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7日訊】12月初，中共突然大規模調整地方諸侯職務。多維新聞社以醒目標題在其新聞追擊中赫然點評：「胡錦濤主導人事大調整，李克強居中共第五代領跑位置！」一時間，我思緒萬千！但不是因為胡錦濤，而是因為北大舊交李克強。
李克強之所以引起我比胡錦濤還強烈的感慨，不是他在中共官場中的位置與前途。即使他目前的位置被媒體想像誇大後，也不過是「領跑第五代」。賽程漫漫，誰知道最後誰在終點是第一？而且，官場中的領跑者往往是眾矢之的，很可能都跑不完全程就栽倒或出局。胡耀邦和趙紫陽幾乎是定論的接班人，尚且在最後一程出局，胡啟立和王兆國明確是領跑，也在狂風大雨中栽倒。比較他們，李克強目前沒有任何優勢可以說前途明朗樂觀。
此刻，我心中的政治地圖，不是中共官場風雲圖，而是這則新聞使我想起一批北大舊友的政治選擇和他們的政治命運以及他們的政治命運所代表的國家政治演進格局，並由此激起我對於中國政治前途的一番思考。
我心中的政治地圖是中國各種力量衝突及其決定的中國政治發展的前景空間。
25年前未名湖畔的一代風流學子
二十七年前，中國發生了一件深刻改變中國政治、學術和人文生態環境及千百萬人命運的大事，鄧小平鼎力恢復被文革中斷的大學教育，並決定通過公開、平等、規範的考試，面向社會招收學生，擇優錄取。其實，這並不僅僅像一般人所認為那樣是為重新振興中國科技文化事業；這項舉措還有其政治目的，這就是為培養一代比「四人幫」還年輕的政治接班人，徹底堵死「四人幫」期待以年齡優勢再度捲土重來的可能。因為王洪文曾經說，拼年齡就可以將這幫老東西打敗。
1978年3月和10月，先後兩批新生進入大學。人們預期，中國未來的命運將有一代人到數代人的時間被這些天之驕子主導；他們之中，將不僅產生復興中國的科學家、文學家、哲學家、教育家和藝術家，而且會產生開創新時代的政治領袖。而北京大學，很快就成為全國期待最集中的中心之一。
其時，北京大學的兩屆新生也是這樣自我期許和自我定位的。初入校門，他們還抓緊時間刻苦學習，力爭奪回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然而，當思想解放運動深化發展、民主牆運動驟然興起、以及中國政界圍繞總結文革教訓和改革開放開始大爭論時，「天之驕子」們坐不住了。北京大學，重振「五四」時期雄風，在20世紀80年代再度成為中國政治的新潮流中心，為世界所關注。
今天，回頭看當時的學子們的精神氣度和思想傾向，很容易指責他們驕狂浮躁和自命不凡！但這種指責並既不公平，也不正確。
當時的學子，與歷史上任何一代校園學子不同，是剛剛經歷過中國苦難歲月的一代人；他們曾在極封閉的環境中接受過標準的共產黨革命的宣傳教育並對其深信不疑；他們也曾極度狂熱地追隨領袖投身政治運動，然後經歷其理想破滅過程；他們還曾與中國各層人民一道歷盡天災人禍和身心折磨，許多人被踐踏在社會最底層。70年代中期的「四五運動」表明，他們已經不再迷信毛澤東的革命，而是精神和思想獨立地探尋新的中國道路。
未名湖畔的這批新學子追求思想、學識、生活和社會實踐的統一。他們不僅繼續保持憂國憂民的情懷，而且試圖追續前輩中國知識份子的心胸境界和融彙當代世界知識份子的人文精神。他們以自己親身經歷的苦難經驗和心路歷程，參悟世事人生的規律和道理；在此基礎上再以更新的知識結構和公開、自由和開放的討論爭辯，重建對於個人發展和國家進步的想法和思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燕園洋溢著明快健康、自由多樣、刻苦奮進和開放恢弘的進取精神和思想活力。北大新學子在發展獨特的校園文化基礎上，很快就對國家大事和各方面的建設事業發出振聾發聵的聲音，並因此使北大在共產黨革命改造後三十年後，再次成為中國政治思想意見激湯中心和影響中國政局的政治事件重要發源地。人們普遍認為，80年代初的北大，已經恢復了蔡元培先生開創的思想和學術風氣和其後幾代北大人通過思想學術活動和政治活動在民國初年的中國政壇中建立起的獨一無二的北大形像！
