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8日訊】陶鑄治粵，從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竄升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謂官運亨通，風光了得。不料三年後，即被打成「叛徒」、「保皇黨」，死於非命。
中共建政後治粵， 不乏中央級大人物，最早有葉劍英，後來有習仲勳、楊尚昆，但治粵時間最長，黨內外政績最顯著的，當推陶鑄。
挾霸氣而長粵
一九五0年夏，粵東區黨委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就如何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爭論。一方堅持「潮汕是著名僑鄉」，必須制定具體政策，以適當照顧本地區這一特殊情況。另一方堅持「天下烏鴉一般黑」，強調「特殊」，必然模糊階級路線，保護地主，損害貧僱農的利益。爭論沒有結果，提升到上級黨委。
不料，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也有相同的爭議。廣東﹝甚至兩廣﹞的土改應如何進行，一時成為具有全局性影響的大問題。中共中央派出一個調查小組，仔細聽取各方的申辯。問題是粵東區黨委提出來，雙方的爭辯尤為激烈，拍桌子摔凳子的，斷章取義、挖老底的，差一點沒演出動武抓人的鬧劇。最後，中央做了結論：「特殊派」堅持地主富農路線，犯了嚴重的右傾路線錯誤。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犯錯的主要負責人開除黨籍，發配海南島軍墾農場勞動改造。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也做出人事調動，第一書記葉劍英調中央軍委，書記方方調中央僑務委員會主任。同時，中央任命陶鑄為華南分局第一書記。
陶鑄當時是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他走馬上任，立即提出一個口號：「依靠大軍搞土改！」三年解放戰爭，消滅了蔣介石反動派八百萬軍隊，解放大軍所向披靡。如今，又「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定能夠「打敗美帝野心狼」！所以，口號一提出來，黨內黨外，國內國外，自然產生一種無比的威嚇作用。
當時我還不知道陶鑄是誰，但聞解放軍威名，如雷貫耳。一九五一年四月，我被調往南方大學二部學習土改政策。第一天開會，先由華南分局宣傳部長蕭向榮做大報告，我第一次聽到「陶鑄」這個名字，也第一次聽到「依靠大軍搞土改」這個新口號。蕭向榮是一位軍人，站在講台上一講三小時，上千人的會場，鴉雀無聲。
宣佈班、組名單，我才知道自己是一個學習組的副組長。我們這個學習組有二十來人，一半是高等院校的師生，另一半是解放軍，其中最高職務是連長，最低職務是班長。組長是一位姓鄧的連長，披一件破舊軍棉襖，斜掛著一支駁殼槍。
鄧組長第一次主持學習會，是各人自報家門。鄧組長首先自報：四川人，出身僱農，參軍後從東北打到廣東，現任連長。「僱農」證明苦大仇深，「連長」說明身經百戰，憑這兩點就足以令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感到自卑。大家自報完畢，鄧組長當眾宣佈：從現在起，由副組長負責主持學習。我好像被黃蜂螫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站起來，連連搖頭：「不──不敢。」
鄧組長也站了起來，瞪著我說：「你先坐下。我告訴你，我是共產黨員，你是青年團員，我是組長，你是副組長，我是僱農，你是大學生，不管怎說，你都得服從我。」
秀才遇著兵，有理無理都說不清。我硬著頭皮主持學習，解放軍組員個個熱烈發言，一套一套的新名詞，「清匪反霸」、「階級仇民族恨」、「地主惡霸」、「蔣匪幫」、「美帝國主義」、「和平土改」、「右傾主義」、「堅決鬥爭」、「無情打擊」，最後總是鄧組長三言兩語就結束學習會。我的同學私下取笑我：「你像生爐子用的刨花，開個頭完事。」
有一天上午，閱讀學習資料。大家圍坐在一張長方形木桌子，鄧組長就坐在我的正對面。和往常有些不同，解放軍組員不像往日那麼情緒昂揚，只有少數人閱讀，有的還唸唸有詞，斷斷續續，十分困難。多數人顯得有些煩躁不安，有的不停抽煙，有的大聲咳嗽、打哈欠，鄧組長更是肆無忌憚，抽出他那把駁殼槍，擺在桌子上，一邊拆卸一邊擦。
