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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浮生瑣憶 (9)

巴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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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19日訊 2 桃花源裡可耕田

上草村只是農業社的一個生產隊。我們在這個生產隊落戶,有點像後來的『知青上山下鄉』。我們帶著自己的戶口和糧食定額到這裡來,和社員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參加評工記分,一樣領取工分票。不同的一點是我們的身份是國家幹部,工資關係轉到縣委組織部,按當地的級別工資標準,每人比原來的工資額都少了一級。

別人怎麼想我不大在意,我是下了決心,準備在鄉下當一輩子農民的。不過,我事先並不知道,會來到這樣一個荒涼的地方。我用荒涼二字來形容,絕無貶意,更無厭意,只是我生活上一點感受。相反,我喜歡這裡接近『原始社會』的生活環境,甚至有《桃花源記》的某些情調。我離開廣州火車站的時候,,妻子余健抱著才兩歲的兒子來送行,她教著小兒子揚起小手,高興地說﹕『爸爸,下放。』小兒子說完,竟格格地笑著,一頭扎在媽媽懷裡。我和妻子已經約好,我先去探路,安排好了,馬上就來接她母子。

火車往北走了八個多小時,到達樂昌縣與湖南省交界的坪石鎮。這是粵漢路上一 個很小也很出名的地方,鎮後一峰獨立,名叫金雞嶺。一塊巨石,形狀極像一隻大母雞,頭朝北向著湖南,尾朝南向著廣東,民間傳說﹕金雞吃湖南的穀子,在 廣東下蛋。太平天國末期,天王洪秀全的妹妹洪宣嬌,帶著她的廣東『妹仔軍』,曾退守金雞嶺,據險抗拒清兵的圍剿,最後從嶺上昇天,據說嶺上還殘存一些鹿砦遺跡。

我在坪石鎮一家小客棧住了一晚,天剛亮就轉乘長途汽車,在莽莽群山中朝西進發。中午,在連縣車站休息一個半小時。這是廣東省西北邊界有名的『三連』(連縣、連南、連山)之首,抗戰期間,廣州淪陷,省政府搬到曲江(韶關),後來日軍打通粵漢鐵路,省政府部份機關再次遷往連縣。這裡雖屬大山區,但地勢 較為平緩,農田阡陌,山林蔥鬱,是貧窮山區中的首富大縣。

午飯後,汽車繼續西進,很快就上了盤山公路,而且,一路向雲端爬去。三小時後,汽車又在連南瑤族自治縣縣城(三江口)車站休息,客貨上落。兩年前的深秋季節,我和十幾位作家、藝術家來過這裡,由縣委辦公室一位幹部當嚮導,爬了七個小時山路,從鹿鳴關到深山裡的火燒排,住了三天,觀摩當地瑤族同胞盛大傳統節日『耍歌堂』。

汽車繼續向西邊更險峻的高山爬行,我沒有搭乘過飛機,從車窗外望,峰巒連綿不斷,山谷深不見底,薄如棉絮的雲片,抹過車窗玻璃,留下一層霧氣,仿彿就同搭乘飛機在天上飛行一般。不同的是,高山公路十分顛簸,汽車嗚嗚直喘氣,說不定甚麼時候一口氣上不來,失去動力,就有可能墜落深淵,一了百了。

傍晚太陽下山的時候,汽車嘆了一口氣,終於在連山瑤族壯族自治縣縣城永和鎮的路口停了下來。下得車來,舉目四望,只見青山不見人。我忽然有被拋棄,落到一個荒涼世界的感覺,心情格外落寞。連山瑤族苗族壯族自治縣,顧名思義,居住人口不是瑤族同胞、苗族同胞,就是壯族同胞。

全縣五萬人,據說瑤人和苗人很少,全住在大瑤山上。大瑤山延伸到廣西、湖南境內,要分清他們的歸屬,恐非易事。大瑤山下,住的是多數壯人和少數漢人。縣城永和鎮,最顯著的建築物,就是一排紅瓦白牆的兩層樓,中國共產黨縣委會和政府機關,全在這裡辦公兼住宿。隔著廣場和公路,有一間簡陋平房,窗口掛一塊寫著『售票處』的小木牌,是全縣唯一的汽車站。再有幾家小雜貨店,兩三家小飯館,三五戶人家,就是縣城的居民區。平日裡人影稀微,十天一次的趁墟日,山上山下的民眾都挑著自己的物品,聚集於此,進行相當原始的傳統交易。這時,瑤人、苗人很容易從服裝上識別出來,壯人和漢人大多會說廣府話,面孔和衣服大致相同,根本無法識別。