那時，人們合理地期待，新一代北大學子將為中國的進步提供新的思想和政治帶頭人！然而，歷史變化很少是直通快車。20年過去了，儘管北大對中國進步的各方面做出了一流的貢獻，但並沒有如人們預期那樣輝煌地影響中國政治發展。不過，北大那批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確是與中國一道經歷挫折和艱辛；在困頓艱厄之中，當年的北大人並沒有放棄，仍然為自己的理想苦鬥和奮進。如同他們的先輩，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在這殘酷的命運中才顯現得淋漓盡致。
中國政治光譜中的北大風雲人物之一：胡平
經歷了那個激動人心的歲月和事件的所有北大人都知道，北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之交的亮麗時光及其給人們的影響和期待，不是自然或必然的結果，而是一批北大新學子的創造性活動。當年在思想和政治領域，多數北大人認同的領軍人物是胡平。
胡平是文革後北大第一批哲學系研究生。目睹政治迫害和荒唐現實，加上勤於讀書和思考，他在文革中期就已經形成關於自由主義的思想觀念。他從四川到北京時，恰逢民主牆興起，中國正在探索毛澤東以後的發展路向。溫和毛派凡是派力圖維持毛澤東的政治遺產和形像；實踐派則與之鬥爭，試圖以實踐作為標準核對總和糾正毛澤東的政治錯誤。而實踐派內部，有一些元老主張回到史達林模式或被文革打斷的17年，他們被人們稱為還原派。而鄧小平等則認為國內外條件的變化和已有的經驗教訓都使得共產黨必須改革開放；這是改革派。但是，圍繞改什麼和怎樣改，鄧小平劃出四項基本原則的底線將改革限於經濟領域；而一批在文革中覺醒的年輕人則提出全面改革中國，包括政治改革。1978年10月天安門事件平反的直接後果是民主牆運動興起。最初，黨內實踐派聯合獨立的年輕人在民主牆上共同打擊凡是派，但當凡是派被解除最重要的政治職務後，還原派就開始將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輕人視為頭號敵人。鄧小平則還在猶豫徘徊。民主牆的年輕人則以民刊鼓動民主改革。
1978年和79年民主牆高潮時的燕園學子，尚沒有捲入國家政治的漩渦中心。多數學子正在如饑似渴地讀書，力爭補回被文革耽誤的時間。但胡平則敏銳地感覺到中國正在重大轉折關頭。他為此與民刊《沃土》聯繫，並在人才濟濟的《沃土》編輯部中立即贏得同仁的尊敬，被推舉為副主編。他寫下《論言論自由》一文，不僅指明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而且奠定他在中國民主運動和思想史上的地位。
1980年民主牆轉趨低潮，但燕園學子的政治熱情急劇升溫。胡平與北大其他捲入民主牆的學子一道，試圖將民運重心轉入北大並將北大變為推動中國政治進步的中心。1980年底的區縣人民代表選舉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最初，《北京之春》和《沃土》聯合策劃在北大開展競選活動，由我作為候選人，胡平是我的政治顧問。競選開始後三天，胡平告訴我，我們可以一起競選，將兩個席位都拿下來（最後結果確實是他第一，我第二）。胡平在競選中修改發表《論言論自由》並為此演講答辯。他的話題引起激烈討論，一舉將北大競選活動推向一個高峰；袁紅冰認為，這是北大競選的思想高峰。胡平也因此被北大人視為政治思想的代表。
由於參與民主牆和競選活動，胡平曾差點被整肅，也長時間沒有工作。但是，他的《論言論自由》被華中創刊的《青年論壇》正式公開發表，這一命題及其他本人再度為中國思想和政治界所關注，並獲得全國範圍的影響。
1987年，胡平被美國哈佛大學政府系錄取為博士研究生。此刻，恰逢青年學子再度衝擊中國政壇呼籲中國政治改革，胡耀邦因此失去職務。胡平毅然離開哈佛，擔任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的主席。90年代以來，又先後擔任《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的主編和主筆。一直是民運和思想界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論家和重要的活動組織者。
