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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評征文】浮生瑣憶(4)

陶鑄治粵二三事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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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8日訊】陶鑄治粵,從一九五一年春開始,至一九六六年竄升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謂官運亨通,風光了得。不料三年後,即被打成「叛徒」、「保皇黨」,死於非命。

中共建政後治粵, 不乏中央級大人物,最早有葉劍英,後來有習仲勳、楊尚昆,但治粵時間最長,黨內外政績最顯著的,當推陶鑄。

挾霸氣而長粵

一九五0年夏,粵東區黨委的幾位主要負責人,就如何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爭論。一方堅持「潮汕是著名僑鄉」,必須制定具體政策,以適當照顧本地區這一特殊情況。另一方堅持「天下烏鴉一般黑」,強調「特殊」,必然模糊階級路線,保護地主,損害貧僱農的利益。爭論沒有結果,提升到上級黨委。

不料,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也有相同的爭議。廣東﹝甚至兩廣﹞的土改應如何進行,一時成為具有全局性影響的大問題。中共中央派出一個調查小組,仔細聽取各方的申辯。問題是粵東區黨委提出來,雙方的爭辯尤為激烈,拍桌子摔凳子的,斷章取義、挖老底的,差一點沒演出動武抓人的鬧劇。最後,中央做了結論:「特殊派」堅持地主富農路線,犯了嚴重的右傾路線錯誤。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犯錯的主要負責人開除黨籍,發配海南島軍墾農場勞動改造。

中共中央華南分局也做出人事調動,第一書記葉劍英調中央軍委,書記方方調中央僑務委員會主任。同時,中央任命陶鑄為華南分局第一書記。

陶鑄當時是第四野戰軍政治部主任。他走馬上任,立即提出一個口號:「依靠大軍搞土改!」三年解放戰爭,消滅了蔣介石反動派八百萬軍隊,解放大軍所向披靡。如今,又「雄糾糾,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定能夠「打敗美帝野心狼」!所以,口號一提出來,黨內黨外,國內國外,自然產生一種無比的威嚇作用。

當時我還不知道陶鑄是誰,但聞解放軍威名,如雷貫耳。一九五一年四月,我被調往南方大學二部學習土改政策。第一天開會,先由華南分局宣傳部長蕭向榮做大報告,我第一次聽到「陶鑄」這個名字,也第一次聽到「依靠大軍搞土改」這個新口號。蕭向榮是一位軍人,站在講台上一講三小時,上千人的會場,鴉雀無聲。

宣佈班、組名單,我才知道自己是一個學習組的副組長。我們這個學習組有二十來人,一半是高等院校的師生,另一半是解放軍,其中最高職務是連長,最低職務是班長。組長是一位姓鄧的連長,披一件破舊軍棉襖,斜掛著一支駁殼槍。

鄧組長第一次主持學習會,是各人自報家門。鄧組長首先自報:四川人,出身僱農,參軍後從東北打到廣東,現任連長。「僱農」證明苦大仇深,「連長」說明身經百戰,憑這兩點就足以令我們這些知識份子感到自卑。大家自報完畢,鄧組長當眾宣佈:從現在起,由副組長負責主持學習。我好像被黃蜂螫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站起來,連連搖頭:「不──不敢。」

鄧組長也站了起來,瞪著我說:「你先坐下。我告訴你,我是共產黨員,你是青年團員,我是組長,你是副組長,我是僱農,你是大學生,不管怎說,你都得服從我。」

秀才遇著兵,有理無理都說不清。我硬著頭皮主持學習,解放軍組員個個熱烈發言,一套一套的新名詞,「清匪反霸」、「階級仇民族恨」、「地主惡霸」、「蔣匪幫」、「美帝國主義」、「和平土改」、「右傾主義」、「堅決鬥爭」、「無情打擊」,最後總是鄧組長三言兩語就結束學習會。我的同學私下取笑我:「你像生爐子用的刨花,開個頭完事。」

