,她們睡大統鋪,一人一頂小蚊帳,個挨個一列排開。槍聲把她們驚醒,都想翻身起來,但黑暗中分辨不了方向,更忘記自己罩在小蚊帳裡,越是掙扎越是纏得緊,哭叫聲亂成一片。

雖然鬧了一場笑話,好在沒傷著甚麼人,大家都相信小鬼田好說的是真情,都能原諒他。但是,黃指導員還是在大會上,對小鬼田好的錯誤,作了嚴厲的批評。黃指導員指出﹕城市剛解放不久,特務份子和散兵游勇伺機到處暗殺破壞,國民黨的飛機不時臨空轟炸和掃射,提高警惕,保衛革命隊伍的安全是絕對必要的。不過,我們剛剛進城,群眾對我們共產黨、解放軍還很不了解,這就更須要堅決地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田好同志放哨的時候,警惕性很高,是對的。但沒有確實弄清情況就開槍,絕對是錯誤的。如果這一槍傷了自己的同志,當然不好,如果錯傷了老百姓,更會造成極壞的影響。所以要給小田同志一個處分,罰他吃一頓白飯。聽到這裡,大家幾乎都笑出聲來。

所謂『吃白飯』,就是光給飯不給菜,是當時當地最輕的一種紀律處分。既然黃指導員已經宣佈了,就要執行。到吃飯的時候,小鬼田好一個人端著一茶缸白米飯,躲在伙房一角,自己吃,不肯出來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一些女同志偷偷想拉他出來,他只是不肯。後來,還是特務長楊標,偷偷在田好的茶缸裡加了一勺菜,小鬼田好一邊吃一邊抹眼淚。

黃指導員是管政治思想工作的,以小鬼田好這一『違犯紀律』事件為例,佈置了一次全體的學習任務,要求大家學習高崗同志的一篇文章《榮譽屬於誰》,結合本單位、乃至本人的思想實際,檢查並自我批評『勝利了,就驕傲自滿,甚至以功臣自居的壞思想、壞作風』。我們一百來人,都是解放前後才參加工作的青年,其中近一半是從南洋各國回來投奔革命的青年學生,雖然學會演唱一些革命歌曲,像《解放區的天》、《我們工人有力量》等,但對共產黨的主張,還是一知半解,無非是『爭自由,爭民主』、『打倒蔣介石反動派』等口號。剛剛學會唱《國際歌》,但根本不知道最後一句歌詞『英特奈雄那爾,就一定要實現﹗』是甚麼意思。中央的領導人,除了『朱、毛』,就不知道還有誰,高崗是中央政府副主席,也是最近才聽說的。所以,在學習了高崗的文章《榮譽屬於誰》之後,有所理解的人,就發言說﹕高崗副主席的文章,寫得好。革命勝利了,應該歸功於革命的先烈,他們犧牲自己的身家性命,換取革命的勝利,我們這些活著的人,沒有任何居功驕傲、自高自大的理由。說者口沫橫飛,聽者似懂非懂。

幾天學習下來,都認為小鬼田好警惕性高,不能算甚麼居功驕傲壞思想,罰他吃白飯,只是讓他以後更警惕,更慎重,開槍要打得準,不要隨便放空槍。因此,特務長楊標給田好加一勺菜,完全出於同志的階級感情,不能算錯,更不是助長甚麼驕傲自滿壞作風。這樣說來說去,出人意外地扯出另一個話題,那就是﹕大家都是革命隊伍,許多單位在進入城市已後,紛紛接管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舊機關,許多人都當了官,不是這個長,就是那個長。這也罷了,最想不通的是,許多單位在週末都開文娛晚會,還爭著要我們文工團去給他們助興。大家都是幹革命的,你們當官,我們就成為戲子,專門為你們助興,這不是以功臣自居是甚麼﹖