我是學習主持人，公然在我面前擦槍，別說走火，起碼對我不尊重，影響全組學習，也是很不應該的。我無法再忍受下去，就向鄧組長擺擺手，小聲地說：「大家都在閱讀文件，你快收起來吧！」
「快完了，快完了。」他連忙收拾槍械組件，最後裝上彈匣。
砰！突如其來的一聲槍響，大家都嚇了一跳。我立即站起來，活動一下胸部，沒有感覺不妥。緊挨著我右手邊座位的一位李姓同學，也跟著我站了起來，全身搖搖晃晃。
我轉過頭一看，李同學兩眼發直，左胸冒出一片鮮血，不禁驚叫一聲：「流血！」
聽到我的叫聲，李同學低頭看了一眼，就昏迷不醒。我連忙抱住李同學，大聲叫起來：「快！送醫院！」
令我不解的是，直到送走李同學，身經百戰的解放軍英雄鄧連長，臉無血色，呆若木雞。後來聽說，鄧連長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這次擦槍走火，雖傷人並未殞命，罰關禁閉之後，就解甲歸田去了。
廣東的土改工作團，按建制負責一個縣的土改運動。團長兼任縣委書記，第一把手，通由解放軍的團級幹部擔任。土改團下設土改隊，每隊包乾一個鄉。隊長由解放軍連級幹部擔任。土改最後一個階段，是建設新政權。所以，縣、區、鄉三級黨委和政府的第一把手，全部是軍人。團上面設地區土改委員會，主任兼同級黨委書記，由一名師級幹部擔任。省一級的土委會，大權當然在陶鑄手裡。
土改運動結束，新政權正式建立起來，全省一百多個縣，一千多個區、鄉，以及主要部門的第一把手，都是由四野調出來的軍隊幹部。至此，人們似乎才認識到，陶鑄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的真正意義。
消滅所有烏鴉
「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地主一樣毒。」烏鴉是不吉利的，把地主與烏鴉相提並論，更把烏鴉的「黑」，形同地主的「毒和罪」，的確深入淺出，打動貧窮農民的心。
我參加過一次土改工作隊，並擔任副隊長，還參加過一次土改復查，負責區法庭的工作。可以說，經歷了廣東三年土改運動的全過程。「烏鴉黑，地主毒」的概念，灌輸到我的思想，並成為我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後來我想，如果我丟棄這一標準，絕不可能通過陶鑄設下的這個「土改關」，那麼，我會是另一種不堪設想的命運。
陶鑄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留著小平頭，穿一套略嫌肥大的舊軍服，永遠無法改變的是他一口湖南腔。在中山紀念堂聽他做大報告，非常吃力，幾千名聽眾，不得不交頭接耳，會場常有一陣嗡嗡聲。陶鑄也有幽默，他說：「不要說你們是我的下級，就是見到毛主席，我還是這副腔調。聽不懂怎辦？硬著頭皮聽下去就是了。」他也採取一些變通，某一些他認為重要的，就臨時叫秘書翻譯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說到「階級路線」。他重複好幾遍「堅決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有步驟、有計劃地消滅地主階級。」然後再叫秘書逐句翻譯。
隨著土改運動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感覺到「階級路線」的恐懼。
按照陶鑄的說法，全省的幹部群眾，都要過「土改關」，無一例外。解放戰爭期間，你如果堅決站在共產黨解放軍一邊，那怕只是口頭上表示擁護支持，你就算過了「解放戰爭關」。如果站在“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一邊，就要把你打倒，過不了「關」。現在過「土改關」，就看你是否擁護「階級路線」。所以，歷次「整頓階級隊伍」，都要查家庭出身、階級成份、社會關係、是否參加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立場是否堅定、思想作風是否正派、勞動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勞任怨，等等。
