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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浮生瑣憶 (8)

一 九 五 八 年 祭
巴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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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8日訊】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摘自毛澤東詩《七律.送瘟神》

1砍柴與救火

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完全沒有料到,這個人生經驗之談,會這樣悄悄地在我心靈深處萌發出來,神不知鬼不覺地驅使我的行為。

我們男女八人,一九五八年早春時節,隨着大隊人馬,離開廣州,來到西北角連山瑤族壯族自治縣附城鄉上草農業合作社落戶,成立一個新的家,並推舉一位姓羅的同志當我們的新家長。場面當然轟轟烈烈,在省文化局系統的千人大會上,我被指定作為代表,朗誦了我為這次大會預先寫好的一首詩:奔向勞動生產戰線;用自己的熱血和汗水、堅決填平,知識份子與工農大眾之間的鴻溝。

我們這一百多名自願『下放勞動』的幹部中,有編輯、導演、演員、作家、畫家和文化行政工作者,毫無疑問,個個都意氣風發,情緒高漲,一派不惜赴湯蹈火,『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的英雄氣概。

熱潮過後,我捫心自問,不得不承認自己內心深處,還是埋藏著一點私心﹕遠離政治鬥爭的漩渦,找個深山老林落腳,也許能避一避歪風邪雨,過幾天安靜的日子。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們八名男女,在上草村一間破舊房子裡住了下來。第一件大事當然是吃飯,吃飯之前是做飯,做飯之前是準備好柴米油鹽醬醋茶,柴火是第一要務。我們的難題,偏偏就發生在柴火問題上。

站在村口,放眼望去,滿目青山,柴火怎麼就成了問題?原來,村裡的農民(這時叫農業社社員)上山砍柴火,只帶一把斧子。見到已經枯死的大松樹,十幾二十斧就將松樹砍倒,枝幹一概丟棄。然後,將整棵樹幹扛上肩,施施然回到村子裡,將樹幹扔在家門口。這裡農家的灶,都砌在進門約五步的地方,灶門直對家門,要燒飯的時候,把家門口的枯樹幹捅進灶門,點火即可。

我們這些初來乍到的外地人,一下子學不了農民的辦法。不過,要吃飯就得做飯,要做飯就得上山砍柴火,我們的辦法是全家出動。這天一早,我們帶齊了斧、鋸、砍刀、繩子、擔挑和灌滿開水的水壺,魚貫上山,砍柴火去了。山野的早晨,空氣特別清新,似乎還漫漾著淡淡的花草香味。東邊和南邊都是高山,莽莽蒼蒼的林海,無涯無際。西邊的遠山如黛如煙,與雲天相接。天色已經很明亮,但太陽還躲在東邊高山後面不肯露頭。我們順著南邊山谷梯田的小徑爬上去,開頭還說說笑笑,不到十分鐘,就開始氣喘咻咻了。

在山上轉遊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也找到一兩株枯死的松樹,不是松樹過於巨大,就是太靠近斷崖,都無法下手。好不容易在森林邊緣,發現了一片松樹林。更高興的是終於找到一株枯樹,大約兩丈多高,小水桶般粗細,雖然地勢斜陡,估計砍伐下來不是大問題。太陽一出來,金光四射,完全不像曙光那麼柔和。我們都脫下棉襖,六個男人分成三班,一班兩人,輪流拉大鋸。比巴掌還寬的大板鋸,離地面大約一尺半的地方,緊緊咬住松樹的身軀,一點一點地吃了進去。兩個女孩子在一旁看著,高興地說,看來,鋸倒一株大樹也不是太難的事。其實,我們都高興得太早。

大板鋸完全吃進樹幹已後,拉起來就特別費力。加上吃口低,兩個人必須坐在地上拉鋸,不但要用臂力,更要用腰背力。沒有五六十斤的拉力,休想拉動大板鋸。每一班拉不上十個來回,就大汗淋漓,口乾舌燥,筋骨酸痛,手腳發抖。等到把大樹鋸倒,已是精疲力竭。但是,還必須將大樹幹再鋸成小段,又再劈成小塊劈柴,才能捆扎,由我們八個人,每人分擔著幾十斤,再走十多里山路挑回來。肩上壓著柴火擔,腳下是崎嶇山徑,眼見夕陽西墜,饑腸轆轆,虛汗直冒,窮途末路之感,油然而生。等到了家卸下柴火擔,渾身骨架子全散了。