這裡的最高領導人是黨的縣委書記,一位姓白的轉業軍人。聽他的東北口音,我猜想他是隨著第四野戰軍,從東北打到華南,再轉業到山旮旯裡來當父母官的。白書記給我們介紹了全縣的基本情況,我印象最深的是,這裡的壯族同胞,有一種很特殊的風俗,用當地話叫『打老表』。不論男女,不論已婚未婚,只要兩人自願,隨時隨地都可以找個僻靜的去處,心安理得地『打老表』。這種陋習使男女關係十分混亂,也十分隨便,導致性病流行,很難控制,甚至醫院裡的一些女護士,血液裡也發現梅毒。一九五三年《婚姻法》頒佈以來,黨委大力宣傳,屢禁不止。現在,發現一個,罰勞役三天。罰歸罰,『老表』依舊照『打』。

離開永和鎮,向西步行二十里,就到了我們落戶的上草村。住下來以後,我慢慢發現,這裡附近幾個小自然村,都有很別致的名稱,如湘洞、仙根、根子等,如果將上草、永和、福田等地連起來看,倒也很像一串日本地名。歷史上這裡幾乎與外界隔絕,與日本更無任何瓜葛,為何有許多如此特別的地名,百思不得其解。

不管如何,我還真喜歡上草這個小小的山村。尤其是村前那條山澗,流水晶瑩剔透,幾寸長的竹葉魚,銀箭一般,在小鵝卵石間閃動,富有生氣。村旁修起一個小水圳,引來一股勁流,推動一部木輪水車,架設起竹筒子,家裡就有自來水﹔架起踏板,還可以磨穀子、碓糙米。我們之中有一位姓崔的同伴,原是文化局電影科的科員,有些電的實用知識,他在勘察了小水圳和木輪水車等原始設施之後,提出了一個『山村電氣化』的計劃,不僅得到我們『全家人』的支持,還得到縣委白書記的鼓勵。老崔熱情分外高漲,立即返回廣州,弄來一台小型發電機,還有電線、電燈泡等物品。然後,在木輪水車近旁的一間舊房子裡,安裝上發電機,利用大木輪水車,帶動小發電機。一試,小發電機果然轉動起來,電燈泡立即發出耀眼的光芒。

全村男女老少,圍在電燈泡下,無不嘖嘖稱奇。消息很快就傳了出去,附近(少說也有幾十里外)一些農業社的黨支書或社主任,也特地跑來看個究竟。白書記更在全縣幹部大會上,熱烈地表揚我們『下放幹部』,不僅在人力物力上支援農業,更帶來科學文化知識,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將發揮不可估量的作用。我們下放幹部,固然感到臉上十分光彩,全縣的幹部、群眾,至少是我們上草農業社的幹部和群眾,都覺得蘇聯的集體農莊,很快就能在這裡實現。

我還發現,村外靠近山澗的一片荒灘,是養雞的好地方。只要在荒灘上挖一些淺坑,墊上一些蘢箕雜草,潑上一些洗米水,用沙土掩蓋,十天半月後扒開,坑裡孳生的蟲蟻,就是營養極豐富的天然雞飼料。我注意到,本地一種矮腳黃雞,是肉蛋兼備的優良品種,就向農民買了十幾個雞蛋,寄在農民家裡孵出小雞,養成雛雞後,就在荒灘上放養,效果極佳。我在心裡盤算,我的兒子剛滿兩歲,妻子又懷孕了,我準備把她母子接來,在農村生活,當一輩子農民。首先要考慮的,當然是妻子生育後要哺養兩個孩子,需要足夠的營養,才能保障母子身體健康。在鄉下,只有雞和蛋,是營養品的可靠來源。