有一位土改隊副隊長，姓黃，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授，解放前加入共產黨，解放後奉命從香港回國參加工作。下鄉土改，訪貧問苦，扎根串聯，與窮苦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到半年，形銷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腳下地勞動，感染了「香港腳」，十隻腳趾爛得一塌糊塗。鄉下缺醫缺藥，就用生切煙絲，敷在爛處，誰知更糟，兩隻腳都腫了起來，痛苦萬狀。一日無聊，口占一闋﹝虞美人﹞，詞曰：「訴苦扎根何時了，眼淚流多少？感冒鼻塞又傷風，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階級今猶在，只是地位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黃教授個人情緒的渲洩，被上綱上線，說是地主階級垂死掙扎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在土改隊內部，由一名解放軍營長主持，一氣開了五場批判會。黃教授試圖作一些解釋，更被視為態度頑固，一些激進隊員，甚至摑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領，和農民鬥地主差不多。最後，撤銷副隊長職務，留隊察看。
廣東的地方幹部，包括省、地、縣、區、鄉的領導幹部，多半在土改運動中被整肅，處分。並在解放軍幹部、包括外來幹部中，形成一種看法：地方幹部和地主富農划不清界線，過不好土改關。地方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幹部﹞一直處於被歧視、受壓制的地位。特別是黨內由陶鑄主導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把古大存、馮白駒等一批老幹部打下馬，種下了本地幹部和外來幹部長期不團結，鬧對立的禍根。
土改消滅了地主階級，也消滅了富農階級，嚴重傷害了海外華僑的利益。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由於地主﹝傳統的土地經營者，有的還兼營工商業﹞被消滅，突然間失去平均，如同一場大地震，一場浩劫，社會生命和財富，遭致極嚴重損毀。用暴烈的革命手段，摧毀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引起長期的社會動亂，不可避免。
著名僑鄉廣東，華僑在土改中也遭受嚴厲清算，後遺症至今無法治癒。可見，當年主張僑鄉應制定「特殊政策」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的。黨內沒有民主可言，又以軍隊的暴力，打擊不同見解，革命政黨招牌，永遠無法掩蓋軍閥面目。
吃飯不要錢
一九五八年初，陶鑄指示創辦了一份理論雜誌，並親自題寫刊名「上游」，作為省委機關刊物。這是一個向毛主席黨中央表忠的行動。反右派鬥爭，黨內外幾十萬知識份子遭殃，百鳥爭鳴變成鴉雀無聲。緊接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就提上全黨全國議事日程。「上游」雜誌的出版發行，就成為「總路線」在廣東最高級、最響亮的吹鼓手。
貫徹「總路線」以大批判開路。全省城鄉立即掀起一場群眾性大批判運動。農村顯得特別熱鬧，男男女女，隨時隨地，在黨支部書記主持下，田頭辯論會說開就開。批判詞翻來覆去不外那幾句，「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打倒觀潮派」、「拆掉獨木橋」、「單幹是絕路」、「集體幸福長」、「放衛星，奪高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超英趕美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全部抄自報刊或文件，沒有一句發自人們的內心。
正當全黨上下發高燒，血壓水銀柱竄出三百度，陶鑄在一次高層會議上，喜孜孜地提出：糧食高產又豐收，當今吃飽飯，不必發愁了。經過秀才們修飾，最後陶鑄拍板定案，成為南方日報頭版頭條新聞大字標題：「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
消息一經發出，層層傳達落實，嶺南六千萬人民，歡天喜地進食堂，吃飯不要錢。