有一天上午,閱讀學習資料。大家圍坐在一張長方形木桌子,鄧組長就坐在我的正對面。和往常有些不同,解放軍組員不像往日那麼情緒昂揚,只有少數人閱讀,有的還唸唸有詞,斷斷續續,十分困難。多數人顯得有些煩躁不安,有的不停抽煙,有的大聲咳嗽、打哈欠,鄧組長更是肆無忌憚,抽出他那把駁殼槍,擺在桌子上,一邊拆卸一邊擦。

我是學習主持人,公然在我面前擦槍,別說走火,起碼對我不尊重,影響全組學習,也是很不應該的。我無法再忍受下去,就向鄧組長擺擺手,小聲地說:「大家都在閱讀文件,你快收起來吧!」

「快完了,快完了。」他連忙收拾槍械組件,最後裝上彈匣。

砰!突如其來的一聲槍響,大家都嚇了一跳。我立即站起來,活動一下胸部,沒有感覺不妥。緊挨著我右手邊座位的一位李姓同學,也跟著我站了起來,全身搖搖晃晃。

我轉過頭一看,李同學兩眼發直,左胸冒出一片鮮血,不禁驚叫一聲:「流血!」

聽到我的叫聲,李同學低頭看了一眼,就昏迷不醒。我連忙抱住李同學,大聲叫起來:「快!送醫院!」

令我不解的是,直到送走李同學,身經百戰的解放軍英雄鄧連長,臉無血色,呆若木雞。後來聽說,鄧連長是個目不識丁的文盲。這次擦槍走火,雖傷人並未殞命,罰關禁閉之後,就解甲歸田去了。

廣東的土改工作團,按建制負責一個縣的土改運動。團長兼任縣委書記,第一把手,通由解放軍的團級幹部擔任。土改團下設土改隊,每隊包乾一個鄉。隊長由解放軍連級幹部擔任。土改最後一個階段,是建設新政權。所以,縣、區、鄉三級黨委和政府的第一把手,全部是軍人。團上面設地區土改委員會,主任兼同級黨委書記,由一名師級幹部擔任。省一級的土委會,大權當然在陶鑄手裡。

土改運動結束,新政權正式建立起來,全省一百多個縣,一千多個區、鄉,以及主要部門的第一把手,都是由四野調出來的軍隊幹部。至此,人們似乎才認識到,陶鑄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的真正意義。

消滅所有烏鴉 

「天下烏鴉一般黑,世上地主一樣毒。」烏鴉是不吉利的,把地主與烏鴉相提並論,更把烏鴉的「黑」,形同地主的「毒和罪」,的確深入淺出,打動貧窮農民的心。

我參加過一次土改工作隊,並擔任副隊長,還參加過一次土改復查,負責區法庭的工作。可以說,經歷了廣東三年土改運動的全過程。「烏鴉黑,地主毒」的概念,灌輸到我的思想,並成為我判斷是非的唯一標準。後來我想,如果我丟棄這一標準,絕不可能通過陶鑄設下的這個「土改關」,那麼,我會是另一種不堪設想的命運。

陶鑄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留著小平頭,穿一套略嫌肥大的舊軍服,永遠無法改變的是他一口湖南腔。在中山紀念堂聽他做大報告,非常吃力,幾千名聽眾,不得不交頭接耳,會場常有一陣嗡嗡聲。陶鑄也有幽默,他說:「不要說你們是我的下級,就是見到毛主席,我還是這副腔調。聽不懂怎辦?硬著頭皮聽下去就是了。」他也採取一些變通,某一些他認為重要的,就臨時叫秘書翻譯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說到「階級路線」。他重複好幾遍「堅決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孤立富農,有步驟、有計劃地消滅地主階級。」然後再叫秘書逐句翻譯。
 
隨著土改運動的不斷深入,我越來越感覺到「階級路線」的恐懼。

按照陶鑄的說法,全省的幹部群眾,都要過「土改關」,無一例外。解放戰爭期間,你如果堅決站在共產黨解放軍一邊,那怕只是口頭上表示擁護支持,你就算過了「解放戰爭關」。如果站在“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一邊,就要把你打倒,過不了「關」。現在過「土改關」,就看你是否擁護「階級路線」。所以,歷次「整頓階級隊伍」,都要查家庭出身、階級成份、社會關係、是否參加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立場是否堅定、思想作風是否正派、勞動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勞任怨,等等。