當年三月下旬,春耕接近尾聲,我用一個星期時間,就把妻子和兒子接到上草來。在廣州逗留期間,雖然妻子的一些同事曾勸她,是不是等肚子裡的孩子生了下來,再考慮一起『下放』農村。我和妻子早已下了決心,更何況我在上草大致上作好了安排,所以,非常乾脆把一些多餘的用品傢俱處置掉,一些貴重的書籍,暫時寄放在朋友家。妻子辭去保姆,用一條廣東棉布背帶,把小兒子緊緊綑在背上,我帶著三隻大皮箱、一隻木櫃子,還有一些零散物品紮成包裹,就匆匆上了火車。

一路上,青山綠水,春意盎然。我過去常常單獨一人因公出差,旅途未免孤寂。這一次,與妻子一起,帶著小兒子第一次出遠門,既無公務負擔,又有『桃花源』的憧憬,心情十分舒暢。我們的座位緊靠車窗,經過清遠飛來峰、曲江南華寺,我都盡自己所知,一一向妻子介紹,說得高興,難免也會添油加醋。經過樂昌縣境內的『九龍十八灘』,是個十分奇特的地貌。火車貼著岸邊飛行,車輪下面的險灘,濺起湍急的白浪,車輪與鋼軌有節奏的撞擊聲中,還有一股氣勢磅礡的濤聲。數十公里的險灘,九道灣,十八級大小不等湍流,火車像一條搖頭擺尾的巨龍,向南嶺的峰巔飛騰。我一時興起,也胡謅了幾句打油。抒情儘管抒情,車過英德、韶關大站停車,我沒有忘記到站台上,買兩盒有名的燒鵝飯和一些點心。

第二天中午,汽車在連縣休息並午飯時,我告訴妻子﹕前面這條江就是連江,自西向東流,到坪石附近突然折向南,下去的一大段急流,就是九龍十八灘。連江上有渡船,對岸有一家醫院,等秋天你的產期臨近,我會送你到這裡來,生完孩子,再接你回上草去。妻子知道我早有安排,當然十分放心。傍晚車到終點站連山縣永和鎮,我和妻子帶著小兒子,直接住進縣委招待所。兩天的旅途,相當勞累,妻子和小兒子早早就入睡了。深山老林,夜靜風薰,聽著妻子和小兒子熟睡的呼吸聲,均勻和諧,我也像喝了一杯老酒,找周公去了。

清晨,我們在啾啁鳥鳴聲中醒來。我按照預先的安排,把兩隻大皮箱存放在附近城鄉政府的保管室,剩下的一隻大皮箱和一隻木櫃子,估計七八十斤,我一擔可以挑走。妻子又用背帶將小兒子背上,手挽著包裹,我們又上路了。我挑著擔子,只能用小快步走路,妻子背著一個,肚子裡還有一個,手裡又挽著包裹,自然得慢慢走。所以,我走了一段路就停下來等她,有時還回頭幫她提包裹。這樣走走停停,二十多里山路,走了四個多小時。我們雖然走得挺辛苦,興致卻很高。走著走著,我忽然想起『天仙配』的故事,黃梅調的唱詞,像山澗流泉,在耳邊叮咚響起﹕『夫妻雙雙把家還』。也許,我比董永更幸福,董永和七仙女『雙雙把家還』的時候,愛情尚未有結晶,我和妻子,已有了一個兒子,今年秋天,還將有一個小妹妹(我期盼是小妹妹)降臨。

妻子的到來,無疑給我們這個家,增添了溫馨喜悅的氣氛。我一家四口(包括妻子肚子裡將要出生的孩子) 能在這『桃花源』般的上草村落戶安家,喜形於色,自不必說了。就是原來這個六男二女的八口之家,如今又增添了一位專司灶君王爺職務的主婦,外帶一個活潑可愛的小男孩,家的色彩就更加濃烈了。

尤其是兩位大姑娘,李明和梁雪冰,簡直樂癲了。李明和我的妻子余健,原來都是華南歌舞團舞蹈隊的演員,又是很要好的朋友。她們津津樂道的事,是有一次在中山紀念堂演出,李明和余健一起出場表演的女子舞蹈,是匈牙利民間舞蹈《瓶舞》。這個舞蹈的特點,是每位演員頭上,都頂著一隻特製的細脖子玻璃瓶,瓶子裡灌滿清水。腳下穿著類似中國南方木屐的高跟舞鞋。主要的動作是扭腰、踢踏腳和旋轉。