當然,這樣的話題,這樣的『社會現象』和『真實思想』,不要說黃指導員、林團長無法解決,就是中央領導人高崗的一篇文章,恐也無濟于事。到了新年,汕頭市的黨、政、軍機關團體,都為解放後的第一個新年舉行『團拜』。林團長編寫了一篇快板詞,指定我三天內背熟了。正月初一那天一早,叫我化上戲裝,穿上一套狀元戲服,隨著臨時組織的一支小演出隊,去向黨、政領導機關拜年。

我扮演的這個狀元說快板,雖然形式簡單,但快板詞非常生動有趣,通俗易懂,加上我說快板的技巧,唯妙唯肖,常常引得在場的領導人們,笑聲不斷。事後我也覺得好笑,淺白的快板詞,藏有深意,冷嘲熱諷這些『當官者』,還博得他們連連喝采。我佩服林團長的才華和智慧,同時略窺一眼當官者得意忘形的百態。現在又來學習高崗《榮譽屬於誰》這篇文章,未免有時過境遷,炒冷飯還有沒有作用的懷疑。不過,我感覺到這次『三反』的勢頭似乎不小,據上級口頭傳達﹕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副書記張子善,因貪污罪已於不久前被槍決。

我們文工團的營地,臨時設在潮州城西南角一座祠堂裡,距離中國共產黨潮汕地區委員會(簡稱潮汕地委或地委)領導機關不遠。地委宣傳部就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兩年來,我們不是流動演出,就是分散下鄉參加土地改革運動的復查工作,這一回,緊挨著領導機關,接受直接的領導,消息比較靈通,同時,有個比較安定的駐地,不必每天一起床就打背包,準備行軍。無論怎麼說,我們學習《榮譽屬於誰》是相當認真的,思想上經常警惕著,即使工作上取得很大成績,也不能驕傲自滿,應當歸功於黨和人民。我萬萬想不到,兩年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榮譽屬於誰》的作者,忽然又成為『高、饒反黨聯盟』的首要頭子,高崗自殺身亡,饒漱石(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後來冤死於獄中,這是後話。

黨政領導機關從汕頭市搬遷來潮州市的主要原因,是『抗美援朝』戰爭爆發,汕頭市更加頻繁地遭受臺灣蔣介石政府軍機和派遣特務的襲擊,隨時都可能變成『前線』。兩市之間距離四十多公里,原來有一條筆直的輕便鐵路,抗日戰爭初期遭到嚴重破壞,路軌全被拆除,抗戰勝利後沒有復建鐵路,改建成公路,由一家汽車公司經營,每隔一小時就開出一班車,交通還算方便。潮州是個古文化歷史名城,文起八代之衰的唐代大文學家韓愈被貶潮州刺史,曾經在城東韓江惡溪河段,對當時為害甚烈的水中猛獸鱷魚,進行聞所未聞的『文攻武嚇』,寫下了流傳千古的《祭噩魚文》。如今被列為潮州八景的『湘橋春漲』、『韓祠橡木』、『鱷渡秋風』等遺址,都是紀念韓文公的名勝。

我第一次來到潮州,還來不及一遊名勝,就被捲入前所未見的三反運動鬥爭中。文工團在地委宣傳部直接領導下,很快就進入『檢舉揭發』階段,方式是『背靠背』,可以口頭向團長或指導員提出『問題或懷疑』,也可以寫紙條投入『檢舉箱』,團裡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年輕人原來的目光明亮活潑,這時突然變得黯淡狐疑。我一頭霧水,像我們這樣的文宣團體,一不管錢,二不管物,流動性又大,一日兩頓大灶,幾乎就沒有別的消費了,怎麼可能有『貪污』、『浪費』、『官僚主義』﹖

忽然有一天開大會,宣佈由特務長楊標公開『交代問題』。大家席地而坐,只有楊標站起身來,臉青嘴唇綠,雙腿微微發抖,囁囁嚅嚅,斷斷續續,說了半天。我聽著無非是到市場店舖採辦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時候,有時碰上熟食品,就不自覺地多嘗了兩口,買青菜時,怕秤頭不夠,有時多拿了三根蔥兩根蒜﹔在入帳方面,由於文化低,漏記一筆或者多記一筆,都有可能,歡迎領導上查帳,查出錯誤,必定改過自新。

