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瑣憶(1)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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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5日訊】 凌,原名林拔,祖籍廣東揭陽,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錢坑鄉。高中肄業,即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宣隊,一九五一年於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本科畢業。先後在《工農兵》文藝半月刊、《廣東文藝》月刊、《珠江》文學月刊等雜誌社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一九八六年獲國家副編審職稱。工作之餘,喜歡讀書和寫作,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歌劇文學劇本及文學評論,著有長篇小說《夜遁香港》。

一九九二年旅居美國,即為《現代人》報撰寫專欄『美遊心影錄』,後結集出版。又在海內外華文報刊經常發表作品。當美國成為作者生命中最後遊蕩放逐的樂園,尋找文字中的故國之夢,就是夕陽旅途上最快樂的追求。今年完成的兩個系列﹕《浮生瑣憶》和《荒誕歲月》,記述個人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歷和遭遇,縮影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真實面貌。

12/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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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拉郎配》的一點啟示 (代序)

——我 的 大 眾 史 學 觀

從前看過廣東粵劇《拉郎配》,覺得很有點意思。戲的情節很簡單﹕皇上發下黃榜,限期挑選宮女,一下子天下大亂。民間有閨女的人家,都駭怕自己的閨女被官府挑中,送入深宮後院,永世不見爹娘,永世不見天日。於是,慌忙擇婿,或拉或搶,或騙或枴,急於把閨女嫁出去,或把女婿拉進來。一場笑料百出的人間喜劇,就這樣色彩繽紛的呈現在觀眾面前。

這齣戲反映了一個歷史真相﹕皇上的聖旨雖然只有極少的人能夠見到,但聖旨落實到民間所呈現出來的生活,是如此多彩多姿,老百姓對聖旨的感受,刻骨銘心,遠遠超出各級官員,甚至朝廷大臣,也未必有老百姓那麼深刻的理解。
  
由此,或許可以推斷,人類的社會歷史,是由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的。『治人』和『治於人』,就是史學研究的基本範疇。在這個意義上說,史學也可說是人學。研究『治人』的人,固然重要,研究『治於人』的人,更為重要。『治人』者畢竟是少數,他們制定的方針、路線、政策、法律,如果沒有『治於人』的眾多老百姓,哪怕是皇上的聖旨,也是一紙空文。僅僅因為有了老百姓,所有從上而下的法令的『受體』,生動活潑的歷史就形成了。
  
老百姓所處的歷史地位,往往是被動的。但老百姓所展現的生活,有血有淚,又往往成為史發展的主流。可惜,這個極其豐富的歷史主流,長期以來被忽視了。聖旨在形式上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皇上變成主席,聖旨也變成『紅頭文件』,有一個時期做『最高指示』。名稱改變了,受體依然沒有變,還是『吾土吾民』的老百姓。
  
就拿中國的人口大爆炸來說,歷來的說法是,『批了一個馬寅初,多了人口好幾億。』這是一種太過輕鬆的看法,有意無意傳達了官方向來『避重就輕』或是『故意掩蓋真相』的觀點。
  
毛澤東的確批判過當時的北大校長、著名社會學家馬寅初,說他的人口論是馬爾薩斯的資產階級人口論,馬寅初也『豁出老命』,公開應戰,捍衛自己的學術觀點。這一場小小的論戰,僅限於極小的範圍,在社會上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與『人口爆炸』沒有多大關係。
  
人口大爆炸的最主要原因,是農業集體化、尤其是公社化實行一種新的分配制度。這個新的分配制度,或可簡化為『七二一』分配制。以公社、大隊、生產小隊三級核算制為基礎,扣除公糧、餘糧、各項生產成本、各項派購任務,留足下年度必須的生產資料,剩下來的這部份生產果實,才是可分配的果實。
  
那麼,這可分配的部份,又是如何分配的呢﹖『按勞取酬』當然是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但真要按這一原則實行分配,老人小孩和其他傷病殘不能勞動的人怎麼辦﹖總不能真的讓他們『不勞動不得食』吧。基於這些現實情況,一個『平均主義』的分配方案就在實踐中產生了。公社的『章程』規定﹕可分配部份,七成按人口平均分配,(用農民的話說,只要是一張活著的嘴,不論大小,都有一份相等的口糧)二成按勞動工分多少分配,一成按交繳農家肥多少分配。

