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廣東揭陽，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錢坑鄉。高中肄業，即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宣隊，一九五一年於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本科畢業。先後在《工農兵》文藝半月刊、《廣東文藝》月刊、《珠江》文學月刊等雜誌社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一九八六年獲國家副編審職稱。工作之餘，喜歡讀書和寫作，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歌劇文學劇本及文學評論，著有長篇小說《夜遁香港》。
一九九二年旅居美國，即為《現代人》報撰寫專欄『美遊心影錄』，後結集出版。又在海內外華文報刊經常發表作品。當美國成為作者生命中最後遊蕩放逐的樂園，尋找文字中的故國之夢，就是夕陽旅途上最快樂的追求。今年完成的兩個系列﹕《浮生瑣憶》和《荒誕歲月》，記述個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歷和遭遇，縮影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真實面貌。
12/16/03
從前看過廣東粵劇《拉郎配》，覺得很有點意思。戲的情節很簡單﹕皇上發下黃榜，限期挑選宮女，一下子天下大亂。民間有閨女的人家，都駭怕自己的閨女被官府挑中，送入深宮後院，永世不見爹娘，永世不見天日。於是，慌忙擇婿，或拉或搶，或騙或枴，急於把閨女嫁出去，或把女婿拉進來。一場笑料百出的人間喜劇，就這樣色彩繽紛的呈現在觀眾面前。
這齣戲反映了一個歷史真相﹕皇上的聖旨雖然只有極少的人能夠見到，但聖旨落實到民間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是如此多彩多姿，老百姓對聖旨的感受，刻骨銘心，遠遠超出各級官員，甚至朝廷大臣，也未必有老百姓那麼深刻的理解。
由此，或許可以推斷，人類的社會歷史，是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的。『治人』和『治於人』，就是史學研究的基本範疇。在這個意義上說，史學也可說是人學。研究『治人』的人，固然重要，研究『治於人』的人，更為重要。『治人』者畢竟是少數，他們制定的方針、路線、政策、法律，如果沒有『治於人』的眾多老百姓，哪怕是皇上的聖旨，也是一紙空文。僅僅因為有了老百姓，所有從上而下的法令的『受體』，生動活潑的歷史就形成了。
老百姓所處的歷史地位，往往是被動的。但老百姓所展現的生活，有血有淚，又往往成為史發展的主流。可惜，這個極其豐富的歷史主流，長期以來被忽視了。聖旨在形式上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皇上變成主席，聖旨也變成『紅頭文件』，有一個時期做『最高指示』。名稱改變了，受體依然沒有變，還是『吾土吾民』的老百姓。
就拿中國的人口大爆炸來說，歷來的說法是，『批了一個馬寅初，多了人口好幾億。』這是一種太過輕鬆的看法，有意無意傳達了官方向來『避重就輕』或是『故意掩蓋真相』的觀點。
毛澤東的確批判過當時的北大校長、著名社會學家馬寅初，說他的人口論是馬爾薩斯的資產階級人口論，馬寅初也『豁出老命』，公開應戰，捍衛自己的學術觀點。這一場小小的論戰，僅限於極小的範圍，在社會上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與『人口爆炸』沒有多大關係。
人口大爆炸的最主要原因，是農業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實行一種新的分配制度。這個新的分配制度，或可簡化為『七二一』分配制。以公社、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核算制為基礎，扣除公糧、餘糧、各項生產成本、各項派購任務，留足下年度必須的生產資料，剩下來的這部份生產果實，才是可分配的果實。