楊標在全團大會上公開交代問題,無異於當眾引火燒身。俗話說,水火無情。火頭一旦點著了,眾人的非議,就是煽風,簡直可以把人燒爛燒焦。一連三天,採取大會批判的方式,紛紛指責楊標『違反紀律,犯了嚴重錯誤』。有的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就有一條﹕『買賣公平』,還有一條『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你趁採購食物之機,多嘗兩口,多拿兩根蒜三根蔥,就是違紀犯錯﹗有的還向『縱深追擊』,說,一次多嘗兩口,幾年下來,你不知道已經多嘗了幾千幾萬口。一次多拿兩根蒜三根蔥,幾年下來,會是多少擔蒜和蔥﹗大家這樣七嘴八舌,甚至添油加醋,把個好端端的灶神爺,批得臉紅臉青,大汗淋漓。

人們意想不到的是,小鬼田好也來批判楊標。他說,那次在忠烈祠夜晚放哨,我失手放槍,違反紀律,指導員罰我吃白飯,你偷偷給我添了一勺菜,拉攏我,縱容我,叫我亂開槍,犯更大的錯﹗楊標好像中了一槍,身子搖晃了一下,臉色蒼白,哇地一聲哭了起來。他泣不成聲地說﹕小田同志,我給你添菜,完全是一片好心,你千萬不要誤會哦……。

楊標這一痛心疾首的表白,沒有博得大家的同情,反而將批判鬥爭的火焰,撩撥得越旺越邪。有批他『包藏禍心』的,有詰問他『故意轉移目標,避重就輕,嚴重的貪污罪行為甚麼不徹底坦白交代』的,橫槍直炮,近射遠轟,即使楊標渾身鐵甲,又怎能抵擋得了﹗局外人也許會問,本來是一支親密無間的革命隊伍,為何會弄得如此不堪﹖革命同志的情誼,都哪裡去了﹖

我們這些單純的年輕人,決對不是鐵石心腸,更不是鬼迷心竅。長達兩年的土地改革運動,使整個地區翻天覆地,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就是我們這支小小革命隊伍,人人得必須爬刀梯,鑽火圈,捱過『土改關』。團裡有個姓蔡的漢子,據說是個鑽進革命隊伍裡來的地主份子,當地農會派來幾個人,用麻繩把他捆綁了押走,不久就被槍決了。有的家庭被劃成地主、富農,父母兄弟,或被鬥死打死,或自殺或逃亡。如果不能表明擁護共產黨的土改鬥爭,堅決與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線,站到革命的立場上來,輕的批判鬥爭,重的開除、勞改甚至判刑。除了海外回來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少數貧窮出身的人,大多數的人,或家庭,或親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反動關係』。因此,那種別無選擇的恐懼,就如同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咒,揮之不去。恐懼,使人本能地保護自己,而最有效的保護,就是不顧一切地與他人劃清界線,甚至不分青紅皂白,攻擊他人。這種人性中最可卑的弱點,在後來的政治運動中,越演越烈,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登峰造極,人性盪然無存,獸性泛濫肆虐,釀成民族空前大災難。

如果說,一九五 O 年新年,趁著向領導機關拜年的機會,林團長還可以編寫一篇快板詞,發泄胸中一股不滿之氣,那麼 ,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將『新中國』與『舊中國』、『新社會』與『舊社會』,作為衡量人們政治態度的一項基本原則,是不容含糊的。當時汕頭日報(中共潮汕地委機關報,其他報刊一律停辦)在報紙屁股上,登出保險公司一份巴掌大的廣告,其中的一句廣告詞是『人人有險,處處有險,大家都來買保險』。宣傳部長看了大發雷霆﹕『已經是新中國、新社會了,你們的腦袋還停留在舊中國、舊社會,甚麼‘人人有險,處處有險’,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就這樣危險嗎﹖』報社總編輯和社長,當面被訓斥一通,隨即寫成書面檢查報告,呈請處分。同時,召開全報社職工大會,由社長代表黨支部,就這一『嚴重事件』作了口頭傳達和檢查,並宣佈必須遵守的『黨的紀律』。地區黨委辦公室,更就這一『嚴重錯誤』,做成黨內文件,通報全地區各縣、區黨委機關。