北大風雲舊友點評之二：張煒
對於北大人來說，北大的魅力不僅在於能提供各種學科知識，而且在每一領域都有不同的傾向碰撞激湯，從而形成不同流派。這種不同學科與不同流派相互交流，彙成北大最動人心魄的人文景觀。就政治領域而言，當時的北大自由民主主義代表是胡平，但另一方面的代表還不是現在「領跑第五代」的李克強，而是當時的學生會主席張煒。與胡平一樣，我認為，張煒將來會是我們這一代北大人的驕傲。
中國政治光譜中的北大風雲人物之二：張煒
雖然在80年代初期張煒是北大政治光譜中與胡平不同的另一端的代表，但他決不是思想和政治保守或沒有主見地追隨官方潮流的學生幹部。這方面至今還有人對他有一些誤解。
我與張煒相識於78年底我剛進校時。當時他是北大團委委員和學生會主要幹部。我與他一道經歷了北大最具爭議的幾件大事。與胡平一樣，我一直處於爭議的核心。而張煒，雖然常常被外界看作與我們不同，其實始終與我們心心相印。80年代的北大自由民主的校風，與張煒作為學生會主席的努力分不開。初進校門，我們都意識到，北大的優勢是多學科，未來的人才應當具有跨學科的知識和思路。張煒推動學生會舉辦大量的講座和活動，創造出獨特的北大校園文化。他還發起一個跨學科沙龍，有李克強、李少民、汪康懋、周青和我參加。1979年，張煒接替袁純清擔任學生會主席後，立即開始校園民主試驗。他與生物系李林和我一道商議建立了北大的學生議會常代會，監督和制約學生會。常代會由每個系的每一年級推選一名代表參加，討論和決定與學生有關的大事。1980年底競選展開，北大被中共黨內保守派盯住，我們也因此有風險。此時，張煒挺身而出，參加競選。至今許多人誤認為他是校方派出的官方候選人。其實，他是獨立候選人，而且是不顧校方勸阻參選的。他最後說服學校領導，支援競選。部分由於他的努力，北大競選成為北大人的共識。後來，當中共黨內要求查處北大競選的風聲很緊時，張煒並不明哲保身，而是抓住一切機會，對所有他能見到的領導人，力陳己見，維護北大和競選，並寫信給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
畢業後，張煒到天津市工作，很快就成為中國政壇年輕的政治新星。他擔任天津市團委書記和天津開發區主任期間，銳意改革，成績突出，得到各界好評。鄧小平在聽取他的工作彙報和反映問題後，也對他有好評。不過，即使繁雜事務纏身，張煒仍然不忘思想和政治。1986年，公安部直接佈置湖北省公安廳和武漢市公安局將我從武漢逼回北京。但張煒不避嫌疑，請我去天津開發區給各級幹部講課，講政治，講思想，講改革，講民主自由。1989年六四鎮壓後，我離京避難，公安系統曾一度懷疑張煒藏匿我，幾次向他調查。
如果沒有1989年的鎮壓，或者如果張煒在鎮壓發生後沒有憤然辭職，那麼張煒很可能是今天中國政壇官場的領跑官員。但是，也正是1989年他所作的政治選擇，使他在一段傳奇經歷中表現出卓越的人格魅力。
當1989年屠殺發生時，他驅車來到北京找到他大學同窗好友吳稼祥，一道致信中央，表示抗議。張煒在失去職務後，又遭家庭變故。1993年，他帶著患白血病的幼子來到哈佛大學。他沒有任何遲疑將幾乎所有美元交了學費，在暑期班惡補英語。隨即進入公共管理碩士專業攻讀學位。他一方面要讀書，另一方面要帶孩子並給孩子治病。一年後，他以優異成績畢業，被英國牛津大學錄取為博士生，同時他將孩子的絕症也治好了。在牛津大學，他的勤奮和人品贏得了廣泛的尊敬。90年代中央電視台曾派攝制組去牛津大學拍攝中國學子的故事。當攝制組成員聽到張煒的故事，都不禁潸然淚下，堅持寧願片子通不過審查，也要拍下張煒的鏡頭。張煒在牛津畢業後，被康橋大學錄用，被任命為康橋大學中國經濟中心主任。即便不考慮張煒過去的經歷，單是這北大學士、哈佛碩士和牛津的博士，中美英三國最好的大學的學位，張煒就是一個人物。