出場的時候,余健領頭李明壓尾,她們踏著舞步在舞台前面排成一列的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兩手插腰,原地轉身的動作。就在旋身一轉的剎那間,余健頭頂上的玻璃瓶突然滑落,她不自覺地尖叫一聲,同時出手在空中抓住玻璃瓶,立即放回頭頂。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裡,余健完美無缺地處理了一場可能使大家都難堪的意外。全場發出一片驚呼聲,很多觀眾看不出破綻,還以為是特技表演呢。

在一次機關週末晚會上,我和一位姓楊的男同志表演了一齣雙人芭蕾舞﹕《獵人與小鳥》。我扮獵人,楊同志扮小鳥,這個芭蕾舞的導演,就是李明。她當然知道我和楊同志都沒有學過芭蕾,所以,在排練過程中,腳尖舞一律改成踮腳舞,最後的一個『托舉』,我也無法將楊同志舉起來,就改成『反背』。表演的時候,一出場,光是老楊一身男扮女裝的芭蕾裙,已令大家笑倒。最後,小鳥負傷,奄奄一息,獵人應當將小鳥舉在空中。我無法舉起老楊,只好將他背起,引來全場 一片笑聲。

我和梁雪冰也是很熟悉的同事,她的手藝特精特快,參加週末晚會回來,她必將自己身上的連衣裙拆開,等到下次晚會之前,又急急忙忙拼湊出一件款式新穎的連衣裙來,令人眼睛一亮。有一次我和她因公出差去合浦(當時合浦是廣東省最西的一個專區),《合浦珠還》是極有名的一個民間故事。乘長途汽車需要兩天,梁雪冰一路上幾乎不吃飯,只要汽車一停,她即下車,在小食攤上買一角錢的雞頭雞腳或雞翅膀,回到車上就啃,啃完了就打磕睡。一打磕睡,脖子就像裝了彈簧一般,腦袋磕個不停,一天下來,少說也要磕上幾百回,至少有一半,就磕在我的肩膀上。到了合浦,我覺得右肩膀非常痠疼,幾乎抬不起來,好像患了五十肩一般。

現在我們這個家,六男三女,一名小孩,共十口人,是當地農村極其罕見的『大家庭』。按農業社社員的標準,每人可以分到五分自留地,十個人加起來就有五畝地之多。城裡人(包括幹部和知識界人士)也許聽說過『自留地』這個新名詞,恐怕未必都能了解它的實質內涵,以及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地位。

在農業合作化高潮掀起之時,以大批判大辯論開路,不論『社會主義』覺悟高低,全部土地都得折股加入農業合作社,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不再屬於私人所有,而變成農業社『集體所有』。農民歷來有隨時令流轉,在田邊地角點豆種瓜的習慣,收成的瓜果蔬菜,自用有餘,還可拿到墟場上交易。現在土地都入了社,再不可以在田邊地角種豆種瓜,不但農民的收入減少,連正常的自用蔬菜也沒了著落。因此,在《農業合作社章程》中規定,在土地入社之前,農民可以自留少量土地,自種自收。至於自留多少,視各地實際情況而定。

我的家鄉潮汕地區,人多地少,自留地都限定在幾釐(釐,一畝的百分之一)以下。連山自治縣人少地多,平均每個勞動力,要負擔種植十二畝水稻田,旱地在外。我們估量自己雖是十口之家,能下地勞動的只有八人,要不了五畝『自留地』。我從前在家鄉也種過地,只要按家鄉『深耕細作』的辦法,有一畝自留地,十個人的吃菜,應當不成問題。公社化以後,自留地和公社『集體地』爭工爭時爭肥,矛盾越來越突出,越激烈,最後變成農村『路線鬥爭』的一個焦點,自留地就成為農民割之不斷的資本主義尾巴,弄得家家戶戶,雞犬不寧。此是後話。