有一位土改隊副隊長,姓黃,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授,解放前加入共產黨,解放後奉命從香港回國參加工作。下鄉土改,訪貧問苦,扎根串聯,與窮苦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到半年,形銷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腳下地勞動,感染了「香港腳」,十隻腳趾爛得一塌糊塗。鄉下缺醫缺藥,就用生切煙絲,敷在爛處,誰知更糟,兩隻腳都腫了起來,痛苦萬狀。一日無聊,口占一闋﹝虞美人﹞,詞曰:「訴苦扎根何時了,眼淚流多少?感冒鼻塞又傷風,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階級今猶在,只是地位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黃教授個人情緒的渲洩,被上綱上線,說是地主階級垂死掙扎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在土改隊內部,由一名解放軍營長主持,一氣開了五場批判會。黃教授試圖作一些解釋,更被視為態度頑固,一些激進隊員,甚至摑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領,和農民鬥地主差不多。最後,撤銷副隊長職務,留隊察看。

廣東的地方幹部,包括省、地、縣、區、鄉的領導幹部,多半在土改運動中被整肅,處分。並在解放軍幹部、包括外來幹部中,形成一種看法:地方幹部和地主富農划不清界線,過不好土改關。地方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幹部﹞一直處於被歧視、受壓制的地位。特別是黨內由陶鑄主導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把古大存、馮白駒等一批老幹部打下馬,種下了本地幹部和外來幹部長期不團結,鬧對立的禍根。

土改消滅了地主階級,也消滅了富農階級,嚴重傷害了海外華僑的利益。兩千多年的農業社會,由於地主﹝傳統的土地經營者,有的還兼營工商業﹞被消滅,突然間失去平均,如同一場大地震,一場浩劫,社會生命和財富,遭致極嚴重損毀。用暴烈的革命手段,摧毀傳統的社會生產關係,引起長期的社會動亂,不可避免。

著名僑鄉廣東,華僑在土改中也遭受嚴厲清算,後遺症至今無法治癒。可見,當年主張僑鄉應制定「特殊政策」的意見,不是沒有道理的。黨內沒有民主可言,又以軍隊的暴力,打擊不同見解,革命政黨招牌,永遠無法掩蓋軍閥面目。

吃飯不要錢

一九五八年初,陶鑄指示創辦了一份理論雜誌,並親自題寫刊名「上游」,作為省委機關刊物。這是一個向毛主席黨中央表忠的行動。反右派鬥爭,黨內外幾十萬知識份子遭殃,百鳥爭鳴變成鴉雀無聲。緊接著,「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就提上全黨全國議事日程。「上游」雜誌的出版發行,就成為「總路線」在廣東最高級、最響亮的吹鼓手。

貫徹「總路線」以大批判開路。全省城鄉立即掀起一場群眾性大批判運動。農村顯得特別熱鬧,男男女女,隨時隨地,在黨支部書記主持下,田頭辯論會說開就開。批判詞翻來覆去不外那幾句,「鼓足幹勁」、「力爭上游」、「打倒觀潮派」、「拆掉獨木橋」、「單幹是絕路」、「集體幸福長」、「放衛星,奪高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超英趕美大躍進」、「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全部抄自報刊或文件,沒有一句發自人們的內心。

正當全黨上下發高燒,血壓水銀柱竄出三百度,陶鑄在一次高層會議上,喜孜孜地提出:糧食高產又豐收,當今吃飽飯,不必發愁了。經過秀才們修飾,最後陶鑄拍板定案,成為南方日報頭版頭條新聞大字標題:「三餐大米飯,盡肚子吃飽」。

消息一經發出,層層傳達落實,嶺南六千萬人民,歡天喜地進食堂,吃飯不要錢。

有的地方,敢想敢幹,公共食堂也「放衛星」:比誰吃得最多。海南島一位姓杜的文教處長告訴我:「全島吃得最多的是一個黎族漢子,經過縣委書記驗收,證明一頓吃了三十六碗大米飯。正好中央電影新聞紀錄制片廠來拍「新人新事」,煮大鍋白米飯拍一鏡頭,大口扒飯拍一個鏡頭,當然都是特寫鏡頭,三十多個碗疊起來像座塔,又拍一個鏡頭,最後是對著圓鼓鼓的大肚子,再來個大特寫。」處長說完哈哈大笑。有的食堂,還制定五年計劃,逐年增加肉魚蛋奶蘋果香蕉,力爭超過英國,趕上美國的水平。