今天，張煒正在以其所學探討中國目前存在的問題和出路。他的自由民主理念更堅定。兩年前，我去英國見到他，我們自始至終一直討論的問題是，腐敗、不公和道德淪喪的發展中的中國，究竟應當怎樣理解和解決問題。
北大風雲舊友點評之三：李克強
讀過胡平和張煒的故事經歷，再看看李克強「領跑中共第五代」的新聞，讀者可能以為李克強與他們有什麼本質不同，現在才站在完全不同的政治陣營中。其實，這至少不符合燕園讀書時的李克強的形像。當年，李克強是校園中一位思想活躍、言辭犀利的學子。
中國政治光譜中的北大風雲人物之三：李克強
我與李克強相識在常代會上。他是法律系77級的代表。在文科學生中，李克強發言較多，而且見解尖銳深刻。因此，在第一任常代會主席李林任滿離職時，我推薦李克強擔任主席並且很容易獲得通過。
我印象中，李克強的專業學習也有獨到見地。他曾經提交一份論文，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獲得龔祥瑞先生的注意和好評。在我們的跨學科小組討論中，他也常常妙語連珠，靈感如湧泉。
1980年底北大競選時，李克強正在外地實習。但後來他與幾乎所有的北大學子一樣，維護北大競選。1982年畢業後，李克強留校，擔任團委書記。他開始作為北大的主要學生工作幹部參加校外活動。那時，他保持北大學子的理想主義和獨立精神，經常在一些場合對一些議題，發表尖銳意見，由此招致其他領域的團幹部的廣泛不滿。在同年北京市共青團七大上選舉共青團全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時，北大團委書記李克強居然落選。不過，那時的李克強似乎並不介意這些宦途得失。由於中組部副部長王照華的點將干預，李克強仍然列席團十一大，並且被選入團中央常委。至此，李克強進入中共接班快車道。但也因此，他失去出國留學的機會。
其後，我與克強在兩條不同道路上奮鬥，來往不多。但時常聽到他的消息。他像北大時期一樣，仍然看重思想和學識，在職攻讀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他曾在80年代作為團中央負責高校口的幹部處理過幾次學潮，其風格也像當年北大一樣，控制學潮，但不搞政治迫害。1989年5月學生絕食開始，閻明複先生在統戰部抱病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時，我與克強相逢，匆匆幾句話交換看法，感到他比北大時期少了些獨立清高的風骨，多了些人情世故的穩健；然而，思想依然敏銳，心胸也依然開放。
再後來，我坐牢和流放出國，更沒有機會與克強相遇。那年河南一場大火，多維新聞社報導，省長李克強為此請辭。我忍不住對記者發了些感慨，就官場責權不相對應的不合理問題作了些評論。儘管我認為，中共官場問題使得李克強無法對許多問題承擔直接責任，但我還是納悶，李克強是如何在這樣的官場中隱忍做官的？雖然我只回過半個月老家，可按中國的規矩，我還是河南人。那裡不僅有許多天災人禍，而且有世界聞名的艾滋病和假冒偽劣產品醜聞。有時我也想，李克強到底對此應當承擔多大責任和什麼責任？
我想起李克強當年在北大對我說過的一番話，大意是，他很看重北大人的精神境界和風骨；如果他有朝一日當官，有什麼違背天理良心的過失，他歡迎包括我在內的北大校友對他批評甚至討伐，就像當年在北大常代會審議學生會工作那樣。那時，我覺得這是毋需多言的贅言，這是我們志同道合的燕園校友之間的天經地義的道義責任，也是北大人對祖國的道義責任。但是，今天，我想中國政治經歷過如此滄桑巨變、而克強居然可以在如此腐敗的官場中存活並居然到領跑第五代領導的地位，我們還能對此有往昔的共識嗎？我不是不相信李克強，而是不相信中國的政治與制度！
見仁見智：國運、校運與個人命運
25年後的今天，回首當年風雲校友走過的道路，感慨萬千。今天的現實，與過去的期待完全不同。當年，北大人認為會對中國有重要貢獻的政治思想的領軍人物胡平，不僅沒有如願為中國瀟灑輝煌地貢獻才智，反而處於比當年燕園時還要艱辛的奮鬥之中。當年，北大人公認的會在改革中有一番大作為的張煒，在大的歷史關頭，以北大人一向自豪堅守的道義勇氣良知與執政者毅然決裂，雖然其後的不同凡響的傳奇成就再次證明他的出色，但只能在海外一流學府中教書，無法為自己的祖國工作。而當年，具有北大人尊崇的開放精神、獨立思想和犀利言辭的李克強，卻在中國的風雲變換的政壇和腐敗墮落的官場站住了腳，並「領跑」第五代接班人。