從土改鬥爭開始,就自上而下開展一場意識形態上的『移風易俗』鬥爭。中心主題是『歌頌共產黨,打倒國民黨﹔歌頌新中國,仇視舊中國﹔歌頌新社會,控訴舊社會』。如果從現實的歷史觀看,對一個初得天下的政權來說,如此『移風易俗』原也無可厚非。只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所謂『破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演變為文化專制的恐怖手段,凡是新社會的一切事物,都是『香花』﹔凡是舊社會的一切人和事,都是『毒草』。到文革期間,甚至鬧到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地步。有一年新年假日,省立圖書館一位副館長值班,他想,如果有人來拜年,實在沒有甚麼東西可以招待客人,就在平時擺放在辦公室一角的開水桶上,加貼了一張紙條,上寫四個字﹕請喝開水。下午輪到館長(通常兼黨支部書記)值班,見到字條大吃一驚,心想﹕現在是社會主義新社會,過新年『請喝開水』,這不是反動標語是甚麼﹗隨即打電話向上級政治保衛部門報案。 好在辦案人員沒有那麼認真,才避免了一樁反革命案。

現在言歸正傳,再說楊標在大會上被批鬥了三天,接著就宣佈成立清算楊標貪污問題專案小組,由樂隊一位姓史的同志任組長,共七個人,我是其中之一。史組長是從越南回來的青年,彈得一手別有南洋風味的吉他,還粗通西醫,兼任衛生員,誰擦破皮就找他去抹紅藥水,有時也給人吃藥打針。專案組開過幾次會,也對楊標面對面展開攻心戰術,沒料到楊標像隻老龜,縮頭縮腦,不肯老實交代自己的貪污問題。一日午後,史組長突然大動肝火,找來一根細麻繩,紮住楊標的兩個大拇指,通過樑上那個滑輪,用力一拉,楊標便殺豬般地嘶叫起來。在土改鬥爭中對地主富農份子、反革命份子動用私刑,當然是家常便飯,但在革命隊伍內部,對待自己的同志,哪怕是有『錯誤嫌疑』的同志,這樣動用私刑,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楊標這隻『嫌疑老虎』打而未倒 ,只得暫時放下。另一隻『嫌疑老虎』,又匆匆登場。這是一位書生型的小提琴手,姓謝名永一,解放汕頭市已後兩個月即來參加革命。他平時說話不多,見人一副微笑,開口又輕聲細語,除了兩頓飯,就是練琴。一九五O年冬,決定演出方言歌劇《赤葉河》,籌建一支小型中西混合樂隊,需要到香港去選購幾件西洋樂器。全團就數謝永一的小提琴拉得最好,會看五線譜,能講廣府話,到香港採購樂器的任務,只有他能夠勝任。領導的信任,令他熱情高漲,工作賣力。從香港回來,即投入極緊張的排練,他除了當任主奏、領奏外,還教新手讀譜、練琴。一年多繁忙的巡迴演出,他幾乎沒有垃下一個音符,轉移時,還常常幫女同志背樂器,向來博得大家的好感。

謝永一也在大會上『交代問題』,的確使人感到意外。他與楊標完全不同,平靜淡定,一開始就說﹕我可以向大家保證,奉命去香港買樂器,沒有揩公家半分油水,單據交回給領導,帳目也結算清楚。請大家複查。會場沉默了約二十分鐘,幾乎下不了台。也許長時間的沉默,轉化為更大的無形壓力,使一些感情比較脆弱的人,更加覺得難以忍受。