有的地方，敢想敢幹，公共食堂也「放衛星」：比誰吃得最多。海南島一位姓杜的文教處長告訴我：「全島吃得最多的是一個黎族漢子，經過縣委書記驗收，證明一頓吃了三十六碗大米飯。正好中央電影新聞紀錄制片廠來拍「新人新事」，煮大鍋白米飯拍一鏡頭，大口扒飯拍一個鏡頭，當然都是特寫鏡頭，三十多個碗疊起來像座塔，又拍一個鏡頭，最後是對著圓鼓鼓的大肚子，再來個大特寫。」處長說完哈哈大笑。有的食堂，還制定五年計劃，逐年增加肉魚蛋奶蘋果香蕉，力爭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的水平。
正當報刊電台大唱「公共食堂萬年春，米缸拿來做花盆」的頌歌，廣東還是有人頭腦比較清醒。這個人姓羅，名翼群，官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東省分會副主任委員。在一次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羅翼群老先生開誠佈公，當面提請陶書記了解一下，公共食堂是不是有浪費糧食的情況。他懇切而又嚴肅地說：「照目前這樣吃法，不出三個月，恐怕就把糧食吃光，農民怕要餓肚子。」
羅老先生的普通話，帶著濃重的粵西口音，說「餓肚子」聽起來好像說「餓肚死」。陶鑄聽到這裡，勃然大怒，厲聲說：「危言聳聽！在共產黨領導下，我不相信農民會餓死！」羅翼群試圖解釋：「我沒有說餓死，我是說餓肚子。」陶鑄哪裡聽得進去，繼續大聲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要不要搞社會主義？要不要大躍進？廣東人民和你有絕然不同的態度，人民是擁護的，你羅先生，是反對的，因為你站在右派的立場上，不願意改變！」
在場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都有反右派的經驗教訓，剛才也沒很在意聽羅委員說話，更沒想到陶書記會發這麼大脾氣，一時間，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說甚麼好。羅翼群受不了這麼大的委屈，更不堪當面受辱，脹紅著臉說：「官不小，器度不大。」站起來拂袖而去。場面十分尷尬，大家不歡而散。
幾天後，南方日報頭版發出一條消息和一篇評論，號召全省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立即行動起來，徹底批判羅翼群的「農民餓死邊緣」論，粉碎右派勢力向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猖狂進攻。接著，省委派出一部小汽車，給予羅老先生專用，接送他老先生到各地，與幹部群眾進行面對面「大辯論」。南方日報還派出一名高級記者隨行，每天都有「大辯論」的特別報來導。
不到三個月，對羅的批判尚未結束，農村就開始出現羅老先生不幸言中的情況。如果，陶鑄這時頭腦比較冷靜，只要有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調查一下，農村的真實情況是不難了解的。
全省各地紛紛告急，糧食缺少，公共食堂難以為繼。陶鑄一聽大動肝火，你們報產量，爭放衛星，畝產超千斤、超萬斤，甚至幾萬斤。現在又說糧食短缺，你們把糧食藏到哪裡去了？陶鑄感到受騙的恥辱，不假思索，立即雷厲風行，在農村掀起一場「反瞞產」鬥爭。層層打壓層層鬥爭，最後連農民剩下不多的口糧，幾乎刮光。
至此，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饑荒，已經無法避免。這是陶鑄的不幸，更是南粵六千萬人民的大不幸！
十年後，陶鑄已經從封疆大吏，躍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文革小組顧問，排名於毛、林、周之後，居第四把手。他僅僅不能同意極左派江青等的言行，對劉少奇、鄧小平時有寬恕之辭，成為不識時務的俊傑。文痞姚文元奉旨寫了一篇批陶文章《評陶鑄兩本書》，即將陶鑄打成「叛徒」、「保皇黨」。
陶鑄所受的委屈和污辱，與當年羅翼群老先生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受打擊郤千百倍於羅。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鑄被發現死在安徽合肥，終年六十一。
3/15/2000
﹝刊登於 傳記文學 第七十六卷 第六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