兩個女孩子不敢怠慢,連忙生火做飯。吃完晚飯,太陽已經落到西邊遠山的背後去了。正想燒水洗澡,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鑼聲,跟着 好像有人在叫喊著甚麼。走到門口一聽,才知道是農業社的黨支部書記黃榮先,一邊敲鑼一邊喊道:『縣委電話指示,趕快上山救火!』多年來已經養成習慣,『黨叫幹啥就幹啥』。儘管上山砍柴火,勞累了一天,幾乎累癱了,聽到了『縣委指示,上山救火』,也顧不得累死累活,大家又操起鋤頭、鐵耙、砍刀,匆匆走出門去。

站在村子中央的曬穀場上,朝南方望去,只見朦朧的山影上,一道耀眼的火光,像一條火龍,在半空中翻騰。這樣的火龍,小時候在家鄉見過好多次。只是家鄉的山,沒有這裡的高,火龍也沒有這裡 的長,火燄也沒有這麼耀眼,家鄉的人也從來不會上山救火。天色逐漸昏暗下來。黃書記繼續敲鑼繼續喊,村子裡似乎沒有甚麼動靜。村口好像有兩三個人影來回走動。不知是誰喊了一聲:『走啊!』我們八個人,好像拴在一根繩子上,被人牽著,朝村口走去。

村口有一條小山澗,搭架著一道簡陋的木板橋。緩慢的斜坡上了一條不常通車的簡易公路,對面是唯一的一間賣小雜貨的供銷社。我們順著早晨上山的那條小徑往上爬,雖然周圍的樹影也糢糊了,但半空中的火龍仍然翻騰不已,我們沒有失去目標,也沒有弄錯方向。只感覺到腳下雜草叢生,枝葉拂面,小徑已經無從辨認。我們這樣磕磕碰碰爬了一個多小時,忽然覺得周圍一片昏黑,伸手不見五指,連賴以辨別方向的火龍也不見了。我著急起來,叫了一聲:『老羅,你過來!』大家原地停下,家長老羅摸索著向我靠近。我抓住老羅的胳膊,貼近他耳朵低聲說﹕『知道在前面帶路的人是誰嗎?』老羅也低聲說:『好像是小學校的教師。』我說:『我們不了解他,不能再跟他瞎闖了。』
      
聽我這麼說,老羅心裡立即明白過來。就對大家說﹕『先等等,弄清了方向再走!』氣氛頓時緊張起來。首先要弄清楚我們現在的位置。這可就難了,四野寂靜黑暗,不辨東西南北,只聽得小北風在枝葉間呼呼地叫。我立即斷定,我們已經走進一座森林,但如何走出去,卻沒有把握。我十年前曾經在山區打過游擊,走過夜路。老羅也當過志願軍,到過朝鮮戰場。在這裡,就算我們兩人多少有些軍事常識。於是,我自告奮勇,當起開路先鋒。我讓兩個女孩子緊跟着我,後面是四個男同志,老羅殿後。一行八個人,在寒夜的森林裡,且走且停,摸索著尋找出路。我不時抬頭看天,但看不到星星或月亮。我發現一種現象:有的地方枝葉茂密,有些地方枝葉比較稀疏。我判斷,順著枝葉稀疏的地方走,也許可以逐漸靠近森林的邊緣。
  
腳下是厚厚的落葉,踩過去總有些虛浮的感覺,根本無法弄清楚前面的一步,是不是深坑或溝壑。不要說人生的前途無法預測,連現在走夜路,下一步邁出去,可能是甚麼意外,都無法知道。不時還有些枝椏或藤蔓攔阻,或拍打著身體,或拂面而過,我就得提醒一句,讓後面跟着的人稍有提防。到了這種地步,只能聽天由命,還有甚麼辦法﹖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只覺得又饑又渴又冷又乏,額頭直冒虛汗。還能不能走出森林去,我幾乎失去信心,腳步自然放慢,甚至於想就地躺倒,不走了。這時老羅忽然叫道:『看看右前方,是不是有火光?』我抬頭看去,枝葉間果然有火光閃動。『火光就是命令!』記不清那一部電影裡的一句台詞,突然出現在腦膜上。我高興地叫起來:『火光!火光!我們終於走出來啦!』