忽然,演員隊一位姓沈的女同志,兩隻好看的大眼睛飽含淚水,戰戰競競地說﹕謝同志,如果有甚麼差錯,請向大家講清楚,免得人家擔驚受怕。大家知她和謝是一對戀人,她這番表白,果然博得一些女同志的同情,有人隨聲附和。但也有人很反感,認為沈同志在為謝同志開脫,正議論紛紛。突然後面有人叫了一聲﹕偽君子﹗謝永一滿臉漲得通紅,咬緊嘴唇仍不免發抖,眼淚簌簌掉了下來。大會無法繼續,只得草草收場。

不久,我即奉命到汕頭市參加檢查組,先後在百貨公司、土特產公司、糧食局進行打虎,大約三個月後回來,楊標依然幹他灶君王爺的差事,好像沒人再提『貪污問題』的事了。謝、沈這對戀人就不幸了,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被無情的風雨摧折。

上山打虎 驚心動魄

從潮州城西汽車站搭車去汕頭,到烏橋汽車總站,只需一個半小時。我曾經於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起在汕頭市私立角光中學讀了一年高中,幾乎每星期都要從角石山碼頭乘小汽艇渡海到汕頭市區看一次電影,順便買點日用品。所以,主要街道我是相當熟悉的。當然,出名的美食,像新興街的沙茶牛肉、魚丸、炒粿,西天巷的蠔烙,媽宮前的雙拼粽球,都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

那時有兩件事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貨幣貶值,變化莫測。關金幣以萬元、十萬元面額發行,物價一日三漲,轉眼即成廢紙。當局又發行面額百萬元、千萬元、甚至億元的新鈔金圓券。一塊油炸豆腐五千萬元,給一張一億元的金圓券,無法找開,只好將億元紙幣一撕兩半。我到學校膳堂交繳伙食費,背了一麵粉袋鈔票去,出納員也懶得點數,大概看看有幾捆(紙幣以百萬元為單位,用一根鹹草捆扎),就收下了。另一件是看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片頭那一句哀怨歌詞﹕『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令人揪心牽腸,一股莫名的憂傷,再也無法抑制。這可能就是我後來向往解放區,自願上山參加游擊隊的主要原因。這次奉命而來,我很快就在小公園南生公司的八樓,找到檢查組辦公室,接受分派任務,與省裡來的一位佟姓組長,一位陳姓組員,當天下午就到全市最大一家國營百貨公司去執行任務。

百貨公司在中山路口,從南生公司下電梯,走過去不要二十分鐘。原來公司的領導,已經為我們在三樓準備好一個小房間,三副鋪板,一桌兩凳。我們打開背包,草草鋪下床鋪,就到飯堂吃晚飯。七時開始,聽取公司一位女經理介紹『運動基本情況』﹕公司是縣(團)級,幹部職工共一百多人,既是本地區百貨業的領導機關,在本市又設有多家門市部。據初步清查,有貪污嫌疑的,大約十餘人,其中重大嫌疑犯約八、九人,已對這些重大嫌犯實行內部管制,停職反省,交代問題。九點鐘以後,佟組長把房門一關,我們開始研究如何入手,如何打開缺口。據佟組長說﹕剛才來介紹情況的這位女同志,是公司的一位副經理,正經理姓鄭,是地委組織部羅部長的愛人,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但思想右傾,認為本公司的幹部大多是解放戰爭期間參加工作的,資格老,能力強,有革命理想,不大可能有甚麼大的貪污問題。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突破這種局面,把公司裡的大老虎打下來﹗按照佟組長的要求,我們又商定了開展工作的具體步驟。夜十一時,佟組長到檢查組辦公室匯報,我和陳同志一邊交換意見,一邊等佟組長回來。十二點整,全市停止供電。佟組長尚未回來,我們只好先躺下睡覺了。