胡平、張煒和李克強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一批北大人的道路的縮影。1989年後，不僅當年的北大人的思想和路徑發生了分化，而且北大也遭致嚴重打擊和改造。嚴厲的政治迫害和控制以及商業大潮使得北大也已經失去當年的北大人所推崇的精神氛圍和思想風尚；很難說，北大還是那個當年的北大人為之驕傲的可以終生吸取思想、道義和勇氣的精神故鄉。不僅胡平、張煒和李克強不能再在小禮堂面對北大校友自由辯論中國的問題和前途，而且當年的同窗袁紅冰和朱蘇力也不能在同一課堂上向學子辯論學術問題。儘管還有胡石根、楊子立、余傑和焦國標，但他們不是北大的目前精神潮流，而是鳳毛麟角。
實際上，導致北大人的個人命運悲劇和北大的墮落的是國運的轉折退步。北大不過首當其沖受摧殘，並成為縮影代表。80年代的北大復興，是中國在經歷了毛時代最殘酷災難和荒唐的歲月後，國人就中國的前途有了共識：中國不僅要有經濟發展和現代化，而且要有自由民主制度和獨立高貴的精神。北大由此領軍中國這一思想政治潮流時，北大人煥發出可與民國初年北大交相輝映的精神光芒。然而，當鄧小平決心以鐵血意志和手段堅決扼殺中國的這一發展前景時，中國走上了腐敗、不公和道德墮落的發展模式。堅守北大理想和精神的北大人陷入空前的艱難困苦中，庸俗或世故的精神風尚和圓滑或機巧的思想心態成為生存和發展的條件。
我知道，儘管多數北大人留戀和推崇當年的自由校風和思想氛圍，但不是所有的北大人都同意如此評估後來的事態演變，更不同意我對北大人分化的道路的解讀和褒貶評議。其實，我至今相信多數北大人；我還認為，走上某條道路與其精神高貴和思想純正並沒有必然聯繫。畢竟，世事複雜，廟寺之中會有花心和尚，江湖之上也有菩薩心腸。走什麼道路堅守精神和推動進步，是個人的基於心智的選擇；旁人很難猜透。而且，對每種道路的評議多是見仁見智的爭論。但是，我仍然認為，放下具體個人的道德處境和選擇妥當性不談，我們仍可以由個人命運和北大校運的興衰討論國家選擇的合理性。不論我們如何可以為某個人的具體選擇辯解，我們不能否認的是，鄧小平的治國方略和行為製造出的國家的形勢，是不利於高尚的精神風尚和健康的思想潮流存續和發展的，而這會導致中國的墮落，並最終導致停滯和災難。
結束語：兌現諾言
由於國運的衰敗，當年的北大校風衰敗了；北大人也經歷了痛苦的希望破滅的心路歷程，並且在現實政治選擇中發生了分化。然而，正如當年的北大的風采不是命定必然出現、而是北大人創造的，個人命運、校運、乃至國運，也不會是客觀注定不可變化的。北大人可以通過堅守認同和努力，存續北大的精神和思想傳統，重新恢復北大為北大人可以託付夢想和希望，可以從中吸取道德、知識和勇氣的源泉、以及可以為之自豪驕傲的精神故鄉。如同北大人在20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做過的那樣，我們在重建了北大這一精神家園後，可以由此再出發，推動中國的變化。
感謝新的資訊技術為我們今天實現這一願望提供了足夠的技術手段和交流平台。我想從現在起，北大人應當建立一個網路虛擬但精神真實的北大人共同體：真北大，或VIRTUAL BEIJING UNIVERSITY.這裡，認同北大傳統榮譽、精神和思想的北大人可以崇敬地追思舊日校友的風采，可以自由交流政治意見和思想觀點，可以志願開展和組合各種活動提升參與者或北大或中國的精神境界和推動其進步！
這不僅是當年我們的夢想，也是當年我們在未名湖畔的博雅塔邊被北大高貴灑脫自由奔放的精神風氣滋潤青春心靈時，發自內心深處的莊重承諾，是出自感恩和敬意對自己、對北大、和對中國的承諾！
——轉自《北京之春》05年2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