等我們走出了森林,才完完全全看清楚,半空中一條火龍翻騰不已。火勢借著風勢,向西邊延燒過去,烈焰騰空而起,仿彿能聽到樹木燒焦的爆裂聲。我沒有過這樣近距離地觀看山火,但常識告訴我,真要靠近火場,還不知道要翻過幾架山。我們冒險上山撲救山火,誤入歧途,好不容易才走出了森林。但是,此時此地,我們確切的位置在那裡?無人知道。如果再去冒險,完全有可能再入歧途。即使不被山火吞噬,也可能被森林吞噬。

我既然自告奮勇做開路先鋒,就必須對這八條生命負責,遠離險境,儘可能找到比較安全的地方。火勢向西捲去,我們逆風東行,爬過了兩座山頭,覺得周圍比較空曠,沒有樹林的影子,才決定停下來就地休息。也許剛才的森林歷險,情緒過於緊張,沒人說話。現在一放鬆,話也就多了。特別是兩個女孩子,像兩隻早起的鳥雀,嘰嘰喳喳,在這深夜空曠的荒野,顯得份外悅耳動人。我好像已經幾次提到『兩個女孩子』,似乎有必要作進一步介紹。一位姓李,一位姓粱,都是二十出頭的大姑娘。十幾歲參軍,一直在部隊文工團當舞蹈演員。兩年前才離開原來工作崗位,調入省裡一個新成立的群眾藝術輔導單位。她倆過慣了集體生活,衣食住行都有人照料,來到新單位,第一次出差就鬧笑話。

據她倆自己說,乘了兩天長途汽車,到達汕頭市的時候,天已黑了。人生地不熟,言語不通,一出車站就不知該往哪裡走。恰好附近旅店的職工來拉客,連說帶比畫,總算弄清楚有住和吃的地方,即刻就交給那人去安排。第二天一早起來,她倆商量好,先吃早餐,再去相關的單位聯係工作。街上的行人不多,也不見有茶館飯店,走過兩條街道,才找到一家小食店,有粿條和魚丸,一人吃了一大碗,味道還不錯,特別是那一碟沙茶醬,香裡帶辣,很對口味。吃完早餐,想先回旅店拿些東西,又往回走過兩條街,卻找不到昨晚住過的那家旅店。趕快問人吧,可是,連旅店的名號、門牌、街道都不知道,這回才真正傻眼了。幸好遇到一位幹部模樣的人,雖然潮州口音很重,總算能夠溝通。那幹部在問明情況以後,熱心地帶她倆到汽車站附近,很快就找到那家旅店。

說著這樣的傻事,她倆不但不尷尬,還高興得笑個不停。因此,她倆得了個外號:快樂的馬大哈。這時,在空曠的荒山上,我們剛剛脫離險境,談論甚麼話題並不重要,只要說話,甚至幾聲笑語,都會讓每個人心頭充滿溫暖。忽然,好像聽到不遠處有人在說話,我們就主動打招呼。果然,是黨支部書記黃榮先。不到十分鐘,黃支書打著手電筒,爬上山頭,來到我們面前。太高興了。黃支書也是個二十幾歲的青年人,幾年的農村基層工作,把他磨練得老成多了。他一見到我們,就關心我們的安全。他說,以後無論發生甚麼緊急的事,都要跟着我,如果我不在,就找社長鄧昌淼,千萬不要往山上亂跑。他喘了一口氣,又告訴我們,現在我們腳下這個山頭,是廣東和廣西的邊界。火龍已經燒到廣西那邊去了。我們先找個地方歇一歇腳,天亮以後再回家。