我認識佟組長還不到一天的時間,他嚴肅認真的工作態度,很有『拼命』精神,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他佩帶一把曲尺手槍,包槍的紅綢的一角,露在槍套外面,十分耀眼。我猜想,他起碼是個縣(團)級以上的幹部。聽口音,像是天津人。年齡比我稍長兩三歲,對我卻沒有擺出長官架子,相當親切關心。按昨晚商訂的計劃,今天上午依時召開公司全體幹部職工大會。姓鄭的女經理簡短的開場白之後,就是佟組長作報告。出乎我意料之外,佟組長沒有提到《榮譽屬於誰》,也沒有對本公司的三反運動作具體指示,而是殺氣騰騰地大講『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偉大勝利﹔解放軍擊潰西藏反動軍隊、和平解放西藏的偉大勝利﹔全國進行土地改革運動,消滅了地主階級、富農階級、土匪惡霸,根除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基礎,是人民大解放的偉大勝利。最後才點一點,貪污分子必須拋棄僥倖過關的幻想,徹底交代罪行,爭取從寬處理,從新作人。

接著,宣佈將幾名有重大貪污嫌疑的科級幹部單獨關押,隔離審查,限令他們三天內徹底坦白,交代全部罪行。然後,由佟組長策劃的一輪『疲勞轟炸』就開始了。原來,佟組長有個完整的『作戰計劃』﹕三天三夜不睡覺,對公司貪污集團中一名次要成員,進行連續不斷的審訊,迫使他精神崩潰,徹底交代問題。這個次要的貪污份子在三天內『突破』了,貪污集團當然就跟着瓦解了。

我們把一名姓馬的嫌犯提了出來,在我們住的房間裡單獨進行審訊。姓馬的是一名副科長,二十多歲,體格健壯,已經在公司裡被關押了一段時間,沒有曬過太陽,皮膚顯得蒼白,沒有理髮,也沒刮鬍鬚,樣子頗為寒酸。開始,佟組長讓他坐在椅子上,向他交代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政策,並明確指出﹕只要徹底坦白,即可解除對他的隔離審查。立即坦白,立即解除,下午坦白,下午解除,明天坦白,明天解除。三天期限還是不
坦白,那就只有死路一條。

除了吃飯喝水上廁所,審訊一刻也沒有停止過。我們三人輪流一人當主審,另兩人還可以稍事休息。他一個人,完全沒有喘息的餘地。我們認為他交代問題態度尚好,就讓他坐下,認為他態度不老實,拍桌子加以訓斥之外,還叫他長時間立正,不許隨便亂動。第二天夜晚以後,我漸漸感覺到相當疲乏。為了審訊不至於中斷,我連連喝著釅釅的工夫茶,幫助提神醒腦。第三天晚上十一時左右,佟組長將他的佩槍,連同槍套和皮帶,放在我身後的床鋪上,就與陳同志一起到外面吃宵夜去了。房間裡只剩下我和馬姓犯人,我似乎還對他說,所剩時間不多了,趕快徹底坦白,爭取寬大處理……說著,在椅子上就睡著了。

突然,我覺得眼前一亮,就驚醒了。原來,這時已過了午夜十二點,全市電燈熄滅。佟組長他們在外面吃了宵夜回來,見房間裡沒有點上煤油燈,怕出了甚麼事,連忙打開手電筒,搶進房間裡來,手電筒的電光恰好照射著我的雙眼,我就驚醒了。陳同志連忙點著了煤油燈,見姓馬的仍然乖乖坐在椅子上。佟組長把床鋪上的手槍抓在手裡,再叫陳同志將姓馬的送回隔離室去。我知道自己犯了錯誤,立即向佟組長表示檢討認錯。佟組長擺擺手制止我,然後說﹕三天三夜沒合眼,都累了,先睡覺吧。