政府制定如此重大的分配政策,關係到老百姓天字第一號大事,使大家都有飯吃,自然是十分聰明的。不過,作為分配政策的直接受體,農民也不愚蠢。其實道理很簡單﹕天天下地幹活,按勞動力等級記工分,年終分配,只能在『二成』裡獲得自己的勞動報酬,而多生一個小孩,就可以在『七成』裡,無償得到一份果實。兩者一比較,農民立即明白了,不管如何賣力勞動,實際收入都比在家生小孩少。於是,一種奇特的生活形態就出現了﹕白天下地一條蟲,晚上上床一條龍。

不到十年,中國農村人口暴增了一倍。

七十年代初,中央發現人口猛增已經成為無法承受的沉重包袱,於是,又採取斷然措施,在農村掀起一個『節育運動』,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了辦實事的『計劃生育辦公室』,主要的工作任務,就是統一很抓『結紮』(用農民的話說,就是閹人)。那種壯觀的場面,是古代皇宮閹割太監遠不能相匹的。凡是生過一名子女的男人,被集中送到縣的醫院,排著隊,高聲朗誦最高指示﹕『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然後,一個挨一個進入手術室,醫生管閹割,護士管縫合,流水作業,十分鐘閹完一個,比農村傳統的閹豬閹雞還快。
  
三天後,問題來了。手術成功的,固然高興,手術失敗的,可就慘了。有的起不了床,有的邁不出門,喪失正常勞動能力不算,連對妻子應盡的人道也無能了。這一下支部書記的頭可大了,勞動力減少,農業生產受損失,那些守活寡的婦女,家庭收入和正常生活都嚴重受害。閹男人的政策,是古代皇帝閹太監歷史遺產的繼承和發揚,可惜在實踐中失敗了。官方的決策,又從閹男人轉為閹女人,凡是生育過一個孩子的婦女,不論懷孕與否,一律照閹。這一來,躲的躲,逃的逃,到處雞飛狗跳。
  
農民不論男女,口糧全掌握在黨支部書記手裡,給不給飯吃,全憑支部書記一句話,看你往哪裡躲,哪裡逃。抵死不就的,就派出民兵,一條繩子捆了,推上衛生院的手術台。許多婦女被閹了,都有被人強姦的羞辱感,痛不欲生。有個婦女生過一個女兒,再懷孕已經八個月,全家苦苦哀求都沒有用。民兵乘她丈夫不在家,把她捆了送入醫院。丈夫聞訊追到手術室,發現妻子人工流產大失血已經喪命,又見那打下來的胎兒是個男嬰,一氣之下,頭撞石柱,頃刻斃命。
  
到了八十年代,改革開放,計劃生育更升格為『國策』,新的口號是『一生只生一個孩子』。不論官民人等,凡『超生』的,幹部一律開除公職,老百姓一律重罰。強制墮胎和結紮,雙管齊下,毫不留情。墮胎採用新法,在孕婦臍下一寸處,用針注射20CC奴佛雷爾液體(消毒藥),這地方正是胎兒頭部,胎兒受藥後會抽搐、躁動,產出。許多已經足月的胎兒,都用此法打掉。人們大罵『殺人』,『不人道』。上頭的政策以肚皮為界,肚皮外的是人,要讓嬰兒成長﹔肚皮內的要實行計劃生育,超生懷孕,一律打掉。許多鄉鎮基層幹部,又視『超生罰款』為一項新財路,又演出一幕幕『殺豬拆屋』的慘劇。許多人交不起罰款,就千方百計外逃,流竄在城郊一帶,拾荒或打散工度日,成為聞名於世的『超生游擊隊』。
  
即便如此,全國人口每年仍然淨增一千多萬,同時,新生人口男多女少,比例失調高達百分之二十左右。現在,『一孩化』出生的孩子,已到了結婚年齡,每百人中,就有二十人找不到老婆。如果引用《十日談》裡的故事,就是百萬『魔鬼』,找不到『地獄』。災難性的後果,已經逐步顯示出來。
  
由此可見,僅僅注重官方的紅頭文件,未必能夠揭示歷史的全部真相,只有把紅頭文件落實到民間所產生的種種影響,原原本本揭露出來,才有可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在這個意義上,提倡一種新的史學觀,很有必要。
  
歷史研究不僅是史學家的專業,同時也是大眾『業餘』可以從事的事業。因此,提倡大眾史學觀,開闢一條大眾都可以參予的史學研究之路,讓大眾明瞭自己走過來的歷史真相,讓大眾真正有知情權,非但不是一句空話,而且是實際的行動。

6/22/03(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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