我心情有些沉重。剛才我們的魯莽行動,幸好沒有鬧出大亂子。對於支書來說,與其說上山救火,不如說專為尋找我們。黃支書在前頭帶路,我們默默跟着。也許我們的眼睛已經習慣了黑夜,也許腳下走的是一條山間小徑,更重要的是有黃支書引路,走起來就輕鬆多了。大約走了一個小時,來到一戶人家。黃支書用本地話叫了半天門,才有一位老人開門把我們讓進屋裡。一盞煤油風雨燈把屋裡的一切都照亮了。這是一間用原木搭建的房子,沒有甚麼家具。地板非常平整結實,我們團團圍坐在火塘四週,看著黃支書和老人忙著在火塘上燒水、燒紅薯。黃支書說,還有兩個鐘頭天才亮,吃了紅薯,還可以閉目養養神 ,天亮就回去。

黃支書把我們叫醒的時候,天已大亮,但太陽還躲在高山後面不肯露頭。深山的早晨是如此靜宓美麗,真有置身桃花源的感覺。下山的小路非常陡峭,已經爬了一天一夜大山的兩條腿,酸痛乏力,每邁出一步,都覺得筋骨僵硬,關節灼痛,顫抖不已。這時,才真正感受到農諺所說的﹕上山容易下山難。

面前的山嶺,像翻滾起伏的波浪,無邊無際。如果沒有黃支書領路,我們無論如何走不回去。即使如此,我們也直到午後,才回到上草村。

3/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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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 引

    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嶺蔥蘢。

    我在深山裡跋涉了七個小時,還不見有一戶人家。這時,西山日落,彤雲滿天,回首來時山路,蒼茫無際。

    正進退兩難,忽見樹林深處閃出一條人影。等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樣。只見他一身粗布黑頭巾,黑短褂,黑褲衩,頭插一根野雞翎,腰插一把開山刀,腳踏一雙十耳草鞋。他肩上扛著一株枯乾的大松樹,走起路來虎虎生風。

    我讓在路邊,向他打聽我要去的那個瑤排。他兩道目光閃電一般在我臉上一掃,揚手朝前方一指,腳步如飛,轉眼間消失在濃重的暮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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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是毛澤東早年從事「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紀實文字。五十年代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北土改運動的某些真實面貌。還有作家丁玲寫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獲史達林文藝獎的小說,內容和藝術風格都跳不出《暴風驟雨》的格局。此外,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翻天覆地、生靈塗炭的土改災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海外某些早已脫離「共產體制」的知識人,偶爾提到當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動沿用當年的套話:甚麼「土地回家」,「農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記述的,僅限個人所見所聞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 陶鑄治粵,從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竄升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謂官運亨通,風光了得。不料三年後,即被打成「叛徒」、「保皇黨」,死於非命。
  • 鯉 湖 鎮 一 役

    一陣激烈的槍聲,震得寒星搖搖欲墜。

    鯉湖鎮周圍十幾里數十個村寨、近二十萬民眾,都從睡夢中驚醒,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膽子大一點的人,輕輕開門走出來,黑夜裡互相輕聲打聽,又都茫無頭緒。小北風颳得很緊,不明來歷的槍戰,一陣緊似一陣,似乎還夾雜著一兩聲沉悶的手榴彈爆炸聲,更平添幾多不安和恐懼。有的縮頭躡足,返身入屋,閉門不出。有的披上一件舊棉襖,摸索著走出村口,試圖辨別槍聲的方位,希望得到一點甚麼消息。

  • 我上小學的第一課,就是學唱國歌。老師把簡譜和歌詞用粉筆抄寫在黑板上,字體端正美觀,便有一種引吭高歌的慾望;老師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學們跟著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裡一高興,課堂上高聲唱,下課獨自哼唱,放學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紀念週會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較清亮圓潤,贏得老師同學讚許的目光,心裡未免有些翹翹然。凡上音樂課,我特別起勁,特別投緣。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廣東揭陽,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錢坑鄉。高中肄業,即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宣隊,一九五一年於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本科畢業。先後在《工農兵》文藝半月刊、《廣東文藝》月刊、《珠江》文學月刊等雜誌社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一九八六年獲國家副編審職稱。工作之餘,喜歡讀書和寫作,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歌劇文學劇本及文學評論,著有長篇小說《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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