可是,我躺在床鋪上,卻翻來覆去輾轉難眠。天一亮,佟組長又把姓馬的犯人提了出來,嚴厲地訓斥,指責他這幾天的態度極端惡劣,簡直是耍死狗,對抗黨的領導,拒絕黨的挽救,已經走到絕路的邊緣,再不馬上回頭,徹底坦白,死路一條﹗姓馬的睡眼惺忪,連連打哈欠。佟組長罵完了,他才不緊不慢,嗓音嘶啞,含糊不清地說﹕我已坦白交代了,不相信,也沒有辦法。死路,要死,昨晚就死了。我覺得腦子『轟』地一響,背脊發涼,手心出汗。昨晚姓馬的如果想自殺,手槍是現成的,我在睡夢中必定被拉去墊背。

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三天三夜沒睡覺,第一次在睡夢中逃過一劫。未來的人生道路,還有多少劫難,無從想像。我開始感受到『身不由己』的憂傷。不久,我又單獨奉命到土產公司去打虎。

土產公司就在永平路,從小公園南生公司向海港碼頭方向走,十五分鐘就到了。這是一棟四層樓的大洋房,雖有水電設備,當供應不足。好在底層天井處,有一口水井,可以補充食用水的不足。和百貨公司一樣,土產公司也是本地區土、特產業的領導機關,同時在本市也開設多間門市部,管理並經營所有的土、特產。其中最大宗的是生豬,既要保持足夠的收購量、存欄量,還要保持足夠的屠宰量、市場供應量。運載進入汕頭市的生豬,一旦發現病、死豬隻,立即用人力三輪板車,拉到碕礫尾的飛機場去,架起柴火,將病、死豬隻燒化,以防病毒傳染。據檢查組辦公室的領導向我交代,土產公司在所有業務環節上,都可能有大蛀虫、小蛀虫。你的任務是檢查、監督,發現重大問題,及時報告。

在我到達土產公司之前不久,已經有六名轉業軍人分配到該公司工作。所謂『轉業』,即是現役軍隊幹部,因各種原因不再適宜留在軍隊繼續工作,帶著級別和待遇標準,轉到地方的機關團體,擔任與級別相應的職務。一般來說,都會提升一級,而且,因為有黨的『擁護解放軍』政策,被認為階級出身好,政治可靠,所以大都安排在人事保衛部門擔任領導或機要工作。就拿這六名轉業軍人來說,為首的那位孫姓營級幹部,就擔任了公司人事保衛科長,現在正開展『三反』運動,孫科長自然就是公司『運動主要領導成員』,他必須把主要的時間和精力,放在『打虎』工作上,也就是說,他的權力往往在公司經理之上。

經理姓王,因思想嚴重右傾(凡是被認為右傾的人,都被認定不是階級立場不堅定,就是本身有重大嫌疑),不適宜擔任運動領導工作,只管一般業務。而『壓倒一切』的三反運動,就由孫科長一手操辦。我以檢查員的身份,參加公司領導成員工作會議,按照檢小的蛀虫。孫科長主持會議,沒等我說完,就嚴厲地說﹕我是革命軍人出身,說話不會枴彎抹角。公司的貪污犯罪問題極端嚴重,不是『可能有』,是『必定有』,也不是『或大或小』,而是『大蛀虫』。如果不這樣看,三反運動就不要搞了。現在已經隔離審查的十幾隻大老虎,都是景陽崗上的大蟲,我們一定要當好武松,堅決把大老虎打死﹗

不久後的一天早晨,我正要起床,忽然聽見有人喊叫﹕『有人跳井了﹗』我立即從三樓跑了下來,用手電筒往井裡一照,只見一個人站在水井裡,井水淹到他的胸脯。我一時情急,脫口而出﹕『先救人﹗』就和井邊幾個人,找來一張竹梯子,放進水井裡去。而且,我不加考慮,就想下井去把那人拉上來。 正當我一步踩到梯子上準備下井,忽然覺得領子被人抓住,不由分說,整個人被拉著離開井口。我正待發作,孫科長的目光逼視著我,惡狠狠地說﹕『你想找死嗎﹖叫他自己爬上來﹗』