我們到上草還不到一個月,因體力勞動大增,飯量也跟着大增,原來每人每月糧食定量三十斤,就不夠吃了。沒辦法,向縣委辦公室申請補貼,礙於『全國性糧食政策』,縣委無權給我們增加定額,最後允許配給我們每人每月蓮藕乾三斤。我們將蓮藕乾羼在米飯裡吃,別有風味,且能填滿肚子。我們還發現,這裡出產的蓮藕,澱粉含量特別高,放兩個鹹魚頭一起熬湯,吃飽喝足,那種滿足感,非言語能夠表達。

妻子來了以後,有時在熬蓮藕湯時,加上一把小紅豆,或者半隻八爪魚乾,那味道簡直無以匹敵。我們還自己醃製鹹鴨蛋,蛋白如玉,蛋黃如膏,可惜不慎讓雨水漏入,好端端一缸鹹鴨蛋,變成臭蛋。不料,臭鹹蛋正合大姑娘李明的口味,別人避之三舍,她卻津津有味。
3/26/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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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摘自毛澤東詩《七律.送瘟神》

  • 小 引

    一九五六年初冬,南嶺蔥蘢。

    我在深山裡跋涉了七個小時,還不見有一戶人家。這時,西山日落,彤雲滿天,回首來時山路,蒼茫無際。

    正進退兩難,忽見樹林深處閃出一條人影。等這人走近了,才看清他的模樣。只見他一身粗布黑頭巾,黑短褂,黑褲衩,頭插一根野雞翎,腰插一把開山刀,腳踏一雙十耳草鞋。他肩上扛著一株枯乾的大松樹,走起路來虎虎生風。

    我讓在路邊,向他打聽我要去的那個瑤排。他兩道目光閃電一般在我臉上一掃,揚手朝前方一指,腳步如飛,轉眼間消失在濃重的暮靄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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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有一篇《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是毛澤東早年從事「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紀實文字。五十年代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北土改運動的某些真實面貌。還有作家丁玲寫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獲史達林文藝獎的小說,內容和藝術風格都跳不出《暴風驟雨》的格局。此外,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翻天覆地、生靈塗炭的土改災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海外某些早已脫離「共產體制」的知識人,偶爾提到當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動沿用當年的套話:甚麼「土地回家」,「農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記述的,僅限個人所見所聞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 陶鑄治粵,從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竄升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謂官運亨通,風光了得。不料三年後,即被打成「叛徒」、「保皇黨」,死於非命。
  • 鯉 湖 鎮 一 役

    一陣激烈的槍聲,震得寒星搖搖欲墜。

    鯉湖鎮周圍十幾里數十個村寨、近二十萬民眾,都從睡夢中驚醒,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膽子大一點的人,輕輕開門走出來,黑夜裡互相輕聲打聽,又都茫無頭緒。小北風颳得很緊,不明來歷的槍戰,一陣緊似一陣,似乎還夾雜著一兩聲沉悶的手榴彈爆炸聲,更平添幾多不安和恐懼。有的縮頭躡足,返身入屋,閉門不出。有的披上一件舊棉襖,摸索著走出村口,試圖辨別槍聲的方位,希望得到一點甚麼消息。

  • 我上小學的第一課,就是學唱國歌。老師把簡譜和歌詞用粉筆抄寫在黑板上,字體端正美觀,便有一種引吭高歌的慾望;老師拿教杖指著,逐字逐句地教,我和小同學們跟著逐字逐句地唱:「哆哆─咪咪─嗦嗦─咪唻─」,居然很快就朗朗上口,心裡一高興,課堂上高聲唱,下課獨自哼唱,放學回家路上,更是忘情高唱。不出一星期,在全校紀念週會上,我已能吞吐自如。加上我的童音比較清亮圓潤,贏得老師同學讚許的目光,心裡未免有些翹翹然。凡上音樂課,我特別起勁,特別投緣。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廣東揭陽,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錢坑鄉。高中肄業,即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宣隊,一九五一年於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本科畢業。先後在《工農兵》文藝半月刊、《廣東文藝》月刊、《珠江》文學月刊等雜誌社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一九八六年獲國家副編審職稱。工作之餘,喜歡讀書和寫作,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歌劇文學劇本及文學評論,著有長篇小說《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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