那麼，這可分配的部份，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按勞取酬』當然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但真要按這一原則實行分配，老人小孩和其他傷病殘不能勞動的人怎麼辦﹖總不能真的讓他們『不勞動不得食』吧。基於這些現實情況，一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案就在實踐中產生了。公社的『章程』規定﹕可分配部份，七成按人口平均分配，（用農民的話說，只要是一張活著的嘴，不論大小，都有一份相等的口糧）二成按勞動工分多少分配，一成按交繳農家肥多少分配。
政府制定如此重大的分配政策，關係到老百姓天字第一號大事，使大家都有飯吃，自然是十分聰明的。不過，作為分配政策的直接受體，農民也不愚蠢。其實道理很簡單﹕天天下地幹活，按勞動力等級記工分，年終分配，只能在『二成』裡獲得自己的勞動報酬，而多生一個小孩，就可以在『七成』裡，無償得到一份果實。兩者一比較，農民立即明白了，不管如何賣力勞動，實際收入都比在家生小孩少。於是，一種奇特的生活形態就出現了﹕白天下地一條蟲，晚上上床一條龍。
不到十年，中國農村人口暴增了一倍。
七十年代初，中央發現人口猛增已經成為無法承受的沉重包袱，於是，又採取斷然措施，在農村掀起一個『節育運動』，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辦實事的『計劃生育辦公室』，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統一很抓『結紮』（用農民的話說，就是閹人）。那種壯觀的場面，是古代皇宮閹割太監遠不能相匹的。凡是生過一名子女的男人，被集中送到縣的醫院，排著隊，高聲朗誦最高指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然後，一個挨一個進入手術室，醫生管閹割，護士管縫合，流水作業，十分鐘閹完一個，比農村傳統的閹豬閹雞還快。
三天後，問題來了。手術成功的，固然高興，手術失敗的，可就慘了。有的起不了床，有的邁不出門，喪失正常勞動能力不算，連對妻子應盡的人道也無能了。這一下支部書記的頭可大了，勞動力減少，農業生產受損失，那些守活寡的婦女，家庭收入和正常生活都嚴重受害。閹男人的政策，是古代皇帝閹太監歷史遺產的繼承和發揚，可惜在實踐中失敗了。官方的決策，又從閹男人轉為閹女人，凡是生育過一個孩子的婦女，不論懷孕與否，一律照閹。這一來，躲的躲，逃的逃，到處雞飛狗跳。
農民不論男女，口糧全掌握在黨支部書記手裡，給不給飯吃，全憑支部書記一句話，看你往哪裡躲，哪裡逃。抵死不就的，就派出民兵，一條繩子捆了，推上衛生院的手術台。許多婦女被閹了，都有被人強姦的羞辱感，痛不欲生。有個婦女生過一個女兒，再懷孕已經八個月，全家苦苦哀求都沒有用。民兵乘她丈夫不在家，把她捆了送入醫院。丈夫聞訊追到手術室，發現妻子人工流產大失血已經喪命，又見那打下來的胎兒是個男嬰，一氣之下，頭撞石柱，頃刻斃命。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計劃生育更升格為『國策』，新的口號是『一生只生一個孩子』。不論官民人等，凡『超生』的，幹部一律開除公職，老百姓一律重罰。強制墮胎和結紮，雙管齊下，毫不留情。墮胎採用新法，在孕婦臍下一寸處，用針注射２０CC奴佛雷爾液體（消毒藥），這地方正是胎兒頭部，胎兒受藥後會抽搐、躁動，產出。許多已經足月的胎兒，都用此法打掉。人們大罵『殺人』，『不人道』。上頭的政策以肚皮為界，肚皮外的是人，要讓嬰兒成長﹔肚皮內的要實行計劃生育，超生懷孕，一律打掉。許多鄉鎮基層幹部，又視『超生罰款』為一項新財路，又演出一幕幕『殺豬拆屋』的慘劇。許多人交不起罰款，就千方百計外逃，流竄在城郊一帶，拾荒或打散工度日，成為聞名於世的『超生游擊隊』。
即便如此，全國人口每年仍然淨增一千多萬，同時，新生人口男多女少，比例失調高達百分之二十左右。現在，『一孩化』出生的孩子，已到了結婚年齡，每百人中，就有二十人找不到老婆。如果引用《十日談》裡的故事，就是百萬『魔鬼』，找不到『地獄』。災難性的後果，已經逐步顯示出來。
由此可見，僅僅注重官方的紅頭文件，未必能夠揭示歷史的全部真相，只有把紅頭文件落實到民間所產生的種種影響，原原本本揭露出來，才有可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在這個意義上，提倡一種新的史學觀，很有必要。
歷史研究不僅是史學家的專業，同時也是大眾『業餘』可以從事的事業。因此，提倡大眾史學觀，開闢一條大眾都可以參予的史學研究之路，讓大眾明瞭自己走過來的歷史真相，讓大眾真正有知情權，非但不是一句空話，而且是實際的行動。
6/22/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