井邊的人都向井裡喊話﹕『上來﹗趕快上來﹗』過了大約十分鐘,井裡的人才慢慢順著梯子爬了上來。他還沒有站穩,孫科長即搶上一步,左手當胸一抓,揚起右手就給他兩巴掌。接著罵道﹕『操你奶奶﹗你想自殺﹖那是破壞運動,現行反革命,罪加一等﹗』這人姓姚,公司的總務股長。我估計,和前面說到的特務長楊標大概差不多,屬於多嘗幾口好的,多拿兩根蒜三根蔥一類的人物。一時想不開,做出投井的動作,那是嚇人嚇己。也不是真想自殺,不然,就不會頭上腳下,站在水井裡。

不過,孫科長沒有輕易放過他,一連三天的全體大會,批鬥兼施。姚股長經過這一折騰,倒變成一頭『死豬』,還怕開水燙嗎﹖幾天後,我又奉命回到檢查組辦公室,專職編輯《三反運動簡報》。我的工作地點是南生公司八樓。日常工作是匯編各機關單位送來的『運動資料』。有時,也會打打電話核對某一項具體情況。唯一的好處是,離開『面對面鬥爭』,神經不再受到強烈刺激,輕鬆多了。

不過,工作態度卻不敢有絲毫怠慢。有時,案頭工作不那麼緊,也會隨處走走。八樓的另一頭,是三反運動的重點單位地區糧食局『打虎辦公室』,那裡集中了全地區糧食系統的『大老虎』,由一批轉業軍人看管。牆上還貼有『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等一類標語,氣氛是相當緊張的。一天早餐後,『打虎辦』那邊人聲嘈雜,好像發生了甚麼事。我丟下手頭工作,走了過去,見幾個轉業軍人神色緊張地走過來,忙問發生甚麼事﹖其中一人罵了一聲﹕『媽的﹗跳樓啦﹗』匆匆順著樓梯快步下樓去了。

到了中午,事情就弄清楚了。原來,一個姓蔡的糧食站站長,有極嚴重的貪污問題,關押了一個多月,經過多次批鬥,到昨天為止,陸續坦白交代,他一人貪污稻穀達一億斤。今天早餐後,他要上廁所,就由一名看管人員監視,以防意外。這名看管員是剛轉業不久的軍人,警惕性很高,不讓姓蔡的大老虎關廁所門。十分鐘後,姓蔡的完事,繫好褲腰帶,便一步跨上窗臺,縱身躍出窗外。看管員身手敏捷,搶上去只抓住他一隻腳,想把他從窗臺上拉下來。誰知姓蔡的用力一蹬,翻身從窗口躍下,在空中翻了個跟頭,一屁股摔倒在隔鄰四樓的瓦頂上。看來他是下了必死的決心,立即爬起來,再往街上跳。只聽『砰』地一聲響,不偏不倚,恰好掉在街邊一隻太平沙桶裡,昏了過去。幾個轉業軍人把他送進醫院,經醫生檢查,除右前臂骨折外,再無受傷。按『打虎辦』的指示,骨折部位包扎完畢,立即押回南生公司八樓,繼續批鬥。

事後我想,小小一個糧食站長,貪污稻穀一億斤﹗要多少座糧倉,才能裝完﹖按當時水稻年畝產八百斤算,要十幾萬畝水稻,才可能產出一億斤。而土改分田地,平均每人只分到半畝水田,年產稻穀不外四百斤。每人每年食用糧需六百斤,正常年成下,每人尚缺糧二百斤。全地區每年缺糧三個月,必須從泰國等地進口。一個糧站的管轄範圍,相當於區,數萬人口。這就是說,數萬人一年不吃不喝,才可能有一億斤稻穀。鬼才相信,一個糧站站長,會有這麼大的胃口﹗

我隱隱約約感覺到,土改運動,是『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現在在革命隊伍內部開展的三反運動,也是『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運動,對人的傷害,顯而易見。難道就沒有好一點的辦法嗎﹖

2/25/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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