正當報刊電台大唱「公共食堂萬年春,米缸拿來做花盆」的頌歌,廣東還是有人頭腦比較清醒。這個人姓羅,名翼群,官拜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東省分會副主任委員。在一次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上,羅翼群老先生開誠佈公,當面提請陶書記了解一下,公共食堂是不是有浪費糧食的情況。他懇切而又嚴肅地說:「照目前這樣吃法,不出三個月,恐怕就把糧食吃光,農民怕要餓肚子。」

羅老先生的普通話,帶著濃重的粵西口音,說「餓肚子」聽起來好像說「餓肚死」。陶鑄聽到這裡,勃然大怒,厲聲說:「危言聳聽!在共產黨領導下,我不相信農民會餓死!」羅翼群試圖解釋:「我沒有說餓死,我是說餓肚子。」陶鑄哪裡聽得進去,繼續大聲說:「這是個大是大非的問題!要不要搞社會主義?要不要大躍進?廣東人民和你有絕然不同的態度,人民是擁護的,你羅先生,是反對的,因為你站在右派的立場上,不願意改變!」

在場各民主黨派負責人,都有反右派的經驗教訓,剛才也沒很在意聽羅委員說話,更沒想到陶書記會發這麼大脾氣,一時間,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說甚麼好。羅翼群受不了這麼大的委屈,更不堪當面受辱,脹紅著臉說:「官不小,器度不大。」站起來拂袖而去。場面十分尷尬,大家不歡而散。

幾天後,南方日報頭版發出一條消息和一篇評論,號召全省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立即行動起來,徹底批判羅翼群的「農民餓死邊緣」論,粉碎右派勢力向社會主義新生事物的猖狂進攻。接著,省委派出一部小汽車,給予羅老先生專用,接送他老先生到各地,與幹部群眾進行面對面「大辯論」。南方日報還派出一名高級記者隨行,每天都有「大辯論」的特別報來導。

不到三個月,對羅的批判尚未結束,農村就開始出現羅老先生不幸言中的情況。如果,陶鑄這時頭腦比較冷靜,只要有一點實事求是的精神,認真調查一下,農村的真實情況是不難了解的。

全省各地紛紛告急,糧食缺少,公共食堂難以為繼。陶鑄一聽大動肝火,你們報產量,爭放衛星,畝產超千斤、超萬斤,甚至幾萬斤。現在又說糧食短缺,你們把糧食藏到哪裡去了?陶鑄感到受騙的恥辱,不假思索,立即雷厲風行,在農村掀起一場「反瞞產」鬥爭。層層打壓層層鬥爭,最後連農民剩下不多的口糧,幾乎刮光。

至此,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饑荒,已經無法避免。這是陶鑄的不幸,更是南粵六千萬人民的大不幸!

十年後,陶鑄已經從封疆大吏,躍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文革小組顧問,排名於毛、林、周之後,居第四把手。他僅僅不能同意極左派江青等的言行,對劉少奇、鄧小平時有寬恕之辭,成為不識時務的俊傑。文痞姚文元奉旨寫了一篇批陶文章《評陶鑄兩本書》,即將陶鑄打成「叛徒」、「保皇黨」。

陶鑄所受的委屈和污辱,與當年羅翼群老先生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受打擊郤千百倍於羅。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鑄被發現死在安徽合肥,終年六十一。  

3/15/2000

﹝刊登於 傳記文學 第七十六卷 第六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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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廣東揭陽,一九二九年出生於錢坑鄉。高中肄業,即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宣隊,一九五一年於華南人民文學藝術學院戲劇系本科畢業。先後在《工農兵》文藝半月刊、《廣東文藝》月刊、《珠江》文學月刊等雜誌社任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一九八六年獲國家副編審職稱。工作之餘,喜歡讀書和寫作,發表過多篇詩歌、散文、歌劇文學劇本及文學評論,著有長篇小說《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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